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目前对东亚安全起重要作用的中美日三大国在经济上处于一定程度的依存状态。一般来说，经济依存是政治与安全合作的基础。然而目前美国及其战略伙伴日本却“倒行逆施”加强对中国的围堵，使得目前东亚的地缘政治竞争反而变得愈加紧张。为什么造成这样的悖论？本文认为，东亚的安全局势受两个结构性因素的影响：一是由相互经济依存带来的国家间合作的要求；二是传统的国际政治结构带来的国家间地缘政治竞争。之所以出现这种受双重结构影响的状态，原因在于经济依存关系没有彻底克服传统的国际政治结构性影响，是“不平衡与综合发展”规律的作用。“不平衡与综合发展”规律使得各国融入全球经济的程度不同，各国彼此之间在经济上相互依存程度不同，不同的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所发挥的作用不同。这三者在国际政治中产生的结果是，地缘政治的竞争仍在一定程度上在一些国家间发挥着结构性作用。这样，在这种双重结构性因素共同的作用下，东亚安全局势处于一种“悖论”状态。
关键词：东亚安全；经济依存；地缘政治；不平衡与综合发展
作者简介：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博士，南京，210023
收稿日期：2016年5月
中图分类号：D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12(2016)04-0001-16
随着中国国力的增长，一方面长期主导东亚局势的大国美国及其战略伙伴日本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安全焦虑，美日联手在安全上围堵中国的迹象不断凸显。另一方面，东亚又是近几十年经济发展速度最快的地区，尤其是中美日之间的经济关系处于相当高程度的相互依存状态。这使得东亚局势处于一种“悖论”状态。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来说，经济决定着政治。跨国生产带来的中、美、日之间的经济融合本应是缓和东亚恶性政治与安全竞争的积极因素，具有结构性的影响。但它却没有发挥这种作用，美日对中国的安全围堵反而在这种经济依存关系的发展中得到加强。影响东亚安全的三大国之间的经济依存关系为什么没有产生安全合作的良性发展？如何解释这种矛盾性现象？本文希望借助“不平衡与综合发展”理论来解释这种经济与安全的悖论，并分析这种悖论产生的内在原因。
一、经济的结构性作用
经济是决定政治的基础。生产的组织方式（生产方式）是决定政治的根本性基础。它具有影响政治的结构性作用。国际关系史曾充分地展示了这一逻辑。
1．传统的经济结构及其政治结构性作用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生产组织是以国家为疆界的，生产要素主要是在民族国家内进行配置，生产的全过程主要是在国家疆域内完成的。①“这种国际经济的模式通过商品、资本和贵金属的流动连接着各国经济……它的主要关注是交换”。②这种立足于国内生产的组织方式产生的国际经济模式与国际政治安全结构高度吻合。由于生产的全过程基本在国内，国内生产的成品对外出口、海外市场的扩大带来的乘数效应意味着国内生产和就业的增长，并且影响着国内社会的稳定（见图1）。对一个工业化国家来说，贸易及贸易顺差对国家有着特别重大的意义。这种意义不仅体现在国力的增加上，还体现在国内社会的稳定上。经济上的相对收益既是增进国家安全的重要实力保障，也是国内再生产延续的基础，还是国家获得更多资源提高国内福利与合法性的保证。因此，国家在彼此的经济交往中力争保持相对收益——贸易顺差。然而，这种国内生产组织形式下的国际经济却形成一种“零和状态”：一国的出口增长、市场扩张、就业提升意味着另一国的出口下降、市场萎缩、失业增加。这种经济的结构性作用加剧了结构现实主义所强调的国际政治无政府结构的作用：防止一个大国的实力绝对超群，既是安全的需要，也是本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因为经济竞争从不是纯粹的，政治和军事的实力往往是决定经济竞争的重要外在条件，同时经济竞争的胜出也是政治与军事实力壮大的物质保障，是国内社会和谐发展的基础。
这种国际经济与国际政治结构作用的一致性在二战前的国际关系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自资本主义出现以来，生产要素主要是立足于国内生产关系进行配置。国内生产的对外经济需求是产品的出口与原料的进口。外部市场作为国内再生产条件之一的重要意义在于产品的进口与原料的出口。随着资本主义大国的工业化程度不断提高，作为国内再生产的重要基础——外部市场的重要性就显得愈加突出，大国间为了争夺世界销售市场和原料产地的竞争从经济领域扩展到政治领域，资本的帝国主义特征就突显起来。
从19世纪末开始，在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推动下，资本主义大国的国内生产在垄断资本的作用下得到了高度整合。这一过程带来了生产能力的巨大提高，但也加剧了资本主义生产相对过剩的矛盾。为了解决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矛盾，资本主义工业化国家必须进一步开拓新市场并改造旧市场。开拓新市场就是通过输出商品和进口原料实现国内大工业化再生产的延续，从而保证经济增长与就业；改造国内市场就是在国内进行政治改造，实施福利国家的政策，在需求上拉动增长。国家作为解决危机的工具①在这些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经济民族主义和福利国家是国家政治作用的体现。通过国家的作用，缓解国内的阶级矛盾与冲突，来保障工人阶级对国家的忠诚。经济民族主义和福利国家也是相互促进的，通过扩大海外利润是“豢养”工人阶级贵族（实质是福利国家的表现）②的重要物质基础之一。
这种国内生产模式带来的海外经济扩张需求是资本帝国主义的根源。垄断海外市场是最有效的控制海外市场的方式。对不发达国家和民族进行殖民统治是“实现这一垄断任务的最‘方便’方式，半殖民地或势力范围是其‘中间’形式的典型”。③由于垄断形成的金融寡头已经“渗透到国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并控制着国家，④政府“鼎力相助”海外殖民扩张既符合资本的要求，也符合国家解决危机的需要。在这种生产模式带来的海外殖民扩张的浪潮下，还产生了相应的帝国主义的文化和意识形态。⑤这带来了国际关系上的两个结果：资本主义大国对不发达民族的殖民统治（包括非正式的势力范围）和它们之间的帝国主义战争⑥。因此，资本主义大国的地缘政治竞争是当时内在生产方式的必然结果，这种竞争经济上的结构性原因与无政府状态下的大国安全竞争这一结构性原因融为一体，相互促进。
2．经济全球化及其政治结构性作用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整个世界生产组织方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以跨国生产组织方式为特征的新型生产方式开始得到发展，①特别是冷战结束后，这种变化呈加速发展的趋势。⑦它的特征就是资本在世界范围内按各国的成本优势进行生产要素的配置，形成以跨国资本为主导的跨国生产链，生产全过程不在一国之内完成，而是由不同国家共同完成。这种世界性生产的组织方式不同于过去以国内生产组织为主要特征的国际分工，必然对世界政治与国际关系带来新的影响，对传统的无政府国际政治结构的作用带来冲击。
跨国生产形成的全球生产链把越来越多的国家的连接起来，每一个国家成了产品部件的生产车间（见图2），把国内生产与跨国生产连成一体，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糅合的状态。而且跨国生产组织方式带来了国家及企业的社会化行为，挑战着传统的国内生产的组织方式。国家不融入跨国生产将面临着重大的外部竞争压力，跨国生产模式因而促使各国为吸引外来投资而展开竞争。③企业不融入跨国生产就面临着巨大的竞争压力，面临被市场淘汰的危险。④由此，跨国生产方式带来的社会化行为，使得国家与企业的跨国联系与融合日益紧密，共同开发着世界市场。这样，国家间经济交往日益呈现出一种“非零和”性，跨国生产链上的企业和国家彼此的经济利益具有正相关性。这种“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联系使世界经济对国家间关系的结构性影响发生了变化，也对无政府状态下国际政治结构产生的结构产生了重大影响，并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传统的国家间恶性安全竞争的态势，淡化了国际政治的“安全困境”。
这种跨国生产组织方式产生的结构性作用在一些深入融入到全球化生产的西方国家间非常明显。由于深入地融人了跨国生产过程中，它们相互间的地缘政治竞争受到跨国生产方式的极大制约。这从资本主义大国战后半个多世纪的彼此和平关系中得到了体现。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建立，消除了长期以来德国与法国的地缘政治竞争。美国支持欧洲一体化的发展在很大程度是由于美国的跨国公司在欧洲广泛存在，为此美国不担心强大的欧洲经济会产生安全的政治效应，欧洲对美国同样也是如此。可以说，正是由于跨国生产方式在资本主义大国之间的作用，现在很难看到它们彼此之间的安全担忧与战争迹象了。
东亚是近三十年跨国生产发展的重要场所。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积极地加入到跨国生产过程之中，与美、日在经济上的联系越来越紧密，逐步成为了世界工厂。中美日之间的经济增长也相互受惠于对方的经济增长，这种关系的经验性数据至少可以从美国和日本在中国的直接投资中体现出来（图3和图4）。据联合国贸发会议提供的数据，日本与美国从2001年到2012年间对华直接投资一直处于上升阶段，截止2012年其存量已分别达到了近929.67亿美元和513.63亿美元。虽然美日对华的跨国生产数据不涉及非股权投资（non-equity investment有关三国和国际组织都没有这方面的统计数据），但也可以推测出美国和日本在华直接投资是巨大的。另一方面，中国对美国和日本的直接投资也在逐步增加，发展速度很快，尤其是对美直接投资。2003年中国对美和对日的直接投资的存量仅仅是5.02
正是基于这种经济依存关系，美日的商界跨国力量可以说是中美关系和中日关系的积极促进者。2015年上半年中国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傅莹访美之后谈到，美国的中美关系“乐观派”主要集中在经济、金融和科技界领域，他们对与中国合作期待很高，认为一个成长起来的中国能带来更多机会并为双方创造共赢的结果。①而且每当中美、中日关系出现紧张与对立时，美国和日本商界中跨国经济力量往往是紧张关系的“解围者”。最近的一个佐证材料是，针对中美南海关系，索罗斯在美国《商界内幕》上发表文章，力劝美国放弃用“零和思维”看待中国，说如不希望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就需要与中国构建战略伙伴关系。索罗斯强调，美国应该明白，如果用零和思维看待中国，美国到头来可能得到更少，失去更多。他认为，虽然美中竞争不可避免，但必须给这种竞争规定界限排除使用武力。两国在南海、网络和人权等问题上分歧甚大，即使如此，美国也该为与中国构建战略伙伴关系做出善意努力。②这可以视为美国商界跨国力量要求中美双方节制，反对双方紧张关系升级的一个重要信号。同样，日本经济界也是要求改善中日关系的最大势力，在日本商界中不难听到呼吁加强中日关系的声音。2014年是中日关系较为艰难的一年，但日中经济协会访华团规模却是近四十年来最大的一个。所以，由于新型跨国生产方式的存在，世界经济的结构力量已经发生变化，已成为东亚和平与稳定的积极因素，但主导未来东亚安全局势走向，同时还取决于另一个结构性因素——传统的国际政治结构。
二、 “不平衡与综合发展”规律与传统国际政治结构的作用
虽然跨国生产给国际政治带来了积极的结构性影响，但国际政治的传统结构性作用并没有消亡，目前仍然在一些地区发挥着作用，在东亚地区也是如此。对这一地区有重要影响的中美日三国彼此之间存在着安全戒备，特别是美日对中国的安全防范，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加强，正深度影响着区域局势的稳定。为什么在中美日三国经济依存不断加强的同时会出现这种反常的现象？这与“不平衡与综合发展”规律的作用有关。
“不平衡与综合发展”规律是由俄国十月革命的领袖之一尼昂-托洛斯基( Leon Trotsky)针对俄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发展现状和革命起源提出的。他认为，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不平衡的，既有现代性的经济成份，也有相对落后的经济成份，这种社会结构构成了“独特的历史过程中不同阶段的综合……（一种）古老与当代形式的混合物”③。一些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认为这一规律普遍适用于整个世界和各国经济，世界和各国的经济发展存在着不平衡性，并存着现代与传统的多元经济结构。①具体表现为：
(1)各国融入经济全球化的程度存在着差异。
(2)不同国家之间经济融合度不一致，发达国家之间融合度较高，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融合度相对较低。
(3)不同的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不同，发达国家主导着经济全球化，发展中国家往往消极适应着经济全球化。
这三种表现带来了不同的国际政治影响，使得国际政治传统的结构性因素仍然不时地发挥着作用，从中投射出政治对经济的反作用。
1．各国融入经济全球化的差异带来的政治影响
各国在融入经济全球化的程度上存在着差异，有的国家融入的程度更深入一些，有些国家较差一些，这样各国经济成份中既存在着融入经济全球化的成份，也存在着传统的民族经济成份。对东亚安全有着重要影响的三个大国中美日的经济同样体现着这一特点。根据瑞士经济学会的全球化指数，中美日三国融入经济全球化的指数是不同的。三国中美国得分最高达58.7，在世界184个国家与地区中排名第90位；中国得分49.8，排名第120位；日本最低得分47.57，排名126位（见表1）。这说明，这三国的经济都不是100%地融人了全球化之中，仍有近一半的经济成份属于传统的经济成份。
因此，在跨国经济还未完全消融民族经济时，建立在传统的国内生产组织方式上的国际政治结构——竞争的地缘政治及其相应的文化，作为历史的产物，依然不时地发挥着作用，甚至有时在一些大国关系中发挥重要作用。这就带来了“不平衡与综合规律”产生的国际政治效应，即立足于传统经济基础的地缘政治竞争常常与跨国经济带来的政治结构性作用呈现出一种交互式影响的效应，政治合作和地缘竞争相互交织，此消彼长，共同影响着一些国家间的政治安全关系。中美日三国目前的政治安全关系就体现着这种特征。这种既有合作要求，又存在安全与政治竞争关系的状态说到底是“不平衡与综合发展”规律的作用。目前中美日三国的安全戒备与政治竞争大体是这种“不平衡与综合发展规律”带来的政治产物。特别是随着中国实力的迅速上升，在东亚超越了日本，在全球最接近于美国，在中国军事没有纳入美国主导的联盟框架、政治上还与西方体系相异类的情况下，面临的所谓“安全困境”日益凸出。
2．各国经济相互融合度存在的差异所导致的国际政治效应
在目前的经济全球化中，以跨国生产来衡量相互之间的直接投资是国家间相互融合的最重要指标之一，因为跨国生产把彼此的经济利益结合在一起，带来的共同经济利益最大。在跨国生产过程中，不同国家之间的彼此融人度不尽一致。比如美国与日本经济融合度远大于美国与中国，同样日本与中国经济融合，也小于日本与美国。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最新的数据，美国2012年在日本的直接投资( FDI)存量有1339.67亿美元，而在中国只有513.63亿美元。而同一时期日本在美国的FDI存量是2857.67亿美元，在中国只有929.67亿美元（表2-1）。如果再以美国、日本与欧盟之间的FDI的存量来看（表2-2），也有助于说明问题。除了欧盟对日本的FDI投资存量小于中国外，其他数据都远高于中国。这说明，资本主义大国间的经济依存关系远超过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依存关系。即使像中国这样的新兴国家，虽然每年吸引的外来投资名列世界前列，但与美日之间的经济依存关系相比仍存在着相当的差距。
在这种不平衡的依存关系下，发达国家之间的关系更多地受跨国经济产生的结构性影响作用，合作的成份居多；而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包括非西方大国）之间的关系则受到跨国经济产生的结构性影响和传统强权政治的地缘政治结构影响的综合作用，情况较为复杂，呈现着既有合作又有冲突的双重特征。中国与美日之间的关系，就受到这种双重结构的影响。虽然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就不断融人全球化生产的过程中，但中国与日本、中国与美国之间经济依存关系，远不如美日之间经济关系融合度高。这样，地缘政治竞争因素对中国与美国、日本之间的关系产生的影响就更明显。可以说，中国与美、日之间经济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程度没有达到美国与日本之间的程度，这使得由中国与美国、与日本之间经济合作带来的积极性影响还无法完全抵消地缘政治的结构性作用。美国与日本、与欧盟由于它们之间较高的经济融合度，为它们之间的政治军事合作关系提供了巨大的经济基础。中国与美国、与日本既不存在这种军事、政治同盟的关系，经济融合度又没有达到发达国家之间的程度，因此，地缘政治的竞争关系自然会在中国与美日之间东亚安全问题上体现出来。
3．不同国家在跨国生产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不同所产生的国际政治影响
“不平衡与综合发展规律”在当今世界经济中还表现为：在跨国生产的过程中，发达国家是跨国生产的主导国，而发展中国家则是跨国生产的适应者与接受者。经验数据在这一方面的体现是：跨国投资的资本输出国主要是西方发达国家，跨国生产的组织者主要是来自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发达国家作为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输出国可以从FDI的输出流量与存量中体现出来。截止2014年(图5、图6)，发达经济体的FDI流出存量已经达到19.28万亿美元，占世界FDI流出存量的78%，而发展经济体的FDI流出存量为4.83万亿美元，只占世界总量的20%，转型经济体只有0.49万亿美元，占世界总量的2%。而美国一国就占了6.32万亿美元（占世界总量的约26%），日本占了约1.19万亿美元（占世界总量的约5%）。而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只有0.73万亿美元（约占世界总量的3%）。虽然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在FDI流出存量上不如西方七个发达国家(G7)的平均值，FDI流人存量也不如G7的平均值。
就跨国公司的总数而言，截止2008年全球8万多家跨国公司中72%来自发达经济体，28%来自发展经济体和转型经济体。①在此之前发达国家在世界跨国公司数量中所占比例更大，在此之后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的跨国公司可能增加一些，但西方跨国公司数量绝对占优的局面没有改变。另外，截止2012年全球非金融性跨国公司世界100强的名单，除三家来自发展中国家（中国的中信和中海运，马来西亚的国家石油）外，其他全部来自号称富国俱乐部的经合组织国家。这100家跨国公司中跨国性指数( TNI)不足50%的不到10家，其总资产约12.84万亿美元，海外子公司资产约7.7万亿美元，平均海外资产率达60%。②因此，跨国公司特别是来自西方的大跨国公司是目前全球生产网络最主要的实施者。从这种状况来看，在全球生产过程中，发达经济体在其中发挥着主导作用，引领全球生产分工，而发展中经济体和其他经济体处于次要和消极适应的地位。
另外，对全球经济发挥重要作用的还有金融资本。目前少数大的西方跨国金融机构控制着巨额资本，其触角扩展到了全球众多地区，控制着全球生产的过程。因为对外直接投资、跨国并购离不开跨国银行的支持，企业跨国扩张离不开证券市场（许多是跨国证券市场）的融资，跨国经营的风险来自国际保险市场的共同担保。从全球上市公司的数据库中( BvD-osiris)中可以看到，基本上从所有非金融类大型跨国公司股权结构中都可以看到世界大金融机构的身影，而且所占比例较大。①在世界跨国金融机构分布上，据联合国贸发会议所公布的数据，2012年按地理分布指数排名的前50家跨国银行中，都没有来自非西方国家的金融机构，也没有一个来自非发达国家的金融机构。这50家银行的资本总和约为5 1万亿美元，而全球2012年名义GDP约为71万亿美元。①在这50家银行中，国际指数大部分都超过50。这说明这些跨国金融机构的经营业务在海外占据相当高的比例。②据估算2012年世界当年金融资产总量约为209万亿美元（因为2012年世界金融总资产与当年世界GDP之比是293%③），而这50家银行的资产占了近1/5。这说明在世界范围内西方金融机构处于绝对主导地位，影响着全球生产分工。
谁主导分工，谁就具有巨大的权力。生产关系的这一基本常识告诉我们，发达国家在全球分工中的地位必然产生一种政治上的要求。跨国生产组织方式要求有相应的政治关系与其对应。马克思曾说过，“资产阶级日甚一日地消灭生产资料、财产和人口的分散状态。它使人口密集起来，使生产资料集中起来，使财产聚集在少数人的手里。由此必然产生的结果就是政治的集中。各自独立的、几乎只有同盟关系的、各有不同利益、不同法律、不同政府、不同关税的各个地区，现在已经结合为一个拥有统一的政府、统一的法律、统一的民族阶级利益和统一的关税的统一的民族。”④现在这一进程正在全球范围内体现，跨国经济要求有一个全球性的政府与统一的治理，要求整合各国的对外经济政策，要求世界形成全球统一的民族。这一全球性上层结构——政治设施与意识形态——被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称之为“跨国国家机器”⑤或“资本帝国”⑥的全球治理结构以及相应的价值观。它从根本上要求所有国家的政治体制与意识形态适应于跨国生产方式的资本主义属性。这对于一些加入到跨国生产过程中的非西方国家来说，无疑是对其政治体制和社会价值的挑战。跨国资本希望通过其政治代表（西方大国）来改造非西方的政治体制与社会价值体系，使之适应它们所界定的全球治理。这必然带来西方与非西方在政治体制、意识形态上的对立与冲突。这些因素都会以国际政治竞争的形式体现出来，因为通过地缘政治的压力改造非西方社会是一种战略手段。因此，这种跨国生产方式产生的政治整合要求又形成了一种西方与非西方之间国际冲突的因素，这是“不平衡与综合发展规律”产生的又一国际政治结果。
虽然目前中国已经融合进跨国生产的过程中，但并不是跨国生产的主导国，不是当今跨国生产方式的组织者、引导者，仍属于跨国生产过程的适应者。中国作为一个非西方大国，其社会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与西方主导的跨国生产所需要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整合要求存在着冲突。在西方跨国资本改造世界政治的过程中，中国与西方大国不可避免地会产生经常性的龃龉，这种龃龉随着中国国力的上升速度日益加快以及政治制度稳固性日益牢固，必然会通过地缘政治上的竞争体现出来。中国在世界／东亚影响力的加强导致了美国在地缘政治上的焦虑日益增长。美国遏制、围堵中国的政治企图从2010年的“亚洲再平衡战略”提出后便开始发酵，逐步增势，就是这种焦虑的反映。由于历史遗留的领土问题，包括日本在内的一些周边国家都企图借助美国的这种焦虑，或希望从中遏制中国影响，或者希望从中获得其他经济和政治上的收益。这一切都使东亚安全局势复杂化，处于一种不确定的状态。
结语
东亚安全局势的悖论是东亚范围内经济结构性因素与政治结构因素不统一的结果，这是“不平衡与综合发展”规律作用的产物。
东亚地区是世界经济发展的中心地区之一，跨国生产的发展对东亚地区的合作起着积极的作用。但在跨国生产的进程中这一地区也存在着发展不平衡：大国融入全球经济的程度不同，彼此之间经济相互融合的程度不同，在跨国生产过程中地位也不同。这三者造成了传统的国际政治结构仍然在东亚发挥着结构性作用。这就使得东亚的安全局势出现一种“悖论”：经济依存带来的合作与传统的大国地缘政治竞争并存。要消除这种“悖论”就应从根本上消除传统地缘政治产生的经济基础。就中国来说，特别要在以下诸方面进行努力：
首先，中国要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开放发展的理念，既要“引进来”也要“走出去”，更深入地编织经济依存网络。通过促进跨国经济带来的结构性影响，冲淡和制约地缘政治竞争的负面作用。通过这一网络使西方跨国资本与中国有更深入的利益融合，促使其更加重视中国的地位，更加珍视东亚的和平与稳定的环境，阻止美国与日本等政治势力加剧东亚地区紧张局势。
这其中的一个重要观念是，马克思主义者不应是经济全球化的反对者。连非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家都知道，“资本主义一但消除了民族和宗教的障碍，资本与劳动的斗争就会凸显，全世界工人将会团结起来反抗压迫，在去除了爱国主义和宗教因素的干扰后，他们会更认清所受的剥削并起来反抗”。①《共产党宣言》中就明确阐述过这一思想：“随着资产阶级的发展，随着贸易自由的实现和世界市场的建立，随着工业生产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活条件的趋于一致，各国人民之间的民族隔绝和对立日益消失……联合的行动，至少是各文明国家的联合的行动，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首要条件之一。”所以，当今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针对全球化进程结果曾分析道：全球化有利于无产者的国际（全球）主义的形成，有利于把人类团结在解放的共同追求下。因为全球化摧毁了“把无产阶级分化为各个阵营，冲突的派别”的现代帝国主义权力结构，打破了过去工人阶级“把自己的利益完全与民族身份与帝国命运相结合”的幻想。③因此，反对全球化“是找错了敌人，掩盖了敌人”，“敌人是我们称为帝国全球关系的具体制度”。④实现这种帝国的全球制度替代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追求与目标。没有全球化就不可能实现这种替代。所以，任何反对促进经济全球化的观点都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
其二，中国应不断提高在跨国生产过程中的地位。通过加速经济的转型升级，提高经济的技术水平与档次，提升中国在全球生产链中的地位，同时让中国的金融机构在全球经济中发挥重要的作用。这样，才能使中国在全球治理中有能力发挥重要影响，改变目前西方完全主导，扭转视任何非西方大国的异议为挑战的全球治理局面，从而缓和被改造的压力。另外，加快经济的转型升级和提升技术水平还是加深与美日资本经济合作的重要基础。在跨国生产过程中，只有拥有更多的自主技术才能在跨国企业间建立战略性技术联盟关系，这种非股权投资的跨国生产合作，由于要分享技术，才能真正形成彼此相对对等的利益共同体。
第三，鉴于上述两方面的努力需要一定的时间，因此在这些努力见到成效之前，传统的地缘政治结构仍会发挥作用。所以，中国必须要有强大的阻吓与威慑能力来遏制其破坏作用。唯有强大的国防才能使得美国与日本认识到，与中国的任何战争都可能是代价巨大、破坏力极强、大家都玩不起的游戏。这样，才能使跨国资本认识到与中国的任何“擦枪走火”都会造成巨大的利益损失，从而客观地成为东亚地缘政治竞争的积极反对者。因此，中国目前不能刀枪入库、马放南山，仍要厉兵秣马、被甲执锐。更为迫切且重要的是，锻造杀手锏，保证在未来可能的战争中具有反制能力。但这种能力不能单纯依赖核武器，因为核武器不适用于一般常规战争或局部战争条件下的威慑，还要有常规武力的杀手锏，能做到灵活反应。这样，才能防范美日利用领土领海纠纷造成地缘政治的紧张化，有效控制地缘政治的竞争升级。
（责任编辑：赵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