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逸 刘建军
摘要：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革命正在深刻地影响人类社会，以社交网络应用为代表的新媒体技术是这一革命发展的最新阶段。这种影响表现为同步出现的集中——分散趋势，进而带来两个彼此关联的后果：在逻辑空间，出现了一个由物理设备支撑的全球网络空间作为新型政治，即网络政治酝酿、发展、蔓延的基础；而在现实世界，长久以来形成的权力结构，受信息技术发展以及各类行为体能力差异的影响，正发生着复杂而微妙的重构。2009年至2011年发生在国际舞台上的诸多重大事件，背后都凸显了互联网发展、全球信息空间拓展、新媒体应用蔓延所带来的政治效应。虽然网络政治带来挑战的广度、深度、速度和力度都远远超过人们的想象，但网络政治的限度同样已经初步体现。这些案例也表明，应对网络政治挑战的能力将成为影响未来国际体系发展变化的重要因素。
关键词：网络政治 补充 替代 重塑
中图分类号：D8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4812(2012)02-0009-0016
一、问题的提出与分析的视角
冷战结束以来，互联网在全球高速扩展，并以各种方式日趋深刻地影响着分布于不同地理、政治、经济、文化结构之中的行为体。从2009年伊朗总统选举结束之后，不满选举结果的人们借助新媒体发动的“推特革命”，到谷歌公司2010年以“不满网络管理政策”和“遭遇黑客袭击”为理由计划撤离中国大陆事件；从知名网站维基揭秘系统披露美国在阿富汗、伊拉克的战争文件与美国国务院的内部文件，并引爆公司、网站、政府部门与黑客组织的混战，2011年风起云涌的“阿拉伯之春”、伦敦骚乱与“占领华尔街”运动，这一系列国际事件都似乎在预示一种新的政治形态——网络政治——正逐渐酝酿成熟，并以极具个性的方式展现在世人面前。
自由主义者倾向于认为，这些发展印证了美国前总统罗纳德·里根1989年在伦敦发表演讲时说的一句话：信息是目前这个时代的“氧气”。但梳理这些事件，人们又会困惑地发现，各类行为体在面对近似相同的挑战时，其应对的措施、能力以及最后结局都存在显而易见的巨大差别。来自网络政治的挑战在某些时刻似乎就是一颗“神奇子弹”，让被针对的行为体，尤其是主权国家，几乎没有什么反抗能力；但在某些时刻，这颗“神奇子弹”却几乎无法发挥预期的作用。
因此本文的主要工作是尝试提供一种解释性的框架，以网络技术本身的特点为基础，结合具体案例，从政治学／国际政治的核心概念“权力关系”出发，就网络政治的特性、挑战及其限度做一初步分析。
本文认为，真正需要研究的问题是网络技术与网络空间的政治内涵，或者说政治特性究竟是什么？这一政治内涵、特性与网络存在其中的现实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结构之间的互动机制是什么？以及最为重要的，这种或者这些互动机制背后所蕴藏的权力关系在多大程度上是一种“新”的权力关系？受信息技术影响，网络政治带来的真正挑战，借用查尔斯·蒂利有关社会联系与社会运动的分析术语，就是“认知、关系和环境机制的结合……其中认知、关系和环境机制之间的互动为政治过程的理论和研究提出了紧迫的问题。”
二、分散——集中并存：网络技术的发展与网络空间的特点
网络技术本身有着鲜明的特点，这种特点是认识和理解网络空间特性以及在此基础上孕育发展出来的网络政治的基本出发点。
深受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影响的西方研究者认为，网络技术发展的整体特点是从集中走向分散，这种分散主要体现为信息技术使用门槛的降低。具体来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更加友好便捷的用户界面降低了网络使用者所需的专业知识门槛，推动了非计算机或信息技术专业的用户同样能够自如的接入和使用网络；其次，持续提高的生产能力降低了网络终端接人设备的经济门槛，大幅度降低的价格推动了低收入者同样有条件接入和使用网络，所谓“摩尔定律”就是价格门槛降低的最集中体现；第三，高速发展的信息基础设施大幅度降低了创造、发布和分享信息的难度，将全球范围越来越多的个体，无论其在现实世界中的地位、收入水平等存在多大差异，都以形式上平等的方式纳入到了一个近似没有边界的网络空间之中。[2]
但另一方面，伴随分散化进程的是同样发展迅猛的“集中”化趋势，这种集中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层面：
首先，是支撑网络空间的关键性基础设施的非对称性分布。从网络拓扑结构上来看，网络是一个比较扁平的梯形结构，个体使用信息技术、接入网络的前提条件，是其所在国家的网络接入国际互联网，而支撑国际互联网的关键性的信息基础设施并非平均的或者按照与用户比例对称的原则分布在不同的国家。
其次，是对网络空间的使用，与提供相关服务的非对称性分布。在网络上的各种行为体，大体可分为两类：用户与服务提供者。用户使用服务提供者提供的服务，这意味着用户享受的自由使用互联网的权利是受到限制的，这个限制的边界就是服务提供者提供的服务。受上述关键性基础设施非对称性分布的影响，来自欧美国家的大型跨国公司占据了目前服务提供的主导地位，而发达国家的政府也因此获得了巨大的不对称影响力。以维基揭秘为例：维基网站2010年在披露美国政府相关的文件之后，立刻遭遇了分布式拒绝服务攻击，垃圾数据量达到10Gb/s的水平。负责为其提供云数据存储的美国亚马逊公司是为数不多的能够抵御这种级别攻击的服务供应商，但亚马逊公司在2011年11月1日宣布取消为维基揭秘网站提供数据服务，并致电美国参议院国土安全委员会主席利伯曼参议员办公室加以说明，参议员对此行动表示支持，而坊间消息则称其实是利伯曼议员施加的压力迫使亚马逊公司做出了此项决定。
第三，是网络空间各种行为体之间能力的非对称性分布。“在互联网上，没人知道你是一条狗”( On the Internet，nobody knows you’re a dog)是互联网上的一句常用语。该用语揭示了“匿名”网络空间带来的“身份装扮”的可能性。这种“装扮”带来的影响，在自由主义者眼中，意味着“平等”。因为任何行为体都可以“平等”地用数字身份制造、发布和交换信息。但从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视角出发，这是“形式平等”在网络空间的集中反映。看似平等的网络身份背后，个体之间巨大的客观存在的能力差异被掩盖了。2008年美国总统竞选期间，以“奥巴马女孩”为主角的视频风靡视频分享网站，获得了2000万次的点击率，这段视频是由专业的政治公关公司策划，邀请专业模特出镜，拍摄了约6000分钟的基本素材，最后剪辑成为一段3分钟左右的高质量视频。但是当这段视频最初发布，并通过网络空间在世界范围内传播的时候，绝大多数用户并没有意识到这是专业公关公司的产品。这种客观能力的差异性分布，与网络空间匿名、平等的特性相结合，使得具有优势资源的行为体获得了更大的政治影响能力，或更大的权力。这是一种更加有效同时又更加难以被察觉的权力，可以看作是政治权力在网络时代的最新发展，也可以看作是理解网络政治的关键所在。
三、隐形且侧重塑造的网络权力：网络政治的权力结构
权力，始终是政治学／国际政治研究领域的核心问题。摩根索将权力定义为“人对他人的心灵和行动的控制”，法国学者雷蒙·阿隆认为权力意味着“以行动去影响他人行为与情感的能力”。而网络技术的发展对权力产生了深刻影响，极大地推动了以福柯为代表的学者侧重分析的在以现代西方国家为代表的政治结构中，权力的“隐形”作用机制，即福柯所说的“规训”与“惩罚”。这种隐形的权力，“能形成一种混合机制，在这种机制中，权力关系（和知识关系）能够被精细入微地调整，以适应需要监督的各种过程。……。总之，它是以这样一种方式来安排一切，即权力的施展不是像一种僵硬沉重的压制因素从外面加之于它所介入的职能上，而是巧妙地体现在它们之中，通过增加自己的接触点来增加它们的效能。”
福柯对权力的分析依据之一，来自边沁设想的“全景敞视建筑”，在他看来，这种建筑的主要后果就是“在被囚禁者身上……造成‘精神对精神的权力’。”这种后来被福柯描述为如同“毛细血管浸润”一般的权力网络，可以看作是对网络空间权力关系最为深刻和本质的预言式描述。从某种最极端的意义上来说，基于向下兼容和单向透明的网络空间，构成了一个遍布全球的虚拟的“全景敞视建筑”。由网络技术所确定的权限，构建了一个基本无法被有效反抗的权力体系，而且是一个不易被察觉的等级化的金字塔体系，包含一个广阔而近似完全平等底部，以及一个狭小的顶部。居于底部的行为体，对来自顶层的权力，除了“全部接受”或“全部拒绝”之外，没有太过有效地反抗方式。例如，2011年8月，在接到美国政府国家安全信( National Security Letter)之后，谷歌公司将其在欧洲云计算数据服务中心的所有数据打包并通过加密通道运回美国本土，接受相关部门的检查，以寻找其中与反恐相关的信息；而普通用户或者对此并不知情，或者知情之后也无能为力。这就是形式上平等的网络空间权力关系背后隐藏的真实而巨大的实质性不平等。
而网络权力的塑造功能，主要是通过对信息流动的影响实现的：网络技术降低了信息发布的门槛，解决了信息供给不足的问题，对传统的权力结构，即对建立在掌握和垄断信息供给基础上的权力构成了严峻的挑战。但信息发布门槛的持续降低带来的是供给过剩，相对于个体单独阅读、理解和处理信息的能力而言，供给总量显著过剩，个体倾向于委托授权，从而实现了奈在《美国实力的困境》一书中所描述的“权力重新分配”。即信息供给过剩，注意力和处理能力不足，先前具有足够信誉和影响力的个体，获得来自其他个体的信息处理授权，从而形成新的权力来源。这是传播学中经典的基于意见领袖的“二级传递模式”在网络时代的重构，但这种重构后的模式其真实作用机制更加复杂。
这些不同类别的权力，被形形色色的行为体分别掌握，而这些行为体之间又借助信息技术，彼此勾连，从而编织和造就了一个跨越网络空间与现实世界分野的复杂体系。在这个体系的推动下，三种网络政治的基本作用机制比较清晰地表现了出来：一是作为补充机制的网络政治；二是作为替代机制的网络政治；三是作为重塑机制的网络政治。在此背景下，国家——国家关系、国家——资本关系、国家——社会（个人）关系以及社会中的个人——个人关系、群体——群体关系，都在经受着一种前所未有的洗礼。特别是随着Web2.0时代的到来，重构政治( Reshaping politics)的运动已经逐渐展开。[10]
四、网络政治模式：一种比较分析
（一）现实政治的“补充”、“复制”和“完善”：美国式的网络政治
作为计算机和互联网技术的发源地，美国的网络政治主要运用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是作为竞选辅助手段的网络技术，即候选人通过网站和选民进行交流，发布信息、表达政见、动员投票以及接受网络捐款。2000年前后，网络在选举前动员阶段的能力开始为美国政治家所认知，并逐渐得到了比较广泛的应用。尤其是在年轻选民中，网络作为一种新传媒所具有的表现能力，一定程度上克服了青年人传统上的政治冷漠，将“枯燥”的政治过程变成了具有很强娱乐性质的公共狂欢。但是，在更加实质性的政治程序中，比如借助互联网进行实质性的选举投票等，美国则表现出了高度的谨慎，主要担心信息技术可能被少数人所滥用和垄断，扭曲投票结果，从而引发选民对网络投票产生高度的疑虑和不信任。
第二是作为非政府组织表达不同意见、组织实施跨国行动的平台。美国国内有着发达而成熟的非政府组织，这些组织借助网络技术扩展了自身的行为能力，将其作为发表自身言论，跨越国界传播组织理念，甚至可以策划跨国行动的平台。这是西方发达国家非政府组织对网络的普遍应用。
第三是作为政府机构和非政府组织彼此合作的纽带，推动公共政策的制定，并在海外扩展美国的国家利益。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以及推进网络自由等问题上，借助网络平台，非政府组织、政府机构以及媒体实现了实时、紧密而有效的互动，并使得其所针对的目标行为体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
（二）网络空间中的抗争与颠覆：菲律宾式的网络政治
菲律宾在冷战结束之后发生了频繁的政治更迭，拉莫斯政府和埃斯特拉达政府的倒台都源自庞大的街头运动。引人注目的是，这些街头运动主要是通过手机网络发送短信来组织的。一条短信，包含着指定集合的时间、地点等信息，就可以让10万人在数个小时内聚集起来，并最终迫使政府下台。
从网络政治的视角来看，借助互联网、手机短信等组织起来的网络世界，已经在菲律宾成为了现实世界制度性政治参与的替代品之一。当民众对现实政治感到不满时，借助网络直接挑战乃至颠覆现实政治的行动已经成为了某种心理习惯。这可以看作是亨廷顿所描述的“政治衰朽”在信息时代的体现，是一个国家缺乏调控能力，同时民主参与又过于旺盛的结果。对于大多数第三世界的民主转型国家来说，都面临着类似窘境。
（三）压力——抵抗的博弈：“阿拉伯之春”式的网络政治
从2010年年底的突尼斯到2011年的埃及、利比亚、巴林、叙利亚等国所爆发的被冠以“阿拉伯之春”标签的系列事件，凸显了基于“压力——抵抗”的第三种博弈模式。在这种模式中出现的是从个体向松散联盟方向发展的新动向：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博弈的过程中，不再是简单的国家面对非国家，而是出现了更加复杂的分化组合。
“阿拉伯之春”的源头，至少可以追溯到2009年伊朗总统选举后发生的“推特革命”：选举中落败的反对派，借助网络动员组织街头示威。伊朗政府采取的政策是严格控制、限制乃至压制网络在伊朗发展的空间；而当伊朗政府在其主权边界内对信息空间进行管制时，来自国际上的参与者从外部进行了介入。美国国务院政策设计办公室21世纪治国方略项目的主要领导者给推特公司创立者致电，要求推迟预订的系统升级时间，“确保德黑兰街头的示威者能够使用推特传递信息”。身处英国伦敦、德国汉堡、瑞典哥本哈根等地的“远距离参与者”，借助谷歌地图重现的德黑兰街头路线间接传递出来的标志性图片，以及适度发挥的想象力，在实时信号被切断的情况下，持续进行“现场直播”，并通过享有声望的媒体进行广泛传递，造成巨大影响。
2011年1月25日，埃及国内发生被称为“愤怒日”的大规模示威游行，矛头直指执政32年的穆巴拉克总统。但这次游行组织者的本意其实只是为了抗议警察滥用职权，由包括谷歌公司北非与中东地区市场经理格内姆( Gohnim)在内的四人借助脸书(Facebook)建立名为“我们都是赛义德”的公共主页，其粉丝数也迅速突破六万个。该主页在建立后，由英国人Mr.MI于2010年7月7日在英国境内申请注册名为elshaheeed.co.uk的地址，作为主力站点，交流和传递有关信息。由于其服务器位于英国，埃及政府无权进行管辖。
如下图所示，与埃及历史上曾经出现的政治示威不同，2011年1月25日开始的游行具有松散的多中心特征。依据社会网络分析软件，在网络舆论空间，此次埃及危机中最具影响力的五个账号保持了一种松散的关系。巴拉迪、“四月六日运动”、“我们都是赛义德”的两个账号以及后来居上的谷歌中东地区市场经理格内姆彼此并不直接关注对方，更多的是借助一些国际非政府组织，如“马上要民主”( Democracy Now)作为中介，建立起了一个松散的多中心网络。这五个主账号对此次游行要实现的具体诉求也并不相同：巴拉迪非常明确的要求穆巴拉克总统立刻下台，由自己出任过渡政府领导人；“我们都是赛义德”的两个账号要求在埃及实现“民主选举”，“调查警察滥用酷刑”；格内姆完全走感性路线，谴责滥用职权；“四月六日运动”强调“民主”、“就业”与“社会公平”。但是在网络空间里，新媒体在他们之间先后构筑出了两个可以作为公约数的符号：第一个符号是“穆巴拉克下台”这个通俗易懂容易快速传播的口号；第二个符号是“民主”，尤其是当埃及政府切断90%国内互联网联系，以及逮捕格内姆的消息传来之后，“格内姆”迅速被提升为“民主”在埃及的“象征”。
上述两个过程表现出比较典型的压力——抵抗博弈，即国内非政府组织最主要的资源来自借助网络获得的局部媒体与舆论塑造能力，以及在国际社会上争取外部支持的能力。但另一方面，无论是埃及还是伊朗，当网络政治进入“线下”的实质性、程序化政治参与，即投票时，都暴露出这些精通网络与媒体的知识精英与本土的基层民众，尤其是农村的基层民众之间缺乏必要的联系。因此，在产生巨大影响的同时，网络政治自身局限也显露无疑。
五、网络政治的三个层次
上述比较分析折射出网络政治一般具有三个层次：1、最为直观的层次是参与型网络政治。参与型网络政治在很大程度上乃是与现实政治的共存与互补作为前提的，这是西方国家网络政治最为主要的形态。2、压力型网络政治是网络政治的第二个层次。这种形态在很多国家都是存在的，但主要存在于政治民主化程度不是很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当然，受制于国家对网络空间的控制能力这一因素，压力型网络政治在有的国家是颠覆性的，有的是抗争性的，有的是替代性的。3、网络政治的最终形态乃是权力与资本的结盟。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分析生产实质时说：“一切生产都是个人在一定社会形式中并借助这种社会形式而进行的对自然的占有，”在分析对既得物的保护时说：“每种生产形式都产生出它所特有的法权关系、统治形式等等。”[11]
在描述资本基本属性的时候，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指出其基本特征之一就是将尽可能多的范畴纳入剩余价值生产——再生产的过程。网络技术与资本的关系，可以看作是资本努力将人际关系网络中的信息流动纳入剩余价值生产和创造的过程。从网络技术在美国发展历程来看，它恰恰反映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法权关系在网络空间中的再生产，只不过这是对人造空间的占有。当然，占据这这种人造空间的目的还是在于对自然的占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网络是由资本主义制度孕育出来的，又必然以捍卫这种制度作为最终的目的；而网络的存在与发展，网络用户的存在与发展，乃至网络行为的存在与发展，都必须符合资本创造与攫取剩余价值的需求。这就决定了网络政治的最高形态乃是权力与资本的结盟。这_联盟构成了电脑屏幕背后终端意义上的操控者。2010年1月，由谷歌“计划撤离”中国市场引发的风波，一定程度上披露了这种形成中的联盟的雏形以及这种联盟对现实政治所可能产生的影响。
以下是对网络政治三个层次的具体分析：
1． 参与型网络政治
在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在美国，网络政治是对现实政治的一种补充。网络带动了政治参与空间的扩展和政治参与手段的更新。美国的网上运动( Campaigning online)乃是选举动员模式的改变。从美国前两任总统的选举过程中来看，网上运动已经彻底改变了美国的选举动员模式。[12]如前文所述，法国思想家福柯在《规训和惩罚》(Discipline and Punish) -书中，描述了由边沁所推荐的“全景监狱”是如何在学校、医院以及其他组织机构中被广泛运用的。但为什么西方国家所孕育出来这个全景监狱式社会没有在网络政治中得到有效的克服和质疑呢？这是根源于现实政治的制度化程度以及国家——网络资本家联盟对网络空间的隐蔽性控制。
2． 压力型网络政治
压力型网络政治的产生与现实领域政治民主化的程度呈现出高度的相关性。第一，在现实政治较为发达的国家和地区（测量现实政治发达程度的变量是竞争性的选举制度、传统媒体作为第四种权力的强度、政治沟通渠道的顺畅等），尽管网络技术的运用程度极为广泛，但并不必然导致网络政治的压力效应和颠覆效应。第二，在现实政治不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如果电脑使用的民主化进程还没开始，网络政治也无从显现和扩展（例如朝鲜、古巴等）。第三，只有在现实政治发展程度相对低弱，但电脑使用民主化程度很高的国家和地区，才会导致网络政治释放出较强的压力效应（例如伊朗、菲律宾等）。第四，在现实政治发达，但电脑使用率很低且没有形成网络社会的国家，也没有网络政治的产生（例如非洲很多国家）。由此，我们可以认为，只有在现实政治发展程度较低以及电脑使用民主化和网络社会( Internet society)已经形成的前提下，才有可能促发压力型网络政治的产生。
3． 权力——资本结盟的网络政治
网络政治的崛起是否彻底改变了人们的政治观念和动摇了传统的权力结构？对于这一问题，有着截然不同的两种看法：一种看法是认为网络政治粉碎了人们以往对政治的理解；另一种看法则认为网络政治乃是过去政治的翻版，并无任何新意。
从网络技术的发展过程来看，国家的介入和控制一刻都没有停止过。尽管互联网具有天然的政治属性，但是它的政治属性只有在谁拥有决策权这一政治语境中才能得到准确理解。那些拥有网络构件生产手段的公司与政府决定着硬件和软件中的各种技术类型，并由此诞生了一种新型的权力掮客( power broker)。权力掮客能够决定网络大厦的构成部件并以此来规制人们的行为。正如瑞德伯格（Reidenberg）所认为的，对行为的规制在它通过优先购买权或自动化手段( preemptive or automated means)得以运作的时候会更具有效力。[13]显而易见，正是权力——资本结盟的网络政治在某种意义上使得诸多国家的网络空间全球化不过是美国化的一种翻版。正是因为美国拥有网络技术终端意义上的垄断权，使得美国的影响力可以穿透诸多有形的边界。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必须要对网络空间背后的权力——资本结盟形态有着清醒的认识。
结语
本文基本立足点就在于把网络政治视为一种新型的政治形态。但是，这一新型政治形态并不是存在于真空之中的。一方面，这是网络技术和网络空间的发展所致，而且这一网络技术与几乎所有的在某个时代产生革命效应的传统技术相比，具有鲜明的唯一性特征。如果说像航海技术、蒸汽机、飞行技术、电话、电视等所有技术设备都是因为政治化的利用而具有了一种政治属性的话，那么网络技术则是具有天然的政治性能( inherently political properties)。这也是我们研究网络政治的一个基本立足点。另一方面，网络技术和网络空间又不是独立存在的，对网络空间的复杂性和技术性通晓得越透彻，对其幕后操纵机制的认识也就越清晰。网络政治的幕后操纵机制包括技术控制、资本控制和权力控制三个方面。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网络空间对于占据先发优势的霸权国家，有着特殊的吸引力。
对于中国而言，网络政治无疑是21世纪中国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网络安全业已成为中国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有效拓展“网下”政治沟通的渠道，如何认清网络资本主义的实质，如何抵制各种明显的或嵌入性颠覆活动，如何在网络空间中构建国家安全的边界，乃是未来中国必须解决的问题。
（作者简介：沈逸，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讲师，博士，上海，200233；刘建军，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上海，200233）
收稿日期：2012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