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金砖国家是全球化背景下战略合作的产物，是新兴经济体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完善国际体系的有益补充。金砖机制是一种非正式机制，属于国际协调的软机制范畴，成员国的异质性和战略沟通不足是造成金砖机制不够紧密的主要原因，同时也是导致成员国之间存在既合作又竞争的态势的重要因素之一。作为一个系统内相互作用的单元，战略沟通的不足扩大了金砖国家间不对称相互依存的负效应，阻碍了合作机制的进一步发展。双向对称沟通、调整一适应和跨文化沟通是金砖国家彼此间进行战略沟通的重要工具，能够增进政治互信，强化战略合作。本文以合作机制为切入点，运用跨学科研究方法，试图通过对战略沟通工具的分析，部分地解决合作机制较为薄弱的难题，为金砖机制的完善提供一种新的可能。
关键词：金砖国家 战略沟通 合作机制 双向对称沟通 跨文化沟通
中图分类号：D8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12(2016)03-0105一117
一、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的困境
金砖国家( BRICS)经过十多年的发展，逐步形成了包括领导人会晤、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外长会晤、专业部长会晤、协调人会议、常驻多边机构使节不定期沟通以及各领域务实合作在内的多层次合作机制。①从2009年中、俄、印、巴四国领导人在俄罗斯叶卡捷琳堡举行首次会晤到2015年乌法峰会，金砖峰会（领导人会晤）共举行了7次。峰会所探讨的议题从宏观的国际形势、全球治理和可持续发展到微观的国际金融机构改革、能源安全、粮食安全、气候变化等，其内容涵盖金砖国家合作的方方面面，且峰会相继发表了一系列声明和宣言。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2013年的《德班宣言》及其行动计划和2014年的《福塔莱萨宣言》及其行动计划，前者确认设立金砖国家工商理事会和智库理事会，决定建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和应急储备机制，后者签署了成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和设置应急储备安排的协议，并确认初始资本为1000亿美元，由5个创始成员国平均出资，总部设在中国上海。不可否认的是，金砖国家自成立以来，取得了有目共睹的合作成果，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会晤、会议和论坛是金砖机制运行的载体，一系列的声明和宣言则是其运作的产物。
金砖国家未像西方国家一样，出于各自的利益诉求而乐此不疲于各种联盟。它自成立伊始便奉行不结盟政策，如此规模和体量的五个国家集合在一起既不是政治联盟，也非经济联盟，而是一种融多边合作与双边合作于一体的全新的国际机制，这大大超出国际社会的预期。按照斯蒂芬·克拉斯纳对于国际机制的定义，即“在某一特定问题领域里组织和协调国际关系的原则、准则、规则和决策程序”，可认定其国际机制的概念并不包括国际组织。“机制和组织的最根本区别在于，机制不过是被国家接受的一系列原则、规范、规则和决策程序，机制本身并不拥有行动的能力，而组织却有能力对事件作出必要的反应，即使其能力可能多多少少受到限制。”①金砖国家合作机制为新兴经济体探讨国际事务、协调彼此立场及参与全球治理提供了一个对话窗口和合作平台，体现了高度的开放性和灵活性。然而，事物都有两面性，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的松散性、开放性和无约束性有利有弊。这一方面促进了成员国经济的发展，使它们保持了各自政治和外交上的独立性；但另一方面，利益纽带也因合作机制的特殊性而失去使其自身更为牢固的更强驱动力。金砖国家暂未形成明确的组织架构，没有宪章，没有常设机构，没有真正的秘书处，它在严格意义上还称不上是一个国际组织或国际机构，而更多地被视为一种对话机制。
当前，也有部分专家认为，金砖机制是一种论坛型或服务型国际组织，自主性差异受到其功能类型（论坛型或服务型）的差异以及议题显要性程度两大因素的影响。例如，联合国安理会属于官僚机构相对弱小的论坛型国际组织，同时又具有较高的显要性程度——其讨论的议题与成员国的利益高度相关，它的自主行动能力便较低，对组织的决策结果也因此而难以产生独立的影响。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服务型国际组织，因涉及议题的需要而发展出由专家群体和遍布世界各地的联系网络所组成的相对完善的官僚机构，且经济和发展类议题的显要性程度较低，成员国缺乏足够的时间和资源，也没有足够的兴趣来监督和评价其日常行为，因而这两大国际组织便能够获得较强的自主性影响力。换言之，在议题显要性程度较低的服务型国际组织中，决策的过程和结果更多地由组织本身的自主性行为所决定，而非如现实主义学者所认为的，完全由成员国的意志掌控。①无论是论坛型还是服务型，国际组织都应该是具有自身科层结构和文化的独立行为体。显然，金砖合作机制并不符合科层结构的要求，其自主性行动能力也较低。虽然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和工商理事会已经成立，应急储备安排也已建立，但仍然没有纲领性和程序性的制度文件，采取的是轮值主席国和领导人会晤机制。建立在领导人参会热情上的会晤机制本质上取决于现任领导人对之重视的程度和各方的现实利益关切，其结果往往是各方只就少数共同关注且利益取向基本一致的国际问题形成有效的沟通并取得相似的立场，而在其他问题上则表现出政治冷淡或出现利益摩擦，甚至内部冲突。由于缺乏日常协调机构和监督机构，即使达成一致意见，在后续的贯彻落实环节中仍然可能出现“议而不决，决而不行，行而不力”的情况，从而影响机制的运作效果。最后，从管理学角度看，金砖合作机制虽然没有明确的组织架构和制度设计，但仍属于组织的一种，是现代组织设计中的“无边界组织”。扁平化的“无边界组织”具有高度的灵活性和快速的反应能力，但缺点也十分明显，即缺乏控制和沟通困难。②其主要体现在：信息可以在组织内部自由流动和共享，但由于制度设计缺陷的限制，往往出现重复沟通或无效沟通，而有效的战略沟通是组织目标能否顺利实现的前提条件。
二、金砖合作机制困境的原因探究
前文已对金砖合作机制是否属于国际机制或国际组织进行了讨论，也对其发展现状作了现象描述。如果以正式化程度对国际机制加以划分，可将其分为正式国际机制和非正式国际机制。所谓正式国际机制，“是指那些由国际组织通过立法而产生，有理事会、代表会议等实体予以维持，由国际性、科层性的机构予以监督的国际机制”。非正式机制则“依靠参与者之间客观存在的共识来创造和维持，由共同的个人利益或君子协定来强化，依靠相互监视来监督”。③需要说明的是，国际机制的正式化程度与机制是否有效及有效程度之间是否存在某种逻辑关系不在本文所要讨论的范畴内。本文所要探究的是金砖国家间建立这种非正式化国际机制的动因，以及制约合作机制发展的因素。
1．成员国的异质性阻碍合作机制的进一步发展
金砖合作机制有着明显的特殊性，而这一特殊性似乎与目前的困境有着某种联系。相对于欧盟这样的高度一体化的成熟的政治经济联盟，金砖合作机制尚显松散和稚嫩；较之于非盟这样具有同根文明、相似文化，集政治、经济和军事于一体的全非洲性的政治实体，金砖国家没有统一的文化语境；相较于东盟这样最初建立于防范“共产主义”①和分离主义安全机制基础上，并奉行大国平衡战略的政府间国际组织，金砖国家缺乏高度对称的战略目标和相互依存的地缘政治优势。此外，金砖合作机制也不像上海合作组织，为了某些具体而明确的目的开展合作；与APEC相比，它亦不属于功能性合作机制，更缺乏区域优势。然而，作为一种合作机制，它毕竟是国家行为体理性选择的结果，以其成员的共同意志为合法基础，而非临时性组织。“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是金砖国家形成身份认同的两个重要符号，这种身份认同促使它们自发地从事目前的合作，为自身也为上述两者争取更多的国家利益和国际话语权。虽然金砖国家之间存在共同的发展愿望和广泛的合作基础，但由于地缘政治地位、政治制度环境、经济发展水平和文化文明传统不尽相同，成员国之间的政治经济利益诉求存在一定的分歧和潜在冲突的可能。笔者认为，政治制度和文化意识的明显差异是金砖成员异质性的主要体现，这种异质性体现在合作特点上，便是合作程度与范围的有限性、合作关系的相互友好又相互防备；体现在合作机制上，则是正式化进程的缓慢。迄今为止，金砖国家间的合作大多停留在“低级政治”方面。在“高级政治”领域，以“金砖国家”为整体的共识性行动较少。基于“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这两个符号的身份认同也是脆弱的，其背后是成员的异质性这一因素作祟。
2．战略沟通不足是金砖合作机制发展缓慢的另一个因素，合作机制又反过来影响战略沟通
金砖国家合作前景广阔，但合作基础不够牢固，合作机制不够健全。自成立以来，虽然其秉持通过对话、谈判与协调寻求共赢、和谐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但沟通的广度、深度和强度不够，沟通的战略和战术不足，沟通的环境和渠道不畅。目前学界尚未厘清战略沟通的内涵和外延。通常认为，战略沟通是指有关组织使命和战略方向的高层次信息沟通，是一种提升组织战略地位和促进组织战略全面一致的沟通过程。笔者认为，战略沟通不单纯属于管理学范畴，它应是一个跨界概念，对国际关系、国际政治与公共外交均具有现实意义。其沟通的对象是与组织利益攸关的特定公众，沟通的方式是围绕战略目标制定并实施长期性、持续性的可监控、可评估的沟通方案，沟通的形式是双向对称的信息沟通。战略沟通在提升组织的执行力，保证组织快速完成其使命方面具有重要意义。战略地位的实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沟通主体与战略对象之间的沟通成效。①有效的战略沟通可以避免战略误判，增进政治互信，强化战略合作，是促进金砖机制良性发展的重要工具之一。一般而言，成熟的国际机制一定具备完善的战略沟通体系，能达到良好的战略沟通效果。
欧盟是当今世界一体化程度最高、影响力最大和运行良好的区域政治经济合作集团，其一系列机构建设和制度创新推进了一体化进程，也强化了战略沟通的广度、深度和强度，真正构建了动态平衡的沟通系统。欧盟有五个主要机构：欧洲理事会（成员国首脑所组成的最高决策机构）、欧盟理事会（由成员国部长组成的欧盟的上议院）、欧盟委员会（欧盟的常设行政机构和执行机构）、欧洲议会（欧盟的众议院）、欧盟对外行动总署（由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组成）②，此外还有欧洲中央银行、欧洲审计院和欧盟法院，以及欧洲投资银行．经济和社会委员会、地区委员会、欧洲军备局、欧洲警察局等。欧盟通过全方位、多层次、制度化的合作机制，实现了卓有成效的战略沟通，良好的战略沟通又反过来促进了欧盟的协调发展，两者相辅相成。作为一个超国家组织，欧盟既有国际组织的属性，又有联邦的特征，成员国自愿将其部分主权让渡给欧盟。金砖国家与之相比，显示出强烈的“不结盟”特征，只讲合作不言制衡的自由机制能很好地满足“务虚”的需要，但是不设秘书处、没有常设机构也没有解决争议的仲裁机构的松散架构却在“务实”上大打折扣，影响了战略沟通渠道的畅通，也弱化了战略沟通的效果。
东盟虽不像欧盟那样存在超国家权威机构，但其整体组织架构松而不散，主要有：每年举行两次的首脑会议，即东盟最高决策机构；由各国外长组成的东盟协调理事会，即东盟综合协调机构；东盟共同体理事会，其中包括东盟政治安全共同体理事会、东盟经济共同体理事会和东盟社会文化共同体理事会；代表各自国家与东盟秘书处和东盟领域部长机制进行协调的常驻东盟代表委员会；东盟人权机构；东盟基金会以及各种民间或半官方的实体机构。此外，东盟的成功还在于其独特的协商机制：首先是“全体一致”原则①，但是当各国利益和要求无法协商一致时，启动仅次于“全体一致”的另两项原则——第一项是“不反对但可不参与原则”，即当议案被多数成员国接受时，如果少数成员不表示反对，而只是表示无法参与时，该议案可以作为东盟决议通过并实施；第二项是在涉及东盟以外的国家和组织的问题上，东盟的立场向在该问题上与之利害关系最为密切的成员国靠拢。②最关键的是，东盟几乎从正式成立伊始就设立了秘书处，由秘书长全面负责组织的日常运行，并在各成员国内设置东盟国家秘书处，作为东盟在各成员国的实体联络点。值得一提的是，东盟拥有如《东盟年度报告》、《东盟商务通讯》等众多定期或不定期出版物，还签署了具有法律意义的《东盟宪章》，赋予东盟法人地位，对各成员国具有约束力。与之相形见绌的是，金砖国家除《金砖国家联合统计手册》外，官方出版物乏善可陈。
欧盟与东盟的成功案例说明了在正式化国际机制内进行战略沟通的普遍性，也表明了加强战略沟通能促进组织成员间的联系更紧密、合作更牢固，对于机制建设不无裨益。当前金砖合作机制面临内部对称沟通不足和统一对称沟通不足的问题。詹姆斯·格鲁尼格在1984年提出公共关系四大实践模式时认为，以强调对话，注重坦诚、完整、准确的双向交流为核心的双向对称模式是最理想的沟通模式，最富有伦理道德，也最具有效性。双向对称沟通是30年前公共关系理论界的一个重大突破，因为它首次将公众与组织置于同等地位，并大胆建立了公众利益与组织利益相一致的理论假设。在这一理论假设下，笔者进而对金砖各国间在多边框架内的沟通作进一步的假设：每一个金砖国家都是一个独立的组织，其余四国对其而言都是公众，同时，金砖五国合起来又形成一个更大的组织，其公众便是其面临的外部环境，即国际社会。结合系统论的观点，笔者认为，前者是一个子系统，而后者为一个更高层次的超系统。组织生存在动态的环境之中，它们必须不断地修正其内部程序和重新建构其自身，以便对变动中的环境作出反应。否则组织便会像其他社会系统（区别于机械系统和有机系统）一样，不能与周围世界协调发展。不论是子系统还是超系统，金砖国家都应该是一个开放式系统。组织与公众的生存和发展有赖于与其环境的交换，以及对环境中发生的任何变化不断地作出调整和适应，以维持均衡或平衡状态。换言之，调整—适应是战略沟通的另一重要方式。有趣的是，格伦·布鲁姆的调整一适应理论所体现的相互依存思想与新自由主义的复合相互依存论一脉相承。只是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也提醒世人，相互依存不只是相互交往，相互依存不只是互利，相互依存不一定导致合作，要看到由分配问题衍生出的冲突对国际合作的打击。①如果金砖国家间在如何分配可能产生的收益问题上无法达成一致，合作未必会成为现实。当相互依存成为主流时，并不意味冲突消失，恰恰相反，冲突将会采取新的形式。中印之间固有的结构性矛盾和基础竞赛对两国关系产生了不利影响，印度的长期计划一直视中国为其在亚洲地区甚至可能是世界范围内的战略对手，一方面渴望在金砖框架内谋求利益、拓展合作，另一方面，在与中国复杂、紧张关系的背景下，其外交方针紧紧围绕美国展开。印度立场的矛盾性也从侧面解释了“不对称相互依存”的广泛存在。此外，现实主义观点认为，中国的崛起挤压了俄罗斯在中亚的战略空间，“一带一路”战略部署更挑战了俄罗斯在中亚及在独联体国家的利益。从具体经济利益来看，新丝绸之路的规划与俄罗斯的西伯利亚铁路有明显的重叠，二者间的竞争关系十分明显。②而自由主义看到的则是中俄两国都谋求融人世界经济、完善全球治理结构。不过，基欧汉和奈也认为，由于存在冲突，合作的重要性和必需性才得以显现，相互依存的作用才进一步得到体现。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金砖五国是一个系统内相互作用的体系，其战略沟通的不足扩大了由敏感性相互依存和脆弱性相互依存所构成的不对称相互依存的负面效应。金砖机制的困境说明其子系统内的对称沟通不足，超系统内的统一对称沟通也不足。金砖国家都怀有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经济发展模式转型以及改善社会民生等共同诉求，都面临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加剧的风险。事实上，美国从未停止其全球战略部署，在深化双边合作的同时，也加强对金砖各成员国的控制和分化。此外，国际直接投资重返传统格局、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国际资源与能源价格的频繁大幅波动等因素都增强了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内外部环境的诸多不确定因素，既影响金砖各国自身的政治、经济及社会稳定，亦会干扰其彼此间的合作及合作机制建设。面对金砖机制的困境，成员国应切实加强战略沟通，不仅实现双向对称沟通，也要在多边框架内实现多边平衡沟通。这是沟通的最高层次，可部分地解决合作机制当前面临的难题。
三、加强战略沟通或可促进合作机制的发展与完善
成员国的异质性属于难以改变的客观因素，而战略沟通不足则当属经过努力可以改善的可变因素，这也正是本文所要研究的对象。综合评价金砖国家间的战略沟通现状和沟通成效，并比对其他成熟的国际和地区组织，在充分肯定其现有成果的前提下，可以得出一个客观、理性的结论，即金砖国家亟需强化战略沟通，以构建更为紧密、更为全面、更为牢固的伙伴关系。就目前而言，金砖国家间的战略沟通不够充分，但各国都希望通过金砖合作平台促进自身发展，提升其综合竞争力，而良好的战略沟通能促进合作机制的发展，有助于共同应对动态环境中的不确定因素。具体是：构建战略沟通体系当从行为主体的精神层面（组织文化）切人，在良好的沟通环境（物理渠道）中，应通过有效的沟通模式设计，最终回落到行为主体的具体操作上，从而形成一个完整的子系统和超系统。其中文化是超系统的软环境，机制是其硬环境，双向对称沟通则是其有效的沟通模式。
1．构建战略沟通的软环境——跨文化沟通的开展
文化具有语境性，以中国文化为代表的东方文化属于高语境文化，以美国文化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属于低语境文化，中间者则为中语境文化。简言之，低语境文化往往忽略非语言交际行为，即“尚言”；而高语境文化恰好相反，人们对于交际者的面部表情、细微动作甚至周围环境等细节往往会多加揣摩，即“尚象”。①金砖成员国来自不同语境，语言的多样性、复杂性与非语言层面的差异性容易导致误解、冲突等沟通障碍，跨文化沟通是解决此类问题的重要手段。从一般意义上说，跨文化沟通即指与具有不同特质文化背景的国际社会公众之间的相互沟通和交流。②跨文化沟通能力，即指与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有效交往的能力，能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中自如地工作，具备超越本民族文化的能力。③提高跨文化沟通能力是构建战略沟通软环境的必然要求，也是加强金砖国家间战略沟通的重要工具。
一是多采用直接沟通的方式。金砖国家间的沟通必须兼顾中、低语境文化，持续使用大量明确、清晰的语言传递讯息，以避免产生一方含蓄内隐、一方理解有误甚至混淆其真实意图的情况。如在文化交流习惯上，中国人喜用“尊重”一词表达对他人或他国的一种态度，尤其在外交场合更是屡试不爽。然而，很多来自中低语境文化的人认为，“尊重”一词本身含有强硬甚至冒犯的意味，“相互尊重”意味着可能已“兵戎相见”。又如在政治表达方式上，中国好用抽象、宽泛、宏观的方式表达国家战略和国家政策，往往给国际社会（外部环境）造成“大而空”的印象，除存在理解上的晦涩之嫌，也容易向人投射不够真诚的国家形象，不利于外交关系与对外合作的长远发展。塞缪尔·亨廷顿指出：“相对于政治和经济，文化的特征和差异更缺乏易变性，因而也就更不容易协商和解决”。①不过，倪世雄教授认为，虽然文明之间的差异确实能够助长或者促成冲突，但它们与一些冲突并无必然联系，而只是作为诸多因素中的一个发挥作用，甚至在某些情形下，文化或文明的差异反而有助于避免冲突。我们在进行跨文化沟通时，必须辩证地看待这一问题，必须在各层次上强调金砖国家具有某种相似性，积极寻找它们的同质性，淡化异质性。尽管我们来自不同的文明，但却有一个交集，即内在所固有的与发达国家唯利是图的唯物主义相对立的精神特征。③
二是以“低政治”领域为重点。金砖机制未来也许会向与国家权力和国家间政治相关的外交、军事、安全等高政治性领域发展，以期建立更为紧密和稳定的合作机制，但在目前阶段，仍主要在经济、社会、文化等低政治性领域中运作。笔者认为，在系统外部不确定性加剧的情况下，不宜快速进入高政治性领域，而应充分重视经贸往来、人文交流等低政治的“软环境”建设，从而影响他国在战略、安全等高政治的“硬环境”中的行为。具体说来，要建立多边跨文化交流机制，强化人文交流的广度和深度，丰富人文交流的内容和形式，主要包括平台建设、项目建设和制度建设：要加快推进并完善金砖国家的联合智库建设和金砖国家大学联盟等平台；重点打造实质性的合作项目和高“含金量”的研究成果，合作程度必须从会议与论坛阶段向项目落地推进；建立广泛开展学术交流的机制，建立合作培养人才的制度包括进行公务人员的挂职培训等，并定期举行大规模的文化节或文化年。总之，系统内无论是组织还是公众，必须用对方听得懂的语言、看得懂的“编码”来进行跨文化沟通，也必须用看得见、听得清、令人信赖的具体措施和实际行动构建战略沟通的软环境，从而建立起开展合作的长效机制，增强跨文化战略沟通能力，促进成员国之间合作的发展。
2．构建战略沟通的硬环境——制度机制的健全
战略沟通的硬环境系指具体的政策指导和行动准则，是围绕组织战略的实施所构建的一种制度设计与运行机制，被用以指导对日常沟通的管理。政策作为战略文化的一部分，将组织战略转化为可具体实施的行为准则，以完善的制度设计和运行机制来保障战略沟通的物理条件。然而，詹妮弗·米策恩通过对国际关系中的公共领域的研究发现，沟通行动本身便孕育着矛盾和冲突，即沟通并不能解决所有矛盾，沟通中的论争有可能产生新的矛盾并引发冲突，此时必须由法律强行介入。国家间不仅可以通过国际机制塑造秩序，而且会产生合法性问题。①对金砖国家而言，为避免行为主体在沟通行动无法解决矛盾时陷入困境，制度与机制应强行介入。
如前所述，金砖国家合作机制不够健全，制度设计有欠完善。目前我们面临的一个战略问题是，金砖国家究竟应该继续坚持还是改变长期执行的不结盟政策。此项政策使其他的金砖国家不能指望中国为之提供可靠的安全保障，从而中国便将无法大幅推进同金砖国家的安全合作。②因此，金砖五国难以建立集体安全合作关系，只可能形成双边安全机制。就金砖国家整体而言，难以开展实质意义上的军事合作，只可能发展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金砖合作机制可以借鉴欧盟成熟完备的运行机制，在充分强调成员国参与度的前提下，以共享、法制、分权和制衡为原则，设计机构的组成和权利的分配。在“不结盟”的前提下，金砖国家应结合具体国情，借鉴东盟松而不散的组织架构，构建有别于超国家权威机构的“非产权联盟”。从战术层面而言，金砖国家应统筹考虑加强常设机构及实体机构的设置和建设。2015年下半年投入运营的金砖国家开发银行是金砖国家成立以来创建的首个实体性机构，标志着金砖国家合作从战略层面向务实层面的深化和拓展，在金砖机制建设上具有里程碑意义。金砖国家下一步应尽快设立类似于秘书处的日常行政机构。后者成立后，可将其负责人的任期设置为四至五年，也需适当延长轮值主席国的任期，以平衡各国不同的经贸合作目标，也有利于保持各项政策举措的稳定性和连续性。与此同时，要加快推进合作领域从单一的经济贸易向科技与创新拓展。目前金砖国家间的科技合作以双边合作形式为主，其中以中俄双边科技合作规模最大、成效最为明显，而金砖国家间的多边科技合作则刚刚起步。此外，可考虑设立多边调停机构，以应对当沟通行动无法解决矛盾时，行为主体陷入困境的情形。可借鉴东盟经验，引入集体第三方综合协调机制来管理冲突，即设立多边调停机构并赋予其一定的制裁权，作为金砖国家间战略沟通的程序性保障。总之，应保证战略沟通物理渠道的畅通，充分运用战略沟通工具，真正形成合力，以推动金砖机制的发展与完善。
3．构建有效的沟通模式——双向对称沟通的展开及调整适应
双向对称沟通是战略沟通的重要手段，顾名思义，其强调传播渠道的双向双轨，目标是组织利益与公众利益的双赢双收。它要求组织以开放的态度，系统、科学地传递信息并收集公众的资料和需求，继而对组织行为作出相应的修正和改善，避免公众被欺骗、蒙蔽而导致利益受损。调整一适应是战略沟通的另一重要手段，它通过相互输出一反馈一调整的模式维持或改变组织与公众间的关系，同时影响组织所处的环境。金砖五国形成一个开放式子系统，每一个金砖国家均为这个系统内的独立组织，其余四国是它的公众，五国所处的子系统内的环境以及超系统内的环境便是各成员国在战略沟通过程中需要监测的环境变量。成员国不仅要与其公众通过信息的传递和反馈，进行双方的调整与适应，而且还须通过对环境变量的监测，来调整组织的自身结构及战略计划，以保证组织能与环境保持和谐状态。
无论是双向对称还是调整适应，都涉及沟通行动。在沟通诸要素中，占重要地位的是信息，它包含语言和非语言两种形式。在肯尼斯·伯克看来，没有语言是中性的，它们总是承载着感情、态度、判断和感受。它在精炼的同时往往也模棱两可。因此，语言既可能促成认同，也可能造成分歧。②一方面，成员国在沟通过程中针对不同的受众，往往也会使用模棱两可的语言，形成“建设性的含糊，以对某些敏感问题进行模糊处理的方式达到外交目标；另一方面，有效的信息是战略沟通的基本要素。金砖国家间的矛盾、金砖国家与国际社会的摩擦，都需要通过有效信息的传播予以化解。美国学者罗伯特·杰维斯认为，要想使人们改变与事实相悖的不正确的看法或改变一定的思维定式，传播者发出大量、持续、明确的信息是其中关键。用“大量”、“持续”、“明确”对所发出的信息进行界定，是因为只有被沟通对象主动选择、进入沟通对象心理过滤机制的信息，才能对沟通目标发生作用和影响，才能被称为“有效”。当前，在实际操作中，我们要充分关注印度的“西藏政策”、“入常”愿望及对中国的战略诉求；“一带一路”在中亚的实施要取得俄罗斯的充分理解和支持；规划中的中尼铁路需兼顾印度和东南亚相关各方的利益；巴西官员在地图上将中国和台湾分两种颜色标识的情况也当引起重视。这些现象和摩擦都需要运用双向对称沟通和调整适应的方法，以对方听得懂的语言和看得懂的“文化符号”进行解释和沟通，并耐心观察对方的反应，及时获取它们的反馈，逐步增进彼此的理解和支持。在互动过程中，注重配合对方采用相似的用语模式和习惯，会因相似度的提高而增强对对方的好感和强化认同。①此外，金砖国家作为一个国际合作机制，也应逐步建立自己的新闻媒体，掌握并增强统一的话语权，通过自己的媒体开展对外宣传并树立自己的形象。同时应注意整合各方资源，建立官方网站，公布组织的必要信息，及时对外发布相关资讯，让外部公众全面了解组织的愿景和行动。相关出版物（如《金砖国家发展报告蓝皮书》）应考虑使用多语种，以求在全球范围内获得更大的知名度。当下，中国在牵头“一带一路”建设时，应注重运用有效的战略沟通方式，准确地表达“一带一路”的核心内涵，消除沿线国家的疑虑。总之，无论面对的受众如何，惟有以双向对称沟通和调整适应的沟通模式，才能将讯息准确地传递给公众，推进金砖合作机制朝着更加务实、更加有效的方向发展。
结语
尽管每一个金砖国家都“胸怀大志”——俄罗斯希望重振大国雄风，恢复与苏联相类似的地位；巴西则立志成为一个“今日之国”；而印度宣称要成为未来亚洲世界的主角。②然而，从现有格局和潜力看，任何一个金砖国家都无法通过“单打独斗”力压群雄。惟有形成合力，作为一个整体，方能成为未来世界中的重要一极。金砖国家间不存在零和博弈的利益之争，合作中更需强调共同利益，不能一味寻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否则便会陷入囚徒困境，以至个人理性导致集体非理性的情形发生。金砖成员国的异质性是机制建设中的不可变量，但战略沟通却是一个可大有作为的可变量，也是促进金砖机制发展的重要方式。金砖机制目前的困境可以通过加强战略沟通得到部分的缓解，这或许可成为加强合作机制建设的一种新的思路。
(作者简介：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研究生，上海，200081)
收稿日期：2015年10月
（责任编辑：胡传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