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案蔚
摘要：本文由评析秦亚青的著作出发，简介了过程建构主义的重点，回顾了其理论产生的背景及相关发展。本文认为该理论填补了国际关系理论的空白，突出了关系与过程的重要性，提出了规则与关系相结合的综合治理模式，是构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重要成果，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在讨论了一些不足之处后，本文建议在其理论框架基础上，以关系治理为切入点，参考团体动力学理论和社会网络分析研究方法，进一步发展过程建构主义理论。
关键词：秦亚青 关系治理 过程建构 中国国际关系理论 团体动力学
中图分类号：D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12(2016)01-0052-65
过去几十年，中国学者一直在努力尝试构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迄今为止，比较成熟的成果是秦亚青（下简称“秦”）的过程建构主义理论，而他提出及论述该理论的主要著作，就是《关系与过程一一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文化建构》。
在该著作中，秦南创建理论的原因开始讨论，先反思现有理论的不足，再创建过程建构主义理论填补空白，并将其具体应用到构建一个综合治理模式，最后以东亚实际情况为事实根据，以相关理论作解释，完整地结束讨论。全书条理清晰，一气呵成，是国际关系学科值得一读的一本好书。尽管秦最近尝试将其更名为国际政治的关系理论，但要全面理解该理论，还得认真阅读《关系与过程一一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文化建构》一书。
一、主要内容及观点
秦在《前言》中指出，有解释力的社会理论总有一定的适用范畴。目前的国际关系主流学派几乎都是在美国成型，且多为理性主义的产物，带有学术话语霸权色彩。然而，东亚历史上各国与中国合作而非结盟并制衡的情形，使当今各主流学派的解释力受到挑战。因此，有必要考虑建立更为适合的理论。
在第一章中，秦解释了构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原因。他比较了西方对构建社会科学理论的不同看法，如一元论及二元论等，指出应坚持理论的基本定义，即“系统化的思想”，不支持话语霸权。秦指出，西方社会科学理论基本上从理性本位出发，忽略了理论硬核的形而上成分。事实上，理论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时代均有不同的表现。讨论理论硬核的形而上成分，则必然涉及文化、世界观等。例如，英国学派与美国主流学派的“问题意识”（形而下部份）不同，便是因为前者的发展建基于欧洲历史文化的特殊集体记忆，重视国际社会及社会规范。中国文化在这方面与西方大相径庭，在国际关系上往往表现为：没有主权个体的无政府状态逻辑，天下观念重视远近亲疏而非二元对立。因此，中国学派需要具有两个特征：起源于中国的文化语境，以及能够获得普适性的意义。
在第二章中，秦提出并解释了过程建构主义理论，这是全书的重点。中国传统思想的核心是“关系性”而不是“理性”，强调整体社会而非独立个人。秦认为，国际关系三大范式均忽略了重要的社会性因素，即社会互动过程及社会性关系。然而，该两者都是中国社会文化的重要元素。过程包含关系，关系构建过程，前者的核心是运动中的后者，后者的运动形成了前者，双方密切相关。
秦逐一分析了三大范式在这方面的缺失，指出：一、结构现实主义是体系层次理论，重视国际体系，国家是其构成单位，是理性行为体，因此在体系层次上认为是物质实力的分布影响了行为体的互动，核心是“结构选择”。二、新自由制度主义也是体系层次理论，重视国际制度，也接受理性行为体的理论假定，在体系层次上认为是国际制度影响了行为体的互动，核心是“制度选择”。三、结构建构主义同样是体系层次理论，重视行为者与结构之间的互构关系，一定程度上出现了两者互为因果的状态，并发展了一种体系层次的元理论，观念结构（文化）成为核心元素并影响行为体的身份构建及行为方式，核心是“文化选择”。秦认为，三大范式都强调设定一种清晰的因果关系链，将原因要素设定在国际体系层面，将结构、制度及文化物化为确定性要素，使之成为已知变量。然而，过程是动态的，难以用静态理论加以研究，这就产生了问题。
秦进而提出了过程建构主义理论。他以两对标量——物质和理念，结构和过程——对现有体系理论进行分类，发现在强调过程及理念（社会性）这一较具动态性质的区域存在理论空白，从而提出了过程建构主义理论——分析重点是过程，理论硬核是关系性。其取向为社会性过程理论，强调社会性建构作用，机制则是以关系性为标示的过程。该理论接受结构现实主义的三个基本假定：社会性；国家是国际关系的基本行为体；国际社会进化原则。因此，体系层次理论、社会本体论及社会进化原则构成了过程建构主义的基本理论取向。
秦认为，过程系指产生社会意义的持续的实践互动关系，是运动中的关系，其基础是社会实践，即行为者的实践活动。关系在过程中发展、发生并体现。过程建构主义有几个特征：第一，过程与行为体是共生及互相构建的；第二，过程构建行为体之间的主体间性——使互动具有意义的实践和关系过程，产生国际体系的规范和观念结构；第三，过程逻辑包含中国的包容性辩证思维，而非西方“非此则彼”的分离式思维。其三个基本命题是：过程具有自在性，独立于结果；过程可以产生动力，动力的来源是关系的运动；动力是体系层面的因素，不可还原到具体的个体行为体。过程的重要意义是孕育规范，培养集体情感并催生集体认同。
过程建构主义的分析重点是关系，观察对象是关系中的行为体，其观点是关系主义而非实质主义，并有四个基本假定：关系本位，即关系是分析社会生活的基本单位；关系界定理性；关系确定身份；关系孕化及成为权力。
秦在第三章进一步指出该理论的认识论支点一元关系和中庸辩证法，并以中国融入国际社会为例作出解说，强调过程视角不同于实体视角，可同时具有正题和反题的基因而不以消灭其中的一方为代价，其相辅相成的转化过程产生新合体。
秦在第四章讨论了规则治理和关系治理，是该理论的具体化、实际化的应用。秦认为，国际关系主流理论重视规则治理模式，其特征为：具有高度的实质主义内涵，将个体行为体作为治理的基本对象，是以结果为导向的治理模式，包含了一种“非信任”假定。秦由经济学的学术讨论引入关系治理模式，其特征为：强调社会关系和社会行动者的实践活动，强调治理的关键是行为体之间的关系，以过程为基本取向，将“信任”视为关键要素。秦认为两者各有优劣，应构建一种综合治理模式，二者相辅相成、相互加强，提高治理效率。他提出了三个命题：两种模式是共在的，是相辅相成的，其实施是受文化因素影响的。
最后，秦在第五及第六章中，以东亚的合作为背景，反思了各种国际关系理论的应用，并以过程建构主义理论进行解释，完整地完成了理论的解说。
二、理论产生的背景及相关发展
过程建构主义理论是秦构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多年努力的一个标志性成果。他的研究路径可以归纳为五条：系统研习和深入反思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大力倡导并努力实践“人文与科学契合”的新方法论，对相关学科知识的广泛涉猎和认真借鉴，高度重视和积极发掘本土思想理论资源，明确理论内核并提出工巧的研究设计。①秦在2005年左右即进行相关思考，②于2008年总结了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状况，同时大胆提出了进程主导的社会建构模式。④尽管当时模型有别，名称不同，但已能看到提出新理论的曙光。与此同时，他也对中国传统文化理念、秩序观、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定位等做出不少思考。⑤2009年，他首次提出过程建构主义理论的雏形，⑥并在次年加强了理论论述。2011年，他开始比较系统地谈及规则与关系相结合的治理模式，⑧迈出完善理论过程中重要的另一步。2012年，他终于通过该著作及其他文章正式提出较为完整的过程建构主义理论。⑨最近，他又对该理论加以深化改进，提出了国际政治的关系理论这一新命名。
理论虽是由秦提出，但却乃本世纪初众多学者思想碰撞的产物，是学者们构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心血结晶。一方面，正如王帆等指出，改革开放后国际关系理论在中国的发展经历了起始阶段(1978-1989)，大规模引进阶段( 1989-1997)，深度学习阶段(1998-2004)及理论自觉阶段（2004年至今），在第四阶段，学者们开始探讨及尝试建立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秦在该书中提出“关系性”这个核心概念，构建了过程建构主义理论，标志着有关工作取得了重大突破。另一方面，我们可以在同时期其他学者的文章中读到不少富有启发性并与秦的思路相近的观点。在提倡借鉴英国学派方面，庞中英即认为其对中国同行有不少启示并指出，早在1984年，已有学者讨论中国进入国际社会及中国与国际秩序的问题。英国学者威廉·卡拉汉就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及英国学派进行比较，提到两者都弃用流行的政治理论，建立一套专门的经典哲学准则，即分别为中国《礼记》的“大同”与英国“国际社会”文明标准。在本体论及方法论等问题上，早在2005年，李义虎就曾提出，只有在本体论上取得突破，方能建构起中国学派；2010年前后，学术界对关系性或关系主义有一定的集中兴趣，如宣兴章和高尚涛对此进行了讨论分析，王军在对民族主义的研究中提出了关系实在论观点，赵汀阳也阐述了共在存在论的哲学理论观点。此外，学者们也注意到，有必要通过发掘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精髓促进理论发展，主张利用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天下体系与和谐世界理念。①
秦提出过程建构主义理论后，学者们进行了广泛讨论，对该理论的发展起到积极作用，如在2010年的“‘过程建构’国际关系理论研讨会”上提出了不少好观点。有些学者应用和发展了这一理论，或借鉴其中要点提出其他观点。例如，韩发展以该视角讨论了印度对中国崛起的反应，③柳思思对关系治理及制度治理进行了研究，董青岭提倡重视古老东方哲学的“二元互补”理念和“过程演化”思维，苏长和讨论了共生型国际体系⑥。也有一些学者提出了不同看法。例如，张睿壮质疑通过整合不同学派、理论、传统文化等内容来建构一种国际关系学派的方法存在不妥；⑦加拿大学者阿米塔夫·阿查亚则表示中国学派要考虑例外论的危险与反向的种族中心主义，尤其要考虑理论和官方政策的关联性问题。
三、学术贡献
作为学术著作，该书最重要的优点是以科学与人文并重、中西结合、理论创新的方式在国际关系理论上作出了学术贡献，总结起来有以下几点。
1．取得了构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重要成果
秦开宗明义地指出要构建中国式的国际关系理论。他不停地强调中国文化①与西方文化的差异，强调现有范式并不能有效地解释东亚的情况。他引人中国的中庸辩证法作为过程建构主义的认识论基础，也在引入关系治理模式时使用了大量的中国哲学文化理念，强调该理论立足于中国文化，对受中国文化影响较大的地区更有解释力。因而该理论是构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重要成果。
2．填补了理论空白
秦以两对标量对现有国际关系的体系理论进行分类，过程建构主义理论则恰好填补了在强调过程及理念（社会性）这一领域所存在的理论空白。
秦分析了三大范式，认为它们均重视独立的行为体，不重视过程，不重视互动及关系性，观点是实质主义。他最近总结指出，它们“都具有明显的理性成分，而恰恰缺失了关系性这一重要维度，都没有对国际体系中的关系性以及国际社会中的复杂关系进行研究。”而过程建构主义理论不仅重视过程，更将其作为分析重点，理论硬核是关系性，观点是关系主义，故能有效填补相关的理论空白。
3．突出了关系与过程的重要性
秦并非仅仅指出空白所在或解决方向，而是深入分析了各种范式的不足，寻找解决方案，系统地建立其理论，强调关系与过程。
因应独立的个体行为体的重要性，秦深入地论述了行为体与过程的关系，不仅指出过程与行为体是共生及互相构建的，更指出了过程本身具有其动力，该动力的来源是关系的运动。动力不可还原到具体的个体行为体。国际关系既有一定的稳定性及平衡，也在不同的方面持续变化。若非行为体的行为改变引发变化，则必须解释变化的动力来源。秦提出以独立的个体行为体为观察对象，将过程作为重点，以关系为动力来源，便很好地满足了这一需要。
4．提出了规则及关系相结合的综合治理模式
目前国际社会中的主流治理模式是规则治理。规则或制度是新自由制度主义范式的重中之重。尽管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不甚谈及关系治理，秦却能成功地由经济学领域的讨论引入关系治理模式，并借鉴中国文化哲学传统、西方社会学理论及经济管理学界的讨论，比较明确地定义了关系治理（见第143页），指出其特点为强调“参与”而非“控制”；将治理视为过程；治理的对象是关系；以及信任是关系治理的关键要素。他比较了两种治理模式的特征（见第154页），然后富有创意地提出结合双方的综合治理模式。在批评规则治理之不足的同时，他也中肯地指出关系治理的重要缺陷：要求行为体高度自律和自我约束；可能使行为体绕过规则或利用其漏洞，从而破坏治理；更容易牺牲个人权益①。
诚然，他在提出综合治理模式的同时，也认识到其论证较为重视概念建构而可能存在实证上的不足，表示对之仍“需要进行认真的验证”（见第160页）。
5．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东亚地区的国际事务
东亚地区的国际关系比较复杂，难以用三大范式作出较完满的解释。过程建构主义理论以及规则与关系结合的综合治理模式对其有一定的解释力，且其解释也有独特之处。例如，在东盟主导的东亚合作进程中，中日韩三个有实力的国家不仅接受而且支持东盟的主导，便体现了过程主导、关系治理的重要性。
四、几点不足
尽管秦的理论有不少创新之处，带来了不少新的思考，但当我们细细品味，却又感到该理论似乎尚有几点不足，甚至存在一些矛盾之处。
1．“中国文化”理论性方面的不足
首先，秦对东西方文化的应用充满了矛盾。该书的一个重点，是强调文化的差异。尽管东西方传统文化有所区别，但在近现代的文化冲突及融和之下，已经很难概括地谈现代东西方文化有着本质的差异。而且现代国际关系建立在威斯特伐利亚主权原则基础上，其不仅直接来源于西方文化，且行为体本身——民族国家或主权国家——即为后者的产物，不再是传统东方文化中的文明国家。脱离西方文化而以东方文化去谈国际关系，似乎有点不太可能。
秦也认识到这一点，故强调其所作尝试是将中国的理念和西方的理论结合起来，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挖掘核心理念，对其进行概念化和理论化，试图用以中国理念为核心的理论资源充实现有国际关系理论（见“前言”第16，17页）。因此，其目标仍然是西方式的“理论”而非东方式的“理念”。秦进而强调理论的基本定义，即“系统化的思想”，似乎想跳出其理论“解释”的不足，更多地进入东方的“理解”功能。这种在东方理念和西方理论之间的游走，正反映出秦的矛盾。
其次，书中某些关于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差异的论述也存在不足之处。例如，秦指出：中国文化不追求确定性，强调变化与包含性，即A可以为非A，但西方文化主流是不接受A可以为非A的典型二分法逻辑，这就有偏颇之处。秦似乎没有考虑西方文化的“当时当地”前提。仅以其铁不可为非铁的表述作反证：西方文化肯定可以接受，而且已经在化学研究中证明，暴露在空气中的铁在一段时间之后会逐渐生锈，即因氧化作用成为氧化铁；而且，氧化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在其他条件配合下，速度既可以缓慢也可以急剧。因此，东西方文化的有关不同似乎只在表达形式上，而不能上升到本质的层次。
再次，书中一些关于中国文化的表述也不太准确。秦指自己主要使用了传统的中国儒家文化哲学，然而，“儒家文化”并不等于中国文化，仅以使用中庸辩证法便声称是构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似乎并不恰当；若改称“东方国际关系理论”，一则过于宽泛，二则也不能实现构建中国式国际关系理论的目标。若改称“儒家文化国际关系理论”，则因有关阴阳的论述明显带有道家文化色彩，也有不妥。因此，对所谓“中国文化”，也有待作出更清晰、更准确的论述。
相形之下，秦在稍后另一些文章中提出不同特质在特定时间点的主次之分，以及中国文化的“和”、 “势”、 “变”等概念，则更为清晰、详细，也更有说服力。”
2．关系与过程的不确定性
关系与过程都不是物质的，都处于恒常的变化当中，难以捉摸，难以观察。秦提出以独立的行为体作观察对象，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观察的问题。但是，当他提出以关系为本位的时候，又产生了另一个困难：关系如果在客观上是完全不能被确定的，则难以成为有效的单元。
结构现实主义中的结构、新自由制度主义中的制度、结构建构主义中的文化，都是可以观察及分类的，而且也都可随时间而改变，处于恒常变化之中。但关系呢？过程呢？秦既未提出任何具体的观察方法（即使是他所说的通过考察行为体互动来加以观察的方法），也没有提出任何具体的分类方法，使关系与过程这两个主要的概念均处于很大的不确定性当中，甚至可以说能任人主观随意地演绎。如此一来，建基于该两者的过程建构主义理论，便有点玄乎难测了。
从另一角度看，因为该理论中的关系与过程是“一对不可分割，互为定义的因素”（见第78页），难以用实证的方法加以证明，可能存在本质上无法证伪的问题。或者这也是所有主张科学与人文并重的社会科学理论的常见缺失。
以当前的中日关系为例，到底它是什么关系、处于什么过程中呢？抑或说因应不同的场合，如参拜靖国神社、钓鱼岛纠纷、亚投行、亚太经合组织、东盟和中日韩“10+3”等等，中日处于不同的关系与过程中？如若关系与过程果真会因场合与时间的不同而改变，便似乎没有多少可供研究的价值了。当然，这也能让我们思考：可能必须在特定背景或议题限制下才能讨论关系与过程。
3．规则治理包含关系治理的可能性
关系治理模式是秦在该书中的一个重点，他并因此而提出了综合治理的模式。但是，秦忽略了一点，即所谓关系治理也可能就是规则治理的一种形式。
首先，秦的关系治理模式并不完全是中国文化的产物。当他将经济学的讨论引入此模式时，就已颇有新制度主义的意味了。他使用的“交易成本曲线”（见第139页的图4.1），就更是一个明显的新制度主义经济学的应用。
其次，秦的讨论似乎有意无意忽略了“非正式规则”。秦认为：“规则包含正式规则和非正式规则……正式的规则对于秩序而言，有着更加重要的意义”（见第125页）。尽管他也指出了基欧汉对于“非正式规则”的解释指其是含有含蓄规则或谅解的惯例或制度，能够塑造行为体的预期，但他并没有再讨论其作用，反而有意无意地将它剔除于规则治理之外。当他说明“规则治理强调治理依赖规则，治理的关键在于确立明确的，有约束力的规则”，则已经肯定剔除了“非正式规则”，并在之后以此为基础讨论规则治理。然而，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思考，假如能够在更为广义的基础上考虑规则治理，其可以包括“正式规则治理”及“非正式规则治理”，则秦所提出的关系治理便极可能只是“非正式规则治理”，是“规则治理”的一种形式。
第三，新自由制度主义的解释可能更加合理。在论及新自由制度主义对规则治理的看法时，秦指出了其对国际制度的重视，认为“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就是将治理定义为多边主义框架下的规则、机制和制度”。基欧汉曾就国际机制的辨别进行讨论，说明“国际机制的概念是复合的，因为它是在四个不同的内容上来定义的：原则、规范、规则和决策程序”，并进一步解释仅以其中之一为一组作限定性特征的不妥之处。因此， “正式规则治理”似乎只是新自由制度主义治理方式的一种，其主要着眼点是“规则和决策程序”，虽然重要但并非唯一。如果主要着眼点为其他机制，如“原则和规范”时，可能就是秦的“关系治理”了。
自然，以上的不足，尤其是关系与过程的模糊，可能只是秦尚未能展开更详细的讨论所致。且由于过程建构主义与新自由制度主义都相对重视过程（见第44页图2.1），两者有相通之处似乎也可以理解。这可以引领我们进一步思考，是否可跳出文化框架的限制，再引入起源于西方的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的某些学说，进一步论述及充实该理论，尤其是其中有关关系与过程的部份。
五、进一步思考
尽管仍然存在不足之处，然而过程建构主义毕竟已经有了一个较为科学的理论框架，而且颇具创新意义，值得我们在其基础上再做进一步的思考。
虽然过程建构主义是一个重要成果，但并不能简单地说这就是中国国际关系理论或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从探究知识的方法看，理论可分为经验的、解释的理论和诠释的、理解的理论两种，前者是所谓科学的方法，后者是所谓理解的方法。①秦主张该理论是理解性的理论，本身便可能不被坚持走科学分析之路的人所认同，需要或多或少地在经验的、解释的方面再予以加强。而且该理论的普适性也尚有待进一步证实，在国际上的认同度亦有待提高。
如果我们着眼于经验的、解释的方面，会认为理论应该可以结合实际，应该对实践具有解释力和预测力。针对目前对全球治理的关注，结合过程建构主义中有关关系治理的论述，如若要进一步发展该理论，则可能需要在对关系治理的论述上再取得突破。目前在这方面较为完整的是柳思思所从事的研究。柳思思提出，相对于规则治理而言，关系治理存在自执行性、长期导向性、动态性、多元性及关系导向性的特征；规则治理与关系治理的选择，受文化与价值观，实力大小与成长阶段，交易成本与制度困境，以及国际环境的压力等因素的影响；关系治理的路径为：赋予信任与意会，社会交往，相互依赖的期望，以及关系资本或关系权力；关系治理的评估则主要有对关系的满意度和依赖度两个基本维度。然而，相关论述主要还是理解性和观点性的，缺少足够的理论依据和实质性论据的支持，缺乏科学解释力。
因此，我们可以考虑以过程建构主义框架为基础，着眼于关系治理，加强对关系与过程的科学分析和论述，进一步发展过程建构主义理论。按照这一目标，我们可以用中西结合的方式，借鉴业已获得长足发展的西方社会科学理论，重新检视柳思思的研究。由关系治理的特性出发，我们可以思考社会心理学的理论，包括团体动力学理论；由关系治理的路径出发，论及关系资本或关系权力，我们可以思考有关社会资本的理论，①包括社会网络分析的研究方法。诚然，我们同时也应当重视华人学者在相关方面已经取得的成绩，以及他们所提出的与中国文化密切相关的观点，如心理文化学和圈序认同文化等。②
1．团体动力学
当我们思考如何加强对关系与过程的论述时，我们想到了社会心理学范畴的团体动力学( group dynamics)。毕竟，国际社会也可以被看作一个团体。如我们将国际关系中的行为体视为类似于个人的行为体，即理性的经济人，相关理论便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能使我们对过程建构主义的关系与过程作出更为科学的理解。
团体动力学是关于团体中个人行为的科学研究，其范围包括团体的性质，团体的发展，团体与个人、其他团体、其他组织的关系等等。在它看来，成员间发生的事情不是固定( static)的，而是变化（dynamic）的，其互动的特征一直受制于诸如沟通、领导等经常变化的力量作用。对团体目标、互相依赖、沟通、领导、决策、利益冲突、权力运用及差异处理等问题，都有一些相关理论。例如，团体的成效表现即被认为会受结构、角色和规范等诸多因素的影响。
团体发展是个中的重要课题。常用的顺序阶段( sequential_stage)理论包括了塔克曼五阶段说：在成立阶段（forming stage），成员互相认识；在冲突阶段( storming stage)，成员表达不同的观点及控制冲突；在规范阶段（norming stage），成员建立起一系列规范并加强团结；在表现阶段( performing stage)，成员合作追求共同目标；而在解体阶段( adjourning stage)，团体解散。团体会由于追求新目标等原因重回冲突阶段，或因新成员加入而短暂重回成立阶段。以其对关系与过程进行分析，完全能够符合秦的三个基本命题及柳思思的关系治理特性。
如以团体发展探讨东盟和中日韩“10+3”的情况，在过程方面可认为：因为东方文化不希望也不主张存在太多的冲突，在冲突阶段难以像西方人一样十分彻底地表达、讨论及掌控分歧，故难以制定比较明确的规则并以之作为规范阶段的基础，反而会倾向于以非正式规则等为基础，并因此影响团体在表现阶段的行为。而在关系方面则可认为：东盟和中日韩通过在团体目标、互相依赖、沟通、领导、决策、利益冲突、权力运用及差异处理等方面的一系列关系互动，产生了相应的行为结果。此外，东盟一方和中日韩另一方的关系互动，也完全可以应用所谓内团体( in-group)和外团体(out-group)的现有理论进一步分析研究。
不过，由于团体动力学学说甚多，范围甚广，加之国际关系行为体毕竟不是个人，若要成功地将其引入过程建构主义理论，相信复杂性也不小。
2．社会网络分析
社会网络分析（Social Network Analysis，简称SNA）在国际关系中的应用并不是新鲜事物。它既是一种研究方法，也是网络化国际政治( NetworkedInternational Politics，简称NIP)理论的一种路径，可以应用在三大范式的基础上。它全面地关注社会过程( social process)，认为这是人、团体、机构和国家之间关系系统的一个结构体现。网络包括不同的单元及定义任两个单元之间是否连接、如何连接和连接程度的规则。网络可分为关系网络( relational network)和联系网络( affiliation network)，前者的规则特点是定义了两个单元之间连接的存在、方向和强度，如邻居或朋友网络，连接既可以是对称的也可以是不对称的；后者的规则特点是定义了各个单元与一个事物、组织或团体之间的连接，如国际组织网络。网络可以用图像或矩阵的方式呈现，故可进行量化研究。社会网络分析结合了对个性、关系和结构的分析，在国际关系领域具有相当的研究潜力，但也存在网络模型动态化、概念和量度不全面、复杂性高等局限。
社会网络分析应该也可以应用在过程建构主义理论的基础上。对关系与过程的关注使它成为一个颇为适合的研究途径。结合社会资本的分析，将可以量化的方式对行为体的关系强度，行为体运用关系治理的路径、方法等展开研究，增加科学实证的成分，更好地发展和改进这一理论。
我们可以应用社会网络分析再度探究东盟和中日韩“10+3”的境况。就联系网络而言，东盟是一个业已成立的国际组织，中日韩则并非东盟内部成员，我们可以得到一幅图像，显示东盟是一个紧密的小圈子，中日韩在圈外与东盟进行联系。这就很容易能够理解，中日韩在与东盟建立连接时缺少社会资本，必须放下身段接受东盟主导。就关系网络而言，倘若我们将中国定为中心，接受中国文化的圈序概念，以中国与各国的不同伙伴关系作量化指标，我们又可以得到另一幅图像：一环是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越南、泰国、缅甸、柬埔寨、老挝，二环是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三环是建有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韩国，四环是建有全方位合作伙伴关系的新加坡，东盟内的文莱、菲律宾与东盟外的日本在环外。中国和各国关系如何，用何种方法予以解释和预测其中的互动，东盟在中日之间能起什么作用，韩、日、新加坡、文莱和菲律宾如何影响中国与东盟的互动，其社会资本、关系强度、国家实力等有何影响，可谓一目了然。
结语
尽管尚存在不足，过程建构主义理论显然是重要的学术贡献，是构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发展之路上的里程碑，这是毫无疑问的。过程建构主义理论填补了三大范式下的某些理论空白，突出了关系与过程的重要性，提出了一个综合治理模式，为国际关系提供了新的解释方法。
我们可以在过程建构主义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着眼于关系治理，更多地参考社会心理学领域的团体动力理论，引入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对关系与过程等概念进行更加深入、细致的论述。我们也可考虑跳出过去重复研究的东亚范围的框框，与时俱进地探析更为广阔的“一带一路”的情形。如果能在这些方面继续努力，相信将可使过程建构主义理论得到更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
（作者简介：澳门科技大学社会和文化研究所博士研究生，澳门）
收稿日期：2015年8月
（责任编辑：赵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