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 崑 余凯茜
摘要：本文旨在探讨亚太和中东两大地缘板块日益增强的联动性，如何制约美国奥巴马政府的战略重心东移。奥巴马政府实施全球战略收缩，将战略重心从中东转移到亚太，取得一定成效，但也遭遇巨大阻力，形成所谓“战略重心东移之困”。本文侧重于借助系统科学和复杂科学理论，从国际关系的体系层次，剖析全球地缘战略环境的变化对美国战略调整的制约作用。本文认为，亚太和中东联动性的增强，是制约奥巴马政府战略重心东移的结构性原因。在后金融危机时代，亚太和中东两个地缘板块的联动日益紧密，形成一个范围更大、形势更复杂、互动更频密、非线性结果更加突出的“亚太一中东”跨地缘板块。“亚太一中东”联动机制描述在该系统内一些相互影响、共同变动的国际关系现象。奥巴马政府的战略重心东移必然受以上联动机制的制约，影响其从战略设计到实施，再到结果预期的全过程。相应分为三种制约模式：一是整体战略环境的变化对美国战略设计的制约；二是复杂的战略互动对美国战略实施的制约；三是内非线性的系统效应对美国战略目标预期的制约。
关键词：战略联动 美国战略重心东移 亚太“再平衡” 美国中东政策
中图分类号：D8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4812(2015)02-0081-99
一、奥巴马政府全球战略重心东移之困
冷战结束至今，美国的全球战略不断调整，其中一项重要任务就是改善中东和亚太两大地缘板块战略不平衡的状态。从老布什总统到克林顿总统期间，中东和亚太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作用，以及相应的资源配置并不平衡，但却是向相对均衡的方向发展。老布什政府(1989-1992)在冷战后构建世界新秩序，更侧重于中东，在投入大量军事资源打赢海湾战争后，运用大量外交和经济资源建立中东新秩序；而在亚太主要运用外交资源和经济资源构建安全机制和自由贸易体系。克林顿政府(1993--2000)改变美国长期以来以军事安全为核心的战略取向，更注重全球化时代的经济安全，在亚太和中东采取较为平衡的战略。它在中东仍以安全为核心，维持一定的军事和外交资源投入；重视加大对亚太的战略投入，力促经济、安全和民主三大目标实现。
小布什时期(2001-2008)，中东和亚太趋于平衡的局面由于“9·11”后美国实施全球反恐战略，而出现“偏重中东，忽视亚太”的严重失衡。小布什政府将大量的军事资源投入中东反恐战争，并运用经济和外交资源推进大中东民主进程；在亚太虽然取得中美关系的进展，但忽视了本地区蓬勃发展的东亚地区合作和一体化进程，拒绝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时任国务卿康多莉扎·赖斯甚至两次缺席东盟地区论坛外长会。到小布什政府后期，美国在大中东地区深陷伊拉克和阿富汗乱局，在亚太地区则无缘东亚合作，坐视中国和印度等新兴市场国家在亚太影响力的上升，以及全球地缘重心向亚太转移的事实。小布什政府认识到忽视亚太的恶果，在执政后期予以补救，但又遭逢2008年金融危机重创。
奥巴马总统2009年执政后，鉴于美国软硬实力均遭重创并陷入全球困境的局面，遂顺应全球大势，实施全球战略收缩，将战略重心从中东转移到亚太，重点推进亚太“再平衡”战略，捍卫并巩固在亚太和全球的主导地位，开启新一轮平衡中东和亚太两个地缘板块的战略重心东移进程。迄今，奥巴马的全球战略重心东移取得一定进展，但也遭遇巨大困难，引发国内外对美国战略实力与目标的质疑和争论。如部分学者认为美国重返亚太战略是成功的，做到了亚太与中东并重。而大部分学者认为美国战略重心东移的效果并不理想，未能很好地处理亚太、中东两个战略布局的关系。
本文的重点不是讨论美国重心东移的成败得失，而是分析任何一种战略的实施均会遭遇的主客观制约因素，即美国将战略重心从中东向亚太转移的过程中势必会遇到的困难、挑战和阻力。
奥巴马政府执政初期，美国致力于从伊拉克和阿富汗撤军，击毙本·拉登宣布取得全球反恐战争的胜利；同时，加快重返亚太步伐，加大战略投入，改善与亚太各次地缘板块的关系，积极参与亚太和东亚地区一体化进程，制衡中国在本地区做大，取得一定成效。此后，美国的战略重心东移一波三折，异常艰难。先是2010年底爆发的“阿拉伯之春”席卷中东，利比亚战争和叙利亚内战雪上加霜，美国不得不在处理“伊核”谈判和巴以和平进程等中东传统议题的同时，再投入巨大精力应对中东大变局，从而严重制约美国战略重心从中东向亚太转移。2014年以来，中东新旧问题尚未消停，伊斯兰国(ISIS)极端恐怖组织在伊拉克异军突起，迅速蔓延，威胁层级不断上升，美国的应对也水涨船高。由此来看，中东事务始终是奥巴马政府亟需处理的首要国际危机。尽管如此，美国的中东盟友还是批评美国一心想撤出中东，对中东问题三心二意，并没有全力解决中东困局。例如，沙特多位高官就曾公开批评美国的中东政策，指责美国削减中东驻军、中止打击叙利亚的军事行动、缺少对叙利亚反对派的支持、与伊朗和谈等行为；而不少阿拉伯国家对沙特的支持则凸显了美国全球地位的困境
与此同时，亚太地区的安全形势也趋于紧张，朝核问题搁置，中日关系恶化，东海南海问题爆发冲突的可能性上升，“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谈判困难重重。加之，美国政府债务危机和政治斗争愈演愈烈，导致奥巴马总统甚至缺席在印尼举办的2014年APEC峰会。尽管奥巴马一再强调亚太“再平衡”的战略大方向不变，但亚太盟友和伙伴失望情绪不断上升，质疑美国落实亚太战略的决心。2015年2月6日，奥巴马政府发布了新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这是继2009年美国宣布“重返亚太”以来的第二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报告把推进亚太再平衡战略排在第一位，把亚太地区作为美国对外政策的长期重心。总之，由于美国战略重心东移的异常艰难，造成美国在中东和亚太两个地缘板块同时出现战略效果打折、信誉下降、两面不讨好的困境。对于美国战略重心东移遭遇困境的原因，国内外学者侧重于分析奥巴马政府在战略设计和实施方面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首先、美国全球战略重心东移的设计问题。有学者认为，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出发点、动机和方式上都存在严重漏洞。
一是在后金融危机时代，美国实力相对下降，美国的全球影响力下降更加明显。再加上，美国经济处于复苏阶段、财政紧缩、政治极化等因素，导致美国推行全球战略遭遇重重掣肘。美国实力相对下降使其很难同时兼顾亚太和中东两个重要的地缘板块，而这两个地区都需要美国投入大量的政治、军事和经济资源。
二是中东对美国的重要性下降只是从程度上而言，美国在中东依然存在重要战略利益，对其战略重心东移形成牵制。在安全领域，反恐仍是美国全球战略、中东战略的重要支柱；在经济领域，美国“能源独立”战略卓有成效，但由于国际能源价格仍受到中东能源供应影响，因此美国对中东能源依赖的减少是量变而非质变；在政治方面，美国并未放弃中东民主化，只是热情“低落”了一些。
三是奥巴马实施全球战略收缩以确保重点的做法，会形成战略“真空”让其他大国去填补，反而加剧美国全球战略的不平衡。在欧洲，美国减少战略投入使美欧关系相对弱化，乌克兰危机的爆发和俄罗斯的强硬回应对美形成牵制；在中东，美国实施战略收缩致使中东危机齐发，叙利亚冲突、伊朗危机、埃及政变、巴以冲突、ISIS的崛起等对美国战略转移构成最严重羁绊。
其次、美国全球战略重心东移的执行问题。有学者认为，美国战略重心东移在执行人员、战略统筹和战略互动方面都出现了严重的问题。
一是在战略执行人员层面，奥巴马政府的首任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是亚太再平衡战略的主推手，她曾在访问东南亚时高调宣布“美国回来了”。此外，时任国务院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的科特·坎贝尔、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汤姆·多尼隆等均积极推动美国将战略重心从中东转移到亚太。多尼隆就曾撰文为奥巴马政府的亚太战略摇旗呐喊：“将美国的重心和资源再平衡至亚太地区仍然是正确的战略……这代表着美国要从主导过去十年安全政策的中东和南亚战事中脱身，并转移至具有最重要机遇的亚太地区。”而接任希拉里的国务卿约翰·克里，本人更关注中东事务，将更多精力投入中东和平进程这一美国外交政策中的传统优先事务。其上任后多次出访中东，将其大量精力用于斡旋阿以和平进程、促进伊朗“5+1”核谈判等。
二是在战略统筹方面，美国难以摆脱战略重要性和紧迫性不一致的怪圈。这一问题在小布什政府期间非常突出。小布什刚上台时准备处理重要性急剧上升的亚太事务，但突如其来的“9·11”事件直接改变了美国既定的全球战略。小布什转而发起全球反恐战，导致中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上升。到小布什后期开始关注亚太事务后，处理全球金融危机的要务再次在紧迫性上超过亚太。奥巴马政府启动战略重心东移进程之后，中东即进人多事之秋，亚太的重要性始终赶不上中东的紧迫性。美国的战略调整没有减少中东事态对美国的挑战和应对这种事态的紧迫性。它需要左顾右盼，有时就会捉襟见肘，因为需要调兵遣将去应对更为紧迫的挑战。
三是在战略互动层面，美国的亚太战略再平衡有制衡中国的一面，中国采取了强硬的反制战略，而美国回击不利。美国学者认为，2009年以后，中国在中日东海、钓鱼岛问题、南海问题上的立场和做法日趋强硬，而美国的回击不够有力。2014年5月，中国在南海开展石油勘探工程引发中越海上对峙后，即有学者指出“美国需要认识到中国所带来挑战的严重性……这意味着除了言辞强硬，还需要有采取行动的意愿”。
以上研究成果较好地解释了美国全球战略重心东移自身存在的问题。由此可以追问，对于善于设计和实施全球性战略的超级大国来说，为什么会出现以上问题？除去一些主观因素，是否有客观的规律在无形中制约美国的战略设计和实施？这需要我们从国际体系的层次，寻找美国战略重心东移困境的结构性原因。只有把美国战略重心东移放到更广阔的全球地缘环境变迁的视野中，将中东和亚太这两大地缘板块联系起来，观察它们的关系发生的结构性变化，才能找到美国遭遇战略重心转移之困的原因。虽然美国对国际体系和不同的地缘板块具有重要影响力，但它仍是国际体系的一个行为体，其行为势必受到更大的国际体系的影响、制约和塑造。
本文认为，亚太和中东联动性的增强，是奥巴马政府战略重心东移之困的结构性原因。奥巴马政府或许没意识到，或许低估了这两个地缘板块的联动性和一体化增强的趋势，已绝非单纯地“重心转移”这么简单的方式就能应付。
二、“亚太一中东”联动性和一体化的增强
从系统科学和复杂科学的原理来看，中东和亚太这两个系统的联系和互动在加强，形成一个新的更大的系统——“亚太一中东”系统。这个跨地区的系统绝非中东、亚太这两个子地缘系统的简单相加，而是具有新的要素、连接和功能，新的表现和整体特征，新的互动和影响方式，新的反馈方式。它需要行为体适应新形势，摸索新的互动规律，从而调整方式，顺势而为，达到预期目标。反之，如果不抓住这个变化，就容易把中东和亚太孤立来看，导致行为体的战略设计和实施有违规律，造成失误，加剧困境。
系统是指一组相互联系的个体或部分构成的复合整体。将系统科学和复杂科学融人国际关系理论的罗伯特·杰维斯将“系统”定义为：组成系统的一系列单元或要素相互联系．因而一部分要素及其相互关系的变化会导致系统的其他部分发生变化；系统的整体具有不同于部分的特性和行为状态。该定义强调系统的构建有两个基本前提，分别是各要素的相互关联性，以及系统的整体性。
系统的关联性和整体性通过系统的三个构成要件实现：分别是要素、连接、功能。要素是构成系统的个体，连接是指要素之间的联系机制，而功能就是各要素作为一个整体追求的共同目标。连接是要素之间的相互关联性，是将要素整合在一起的关系。如果缺少连接，各要素就如一盘散沙。连接起着“黏合剂”的作用，将要素组合成系统。系统中某些连接是有实在形态的物质流；但更广泛的连接则是信息流，即系统中影响决策和行动的各种信号。信息使系统整合在一起，并对系统的运作产生重要影响。功能是系统追求的共同目标，也是系统中最难以察觉和辨明的部分。系统中的各要素都有自己的目标，且往往具有不同的倾向，对共同目标施加影响。系统包含着子系统，因此目标中还嵌套着目标。要从多样化的系统目标中找到其共同的目标，就必须对较长时间内系统要素的实际行为进行观察，来推断系统的功能。
系统内资源流动所引发的变化称为反馈，反馈是系统运行方式的核心，各要素之间的相互反馈才能构成一个系统。反馈有两种类型，如果某一方向上的变化所导致的压力增强，产生了同一方向的进一步变化，是正反馈；如果变化激发的作用力抵消了最初的变化，并将系统推回到初始状态，则是负反馈。①正反馈的功能主要是推动系统变化和发展，在国际关系中表现为实力的增长、合作的推进、联系的密切等。负反馈的功能主要是通过调节和制约来维持系统稳定，在国际关系中表现为制衡、均势、防止地区霸权的出现等。
联动由“联”和“动”两个子概念组成，即两个事物形成密切的联系，一方随着另一方的变化而产生变化，形成共同运动。在系统中，由于各个要素之间的内在联系机制，使得一部分要素及其相互关系的变化引致其他部分发生变化，从而形成整个系统互相影响、互相作用的过程。“联动”并不简单等同于要素之间的“连接”，而是在连接或联系的基础上产生的要素间的共同变动。在国际关系领域，“联动”主要用于描述一些相互影响、共同变动的国际现象。简而言之，“联”就是要素之间的连接关系，包括物质流和信息流；“动”就是要素之间的反馈，是联系变动的方式。“联”是一种相对静态的存在，“动”是一种由联系引发的动态变化过程。“联”是“动”的运行基础，“动”反过来进一步塑造“联”。
进而言之，“世界就是大大小小系统的集合”，小系统相互关联又可以构成更大的系统，包含多个子系统的更大的系统被称为复杂系统。根据复杂科学理论，国际关系中复杂多样的系统是“复杂适应系统”。复杂适应系统是指由大量的按一定规则或模式进行非线性相互作用的行为主体所组成的动态系统。复杂适应系统有别于一般系统和复杂系统，更能体现国际关系系统特质的关键在于“适应”。复杂适应系统的组成要素是“适应性行动者”，适应性行为者具有主动适应性，会通过学习积累经验，通过了解外部环境的变化来调整和改进自己，产生适应性生存和发展策略。任何特定的适应性行动者所处的环境，其主要部分都是由其他适应性行动者组成的，每个行动者在适应方面的努力就是要适应其他适应性行动者，为同他们相适应而行动、学习、改进自身。同一环境中的不同行动者相互提供资源，相互产生适应性压力，既相互支持和合作，又相互制约和竞争，在合作与竞争中相互适应，推动系统的演进。此过程是充满差异、矛盾、冲突、竞争的。适应性行动者只有克服差异、矛盾、冲突，才能达至共同生存的目标，反之则失去动力。
亚太、中东是两个相对独立的复杂适应系统，均具有各自的要素、连接和功能。各要素之间具有关联性，形成整体性，具有符合本系统特征的反馈和联动。冷战结束以后，尤其是在后金融危机时代，由于亚太和中东两个子复杂适应系统之间通过地缘、能源、贸易、金融、安全等方面的连接日益紧密，互动更加频繁，遂逐渐形成一个更大的“亚太一中东”复杂适应系统（以下简称“亚太一中东”系统）。美国、中国、中东国家，以及其他亚太国家等，都是该复杂适应系统的适应性行为体，他们必须适应新系统的整体发展趋势及互动规则，顺势而为，相互适应，克服差异、矛盾、冲突，才能形成趋向于正反馈的联动，达到自己的生存目标；反之则是负反馈，陷于困境。
美国是“亚太一中东”系统的核心要素、最主要的适应性行为者，它同时对该系统以及亚太和中东两个子系统具有重要影响力。中国是仅次于美国的行为体，但总体上对各层次系统和其他行为体的影响力要弱于美国。其他中东和亚太国家也是该系统的组成要素，均有自身的首要目标。比如，美国的目标是维持地区均势和全球领导地位，中国的目标之一是维持周边稳定和来自中东的稳定的能源供应，中东国家的目标主要是寻求地区稳定和扩大能源出口。各方的共同目标是“亚太一中东”系统的稳定有序，这符合各方的利益。美国的战略重心东移是推动“亚太一中东”复杂适应系统发展演化的重要动力，势必加强该系统的反馈和联动，在影响和塑造“亚太一中东”系统整体环境的同时，也被整体环境影响和塑造。 全球化进程推动着世界地缘政治结构的区域化发展。卡赞斯坦在《地区构成的世界》一书中认为，地区秩序可以塑造政治实践，同时也被政治实践所塑造。当今的地缘边界不再是传统意义上固定的历史边界，而是随着人类政治实践行为的发展而变动。由于地区国家之间的战略互动和资源流通，亚太和中东两个地缘板块之间的联系跨越了地理界限，向一体化的方向发展。“亚太一中东”系统日益紧密，其联动性通过能源、地缘、贸易、金融、安全等六个方面得以加强。
一是能源联系。“亚太一中东”的能源联系最为紧密，亚太和中东具有高度的能源结构互补性。亚太经济快速发展；但自身能源匮乏，能源需求急剧增长。中东是世界传统能源的主要来源地；但地区国家的经济结构较为单一，各国政府收入长期依赖能源出口。在国际金融危机和“阿拉伯之春”后，一些中东国家更是依靠能源出口来拉动经济增长。近年来，中东与中国、美国的能源供需情况发生较大变化。2001年以来，美国从中东进口的原油量逐年下降，中国的进口量一路飙升，并在2009年超过美国。2013年10月，美国能源信息署发布报告称，中国取代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石油进口国。中东海湾国家是中国石油进口的主要来源，美国最大的进口石油来源是加拿大，其次才是中东。随着美国页岩油气革命的突破，美国对中东石油的依赖进一步降低，中东对中国石油供给的战略意义更加突出。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可以完全脱离中东市场，即使美国实现能源相对独立，也需要确保中东地区石油运输线路的安全，以维持全球石油价格的稳定，并影响中、印等新兴市场的能源供应。中东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有所下降的同时，在中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有所上升。美国的撤出与中国的进入同步。因此，在“亚太一中东”系统中，能源联系仍是一个重要影响因素。
二是战略联系。“亚太一中东”系统成为世界地缘政治的主要博弈场。各主要力量折冲樽俎、拉锯对峙，牵动地区格局调整曲折演进，动荡反复。世界主要战略力量的全球战略布局，既要考虑到中东，又要考虑到亚太。奥巴马将美国的战略重心从中东转移到亚太，实际上就是要在全球战略布局中平衡亚太和中东之间的资源调配。中国作为亚太地区的核心国家，其周边概念正在从传统的中亚、东北亚、东南亚、南亚，向西亚和大洋洲方向拓展。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带一路”战略构想，其范围沿着陆上和海上延伸，中东地区自然成为联通欧亚的枢纽，将亚太和中东地区融合为一体。俄罗斯积极推进“欧亚经济联盟”，在叙利亚内战等中东问题上坚守阵地，缓解来自美国和欧洲的压力。日本安倍首相上台后开展“地球仪外交”，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行程兼顾亚太和中东，不仅遍访东盟十国，而且出访巴林、卡塔尔、科威特等中东国家，加强日本在中东的战略存在。
三是经贸联系。亚太与中东经济发展空间广阔。两个地区经济结构互补，中东国家经济结构单一、制造业落后，亚太国家价格低廉的工业制成品在中东很有市场。在非能源贸易方面，中国与中东的贸易额不断攀升，逐渐超过美国与中东的贸易总量。中国与伊朗的贸易额从1999年的13亿美元增长至201 1年的450亿美元；与沙特阿拉伯的贸易额从2001年的40亿美元增至201 1年的500亿美元。2001年，中阿贸易额仅为203亿美元，但到2013年时，双方贸易总量已经突破2400亿美元，是2001年的12倍。2006年，中国对中东出口额超过美国；2009年，中国从中东进口量也超过美国。目前，中国已成为中东地区最大单个贸易伙伴国。未来中国与中东的非能源贸易合作额度仍将上升，双方贸易合作范围还将继续扩大。习近平主席在2014年中国一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第六届部长级会议上提出，要优化贸易结构，增加双方非石油产品贸易，争取中阿贸易额从2013年的2400亿美元在未来10年增至6000亿美元；要实现投资领域多元化，鼓励投资阿拉伯国家能源、石化、农业、制造业、服务业等领域，争取中国对阿非金融类投资存量从2013年的100亿美元在未来10年增至600亿美元以上。
四是金融联系。美元霸权体系在亚太和中东面临挑战。二战后，美国金融霸权体系的建立，与海湾国家采用美元结算石油密不可分。美元至今仍是能源贸易的单一定价货币。但是，美元霸权体系在这两个地区都面临挑战。一方面，美元的不稳定性及监管不力威胁美元霸权体系。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暴露了美元体系的脆弱性。美国政府数次债务违约危机也暴露了政府监管的漏洞，美联储采取量化宽松措施，将债务和危机转嫁他国，也损及美元的信誉。另一方面，美元霸权体系面临其他新兴经济体货币的挑战。一些新兴大国正寻求新的替代性结算方式。例如，金砖国家设立开发银行，俄罗斯以卢布结算本国出售的石油天然气，中国推进“一带一路”的“五通”政策之一就是货币流通，包括实现本币兑换和结算，加速人民币国际化步伐等措施。
五是安全联系。中东与亚太两大地缘战略板块的热点共振，形成横贯全球的最大地缘风险带。自“阿拉伯之春”以来，中东安全状况恶化，恐怖主义扩散至南亚、东南亚等地区；亚太地区则有朝鲜半岛、中日关系、南海问题、巴阿等热点问题共振。国际金融危机后，从亚太到中东，又形成一条政治动荡风险弧。过去，美国政府将中东地区视为关乎其国家安全的重点区域，热衷于插手中东事务。而奥巴马从阿富汗和伊拉克撤军，减少对中东局势的干涉，避免卷入地区冲突，并加大对亚太的军事部署，加大对亚太热点问题的介入力度。此举造成亚太和中东安全形势同步恶化。与此同时，随着中国在中东海外利益的迅速扩展，中东的安全问题在中国对外战略中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均上升。近年来，利比亚撤侨、中国油企在伊拉克的石油开采安全问题，以及中国境内恐怖主义组织与中东恐怖主义组织的内外勾连问题等，均考验中国处理危机和抗风险能力．是中国“走出去”的重大考验。
总的来看，“亚太一中东”系统的联系有三个特点：一是各领域联系不是并列平等的关系，能源联系是核心推动力，带动地缘、贸易、金融、安全等领域的发展。二是各领域并不是独立发展的，而是相互制约、相互影响。能源合作决定了地缘战略方向，地缘战略促进经贸交流；石油能源与金融货币霸权挂钩；而地区安全牵涉着能源保障和贸易投资环境。随着各要素的实力消长和战略转变，其间的资源流动方向在发生变化，各要素间的联系也在演变。三是美国仍是将中东和亚太连接起来的重要因素，影响力也最大。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对于中东和亚太融合的贡献度呈上升趋势，对两个子系统和大系统的作用和影响力也呈上升趋势。
美国的战略重心转移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其战略设计、实施和预期均受该环境的影响。如果美国的战略重心东移符合“亚太一中东”系统的整体发展趋势，把握新的互动规则，合理调适自己的行为，则会形成正反馈，有利于战略目标的实现。反之，则形成负反馈，制约的力量上升，不利目标的实现。
二、“亚太——中东”联动性对美国战略重心东移的影响
“亚太一中东”系统对美国战略重心东移的制约主要有三种类型，分别是整体战略环境的变化对美国战略设计的制约，复杂的战略互动对美国战略实施的制约，内非线性的系统效应对美国战略目标预期的制约；具体分析如下：类型一是整体战略环境的变化对美国战略设计的制约。在复杂适应系统中，适应性行为体和环境之间相互影响制约。在“亚太一中东”系统形成后，美国必须找到符合新环境发展趋势的应对策略，否则其战略调整会适得其反，形成负反馈。首先，鉴于亚太一中东融合的趋势，，美国全球战略重心东移的战略设计应该顺应合的趋势，而不是分而治之。在复杂适应系统当中，当大多数行为体采取某种行为模式时，其他行为体也会顺应这一趋势，从而形成正反馈；而与整体趋势相反的行为就会形成负反馈。美国战略重心东移的战略设计总体上是分大于合。应该说，奥巴马政府敏锐地意识到“亚一太”（亚洲一太平洋）整合，以及“印一太”（印度一太平洋）整合的趋势，并采取了顺应地区一体化的系列措施。但是，奥巴马政府在亚太的整合也含有浓厚的分裂意图，比如，TPP是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经济“抓手”，旨在重塑亚太经济秩序，重构高标准的亚太经济规则。然而TPP谈判将中国和其他一些亚太国家排除在外，事实上具有分化瓦解原有的东亚合作的战略功能。尤其是，奥巴马政府似乎没有意识到或没有重视“亚太一中东”正出现的整合趋势，没有将“中东一亚太”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否则就不会有战略重心从中东向亚太单向转移的战略设计，而是应该做出类似“中东一亚太”资源双向调配，相互统筹协调的战略设计。
其实，一些美国学者已经注意到中东与亚太融合的现象，并提醒美国政府及早适应并制定政策。有学者认为，中国、印度、日本、韩国等亚太国家与中东国家，尤其是海湾国家在能源、贸易、金融投资、旅游、留学等领域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当前，东亚和西亚正在逐渐融合，向一体化发展，亚洲国家正着眼于连接中欧贸易的“丝绸之路”将如何改变“亚洲”概念和全球秩序。因此，美国应重新思考“亚洲”概念，不能忽略西亚，以避免被排除在地区一体化的进程之外，美国应针对这些新现象调整自身战略。美国战略重心东移以分为导向的设计，属于关键局部与整体的关系没处理好，导致负反馈，它扭转不了系统的整体发展趋势，反而会使美国越来越脱离地区融合的趋势。
其次，鉴于亚太一中东联动性增强的趋势，美国的战略重心东移的战略设计，应将权力资源双向调度，而不应该是将权力资源从中东单向转移到亚太，“拆东墙补西墙”，治标不治本。
在复杂适应系统中，适应性行为者往往会采取短期内快速见效的治标方法，容易忽略长期的根本性解决措施。一段时间后，会过于依赖治标方法，而丧失了治本的能力。“从地缘角度看，奥巴马的国家安全战略变化十分清晰：在中东避免投入过多的权力资源，在亚太则加大权力资源投入”。奥巴马一上任就着手从中东撤军，2011年底结束了伊拉克战争，2014年底前完成从阿富汗战场的撤军。奥巴马竭力避免卷入新的地区冲突。在面对“阿拉伯之春”引发的中东民主化浪潮时，表现得较为谨慎和克制；在军事打击利比亚时，甘当“后排司机”；在是否出兵叙利亚的问题上犹豫不决，最终同意俄罗斯的建议以化武换和平；将伊朗核谈、巴以和谈作为中东战略的优先选项。这些政策都体现出美国试图稳定中东局势，避免触发大规模战争，投放过多战略资源。
相比之下，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投入风生水起：美国在2012年发布的新军事战略《维持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21世纪国防的优先任务》中，明确表示在削减国防开支、减少其他地区驻军的同时，将加大对亚太地区的军事投入力度；巩固与日本、菲律宾、泰国等传统盟友的关系，同时构建与新加坡、越南、印尼等国的战略伙伴关系，积极拉拢印度，实现美国亚太同盟及伙伴体系的网格化升级；与东盟签订了《东南亚和平友好条约》，召开首届美国一东盟峰会，并加入东亚峰会。
在总体资源有限的情况下，美国机械调配资源，一方不足而另一方过盛。一方面是中东因为美国投入不足而恶化；另一方面是亚太大国博弈加剧，热点问题频发，地区局势紧张。
第三，鉴于美国实力相对下降，中国实力上升并日益融人亚太一中东系统，美国应更多借重中国力量平衡两大战略板块，而不是以战略重心东移的办法来制衡中国，形成东边日出西边雨的局面。
在复杂适应系统中，经常会出现一方的相对成长导致另一方的相对衰退的现象。在两者竞争中，成长较好的一方获得了有利条件，从而可以在未来获得更大的发展，形成正反馈；而另一方则陷入资源越来越少，表现越来越差的恶性循环中，形成负反馈。如前所述，在“亚太一中东”系统中，亚太和中东国家都在搭乘中国经济发展的“便车”，资源流动更多向中国与中东聚集；而中东与美国的资源流动减少，中国在系统中的地位有所上升导致美国相对下降。中国和中东的能源需求带动双方地缘战略、经贸交流、金融投资和安全合作的共同发展，使得中国逐渐在地区竞争中的优势增长，有更大发展空间；而在有限的战略资源竞争中，美国的资源和份额降低，战略影响力下降。
因此，在中国与中东的联系上升，美国与中东的联系减弱的情况下，美国减少对中东的投入、将重心转向亚太的结果，就是倒逼中国与中东共同加强合作。中国向西，中东向东，联系进一步加强，这也是一些中东国家从政府层面支持中国“一带一路”经济合作构想的原因。值得注意得是，在中国与中东的合作中，也出现了美国不在其中的现象。比如，中国于2014年5月在上海主办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CICA)第四次峰会，这一亚洲地区性安全合作机制涵盖了从东亚到西亚的26个成员国，但不包括美国和日本。再比如，中国倡议并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2014年10月包括西亚国家在内的21个亚洲国家签署了《筹建亚投行备忘录》，预计在2015年底前将投入运作，而美国、日本仍不在列。类型二是复杂的战略互动对美国战略实施的制约。在复杂适应系统中，各行为体之间会进行复杂而持续的战略互动，一方会依据其他诸多行为体的战略变化而调整自身战略，并形成整体联动。如果适应性行为体能协调好与各行为体之间的关系，战略互动会形成正反馈，有利于系统的整体发展；反之则产生负反馈。在“亚太一中东”系统中，美国战略重心东移引发全方位、多层次、多领域的战略互动，但趋于负反馈的战略互动对美国所做出的努力产生了很大的抵消作用。
一是中国更趋积极的外交战略反制。中国的综合实力不断提升，在全球受金融危机所困时仍保持着稳定的经济增长，带领其他新兴经济体重塑国际秩序，使得中国在美国战略规划中的份量逐渐增加。奥巴马政府认为中国崛起将对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构成挑战，因而将战略重心从中东转向亚太，“目的是割裂中国和其他国家主张的跨大陆、跨海洋区域一体化；同时组建一个从印度、新加坡到澳大利亚和越南，再到菲律宾、日本和韩国的联盟以‘包围中国’”。
但中国面对压力，在一些事关主权核心利益的问题上，采取了较为强硬的回应措施，这在中共十八大召开以来表现的尤为明显。习近平主席积极倡导与美国建立“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2013年10月24至25日，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召开中央周边工作座谈会。习近平主席提出中国周边工作的战略目标，“做好周边外交工作，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需要，要更加奋发有为地推进周边外交，为中国发展争取良好的周边环境，使中国发展更多惠及周边国家，实现共同发展”。中国在北京举行的2014年APEC峰会上提出将建设亚太自贸区(FTAAP)提上日程，构建涵盖整个亚太地区的互利共赢的自由贸易区。中国在东面遭遇美日同盟的挤压，南面遭到菲律宾、越南等国挑衅之际，推进“一带一路”经济合作构想，获得沿线国家的响应。在美国及其盟友挑起的海洋主权争端上，中国也以更坚定的态度维护自身利益，通过在东海设立防空识别区、南海提出“双轨制”解决方案以确立规矩。2014年11月，习近平主席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提出，“要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安全两件大事”，践行奋发有为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
二是中东国家自主性增强。沙特、埃及、以色列是美国在中东的重要盟友，虽然美国一次次被中东动荡局势牵制，不得不腾出精力来处理中东事务，但其疏离中东的战略意图无法避免使得以色列、沙特、埃及等国的政策更趋独立。奥巴马政府更多考虑美国利益，在中东采取收缩战略，与本地区盟国产生利益分歧，影响力和控制力下降。奥巴马在叙利亚问题上最终接受俄罗斯的“化武换和平”提议，力主与中东什叶派领袖伊朗和谈，助长了什叶派穆斯林的势力，违背了美国盟友、中东逊尼派的代表——沙特、埃及、土耳其等国的利益。因此，沙特在2013年10月通过拒任联合国非常任理事国来表达对美国政策的不满；埃及军方发动政变推翻美国支持的民选政府；沙特等海湾国家暗中资助ISIS等极端恐怖组织以打击什叶派，这些均加剧美国战略重心东移之困。同时，中国与美国对中东战略取向的亲疏对比，使得中东国家顺势采取迎合中国的“向东看”政策。
三是“伊斯兰国”(IS)对抗西方世界。中东地区IS极端组织的异军突起牵制美国战略重心东移。2014年6月以来，IS组织在伊拉克突然兴起，其残暴血腥震惊世界。IS作为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新一轮回潮，是美国在中东发动反恐战争种下的恶果，并从两方面牵制美国战略重心东移。一方面，“阿拉伯之春”后，从伊朗、伊拉克、叙利亚到黎巴嫩真主党一线的什叶派新月地带实力占优。IS作为逊尼派武装组织，威胁伊拉克什叶派政权，与伊朗树敌，中东教派矛盾日益突出，地区局势扑朔迷离，美国更难脱身。另一方面，IS的巨大能量迫使奥巴马不得不打破其最引以为豪的政绩——从中东撤军，重新宣布军事介入伊拉克，对IS进行定点空袭，不断扩大打击范围。
四是东盟国家“两面下注”。东盟国家长期在地区大国博弈中采取“大国平衡”战略，建立平衡结构保障自身安全，利用大国矛盾获取本国利益。东盟在欢迎美国重返东南亚的同时，也引入其他大国制衡美国在东南亚的影响力，以维持其在东亚地区合作中的主导地位。例如，针对美国主导的TPP谈判，东盟发起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谈判，邀请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共同参加，以东盟为中心建立广泛的地区贸易协定，与TPP展开谈判进度竞争。同时，一些东盟国家利用中美博弈获取利益，菲律宾、越南等国借美国重返亚太之机，在与中国的南海主权争端中屡生事端。美国一开始为菲越等国撑腰打气，制衡中国；但随着中国开始采取反制措施，美国不愿与中国发生实质性对抗。2014年8月—王毅外长在东盟地区论坛外长会上反对美国国务卿克里提出的南海“冻结论”，东盟国家也不支持“冻结论”，美国在南海问题上难以有所作为，战略信誉下降。
五是欧盟、俄罗斯等的牵制。欧俄在亚太和中东地区战略上与美国有分歧和矛盾。在亚太地区，欧盟、饿罗斯均加强与中国的合作，与中国推进的“一带一路”形成对接之势，有可能形成连贯欧亚的跨地区巨型经济带。在中东地区，俄欧与美国在叙利亚内战、打击IS等问题上存在分歧。美国支持叙利亚反对派推翻巴沙尔政府，俄罗斯却是巴沙尔的靠山，导致叙利亚内战延续至今，政府仍未倒台。欧盟内部在打击IS组织问题上不团结。一些国家较为积极地配合美国；但另一些国家则只想提供经费，不愿陷入战争泥沼。尤其是，2013年底爆发的乌克兰危机迅速演变为乌克兰内战，普京的强硬举措改变了冷战后欧洲的地缘版图——克里米亚独立、乌克兰东西分裂，严重威胁美国在欧洲的战略利益，牵制美国的战略重心东移。
类型三是非线性的系统效应对美国战略目标预期的制约。如前所述，美国的战略目标是从中东战略收缩、将重心转向亚太，但结果是推进了亚太和中东的联系；美国试图以亚太再平衡战略制衡中国崛起，却加快了中国推进对外战略的步伐；美国一心想从中东脱身，却在中东动荡的局势中越陷越深。出现这些事与愿违的结果的原因是，在复杂适应系统内，系统的运动是非线性的。造成奥巴马的战略重心东移的战略目标与实际效果不一致，与期望不符，所得非所愿。
具体分析如下：第一种情况，临界点。在系统内，当某一因素累积到一定程度时，就可能造成结果的逆转。比如，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对中国的压力不断上升，当到达一定的临界点时，中国就会采取强硬的反制措施。奥巴马政府一上任就高调宣布“重返亚太”，后又提出亚太“再平衡”战略。一方面，在美国国防部2014年3月发布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中再次重申将亚太“再平衡”摆在美国防务战略的首位，2020年前将60%的美国海军作战舰艇将部署到亚太地区；另一方面，加强美国地区联盟机制共同遏制中国的崛起，暗中支持日本、菲律宾、越南等国在东海、南海挑起与中国的海洋争端，破坏中国崛起和经济发展的良好周边环境。中国面对海洋争端频发的不利局面，以及国内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果断设立“东海防空识别区”以维护自身权益，这一举措彰显的强硬态度出乎美国及其盟友的预料。再比如，中国面对美国TPP的压力，开始寻求走外线，向资源丰富，市场广阔、贸易投资机会多的欧亚大陆西部和中东地区发展。从另一个角度看，美国的地区盟友虽然在安全上仍倚靠美国，但经济合作上却离不开中国，如果美国对中国的施压升级到一定的临界点，其盟友也将面临两难选择，可能不再一味追随美国。
第二种情况，时序与时机。当系统中存在多个影响因素时，时序的安排就会影响结果。由于结果是在各行为体的互动中产生，因此某一项战略产生的效应，与其提出的时机密不可分。奥巴马推进战略重心东移的困难重重就与时序紊乱，时机不巧有关。
奥巴马政府在重返亚太初期，就遭逢中东一系列重大变局，应接不暇。如果这些变量没有集中在一起，或没有在此时发生，那么奥巴马的战略调整可能会相对顺利一些。到奥巴马第二个任期，其亚太战略相对平缓，且将大量精力投入到中东和平进程中，新任国务卿克里也是多次前往中东斡旋巴以和谈。但此时，中国新一届领导人上台，对内进行全面深化改革，对外实施奋发有为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美国对中国的外交新风格应对不足。在外界普遍质疑美国“重返亚太”战略是否一蹶不振之时，2014年11月的APEC峰会被寄予厚望。不少亚太国家希望奥巴马总统在推进地区经贸机制建设、发展与东南亚国家合作关系上有所建树。然而，2014年9月底以来的债务上限问题致使美国政府停摆，奥巴马为了专心应对国内政治僵局而缺席了APEC峰会及东亚峰会。恰巧，奥巴马的缺席为中国新领导人习近平主席在峰会上充分展现大国领袖风范提供了良机。习近平主席上任后访问印尼、马来西亚，改善与东盟国家关系，并在APEC会议上提出建立“亚太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亚太互联互通倡议，提升了中国的地区影响力，与美国形成鲜明对比。
如果再把时间轴延长，会发现中美共处于一个关键时间点上，中国处于崛起阶段，面临的制约是崛起困境，是由升而困；而美国处于相对衰落阶段，面临的制约是衰落困境，是由衰而困。两者的心态不同，力量发展方向不同，战略设计和实施的方式也就不同。
第三种情况，重要变量。系统中会存在一些重要因素，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互动的过程和结果，如果处理不好，会导致“所得非所愿”。有两种典型情况值得注意：一种是新生的重要变量，比如“阿拉伯之春”、IS等均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中东战略格局和地区内外的战略博弈进程。另一种是过去作为重要的变量，但现在显得不那么重要了。不过，即使该因素的功能渐趋减弱或是消失，其连带功能和诱发的变化，还会产生持续效应，影响互动的结果。比如，石油历来是美国中东战略的重要变量。虽然美国页岩油气技术突破导致美国对中东的能源依赖继续下降，中东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有所削弱。但是，美国石油牵涉美国在本地区的战略布局、盟友利益、美元霸权、新兴国家的能源供应和海外利益、海上运输通道等，形成复杂的利益复合体。因此，美国对中东石油供应依赖下降的战略效应绝非我们所想像的那么简单。“波斯湾石油通道太重要了，不能用海湾地区那种捉摸不定、行事诡秘、两败俱伤的政治手段来加以维护。”石油因素在美国战略中的地位貌似有所下降，但是在“亚太一中东”系统中的地位大大上升，仍然发挥牵动全局的作用。
结语
奥巴马政府实施全球收缩战略，将地缘战略重心从中东向亚太转移，重点推进亚太再平衡战略。但同时这一进程并不顺利，遭遇不少制约，形成在中东和亚太两面均不讨好的局面。本文根据复杂适应系统的一些基本原理，在国际体系层次上分析奥巴马战略重心东移之困的结构性原因。本文认为，亚太、中东两个地缘战略板块联动性和一体化的增强，是造成美国战略重心东移之困的结构性原因，并由此得出三个结论：
首先，由于亚太和中东在能源、贸易、战略、经贸、金融等方面的联系不断紧密，导致“亚太一中东”跨地区板块的生成，并形成新的战略环境和互动方式，以及更加复杂的非线性互动结果。
其次，该结构性因素从“环境一互动一结果”等三方面形成美国战略重心东移的三大困境机制，分别对应其战略调整的设计、实施和结果预期：一是“亚太一中东”系统的联动性和一体化趋势加强，中国在此过程中发挥日益重要的连接作用。但美国还没有适应新环境变化的趋势，在战略设计上具有明显的分而治之、治标不治本、顾此失彼的倾向，造成其战略重心东移的战略环境制约。二是“亚太一中东”系统内的各方战略互动频密复杂，抵消了美国战略重心东移实施的效果。比如，中国趋于积极主动的反制、中东盟国自主性的增强、伊斯兰国(IS)对抗西方、东盟国家两面下注，以及欧盟和俄罗斯的牵制等。三是在“亚太一中东”系统内，战略互动的结果是非线性的，在临界值、时机时序、重要变量等因素的作用下，往往使战略互动的结果并非是预期的结果，所得非所愿。
第三，美国走出困境的关键是将“亚太一中东”视为一个整体，顺应这两个地区日益融合联动发展趋势。中国积极推进包容开放的“一带一路”建设，将进一步加强亚太与中东乃至欧洲的联动性和整体性，符合地区整合的大趋势。如果美国与中国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加强合作，可能对双方都有利，有利于推进全球战略再平衡。
（作者简介：翟崑，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北京，100871;余凯茜，国际关系学院硕士研究生，北京，100091）
收稿日期：2014年12月
（责任编辑：左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