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生在非洲大陆的国家失效浪潮与非洲国家自身的“外翻性”密切相关。围绕“外翻国家”概念，本文采取一种外部性视角，即通过分析后殖民时期非洲国家所面临的殖民国家遗产及国际环境，探讨两者如何影响后殖民时期的国家构建进程，尤其是它们在助推非洲国家失效浪潮中发挥的作用。文章的主要贡献在于深化对非洲国家失效现象的理解，同时引发学术界对非洲殖民主义、去殖民化运动以及国际社会对非洲国家干预政策的反思。
关键词：国家失效外翻国家 殖民国家 结构性因素去殖民化运动
中图分类号：D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12(2016)03-0065-77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非洲国家治理失效的比较研究”(项目编号：15C22005)与中共中央编译局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走向国家失效之路：从民主刚果到索马里”（项目编号：13A03）的阶段性成果。
在国际学术界，关于非洲国家失效浪潮原因的分析大都集中于制度与行为体两个层面。在制度层面，学者们倾向于将非洲的国家失效浪潮归结为某种制度。例如，布莱登( Michael Bratton)和范德瓦利(Nicolas Van de Valle)视“新家长主义”体制为非洲国家失效浪潮的罪魁祸首。①在行为体层面，学者们大都将非洲国家失效浪潮视为统治者个人或其政策所导致的结果。这方面的典型代表是杰克逊( Robert Jackson)和罗斯伯格（Carl Rosberg），他们将非洲统治者的“个人统治”视作国家失效的直接原因。对于理解冷战后非洲国家失效浪潮的原因而言，制度层面与行为体层面的分析无疑是必要的。然而，与此同时，仅仅依赖于上述两个层面的分析又是不充分的。这是因为，如果不关注特定制度及行为背后的背景性因素，研究者实际上很难深入理解这些制度和行为本身。换言之，研究者必须重视影响后殖民时期非洲国家构建进程的结构性因素。
所谓“结构性因素”，系非洲国家在后殖民时期面临的殖民国家遗产、国际环境以及社会组织方式等因素的总称。对于新生的非洲国家而言，上述因素均是“既定的”，无法进行选择，因而具有很强的“结构性”特征。这些结构性因素对于理解20世纪90年代以来非洲的国家失效浪潮极其重要，因为它们在很大程度上能够限定国家构建的可能路径并对政治行为体的策略选择形成制约。基于此，本文试图对后殖民时期非洲国家所面临的结构性因素加以分析，探讨它们如何影响后殖民时期的国家构建进程，尤其是其在助推非洲国家失效浪潮中所发挥的作用。由于“结构性因素”所涉内容均为宏大的主题，因此，本文将对分析范围进行限定。具体言之，本文将采取一种外部性视角，即主要分析后殖民时期非洲国家所面临的殖民国家遗产与国际环境。关于非洲的社会组织方式与国家失效浪潮之间的联系，需要另有专门文章予以深入分析，本文将不过多涉及。
必须指出的是，本文并不试图在“结构性因素”与非洲的国家失效浪潮之间建立任何必然的因果联系。换言之，本文并不认为这些“结构性因素”势必导致某些非洲国家失效的结果。相反，它们仅仅使得非洲国家更容易形成特定类型的制度安排和行为选择，进而致使某些非洲国家更易于陷入失效的境地。同时，对“结构性因素”的强调并不否认或贬低制度因素和行为体因素在解释非洲国家失效原因中的价值，它们分别属于不同层次的解释因素。20世纪90年代以来非洲大陆出现的国家失效浪潮是一个极为复杂的现象，通过分析后殖民时期非洲国家所面临的殖民遗产与国际环境，本文旨在深化我们对非洲国家失效现象的理解。
一、外翻国家
在描述非洲国家对他国以及整个国际体系的依附性时，法国巴黎政治学院教授巴亚特( Jean-Francuis Bayart)使用了“外翻国家”(extraversive state) -词。在他看来，后殖民时期非洲国家的核心特征不仅表现为它们在国际体系中的边缘性或依附地位，更在于其“外翻性”，即非洲各国的当权者主要从国外寻求必要的合法性资源、经济资源及安全保证，以此维护自己在国内的统治地位。巴亚特对于“外翻国家”的阐释引发了学术界对于后殖民时期非洲国家性质的再思考。
对于任何关注后殖民时期非洲国家的学者而言，“外翻性”不仅仅彰显了非洲统治者为维持其权力而采用的一种行为逻辑，更为重要的是，它揭示了后殖民时期非洲国家与其社会缺乏有机联结的现实。换言之，在后殖民时期，支撑非洲国家的主要力量并非源于其社会内部，而是来自外国以及整个国际体系——在某种程度上，某些非洲国家甚至可以不依赖于其所在社会而维系自身。
首先，非洲国家的外翻性表现在其安全职能上。独立后，很多非洲国家在安全上依赖前宗主国。在一些经历内战和国内冲突的非洲国家，其国内安全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联合国维和部队或非洲联盟军队。其次，非洲国家在经济上的“外翻性”更为明显。一项统计表明，2003年，撒哈拉以南非洲（不包括尼日利亚和南非）所接受的国际援助相当于非洲大陆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11.7%。该地区46个国家中，有一半国家当年接受的海外发展援助占其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超过10%，其中有11个国家的比重超过了20%。①相形之下，非洲国家从其社会内部汲取财富的能力却极为有限。再次，非洲国家的外翻性表现在民族化进程上，即便是冷战后席卷非洲大陆的民主化浪潮，在很大程度上也并非非洲社会内部力量推动的结果，而是各国统治者在外部压力下，为继续得到国际社会的支持而进行的“自我形象改善”。
非洲国家的“外翻性”使其面临深层次的合法性问题。国家并非从真空中产生，它无法游离于其所处社会之外，而是无时不刻不存在于“社会之中”，国家的构建以及现代国家的有效运作均有赖于社会共同体的支撑。“运作良好的国家的出现并非基于共同的利益，而是基于共有的认同”。②换言之，国家的存在和有效运作离不开其从社会所汲取的合法性资源，而有关合法性来源的类型划分也恰恰是韦伯国家理论的核心所在。
同时，“外翻性”也意味着大多数非洲国家面临严重的国家能力问题：由于国家与其所在社会之间缺乏有机联结，国家既难以从社会中汲取所需资源，也无力在社会中推行“一致性规则”。也正因为上述问题的存在，非洲国家面临着国家失效的巨大风险。如是，非洲国家的“外翻性”特质从何而来？它为何又能成为非洲国家经久不变的特征？这些问题均与后殖民时期非洲国家所面临的结构性因素相联系。本文的余下部分将分别对“殖民国家的遗产”与“后殖民时期的国际环境”这两大结构性因素进行阐释。
二、殖民国家的遗产
殖民国家不仅是非洲国家的“外翻性”，也是非洲国家本身的直接来源。在前殖民时期，除埃塞俄比亚外，非洲大陆的其他地区大多未曾出现基于领土控制和有效集权的政治体。根据乔治·阿耶提（George Ayittey）的研究，在前殖民时期，非洲存在着两种类型的政治形态，即无首领社会和酋长国。①即使是所谓的“酋长国”，也并非建立在领土控制和有效集权的基础上，与现代国家形式相去甚远。奥罗乌( Dele Olowu)总结了前殖民时期非洲政治形态的三个特点，即统治者关心所有民众的福祉、对社会的组织按照家族原则进行以及抵制权力集中的强烈倾向。②简言之，在殖民主义到来之前，非洲大部分地区并不存在类似于现代国家的领土控制组织，相反，社会秩序的维护主要依靠亲族和宗族结构，通过不成文的习俗法来限制族群内部以及族群之间的冲突。
19世纪80年代，欧洲殖民者掀起“瓜分非洲”的浪潮。此后他们在非洲建立的殖民国家为该地区带来了以领土控制和有效集权为基础的现代国家形式，因此，非洲大陆是被殖民主义带进现代国家体系中的。殖民国家是由欧洲殖民宗主国建立的，其目的在于实现对非洲社会的政治、文化主导和经济剥削。殖民国家的“外来身份”也意味着它从最初起就面临着深层次的外翻性问题。
殖民国家的“外翻性”首先表现为这一事实，即它是由外来殖民者所带来的，而非非洲本土社会内生的结果。殖民国家的边界是欧洲殖民者强加的，它反映了欧洲宗主国之间的实力对比与相互妥协，并未考虑非洲族群与文化现实。与美洲和亚洲相比，对非洲内陆的大规模殖民占领在1880年之后才“姗姗来迟”，但却进展迅速。这个过程没有对原住民的灭绝，这一点不同于美洲；同时，所建立的殖民地的边界也不与非洲原有的文化或政治传统相吻合，这一点有别于亚洲。相反，非洲各个殖民地的边界划分是随意的，不曾顾及原住民社会和地理等因素。如殖民时期非洲44%的边界是直线，而本属同一民族的索马里人却被分割在英属索马里、意属索马里、法属索马里以及埃塞俄比亚境内。为便于统治，欧洲殖民者随意更改各殖民地的边界，例如，英法都曾将各自的非洲殖民地加以整合，形成了拥有新边界的大殖民地，如英属中非联邦、法属中非、法属西非等等。边界的“人为性”也意味着殖民国家并非非洲本土社会内生的结果，相反，它是殖民主义强加给非洲的，因而它在非洲人心目中没有任何合法性可言。
与其“外来身份”相一致，殖民国家存在的理由也是“外翻的”，即它主要服务于欧洲殖民者榨取非洲资源和主导非洲社会的需要。为实现对非洲社会的政治与文化主导并进而掠取当地的资源，欧洲殖民者设置了一系列压榨性的制度安排。在政治上，殖民国家构建起一套绝对集权的体制，在当地民众没有任何参与政治生活的渠道和控制机制的情况下，殖民者集制定、修改和解释规则的权力于一身。非洲人在政治上完全被边缘化了，殖民国家“限制甚至大规模地防止非洲人步人高层的、非神职的政府职位”。①在经济上，殖民国家建立起面向海外市场的原材料出口经济。它们通过设立市场公会等机构，垄断了殖民地农产品和矿产品的生产与销售渠道，并以此为自身的主导地位提供经济支持。与其集权性和榨取性相一致的是，殖民国家政治秩序的最终基础是暴力，“一小撮异族人若要控制人数占绝对优势的本地人，除依靠暴力之外，别无他法”。②
同样，殖民国家的“外翻性”还在它的合法化努力中得以体现，即殖民国家以宗主国政府和民众，而非殖民地民众为其取得合法性的首要对象。在殖民国家的早期，殖民当局合法化努力的重点在于说服宗主国政府与民众，即殖民地是有利可图的事业，不会成为宗主国的“财政负担”。此后，随着大众政治在欧洲的兴起，殖民国家改善殖民地民众的许多政策直接来源于宗主国民众的压力。例如，二战结束后，殖民国家将更多的资源用于殖民地的“发展”，尤其是重视殖民地的教育、医疗等公共事业的发展。但是，这并不是殖民国家回应殖民地民众需求的产物，相反，它反映了当时欧洲宗主国自身的福利国家发展倾向以及来自西方社会的舆论压力。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非洲去殖民化运动，更是与殖民主义在宗主国社会内部以及整个国际社会中丧失其合法性直接相关，这也是为什么大多数非洲殖民地在独立过程中大体上实现了权力的和平交接。
同时，殖民国家的“外翻性”同其对非洲社会有限的渗透能力联系在一起。在整个殖民时期，殖民国家对于非洲社会的渗透与控制始终是有限的，这首先是因为欧洲宗主国的殖民目标本身就是有限的，即仅仅旨在攫取资源及维持政治和文化上的主导地位。与控制和改造非洲社会相比，这些有限的目标并不会对殖民国家的渗透能力提出太高的要求。同殖民目标的有限性相一致，在整个殖民时期，欧洲宗主国对非洲殖民地的投入始终十分有限，殖民地“财政自给”成为欧洲各宗主国经营殖民地的一条不成文的法则。与此同时，殖民国家有限的渗透能力也与非洲特殊的人口和地理状况以及社会结构密切相关。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非洲的自然环境难以承载高密度的人口，相对较低的人口密度意味着国家对特定人群实行控制的成本较高；加之非洲原有社会结构的极端多样性和稳固性，这一切均导致赫伯斯特（Jeffrey Herbst）所说的“在非洲投射权力的困难”。①由于殖民国家有限的渗透能力，殖民当局不得不更多地依靠非洲社会原有的权威结构进行“间接统治”。“由于投入的人力物力远不足以建立一套集权化的规则和程序，欧洲列强只能严重依赖本土领导者。在大多数殖民地，欧洲人都太弱小，无力通过自己的集权化的机构来施加他们的有效的生存策略和社会控制”。②
因此，殖民国家本质上即为殖民者强加给非洲社会的“外翻国家”。殖民国家边界的“人为性”、存在理由的“外翻性”、面向宗主国的合法化努力及有限的社会渗透能力都意味着，除榨取资源和掌握对政治与文化领域的主导权外，殖民国家并不试图寻求建立与非洲本土社会之间的有机联系。殖民国家同非洲社会的脱离使之拥有了近乎不受制约的行动自由——从反面看，殖民国家对于榨取资源和实现对政治和文化生活的主导又是必不可少的。
作为殖民国家的直接继承者，后殖民时期的非洲国家也承袭了殖民国家的“外翻性”特征。殖民主义是影响非洲现代国家构建进程的最为重要的因素：它为国家划定了边界，创建了国家机器（宪法、治理体系、官僚体系等），同时以中心—边缘的形式将非洲与全球经济联系在一起。在独立之后，非洲国家全然接受了殖民国家所确定的国家边界。即使如厄立特里亚和索马里这样的极少数不接受既有边界的国家，其所致力于恢复的实则也是特定时期的殖民边界。如索马里希望恢复1930年代的意属索马里边界，因为它包括了原属于埃塞俄比亚的欧加登地区。殖民时期的国家机器也为非洲国家所继承。非洲的政治精英从未想要打破它们，他们竭力争取的只是对国家的统治权。无论是非洲政治精英抑或普通民众，都将殖民国家机器视为政治活动的首要载体，“从殖民统治中解放出来便意味着要夺取这些殖民主义机构而非摧毁它们”。③
也许更为重要的是，非洲国家延续了殖民国家与非洲社会缺乏有机联结的状况。一方面，它们与其所在社会之间缺乏制度化的责任联系机制。就民族主义领导人而言，他们有着相对于非洲普通民众的优越感，其权力并非来源于社会本身；就普通民众而言，新生的国家在他们眼中与殖民国家一样，皆为外来强加之物，对其只能接受、惧怕或加以利用。另一方面，与作为其前身的殖民国家一样，新生的非洲国家缺乏对非洲社会的渗透能力，这使得它们难以从其社会内部获取必需的经济与合法性资源。库珀( Frederick Cooper)将后殖民时期的非洲国家比喻为一个“守门员”：“与殖民国家一样，它们缺乏强有力的手段渗透到社会与文化领域，仅仅矗立在其领土与外部世界的结合点上……其运作依赖于其从守门员位置上所能获得的资源，尤其是进出口税和外国的援助”。①由于其“外翻性”的特质，非洲国家不得不从非洲社会之外寻求维系自身所必备的资源——后殖民时期的国际环境恰恰为它们提供了这样的便利。
三、后殖民时期的国际环境
在殖民时期，殖民国家维护其存在的一个先天条件在于它能够得到欧洲宗主国的支持（尤其在人员与军事方面）。然而，非洲国家独立之后，欧洲宗主国对其非洲前殖民地的支持无疑大大缩水了。在如此情形下，充满“外翻性”的新生非洲国家如何维持自身的存在呢？对这个问题的回答离不开对后殖民时期国际环境的剖析。简言之，后殖民时期的国际环境为新生的非洲国家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合法性资源、经济资源及安全保障。
战后联合国所确立的“主权平等”与“领土完整”原则为新生的非洲国家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合法性支撑。《联合国宪章》明确确立了“主权平等”的原则，使新生的非洲国家获得了与西方国家平等的国际法地位。联合国大会发布的《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进一步明确指出，“所有国家的人民都有不可剥夺的权利来取得完全的自由、行使主权和保持国家领土完整”。这意味着在殖民主义终结后，非洲国家将自动获得平等的主权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国家不再需要赢得主权（通过建立能够实施其权威的中央政府），而是享有主权。②米格代尔指出，“联合国将当今世界变化的一个矛盾观点神圣化了……它通过把现代国家——这一在人类历史中只存在了很短时间的政治形态——神圣化而将现状神圣化。”①新生的非洲国家迅速成为主权平等和领土完整原则的忠实拥护者。1963年通过的《非洲统一组织宪章》第三条和第五条规定，所有成员国都要尊重每一个非洲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由联合国确立的“主权平等”与“领土完整”原则无疑为面临“深入骨髓”的“外翻性”问题的非洲国家提供了亟需的合法性支撑及安全保证。然而，如前所述，这也导致了非洲国家形式与实质之间的脱节，出现了杰克逊所说的“准国家”现象。更为重要的是，从长远来看，“主权平等”与“领土完整”原则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延缓了非洲大陆的国家构建进程：在非洲国家没有发展起对社会的渗透能力及培育本土的合法性资源的情形下，上述两项原则使得它们享有了平等的主权地位，获得了合法的“国家资格”。这便于无意之中削弱了非洲统治者争取国内合法性以及提升国家渗透能力的动机。
换言之，非洲的国家构建者们面临着与早期西欧完全不同的国际环境，这也直接塑造了二者不同的国家构建轨迹。在西欧，现代国家的构建发生在一个生存压力极大的国际环境下。为了在与邻国的军事竞争中求得生存，欧洲的统治者们不得不发展起常备军以及现代的税收、司法与官僚体系。因此，战争成为现代国家得以在欧洲产生的催化剂，所谓“战争制造了国家，国家制造了战争”。与之相比，新生的非洲国家并不面临来自外部的生存压力。如前所述，联合国确立的“主权平等”原则和“领土完整”原则赋予了它们平等的主权地位，并维持了其相互间基本的边界安全。因此，尽管殖民地边界是殖民宗主国人为划分的结果，存在着很大的不合理性，但在后殖民时期，非洲国家之间却很少因为边界问题爆发冲突。从这个意义上说，后殖民时期非洲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的一般模式恰好相反：在非洲，国家间的政治相对稳定和有序，然而，国家内部的政治充满了混乱与动荡。温特对第三世界国家与西方国家不同的国际构建路径和特征作了很好的阐释：“在西方，威胁大体上是外生的，其来源于相对平等的国家之间的无序竞争——这些国家都享有其国内的合法性。相反，第三世界国家的形成发生在一个依赖性的场景下，即它们享有相对的外部安全，却面临着国内的不安全。在这种情况下，外部环境非但不是威胁的来源，相反，它反而能为缺乏国内合法性的统治精英提供获得支持的机会，以应对内部的不安全”。①
因此，联合国所确立的“主权平等”与“领土完整”原则间接助长了非洲国家的“外翻性”倾向。在由“主权平等”和“领土完整”原则提供的合法性的支持和保护下，非洲国家可以绕开诸如培育国内的合法性资源及提升国家渗透能力等国家构建中的难题，而继续拥有“主权国家”的合法外衣。诚然，这并不意味着所有非洲国家的统治者没有如此行事的意愿，但事实是，后殖民时期的国际环境加大了他们实现这些目标的难度。因为在国家并未面临严重的外部威胁的情况下，推动其经济和社会结构以及传统文化体系的根本改变是极为困难的。赫伯斯特（Jeffrey Herbst）指出，“历史上的战争致使欧洲国家得以解决当今非洲国家所难以解决的很多问题”，“发动战争或许是唯一可能令民众缴纳更多税收但同时又产生对国家的亲近感的方式。”②赫伯斯特也许在肯定战争环境对国家构建的推动作用方面走得太远，但他无疑指出了后殖民时期非洲国家构建所面临的一个结构性难题。
与此同时，后殖民时期的国际环境还为非洲国家提供了重要的经济资源与安全保障。如前所述，殖民时期形成的外翻性的经济结构大体上为新生的非洲国家所继承。这意味着保持与外部世界的经济联系对它们获取经济资源至关重要。后殖民时期的国际环境为非洲国家继续保持与外部世界的经济联系提供了便利。例如，去殖民化运动后，欧洲经济共同体成立了“联合公司”，以协调前殖民宗主国与非洲殖民地之间的经济关系。
更为重要的是，冷战期间超级大国争霸的两极格局大大提升了新生非洲国家的战略地位与价值，这使它们获得了大量的经济与军事援助。二战结束后，缘于对共产主义在非洲扩张的恐惧，欧洲经济共同体建立了欧洲发展银行，为欧洲国家的前非洲殖民地提供发展援助。美国同样出于遏制苏联势力的考虑，向非洲国家提供了大量的经济和军事援助。据1963年的一份秘密文件，美国在非洲的重要利益在于防止该地区落入共产主义之手。③例如，为确保蒙博托政权反共立场的坚定不移，美国政府于1960至1969年间为刚果（金）提供了1.985亿美元的军事援助，此间有100名刚果（金）军事人员在美国接受训练。①也有一些非洲国家在两大阵营之间纵横捭阖，以最大限度地牟取其经济与军事利益。例如，索马里在20世纪70年代与苏联保持了同盟关系，得到了大量的经济与军事援助。随着苏联在欧加登战争中支持埃塞俄比亚，索马里政府转而向美国方面寻求经济及军事援助。1978年至1984年，美国对索马里的军事援助从2000万美元增加到4000万美元。自1984年起，美国政府每年向索马里提供的各类援助的金额超过1亿美元。②
后殖民时期的国际环境为新生的非洲国家提供了至关重要的经济资源，同时，与超级大国以及前殖民宗主国的军事联系使它们获得了安全保障。与“主权平等”和“领土完整”原则一样，来自外部世界的经济资源和安全保障在短期内确能维系非洲国家的生存，同时也间接地加重了后者的“外翻性”倾向，进而导致一些重要的国家构建任务难以取得进展。在某些非洲国家，外部的经济和军事援助事实上对正常的国家构建进程形成阻碍。例如，美国政府对扎伊尔蒙博托政权以及法国政府对中非博卡萨政权的长期支持，实际上维持了它们在各自国家中的独裁统治，致使现代国家制度无法在这两国落地生根。此外，外部的经济与军事援助对于国家构建的消极作用还表现在它们对统治者行为动机的影响上。由于可获得外部经济援助与安全保障，非洲国家的统治者不必去寻求国内民众的支持和对其作出让步——这对于提升国家的国内合法性及国家的渗透能力是不可或缺的——而是更愿意寻求国外的支持。他们更倾向于接受外国政府所提出的援助条件，因为这不会威胁到他们的权力地位，也不会损害其利益。相反，向国内民众让步被他们视为会危及自身的权力和利益。这显然不利于构建国内合法性基础以及提高国家渗透能力等国家构建任务的完成。
在某种程度上，后殖民时期的国际环境非但未能从根本改变非洲国家的“外翻性”状况，相反，它实际上从很多方面强化了这一趋向，以致非洲国家难以培育起国内的合法性基础并切实提升国家的渗透能力。同时，这也加深了非洲国家失效的风险：由于对国际环境所提供的合法性资源、经济资源及安全保障的依赖，许多非洲国家难以经受住国际环境的重大变化。20世纪90年代冷战的终结以及国际社会对主权原则的淡化均对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众多非洲国家无法继续从国际环境中获取所必需的合法性资源、经济资源以及安全保障。这也是20世纪90年代非洲大陆出现国家失效浪潮的一个重要的历史背景。
四、几点反思
国家失效绝不仅仅是制度扭曲或统治者政策不当导致的结果，其背后存在着更为深刻的结构性因素——正是它们使得非洲国家难以从根本上改变其外翻性特征，进而增加了国家失效的风险。本文的分析表明，受制于殖民国家遗产以及后殖民时期的国际环境等结构性因素，非洲国家在独立之后所面临的外翻性问题不仅未能得到根本解决，反而在许多方面被进一步强化，以致非洲国家难以培育起国内的合法性基础并切实提高国家的渗透能力，加深了国家失效的风险。这也是20世纪90年代之后，国家失效于某种程度上在非洲成为一种区域性现象的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通过对非洲国家失效浪潮背后的结构性因素的分析，本文试图引发学术界对于非洲国家构建问题的进一步反思。
首先，需要深入理解殖民主义对非洲国家构建进程的历史影响。如前所述，殖民主义为非洲大陆带来了基于领土控制之上的现代国家形式，从这个意义上看，非洲是被殖民主义带人现代国家体系之中的。然而，殖民国家就其本质而言，是殖民者强加给非洲社会的“外翻国家”，殖民国家边界的“人为性”、存在理由的“外翻性”、面向宗主国的合法化努力以及有限的社会渗透能力都意味着，除榨取资源及实现对政治与文化的主导之外，殖民国家并不试图寻求建立与非洲本土社会的有机联系。作为殖民国家的后继者，新生的非洲国家也承袭了殖民国家的外翻性特征，这使它们在培育国内合法性资源以及扩展国家的渗透能力方面困难重重。更为重要的是，殖民主义彻底改变了非洲社会自身的演进轨迹，“在大多数情形下，非洲的殖民国家仅持续存在了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但它却完全重塑了非洲的政治空间、社会等级和分裂以及经济生产的方式”。①戴维德森( Basil Davidson)甚至认为，民族国家已成为黑非洲社会的一大负担乃至诅咒。非洲国家在完全接受现代民族国家形式的同时，也不自觉地抛弃了自身以往的历史遗产。②对于后殖民时期的非洲国家而言，如何在其传统中找寻支撑现代国家的历史与文化资源，仍1日是一个亟待完成的历史使命。
其次，需要重新审视非洲的去殖民化运动。始于20世纪50年代的去殖民化运动在极短的时间内便席卷了非洲，大批非洲国家赢得独立，开始成为国际社会中的平等主体。非洲的去殖民化运动无疑具有重大的历史进步意义，它在非洲终结了殖民主义，并令联合国倡导的“主权平等”与“领土完整”成为普世原则。然而，去殖民化运动也使得很多非洲国家在缺乏国内合法性基础以及国家渗透力的状况下赢得了主权国家的地位，进而为之后非洲大陆的国家失效浪潮埋下了伏笔。因此，在一些国际法学家看来，非洲的国家失效现象与去殖民化运动强调国家资格的法律形式而非实质内容直接相关。如前所述，这并非要否定非洲去殖民化运动的历史进步意义，问题的关键在于非洲社会是否做好了承接国家权力以及确保现代国家机器运作的关键准备。在大多数情况下，去殖民化运动的推动者们未能充分意识到国家构建的困难，而是将其简化为法律层面的问题。它在各殖民地尚未做好自治与独立准备的情形下，为非洲大陆带来了早产的现代民族国家。
第三，需要重新审视国际社会针对非洲国家的各种干预政策。自非洲国家赢得独立以来，国际社会，尤其是西方国家给予了它们大量的经济和军事援助。然而，无论是冷战期间来自超级大国的援助，还是80年代之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推动的“经济结构调整计划”，均未能切实推动非洲的国家构建进程，反而导致了“援助诅咒”现象的出现。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外来援助在维持非洲国家生存的同时，进一步加剧了后者的“外翻性”倾向。即便是冷战后席卷非洲大陆的民主化浪潮，在很大程度上也只是各国统治者迫于外来压力，为继续得到国际社会的支持而进行的“自我形象改善”，由此产生了科利尔( Paul Collier)所说的“民主狂躁症”( democrazy)。①近年来，国际社会已开始关注对非干预政策可能对非洲国家构建进程造成的潜在负面后果，并提出了一系列新的干预理念。例如，2007年，经合组织通过了援助脆弱国家十原则，于其中明确提出“国际干预不能带来伤害的后果”以及“将国家构建作为核心目标”等要求。②然而，这些新理念能否带来实际的政策效果，尚有待进一步观察。
最后，需要认真思考非洲国家构建的成功案例。与非洲的国家失效浪潮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若干非洲国家在国家构建中取得了显著进展，如博茨瓦纳、毛里求斯及塞舌尔。独立之后，它们在培育国内合法性资源以及扩大国家对社会的渗透能力方面都有长足的进步。因此，一个合理的追问是，存在大致相似的结构性因素的非洲国家，为何在国家构建方面会具有如此巨大的差异？对这个问题的简单回答就是，非洲国家在后殖民时期所面临的结构性因素并非是不可消解的。因此，比较和总结这些国家在消解上述结构性因素中的经验将有助于国际社会与身处失效境地的非洲国家进行更为有效的互动。
(作者简介：中共中央编译局全球治理与发展战略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北京，100032)
收稿日期：2015年11月
（责任编辑：赵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