刘江永
摘要：可持续安全目前已成为中国国家安全的新理念。习近平主席近期在上海亚信峰会的重要讲话，提出了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安全的亚洲安全观。这可以概括为可持续安全四项基本原则，堪称是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继承和发展。理解可持续安全的真谛，有必要从国际战略的视角予以解读。邓小平30年前提出的两大时代主题——和平与发展，伴随国际安全形势的变化，如今可以概括为安全与发展。可持续安全与可持续发展同样重要。非传统国际格局的出现及矛盾激化，迫使美国调整在传统国际格局内的政策优先顺序。中关谋求可持续安全有利于新型大国关系的建立与发展。中国弘扬可持续安全理念可大有作为。
关键词：可持续安全国际格局 中美关系 国家安全
中图分类号：D80文献标识码：A文章标号：1005-4812(2014)06-0001-17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100周年和中日甲午战争120周年之际，习近平主席作为国家领导人在世界上第一个提出可持续安全（sustainable security）的国家安全理念和基本原则，这为国际安全局势趋于恶化的世界带来希望之光。
2014年5月，在上海举行的亚信峰会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首次代表中国政府全面论述了共同安全、综合安全、合作安全与可持续安全。习近平表示：“应该积极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创新安全理念，搭建地区安全和合作新架构，努力走出一条共建、共享、共赢的亚洲安全之路。”他指出，“可持续，就是要发展和安全并重，以实现持久安全……对亚洲大多数国家来说，发展就是最大安全，也是解决地区安全问题的总钥匙。”
继而，亚信峰会发表的《上海宣言》也吸纳了“可持续安全”的提法：“我们认为，在全球化大背景下，安全的涵义已演变为一个综合概念，安全的跨国性、综合性和联动性日益突出。本地区各国不仅利益与共，而且安危与共，任何一国在安全问题面前都难以独善其身。各国应在迄今已达成共识基础上，谋求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安全。”
从国际战略视角看，中国提出可持续安全战略思想并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同，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因为它抓住了当今时代的主题-安全与发展；顺应了世界各国谋安全、求发展的普遍利益诉求；符合维护国家安全与国际安全的客观需要；指出了人类社会在安全领域文明与进步的前进方向。
一、 21世纪两大时代主题：安全与发展
邓小平生前曾于1984年至1985年指出：“国际上有两个大问题非常突出，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南北问题。还有其他许多问题，但都不像这两个问题关系全局，带有全球性、战略性的意义。”“现在世界上真正的大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是东西问题，发展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
当时，世界上就有人疑惑中国强大了要干什么？根据上述论断，邓小平进一步指出：“中国现在是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的力量，不是破坏力量”，因而“中国的发展对世界、对亚太地区的和平和稳定都是有利的”。邓小平还提出了中国20世纪80年代的三大任务：集中精力发展经济；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争取实现祖国统一。这些清晰正确的战略判断，使一些对中国有疑虑的国家改变了看法，也为中国现代化建设赢得了30多年和平的国际环境和良好的周边环境。
如今，30年过去了，邓小平理论的基本指导思想依然有效。中国作为世界和平稳定的力量的本质并没有因为中国的发展壮大而改变。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与30多年前相比，世界上带有全局性的战略问题则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世界带有全局性的战略问题似乎很难再简单地用“和平与发展”来概括，因为其内涵和外延都发生了变化。有鉴于此，21世纪世界面临两大主题可以概括为安全问题与发展问题。“安全问题”包括维护世界和平问题及应对和平状态下非传统安全威胁在内的可持续安全问题；“发展问题”也不只是南北问题，而是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谋求可持续发展、人类与自然和谐的经济增长，以及应对气候变化等更为复杂的挑战。与30年前相比，当今世界发生以下重要变化：
首先，伴随冷战结束、苏联解体，原来意义上的东西方关系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以欧洲为战略重点的美俄地缘战略争夺与战略武器相互威慑。其次，世界总体和平尚可维系，但21世纪以来局部战争从未停止，其规模、烈度和范围有扩大之势。第三，除了战争与和平的传统安全问题以外，国际恐怖主义、海盗猖獗、走私贩毒、能源安全、经济安全、金融安全、网络安全、科技安全、生态安全、埃博拉病毒跨境传染病等非传统安全的因素明显上升。第四，暴力的多边主义作为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变种，与网络化的国际恐怖主义尖锐对抗，形成非传统意义上的国际新格局，并从不同角度构成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第五，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美两国在探索一种相互尊重、不对抗、不冲突的新兴大国关系，中国将坚定不移地维护国家主权与安全的底线。第六，伴随中国经济、贸易、投资在全球范围的延展，包括海上通道安全、人员在海外生命财产安全等海外涉华安全利益较前突出。第七，日本福岛核电站事故造成严重核污染有可能超过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并对海洋生态环境造成长远影响，核安全问题的重要性超过核能发展的迫切性。
强调“安全问题”是世界的主题之一，丝毫也不意味会减少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关注，和平问题依然是安全问题的核心，在乌克兰、在叙利亚、伊拉克尤其如此；而发展问题仍然是安全问题的关键。上述战乱说到底是经济发展失衡、民族宗教矛盾激化、权力之争与地缘战略角逐交织，以及外部势力介入的必然结果。
如今，中国的经济总量已跃居世界第二，又在高歌猛进地谋求实现中国梦。世界上一些人又在问：中国强大了究竟会干什么？中国表示要和平发展，一些国家又问那为何要增强军事力量，准备打赢战争？有人心怀叵测地宣扬中国强大后会对1840年以来历史上的屈辱“复仇”；也有人误判形势认为，可以利用中国“和平发展”的政策宣示而在领土领海问题上挑战中国，迫使中国陷入悖论与困境。
要回答这些问题，首先取决于中国自身能否做出正确的形势判断，是否拥有正确指导政策制定的战略理论。欧洲、中东的战火硝烟使我们没有根据把当今时代描绘为“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从社会发展史角度看，当今时代的主要特征是两种社会制度并存、多种国家模式竞争。在这一并存与竞争的时代，世界面临的两大课题是可持续安全与可持续发展问题。这两大问题的解决只能依靠世界各国根据本国国情实行改革，正确地实现符合时代潮流的国家模式转型，而不是相反。
从理论上讲，中国道路不能只用和平发展来概括，因为其他国家多数也是如此。中国道路的实质主要是指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形态，这是中国国情与历史演进决定的。中国模式则主要是指中国谋求可持续安全与可持续发展的国家形态，其中既有中国自身的特殊性，也有可以与世界各国分享、取长补短的普适性。中国未来的改革，就是要借鉴世界各国之长，通过建立和完善科学的发展观与安全观，不断创新和完善国家发展模式与安全模式。中国不仅要在实践方面妥善处理好面临的各种安全挑战，而且要在理论观念方面为世界做出具有引领性的贡献。这样，世界就会看到，进一步强大的中国是维护世界可持续安全、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和平进步力量。
面对国际上的某些疑问，我们需要明确回答三个“绝不”：第一，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绝不意味着当国家安全和统一面临威胁时放弃使用武力捍卫主权与安全。第二，中国增强国防力量绝不是要针对历史上对中国造成国耻的国家复仇，而是要防止历史悲剧重演，谋求实现可持续安全。第三，中国的可持续安全绝不靠任何人恩赐或盟友保护，而只能依靠与本国发展水平和实际需要相匹配的国防力量，以及包括国际合作在内的相关对策。作为一个主权国家，这些权利难道不是天经地义的吗？
对于中国来说，在外部和平局面得以维持的情况下，维护国内安全更应受到重视。中国自2010年国内总产值超过日本，居世界第二之后，又连续战胜国内外重重困难，取得许多可喜的新成就，但国内安全问题和潜在的不安全因素不容忽视。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和国际恐怖势力等境内外敌对势力相互勾结，制造事端，伺机破坏；国际金融市场波动，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中国人民币升值压力与出口阻力同时增大，来华直接投资减少，国家经济、金融安全风险上升，社会腐败、丑恶现象滋生，贫富差距拉大，群体事件频发，2014年，香港发生以所谓争民主为招牌少数人聚众“占中”闹事，严重损害了香港正常的生活、交通与工作秩序和国际形象；自然灾害与安全事故严重危害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抢速度、谋增收而忽视安全等人为疏失，造成“豆腐渣”工程的楼倒桥塌，高铁、地铁追尾事故酿成人员伤亡惨祸，唯利是图、为富不仁谋发展，导致有法不依，监管不力的食品安全、矿难事故、环境污染、生态安全等问题触目惊心。中国对外可以继续宣示和平发展，而对内则必须强调安全发展。
历史的经验教训值得注意，现实的威胁挑战值得警惕。在信息化社会，上述国内外不安全因素不断积累．久而久之就可能在一定条件下相互影响，彼此叠加，对中国国家安全构成复合型威胁。纵观中国历史，无内忧则外患难至，外患至则内忧更甚。国家安全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是内忧外患同时并发，海陆两面受敌；最成功的经验之一是富而以民为本，强而与邻为善，安而有备无患；最大教训之一是闭关自守，盲目自大，弱而官僚腐败，乱而压内媚外，战而有患无备；最值得注意的规律之一是大乱后必有大治，大治后易出大乱。鉴于此，可持续安全问题必然被提上国家总体安全的议事日程。
事实证明，可持续安全与可持续发展两者相辅相成而不可偏废。没有可持续安全，可持续发展就没有保障；而没有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安全也会缺乏必要的物质基础。从这一角度思考中国的治国战略十分必要。首先要清醒地认识到，目前中国人均GDP仍排在世界第100位左右，作为发展中国家还须继续集中精力一心一意谋发展。与此同时，必须认清，如果连人的生命安全都不能保障，发展也就失去了意义。如没有科学的安全观，即便科技和经济发展了，也可能导致更大规模的战争与杀戮。从这个意义上讲，可持续安全或许比可持续发展更重要。因为一旦丧失主权与安全，发展成果可能毁于一旦，所以确保国家的可持续安全是未来一切事业发展的大前提。
二、非传统国际格局出现使国际安全形势更加复杂化
自2001年“9·11”事件以来，国际格局发生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重大变化：在传统国际关系格局之外又出现了一个“非传统国际格局”。传统国际关系格局特点是国家与国家、国际集团与国际集团的较量与力量对比的变化，而非传统国际格局的特点则是国家与非国家、非政府行为体之间的较量与非对称战争。这种非传统国际格局，已出现以美国为首的一极，和以国际恐怖组织网络化所形成的“隐形一极”之间的长期热战状态。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将意味着日本未来可能作为美国的帮凶被卷入这种非传统国际格局的热战之中，成为国际恐怖组织未来的打击目标。
“9. 11”事件以来，社会信息化与恐怖活动全球化、网络化，已经形成“隐形一极”，其与传统超级大国及其盟国之间的“热战”没有因为伊拉克战争结束和本·拉登被击毙而终结。恰恰相反，美国的军事打击虽然捅掉一个马蜂窝，但“基地”组织等新的马蜂筑巢行动又从南亚蔓延到西亚北非地区。2014年，产生于叙利亚、猖獗于伊拉克的“伊斯兰国”即是最新的典型案例。其已迅速成为具有正规军作战能力的非政府、非国家武装集团，采取恐怖杀戮与军事行动相结合的手段，对美国及其盟国宣战。蒙面的隐形杀手未来有可能公开化。对于伊拉克政府来说，这种非传统安全意义上的国际恐怖组织已经发生质变，转化为传统安全领域的现实威胁。
非传统安全威胁与传统安全威胁交织，以及非传统国际格局的出现，必将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传统超级大国的国家安全战略。美国曾深感：2001年9月11日“发生在美国领土上的最致命的袭击，揭示了我们所面临的最直接的威胁，要求我们采取强有力和持续有效的措施来保卫国家”。21世纪伊始，美国的布什政府便宣布：美国进入反恐战争。其后的奥巴马政府也认为：“冷战结束以来20年的最大特征是变化所带来的希望与危险并存。和平民主阵营有所扩大；核战争的危险已经消除；主要大国和平共处；全球经济实现增长；商业往来把各国命运联系在一起；越来越多的人能够主宰自身命运。与这些进步并存的是挥之不去的难题。意识形态战争已让位于由宗教、种族和族群认同所引发的战争；核危险在扩散；不平等与经济不稳定有所加剧；环境和食品安全遭到破坏、公共卫生遭受威胁的现象越来越普遍；新技术既可用于建设，也可用于破坏。”
奥巴马政府曾坚信大国间和平共处成为可能。同时认为，全球化也加剧了美国所面临的危险，包括国际恐怖主义、致命技术的扩散、经济动荡和气候变化等。美国虽然没有使用“非传统格局”这个词汇，但明确表示，“伊拉克战争虽已结束，我们的军队又奉命再次以阿富汗为重点，完成瓦解、摧毁和击败‘基地’组织及其追随者的承诺。……面对由国家、非国家行为体和失败国家等构成的多样化威胁，我们将保持军事优势。”
美国既要维系在传统国际格局中的主宰地位和地缘战略优势，又不能不从本国安全利益出发，应对非传统国际格局的严峻挑战。因为一旦国际恐怖组织获得针对美国的核武器、核材料，美国的核威慑理论将失灵。在这一背景下，截至2010年，奥巴马政府对华政策基调是：“将继续寻求与中国建立积极、合作、全面的关系。我们欢迎中国与美国以及国际社会一道，在推进经济复苏、应对气候变化与不扩散等优先议题中，担当起负责任的领导角色。我们将关注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并做好准备，以确保美国及其地区和全球性盟友的利益不会受到负面影响。进一步说，随着中国影响力的不断提高，我们将鼓励其做出有利于和平、安全及繁荣的选择。我们正利用中美新建立的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解决更广泛领域的问题，增进双方军事联系以减少猜疑。我们仍将鼓励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台湾之间继续缓和紧张关系。美中两国不会在每个问题上都能达成共识，我们在人权及其它领域立场明确，但意见不同不应该妨碍美中双方在共同利益领域进行合作。务实而有效的双边关系，对于应对21世纪的主要挑战不可或缺。”
然而，在美国国家安全决策中，传统的现实主义、地缘战略思维，甚至新保守主义的影响依然强大。这些陈1日的安全与战略思维方式已落后于时代和维护可持续安全的需要。但是，只要符合美国军工复合体生存发展方式的需要和美国维持世界领导地位欲念，这些思维方式便可以续存，甚至决策中取得支配地位。
伴随2010年中国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日韩合作不断深化，美国为确保霸主地位，提出并实施所谓重返亚太战略。时任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2011年10月在美国《外交政策》发表《美国的太平洋世纪》，强调美国是世界独一无二的领导。2012年6月，美国国防部长帕内塔正式提出亚太“再平衡”战略。奥巴马总统再度当选后，似乎要把重点重新转移到传统国际格局的大国博弈与地缘战略争夺方面，并通过与日本、菲律宾等国的“2+2”会谈和东盟相关论坛释放出美国的这种战略意向。这导致日本的安倍晋三内阁有恃无恐地利用美国发动了一场围堵、制衡中国的“地球仪外交”。
2014年3月，美国国防部《四年防务评估报告》提出保卫本土、营造全球安全、远程投送与决战制胜等三大军事战略支柱。尽管美国意识到“恐怖主义依然是一个持续的、严谨的、不断蜕变中的威胁”，开始强调全球战略的“再平衡”，但维持中东地区安全被置于亚太地区之后。美国将在2020年之前把60%的战舰部署在亚太地区。美国认定，未来10年，中国是唯一能够挑战美国超级大国地位的国家，中国的崛起会对美国经济和安全产生重要影响。2014年4月，奥巴马总统访问日本、菲律宾，在钓鱼岛及南海问题上对中国施压，不久便引发东亚局势紧张。安倍内阁借机解禁集体自卫权，美日加紧修订防卫合作指针。其目的一是针对中国增强威慑力；二是动员日本在全球范围支援美军行动。这些将增大日本卷入暴力多边主义、脱离和平发展道路的危险性，并可能对未来的中美、中日关系蒙上阴影。
事实证明，奥巴马总统及其决策团队发生了严重的战略误判。首先，正当美国忙于“重返亚洲”之际，欧洲乌克兰分裂、内战引发美欧同俄罗斯之间的尖锐对立则是美国所始料不及的。其次，美国推行的“颜色革命”导致中东局势剧烈动荡，叙利亚内战令美国束手无策，按下葫芦浮起瓢，无意中放纵了“伊斯兰国”等极端势力的形成。第三，美国在非传统国际格局中面临的挑战才是现实的安全威胁，而美国却在亚太地区利用矛盾，把中国作为军事上的对手和威胁。时至今日，美国不能不为误判付出沉痛的代价。国际安全形势的急剧变化和复杂化似乎使美国高官的话锋越来越情绪化，而内心却在失去定力和章法。可持续安全的要领之一在于“化敌为友”，而美国的做法却往往是“助友为敌”，最终陷入安全异化的怪圈而难以自拔。在历史上日本偷袭珍珠港事件、阿富汗的“塔利班”兴起、基地组织策划的“9·11”事件、反叙利亚政府的“伊斯兰国”等都是典型案例，美国老毛病迄今没改。
目前，美国并未改变重返亚洲的所谓“再平衡”战略，仍试图利用所谓“朝鲜威胁”“中国威胁”维系在韩国和冲绳的美军基地，重返菲律宾和越南的军事基地，并向韩、日、越、菲推销美国军火，转嫁本国每年削减的约500亿美元的军费财政负担，并继续主宰亚太安全。然而，一旦亚洲各国政府和人民识破这种唯利是图的战略逻辑，谋求自主外交，美国便将不得不调整战略或策略。从这个意义上讲，仁川亚运带来朝鲜与韩国关系解冻具有积极意义。中国推动“亲诚惠容”的睦邻外交也是明智之举。未来亚洲各国人民谋求可持续安全与可持续发展，将形成不可抗拒的时代潮流，任何逆时代潮流而动的政府终将被本国人民唾弃。
2014年至2015年，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有可能被迫面临调整，否则将直接影响美国民主党在2016年大选中的执政地位。首先，在国际安全局势中，明确敌友是关键，而美国的困境在于至今仍未能摆脱“助友为敌”的怪圈。2013年，美国把推翻叙利亚阿萨德政权作为中东战略的重点。同年9月，美国官员曾表示，总统奥巴马已将叙利亚视为最高级别的国家安全威胁。自叙利亚爆发毒气袭击事件之后，白宫就宣布叙利亚是最大的安全威胁，为美国对叙利亚空袭制造舆论。然而，美国为避免直接出兵而陷入第二个伊拉克战争泥潭，曾默许一些盟国对反叙利亚政府的武装提供武器。结果导致基地组织等各种极端势力在叙利亚得势，并与伊拉克境内反政府武装合流，迅速形成令美国生畏的所谓“伊斯兰国”。
其次，乌克兰战乱将打乱美国所谓重返亚洲的“再平衡”战略及政策优先顺序。围绕乌克兰战乱的美俄战略矛盾是苏联解体以来传统欧洲战略格局中地缘战略矛盾的延伸。普京已被北约东扩挤压到无路可退的地步，原为苏联加盟共和国的乌克兰一直存在着亲俄与亲西方的权力之争已达到不可调和的地步。俄罗斯借机重新占领克里米亚令美国难以容忍，这表现在奥巴马总统2014年9月24日在联合国大会的一番演讲中。奥巴马称：“俄罗斯在欧洲咄咄逼人的态势令人回忆起某些大国为实现其领土雄心而践踏小国的历史，而在叙利亚和伊拉克肆虐的恐怖组织‘伊斯兰国’又把我们逼到黑暗的最深处。”他强调：“对于这种邪恶势力不可能有说理的余地，不可能有谈判的余地，这样的杀人犯能够理解的唯一语言是‘武力’。”奥巴马把埃博拉病毒、俄罗斯和“伊斯兰国”并列为三大威胁，而2014年版《四年防务评估报告》中提及的严重威胁地区安全和稳定的伊朗和朝鲜则不在其列。奥巴马发誓要摧毁“伊斯兰国”的“死亡网络”，同时公开号召制裁俄罗斯。这反映出美国在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国际格局中，正伸出双拳应对、但又捉襟见肘的被动局面。这一切矛盾、冲突的种子，实际上早在冷战后和伊拉克战争时便由美国亲手埋下了。
面对这样的国际安全形势，美国未将中国作为“重点威胁”，并表示可以同中国在打击海盗、国际维和、人道救援、灾难搜救等方面加强合作，维持地区安全与稳定。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并没有针对美扛起反霸大旗，而是实事求是地做出形势判断，倡导可持续安全观。中国不仅加强同美国军方的沟通，而且欢迎奥巴马总统出席2014年11月在北京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为建立和巩固中美两国的新型大国关系而继续努力。中国对“伊斯兰国”等极端势力造成的损害坚决反对。与此同时，中国并不赞成美国及其盟国未经联合国授权和别国政府许可便在该国大打出手，进行军事干预，不认为军事打击可以解决根本问题。中国要维系可持续安全，就要在传统国际格局中处理好同美国的关系；在非传统国际格局中避免卷入对抗性矛盾的漩涡，防止“祸水东引”。
三、从战略全局看可持续安全战略特征与内涵
可持续安全战略的基本含义是：一个国家、地区乃至全球，通过和平与合作方式，以较低成本实现较长时期和平与安全的客观状态。可持续安全堪称是一种新型的国家安全模式。其与传统的国家安全理念及范畴不同，更加适应当前和长远维护国家安全与国际安全的需要。
（一）从安全观发展的角度看可持续安全战略的特点和必要性
第一，持久和平不等于可持续安全。和平是指没有战争，而安全是指不受威胁，这是两个相互联系又彼此不同的交叉概念。一般而言，持久和平是可持续安全的前提，但和平不等于安全。即便在长期和平条件下，国家与公民仍会受到来自传统安全或非传统安全方面的威胁，而可持续安全概念恰恰涵盖这两大领域。在特殊情况下，只要能做到战则必胜、胜且能保，非和平状态未必绝对不安全，强大的国防力量堪称是可持续安全的终极守护神。
第二，迄今的安全观并未包含国内安全和公民个体安全。2002年7月，中国提出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主张以互利合作寻求共同安全。中国坚持在安全上相互信任、加强合作，坚持用和平方式而不是战争手段解决国际争端，共同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新安全观是综合安全观、发展安全观、合作安全观、共同安全观，是建立在世界多样性和共同利益基础上的安全观念和安全模式。然而，在没有外敌入侵的情况下，国内安全更显重要；本国公民、法人在境外的生命财产安全问题相对突出。可持续安全战略肩负国内长治久安与不受外部战争威胁的双重维安任务，同时必须重视中国公民在境内外的个体安全，因而堪称是新时期国内新安全观与国际新安全观总和基础的总体安全战略。
第三，迄今的综合安全观不太强调安全的可持续性。综合安全保障战略最早是日本大平正芳内阁提出的，旨在通过政治、外交、经济、军事等综合手段防止和应对战争冲突、能源危机、自然灾害等多种安全威胁。冷战后，联合国倡导“全面包容型安全”。1992年联合国环发大会接受了1972年“罗马俱乐部”报告提出的可持续发展概念，强调经济发展必须有利于资源的永续利用，有利于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而绝不能以浪费资源和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1994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人类发展报告》从经济、粮食、健康、环境、人身、社区和政治安全等七大领域，全面阐述了“人类安全”的概念。然而，迄今联合国尚未提出可持续安全理念。中国应当在这个事关世界和平与发展的议题上有所贡献。事实证明，依靠战争谋求单方面绝对安全必然会发生安全异化，造成生态环境破坏、民族宗教仇恨冤冤相报，综合安全丧失可持续性。
第四，迄今的安全观难以弥合主权与人权之争的对立。发展中国家的安全观往往倾向于维护主权，但国内矛盾激化难免损及部分人权；发达国家的安全观则强调所谓人权，对发展中国家的人道主义干预可能被滥用。可持续安全理念不仅重视国家安全、政权安全，而且重视公民安全。可持续安全从以人为本的角度，强调安全环境与生态环境的统一性、国内稳定与国际和平的统一性、国家主权与公民人权的统一性。可持续安全要求一国政府对内重视改善民生、防止腐败、尊重人权、健全法治；对外营造和平、合作、开放的国际环境，维护国家的领土和主权完整，反对干涉别国内政，尤其反对侵犯他国主权的战争行为。
第五，迄今某些大国或强国的安全观不大重视经济和社会成本。伴随经济增长、财政宽裕而适度加大国防投入是必要的，但过度军备竞赛加速苏联解体的教训是深刻的。近年来，美国安全成本升高与安全程度下降的矛盾也日益突出。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曾经从安全成本角度反思伊拉克战争。他指出，这种成本有三：一是作为“志愿国联合”一员的盟国参与战争的直接成本；二是波及世界经济和特定国家的原油价格上涨成本；三是引起“文明冲突”的成本。结果，美国付出巨大的安全成本反而增大了本国的安全风险，而不计成本的安全是难以持续的。故此，人类需要从经济、政治、社会、环境、生态等综合成本角度，思考安全的可持续性与科学性问题，而可持续安全追求的正是一种科学的安全观。
第六，可持续安全是中国的核心利益而非难以实现的理想。可持续安全是相对，需要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把握，以宏观全局为重，但也不能忽视局部对全局的影响。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经济迅速发展，关键因素之一是得益于自1979年以来没有卷入对外战争；自1989年以来没有发生重大国内动乱，总体上保持了可持续安全状态。未来30年，只要中国能继续保持可持续安全，中国的综合国力就必然出现新的、更大跃升。正因如此，一些敌对势力必然会千方百计制造和利用中国国内外的各种矛盾，破坏和干扰中国的可持续安全。从这个意义上讲，可持续安全是中国必须维护的核心利益，而不是单纯的观念。
（二）可持续安全战略的基本内涵
可持续安全战略是政府长期维护国家安全的一种能力与艺术，旨在确保国家和平与安全状态不被中断。可持续安全战略作为国家安全战略大系统，包括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两大子系统、国内和国际两个安全大局，以及在这个总纲下的若干细目。
可持续安全战略的目标是争取实现低成本、高安全的可持续性。通过本国努力与国际合作，在传统安全领域长期确保世界和平与本国不受侵犯；在非传统安全领域有效维护本国自身安全与各国共同安全。所谓低成本，并不意味单纯节约安全开支，而是从综合意义上而言的安全代价、战略代价。可持续安全战略首先要确保安全状态不被破坏，其次是一旦安全状态受到难以避免的损害或被迫中断后，国家安全可持续性的自我再造与续建。
可持续安全战略的特点是国内安全与国际安全的协调性。为此，在增强国防力量的同时，要大力开展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巧用公共外交。要努力实现中华民族的大团结与世界人民的大团结，实现国内安全利益与国际安全利益的总体平衡。为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要继续促进海峡两岸的和平发展、和平合作与和平融合，进一步促进港澳的繁荣发展。为谋求人类的可持续安全，应支持联合国发挥更大作用。
可持续安全战略的本质是和平与非暴力性。可持续安全的实现要靠实力与王道，而非霸道。在国际上，要提倡和平的多边主义，通过政治磋商、外交对话、国际协调等和平方式，缓和与化解国家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反对暴力的多边主义和单边主义通过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解决国际争端，反对以破坏别国安全利益和生态环境为代价，换取某一国家或国家集团片面的安全利益。东盟地区论坛、上海合作组织、六方会谈等亚洲多边安全对话与合作机制，都是和平的多边主义实践；而暴力的多边主义已经并将继续构成未来发展中国家的主要外部军事威胁。
可持续安全战略的实施具有预防性、综合性与合作性；当今世界，国家面临的安全威胁日趋多元化。传统安全因素与非传统安全因素相互交织，任何一个国家都难以单独应付所有威胁的挑战，需要各国之间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宗教等多方面加强合作，综合治理，以利消除安全威胁的根源。可持续安全战略的原则是：重视综合安全，提倡合作安全，谋求共同安全，争取持久安全。
可持续安全战略尊重各国安全利益的多样性与共同性。它强调世界各种文明、不同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彼此尊重、和谐共存。在世界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信息网络覆盖全球的情况下，世界多种力量在竞争中合作并存，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各国特殊的安全利益与共同的安全利益相互渗透，存在着国际社会就共同安全关切加强合作的必要性与可能性。任何地区安全合作都应尊重有关各国的安全利益与意愿，并在此基础上谋求实现共同安全。
可持续安全战略强调维护国家、地区及全球安全的整体性。建设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就体现了这一理念。国家的发展与繁荣、民主与法制、公平与正义，是维护国内稳定和国际安全的基础。《联合国宪章》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确保各国可持续安全的基本国际准则。任何国家的安全政策都不应违反这些准则而对其他国家的安全构成威胁或损害。可持续安全战略需要中国在加强国内道德、民主、法制建设的同时，积极参与国际法、国际规则制定与完善的进程。
可持续安全战略有赖于各国发展与安全的相对同步性。可持续安全与可持续发展是国家战略大系统中相互关联、相辅相成的两大子系统，应同步推进。在国际上，发达国家应尊重发展中国家的主权、生存权与发展权，通过经济合作促进当地经济发展，消除当地贫困，以利发展中国家确立可持续安全的经济基础。通过国际制裁，加剧社会动乱，颠覆别国政权，不仅无助于解决发展问题，反而可能制造“越穷越打、越打越穷”的恶性循环，到头来必定会损害发达国家的安全与发展利益。
可持续安全战略目标的实现要靠国际合作的可持续性。有关国家可以在反恐、反走私贩毒、反海盗、防治跨国传染病、维护生态环境等跨国安全问题上，加强长期合作。这有利于各国增强政治互信，降低安全成本，提高安全质量，确保可持续的共同安全。要确保国际安全合作的可持续性，就需要有关各国共同建立危机管理合作机制，完善地区安全对话与合作机制，加强联合国在维护可持续安全方面的功能与机制建设。
可持续安全战略包括地缘战略概念的创新。迄今，无论是“海权论”、“欧亚大陆中心论”还是“欧亚大陆边缘地带论”，都是为西方实现世界霸权服务的。实际上，这些地缘战略学说并不具有普适性价值。因为如果其他国家仿效，只会引起新的地缘争夺甚至冲突与战争。可持续安全战略提倡“海陆和合论”，即海洋国家与大陆国家和平合作，以和平方式管理和利用好彼此之间的地缘政治关系。要超越地缘政治制衡，利用地缘经济优势加强区域合作，就需要海陆国家之间建立长期的和平合作伙伴关系，建设性、创造性地妥善处理好领土与海权争议。2013年以来，中国政府提出的“一带一路”，即“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合作构想，并得到相关国家积极响应。这正是新地缘战略思维“海陆和合论”的具体实践。未来东海、南海权益问题的解决，也需要以“海陆和合论”和可持续安全理念为指导，努力寻求各方都能接受的方案。
四、弘扬“可持续安全四项原则”意义重大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可以概括为“可持续安全四项原则”。这堪称是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新发展。未来的中国外交与安全实践将证明，其重要意义将不亚于当年周恩来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可持续安全理念符合时代潮流与世界各国的现实需要，必将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并获得世界各国认同。它不是权宜之计或策略选择，而是具有全局性、战略性、持久性的根本指导方针与原则。它不是只为中国量身定制的，而是对整个人类社会与世界各国都将具有普适性。
（一）习近平提出“可持续安全四项原则”
从习近平在2014年5月上海亚信峰会讲话可以看到中国可持续安全观的政策基调，其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可持续安全四项原则”：
1．共同安全原则，包括安全的普遍性、平等性与包容性。共同安全就是要尊重和保障每一个国家安全。安全应该是普遍的。不能一个国家安全而其他国家不安全，一部分国家安全而另一部分国家不安全，更不能牺牲别国安全谋求自身所谓“绝对安全”。安全应该是平等的。各国都有平等参与地区安全事务的权利，也都有维护地区安全的责任。任何国家都不应该谋求垄断地区安全事务，侵害其他国家正当权益。安全应该是包容的。应该把亚洲多样性和各国的差异性转化为促进地区安全合作的活力和动力，恪守尊重主权独立、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尊重并照顾各国合理安全关切。强化针对第三方的军事同盟不利于维护地区共同安全。
2．综合安全原则，就是要统筹维护传统领域和非传统领域安全。综合安全就是总体安全。通盘考虑安全问题的历史积累和现实状况．多管齐下、综合施策，协调推进地区安全治理。既要着力解决当前突出的安全问题，又要统筹谋划应对潜在的安全威胁。对恐怖主义、分裂主义、极端主义这三股势力，必须采取零容忍的态度，加强国家和地区合作，加大打击力度，使本地区人民都能在安宁祥和的土地上幸福生活。
3．合作安全原则，就是要通过对话合作，促进各国和本地区安全。要通过坦诚深入的对话沟通，增进战略互信、减少相互猜疑，求同化异、和睦相处。要着眼各国共同安全利益，从低敏感领域人手，积极培育合作应对安全挑战的意识，不断扩大合作领域、创新合作方式，以合作谋和平、以合作促安全。要坚持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反对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反对以一己之私挑起事端、激化矛盾，反对以邻为壑、损人利己。
4．可持续安全原则，就是要安全和发展并重，以实现持久安全。发展是安全的基础，安全是发展的条件。发展就是最大的安全，也是解决地区安全问题的总钥匙。要建造经得起风雨考验的亚洲安全大厦，就应该聚焦发展主题，积极改善民生、缩小贫富差距，不断夯实安全的根基。要推动共同发展和区域一体化进程，努力形成区域经济合作和安全合作良性互动、齐头并进的大好局面，以可持续发展促进可持续安全，
可持续安全目前已成为中国军方积极倡导的一个关键词。2014年6月，在新加坡举行的第1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上，中国代表团团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王冠中做了题为《树立亚洲安全观共创亚太美好未来》的演讲，强调可持续安全既是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也是对未来发展的美好期待。中国将以可持续发展促进可持续安全，与各国共同创造地区持久繁荣和安宁的局面。9月，出席美国海军战争学院举行的第21届国际海上力量研讨会的海军司令员吴胜利发表了题为《树立新型海上安全观，共建和平发展的海洋环境》的演讲。其中首次阐述了以“共同安全、综合安全、合作安全、可持续安全”为核心的新型海上安全观，并产生积极反响。他指出，共同安全就是各国海军都要维护安全、享受安全；综合安全就是统筹兼顾各领域安全问题；合作安全就是通过务实合作谋求安全；可持续安全就是坚持安全与发展并重。这四个方面既各有侧重、又相辅相成，反映了和平发展的时代潮流，代表了世界各国的共同利益，应作为各国海军共同的思想理念和责任担当。这为中美建立新兴大国关系注入了正能量。
可持续安全已得到上海合作组织的集体认同。2014年9月，上海合作组织发表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杜尚别宣言》宣布：“各成员国呼吁在考虑所有国家合法利益的基础上，建设一个没有战争、没有冲突、没有暴力和压迫的世界，发展全面平等互利的国际合作，实现共同、综合、合作和可持续安全。”
（二）“可持续安全四项原则”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新发展
1953年12月31日，中国总理周恩来会见印度政府代表团时首次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即“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和平共处的原则”。同年4月29日，签订的《中印关于中国西藏地方与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以及同年6月发表的中印两国总理联合声明、中缅两国总理联合声明，都确认并倡导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国家关系的原则。1955年4月在印尼万隆举行第一次亚非会议通过的十项原则包括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其后，新中国政府在与所有国家建交时都提及要遵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符合《联合国宪章》精神，其内容在1970年10月被第25届联大载人《关于各国依联合国宪章建立友好关系及合作之国际法原则之宣言》，成为世界各国普遍认同的国际关系准则。
邓小平生前曾经指出：“总结国际关系的实践，最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就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60年后的今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仍然是指导中国独立自主和平外交的基本方针和国际关系准则。与此同时，世界和平与发展面临诸多新的挑战。其告诫我们：如果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得不到有效遵守，国际安全危机就会发生。事实证明，依靠战争谋求单方面绝对安全必然会发生安全异化，造成生态环境破坏、民族宗教仇恨冤冤相报，综合安全丧失可持续性。
与此同时也要看到，伴随社会发展、科技进步、时代变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难以涵盖国际安全与国家安全两个安全大局、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两大安全领域所面临的挑战。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21世纪的中国外交与安全战略也将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有新发展，这就是可持续安全四项原则。可以相信，可持续安全理念必将向可持续发展理念一样得到世界各国的普遍认同。可持续安全四项原则也一定会像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那样具有持久的生命力，为未来的国际政治新秩序奠定基础。
（三）如何为普及可持续安全理念继续发出中国的“好声音”
迄今，或许一些人还不太理解或者没有意识到可持续安全的重要性，把它简单地等同于持久和平或长治久安。这就需要做好以下几点：
首先，注重关键词的集中概括使用和传播。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之所以深入人心，好记易懂，便于传播，其内容得人心，是由于概括得好，把一个多项概念并列的句子集中概括为一个关键词“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如果把这个关键词分散地说成互相尊重主权与领土完整原则、互不侵犯原则、互不干涉内政原则、平等互利原则、和平共处原则，虽然意思准确，但显得松散而不易记忆和传播。同样，在习近平亚信峰会讲话中倡导的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也可以集中概括为“可持续安全四项原则”，即上述共同安全原则、综合安全原则、合作安全原则与可持续安全原则。其中既有继承也有发展创新，而非凭空想象。作为科学的安全观，可持续安全四项原则是个纲，纲举目张。共同安全是保障，综合安全是手段，合作安全是路径，可持续安全是目标与指针。换言之，可持续安全的基本特点就是共同安全、综合安全、合作安全。
其次，中国人自身要认真领会和大力倡导“可持续安全四项原则”。加强对上海亚信峰会成果的巩固和后续行动十分必要。中国相关部门应认真学习和贯彻习近平主席在亚信峰会上重要讲话的内容和精神实质，从国际关系、国际法、外交学、战略学等角度深化对其理论研究与探讨，结合外交与安全工作实践制定相关领域的战略规划与政策措施，把可持续安全的理念和原则化为可持续安全的政策与实践。今后，每10年可就上海亚信峰会通过的《上海宣言》进行回顾总结，结合纪念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等活动，进一步阐述和弘扬可持续安全理念。
第三，可持续安全的新安全观要冲出亚洲，走向世界。中国在维护国家安全与国际安全方面要有更大作为，可以考虑在与世界各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过程中，在双边及多边外交与安全事务的协调合作中，积极倡导可持续安全四项原则。2015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即反法西斯战争和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也是联合国成立70周年。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中国可以单独或联合亚信峰会成员国在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提出可持续安全四项原则，引领国际安全事务走上正确轨道，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智力贡献。可持续安全的理念和战略不只是为中国国家安全提出的，不仅是亚洲的安全观，同样适用于世界各国，应该成为联合国的新安全观。
第四，呼吁在联合国安理会或联合国大会下设“联合国可持续安全委员会”。它可作为联合国安全事务的智库和统筹协调与政策理念传播机构，发挥类似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的功能与作用。1992年，联合国经社理事会成立了可持续发展委员会。2015年是联合国成立70周年，联合国安理会改革备受关注。在国际安全局势急剧变化的情况下，一些新现象可能反映出未来的某种长期趋势，因而联合国安理会改革的当务之急与其说是扩大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国，不如说是更新安全观念。如果联合国改革能推动成立“可持续安全委员会”，便有可能为联合国在全球可持续安全事业中发挥智库作用和协调合作功能，并为世界各国就可持续安全交流经验、交换信息提供平台。
第五，事在人为，着眼未来培养人才至关重要。可持续安全是一个全新的安全理念，未必能马上得到某些国际政治学者及政策制定者理解或认同。要使世界更加安全，着眼未来30年，需要重视培养新一代具有可持续安全观的国家安全人才和外交人才。只有具备可持续安全的理念，未来安全政策的制定才能更具合理性、合作性、建设性和可持续性。
（作者简介：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教授，博士，北京，100083）
收稿日期：2014年10月
（责任编辑：赵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