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鉴于系统分析理论的缺陷，跨层次理论整合浮出水面，并成为国际关系领域的研究难题。罗西瑙等众多学者都有过相关学术努力，但均差强人意。有一种思路是通过单元层次的回落，以外交政策分析来实现跨层次理论的整合，但由于外交政策变化主观随意性太大，面临多因素、多层次、多学科等多重困难，导致研究上难度越来越大，最后收效甚微。总体上看，最成功的还是罗伯特·普特南的双层博弈及米尔纳模式。在借鉴以上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把双层博弈发展成双层竞合模式及其三种互动方式，进而演进成双层、多元“立体式竞合”模式，从而提出了跨层次理论整合新的思路及方向。
【关键词】双层博弈；竞合层次分析法；国际关系理论
作者简介：储昭根，浙江大学非传统安全与和平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杭州，310058。
中图分类号：D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12(2016)05~0076-93
分析层次不仅是我们解释复杂国际现象的切人点，通过选择和划定后的层次本身也成了国际关系研究的重要对象。无论在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的研究中，观察者都可以选择把注意力集中于部分或整体，集中于组成要素或系统。无论他选择了微观还是宏观层面的分析，表面上仅仅是方法和概念方便取舍的问题。然而，选择往往在实践中被证明是相当困难的，且很可能成为有关学科的核心问题，或长期争论的问题。①
在政治学中，通常有三个被广泛接受、概括（或抽象）出的分析层次——个人、国家（社会）、国际体系用来帮助理解世界政治中高度复杂的问题。肯尼思·沃尔兹认为，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可以分为还原主义理论和系统理论。关注个人或国家层次原因，以单位特性作为解释依据的理论研究是还原主义理论，亦即单元理论；认为原因存在于国际层次，以体系特性作为解释依据的是系统理论。沃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标志着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的彻底分离，其系统理论研究获得了公认的成功，但也面临着诸多不可回避的问题与挑战。最主要的问题是怎样实现国际关系的跨层次理论整合，或者说是复兴对外交政策的国内解释并使其如现实主义分析一样简约和理论化，这已成了国际关系学界的重要目标。①从现实方面看，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安全问题的国内外边界日趋模糊，国际问题国内化，国内问题国际化，跨层次理论整合已日益迫切。
一、系统理论及其批评
在沃尔兹看来，还原主义理论的实质是通过研究个体组成部分来理解整体。所以他认为之前自称为“体系理论”的理论根本就不是体系理论，在这些论述中，国际体系因素与国家层面的因素混杂在一起，难以形成真正的科学理论体系，导致了“雷同的总结与肤浅的批评一再重复，类似的错误也不断重现。”/②为此，沃尔滋在其奠基之作《国际政治理论》中独辟蹊径，将国家层次和个人层次从国际关系理论研究领域剥离，建立起结构现实主义，最终成为国际关系学的主流理论。
自从沃尔兹的《国际政治理论》问世以来，体系层次的优先性已被国际关系学届视为理论构建的必要条件。国际关系理论的三种主流流派——结构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和温和建构主义理论均是系统理论。它们的区别之处在于对国际体系和体系单位有着不同的认识，因而对体系特征和单位特征所包含的内容也就有了不同的解读。结构现实主义的体系特征是主要单位之间的物质权力分配的国际体系结构；新自由制度主义强调的重心从国际体系结构转移到国际体系进程，新自由制度主义的体系特征是制度；建构主义认为物质结构只有通过观念结构才能具有意义，其国际体系特征是共有观念的分配或观念结构。③
系统理论研究及其分析法使国际关系研究突破了以往历史、哲学和法律式研究的窠臼，开始由单纯的定性分析向精确的定量分析发展。不过，国际系统理论也面临着诸多不可回避的问题与挑战。多尔蒂和普法尔茨格拉夫认为：国际体系的层次（理论）提供了一个精巧好用而且全面的模式，它赋予所有民族国家相似的目标，但这种对国家间相似性的简单化认识却低估了国家在体系中的差别以及国家的生存和独立性问题，并夸大了整个体系对行为体行为的决定性作用。通过比较的方法，侧重分析民族国家能够使我们看到行为体独有的特征，但这样做的风险是夸大国家间的区别，又使理论家所寻求的普遍模式变得模糊不清。①秦亚青表示，体系理论陷入了一个两难境地：所有体系理论都将国家假定为单一的行为体，这一假定的目的是排除一切国内政治和社会进程的干扰，将国内因素完全排除，以保证理论的科学简约，但是却把大量问题和现象置于解释范畴之外。因为国内政治和社会进程对国家身份的界定、对国家利益的形成、对国家对外行为的表现都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②
即便是最早提出层次分析法的沃尔兹和辛格也认为其存在自身的局限性。沃尔兹认为，不同的层次涉及不同的问题，只有把三个层次结合起来，才能对国际关系有完整的认识。③国际系统层次关注的是国际行为体所构成的国际体系的影响，所以要研究国际环境对国家间互动模式的影响。国家层次研究的是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在国家关系中的作用以及影响对外政策的国内要素。个人层次分析的是政治领导人和政府官员在制定和实施外交政策目标时的作用。同样，辛格以理论的功能为尺度，衡量了宏观和微观层次分析的利弊。充分的理论分析模式要具备三个功能，即表述功能、解释功能和预测功能。一个好的理论模式要能够高度准确地表述所研究的现象，解释所研究诸现象之间的关系，对于所研究现象的发展提供比较可靠的预测。根据这三个标准，辛格认为宏观的系统层次分析最能够从整体观察和发现国际关系的一般规律，但往往由于过分强调国际行为体的共性，而忽略了它们各自不同的个性特征。微观层次恰恰相反，注重个体而忽略整体，因而强调国际行为体之间的不同，但忽视了它们的共性。④
总体而言，国际体系在事实描述方面不像国家层次那样“细致人微”，但却能在一个较长时段内解释和预测国际关系演变的宏观特征。①这为国际关系研究者所喜爱，也已是成就斐然。但若进入微观层次，强调国际行为体之间的不同，单位层次因素则可提供国家动机的不同解释。微观层次在注重个体的同时往往也会忽略整体。应该说，传统三大层次之间的间隔已变得越来越小，各类层次共同构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研究谱系。正因为如此，跨层次理论整合成为学科发展的大方向与理论选择。
二、跨层次研究的尝试
由于单一层次分析法的局限，不少学者开始把国际、国内两个层次，宏观、微观两个层面结合起来分析。从现有关于国内与国际事务关系的大部分文献看，要么是讨论不计其数的国内因素对外交政策的影响，要么是探讨国内与国际事务的“连锁”影响。②詹姆斯·罗西瑙是第一个呼吁研究“联系政治”(Linkage Politics)，并且创立了“国内一国际联系框架”的学者。③他认为五种主要的因素决定了政府的外交政策，即个人的因素、角色的因素、政府的因素、社会的因素和体系的因素。④
第二个相关的流派是卡尔·多伊奇和厄恩斯特·哈斯研究的地区一体化理论（integration theory]。一体化理论的推进在卡尔·多伊奇那里被称为“扩散”( spread)，⑤他的交流理论打破了政治学研究中把国家及其权力作为中心课题的传统，社会变化获得了学术关注焦点的地位。´而在哈斯那里则是一个“外溢”的过程。①他用“外溢”概念来解释国内与国际发展的相互影响，但其核心变量是假定超国家机制的演进。
受地区一体化理论影响，约瑟夫·奈和罗伯特·基欧汉提出的相互依赖理论，强调相互依赖(interdependence)与跨国主义(transnationalism)及国际机制，但国内因素成了国际制度概念主导下的次领域，忽视了国内因素及政治讨价还价的过程。②
1978年，彼得·古勒维奇提出了颠倒的第二意象(the Second Image Reversed)，系统地从理论上提出了对国内问题的国际根源进行分析的研究框架。③“颠倒的第二意象”学派把研究焦点集中在国际力量影响国内政治发展的比较分析上。
基欧汉与米尔纳主编的《国际化与国内政治》是一部跨国关系一国内政治分析模式的代表作。④跨国关系一国内政治分析模式是从国际层次的冲击与国内层次的回应两方面观察国际力量对国内结构变动的深刻影响，把过去为人忽视的国际因素引入一度囿于国家界限下的政治学分析中。⑤
80年代末以来，海伦·米尔纳、⑥罗纳德·罗戈斯基、⑦杰弗里·弗里登⑧等学者们开始强调国际经济一体化的国内政治后果，国际经济一体化改变了国内政治或社会行为体的机会成本及产生了不同的政策偏好，并会在此基础上形成不同的政治联盟和不同的对外经济政策。
到20世纪90年代，查尔斯·赫尔曼提出了外交政策的融合理论，他认为四种独立的变量决定了外交政策的变化，其中三种是国内的变量：即受到驱策的领导人、官僚的倡导和国内的重组。另一种是外部的变量，即外部的冲击。①
斯蒂芬·沃尔特则通过研究革命和联盟来探索国际、国内两个层次对政府行为影响及联系，从而引入“威胁均衡理论”(balance of threat)。②而斯蒂芬·戴维发展了均势理论并且引入了“全面平衡理论”(theory of omnibalancing)。他联系现实主义和国内的政治模式解释外交政策。据此理论，国家领导人需要平衡国内威胁和国际威胁以求得生存。”③
值得一提的是，针对系统分析理论的不足，现实主义流派内部也出现了反思与修正。新古典现实主义( neoclassical realism)结合经典现实主义重视单元层次分析的传统及防御现实主义在系统分析方面的优势，试图将国内结构作为中间变量重新纳入到国际关系的分析之中。该派代表人物主要包括威廉·沃尔福斯、托马斯·柯庆生、阿拉斯泰尔·莫里、吉登·罗斯、兰德尔·施维勒、法里德·扎卡里亚、托吉等等。
总体说来，在罗伯特·帕特南提出“双层博弈”模式前后，跨层次研究尽管已获得了一定成果，但仍有待取得标志性或跨越式的突破。
三、外交政策分析的挑战
既然跨层次研究困难重重，有没有可能回落到单元层次，通过微观层面、单位层次成熟的模型来实现跨层次的理论整合呢？约翰．力口迪斯就指出，国际关系是由“能够对其遇到的变量和条件做出反应和修改的意识实体实施的。他们有时能看到未来的演变，他们在一定范围内设计出能够加速、延阻甚至是逆转趋势的措施。”④
很多人相信，微观层面的外交政策分析(Foreign Policy Analysis，简称IPA)为跨层次分析提供了天然的切入点，它是微观政治与国际体系宏观层次的纽带。因为国家（单位）的行为不仅被它们的内部过程和与其他国家（单位）的互动所推动和塑造，也被建构它们环境的方式所推动和塑造。因此，外交政策分析既能弥补一般国际关系理论空泛之不足，又避免了地区研究学者没有理论指导的缺憾，能够代表国际关系研究的发展方向。①
通常认为，国际政治研究与外交政策研究均属于国际关系学科，但是传统上国际关系研究重点在国际政治，而对于外交政策的专门研究涉足较少。国际政治研究作为一门学科在一战后就成型了，而“外交政策分析作为一项具有理论自觉的事业是在二战结束以来才开始。”②不过，外交决策的过程常常被认为是一个“黑匣子”(black box)，研究者很难了解这个黑匣子内部所发生的事情。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现实主义的长期主导地位使其被当成研究外交政策的主流范式。现实主义者把国家看作是按照理性原则决定自己的行为的“一般行为体”( actor-in-general)或单一理性行为体（unitary rational actor）。国家行为体类似于台球桌上的“球”( billiard ball)，国际关系则是台球之间的互动与游戏。③现实主义者认为，理性的国家必然是位置主义而非原子主义的(atomistic)。④
20世纪50年代末，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博弈论等新的学科纷纷面世，社会科学开始向自然科学靠拢，强调理论的科学性，也就是可观察、可计量与可重复，国际关系学界出现了“行为主义”或“科学主义”学派。外交决策理论正是在传统现实主义受挑战的大背景下诞生的。
通常认为，由查德·施耐德等1954年发表的《决策：研究国际政治的一种方法》⑤，经修改后1962年成书，以《外交决策》⑥出版，倡导从决策的角度研究国际关系，开创了外交决策研究；斯普劳特夫妇1956年出版的《国际政治语境下的人与环境关系的假设》一书认为，理解外交决策者所处的主客观环境是进行外交政策分析的正确途径，开创了外交政策环境研究；①詹姆斯·罗斯诺1966年发表《外交政策的预理论与理论》提出用比较研究的方法探索外交政策制定的规律并建立外交政策分析的“大理论”，开创了比较外交政策研究；②格雷厄姆·艾利森1971年在《决策要旨：对古巴导弹危机的解释》中将政府政策的讨价还价本质融入了决策模型，系统阐述了用官僚组织模式分析外交决策的方法。③这四个流派奠定了外交政策分析建立的学科基础，形成了外交政策分析的理论框架。
之后，约翰·斯坦布鲁纳1974年出版的《决策控制论》把决策过程看作是一个控制系统，一个不断调节对外政策行为的过程。④而1993年兴起的多元启发理论①oliheuristic Theory)结合理性选择理论和认知理论的优点，将二者纳入同一个分析框架来分析一国的对外政策。⑤
总之，行为主义的研究方法虽然产生了一些成果，特别是以罗斯诺为代表的比较对外政策学派的研究达到了高潮，建立了许多庞大的数据库，但研究过程也产生了一些严重问题，如在研究过程中不仅有如何定量的问题，而且随着研究的深入，对一些现象的定性也成了问题。结果不仅没有使人们对外交政策和国际关系有更清楚的认识，相反却带来不少的困惑。因此到了20世纪80年代，人们开始对之重新思考。从80年代开始，一些学者不愿自己被看成为比较外交政策研究者，越来越多的学者称自己为外交政策分析学者(foreign policy analyst)。⑥而80年代结构现实主义的兴起，大大压缩了对外政策分析的学术空间，国内政治的研究为国际关系研究主流所忽视，不再是学术研究的重点。⑦直到80年代末普特南的双层博弈理论，及联合认知理论、理性选择理论和多元启发理论的出现，才意味着对外政策分析卷土重来。
与一般公共政策不同，对外政策具有特殊性，在决策中既要考虑外部因素对国家决策的影响，也无法忽视决策付诸实施后国际社会的反应。进而，哈得逊由此总结出了IPA六个特点：第一，多因素。影响外交决策的因素有个人、组织、文化、体系等多种因素；第二，多层次。其变量范围从最微观到最宏观；第三，多学科。它涉及多数社会科学，甚至包括某些自然科学领域；第四，整合性( integrative)。把来自多个层次、学科的多种因素综合起来进行研究；第五，施动者( agent-oriented)。国家是由施动者(agent)组成的，即代表国家作出决策的个人和组织，它们的行为能力和方式才是国际政治的源泉；第六，具体行为体(actor-specific)。由于行为体是具体的人或团体，他们不是可以彼此通约的理性行为体，所以要研究具体的人或组织的具体信息。①
因此，外交政策分析的跨层次、跨学科增加了理论整合的难度，“跨学科”成了“没有边界”的学科。②他们采取行为主义的定量分析，同时更多的学者采取传统定性分析方法；既借助于国际关系理论和比较政治学的方法，也借助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管理学的方法。随着研究方法上更加多种多样及变量的增加，研究难度越来越大，实用性却越来越小。最突出的两个矛盾是，一是经常把复杂问题简单化，即把千变万化、充满模糊因素的、活的现实用量化的公式来表现，无形增加理解的难度。二是把简单问题复杂化，即把常识性的简单问题用各种图表、曲线以及晦涩的语言来表达，使人如坠云雾。③著名学者霍尔斯蒂在分析冷战时期国际政治理论研究的成败得失时，指出了国际政治理论三个失败的研究，其中之一就是“对外政策分析”研究。④
四、普特南的双层博弈模式
把国际、国内二个分析层次结合起来最成功的是1988年罗伯特·普特南的双层博弈（two-level games）模式，以超越单一的国内因素对国际事件或国际因素对国内政治的研究，或对这种影响的简单列举，并试图创立一种能把国际、国内政治融合为一体，能够解释国际、国内政治相互联结的理论。不过，双层博弈理论模型仍被认为是“理性行为体和博弈论系列模型的一部分。”①
普特南认为，每个国家领导人都出现在两个赛局棋盘上。在国际谈判桌对面，坐着外国对手，在领导人的旁边坐着外交官和其他国际事务顾问。在国内谈判桌周围，领导人的后面坐着执政党和议会的成员，国内事务发言人，主要利益集团的代表，及他自己的政治顾问。双层博弈的异常复杂性在于一个棋手在这一个棋盘上的行动是合理的（如提高能源价格、让与领土、限制汽车进口），在另一个棋盘对同一个棋手来说也许就是失策。在国际谈判桌上的任何一个对结果不甚满意的主要竞赛者都可能会搅乱棋盘，与此相对应，未能满足国内谈判桌上同伴利益诉求的任何领导人都有被赶下台的危险。②
也就是说，政治领导人一直都是同时在国内和国际两个舞台上行动。他们努力运用这两个舞台来实现自己的不同目标，也面临着来自这两个舞台不同的——有时是相反的——压力和制约。正如普特南这样描述道：“在国家层次上，国内集团通过迫使政府采纳合意(favorable)政策来寻求自己的利益，而政治家则通过在这些集团中建立联盟以寻求权力。在国际层次上，国家寻求利益最大化提高其满足国内需要的能力，使外部变化的不利后果最小化。只要主权国家还存在，仍然相互依赖，中央决策者(central decision—makers)就不能忽视这两层中任何一层的博弈。”③
普特南又把谈判的进程分为两个阶段：即谈判阶段和批准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谈判者之间为达成一项暂时国际协议的讨价还价过程，这被称为第一个层次(Level I)。第二个阶段，每个选举团体内部通过正式或者非正式的方式来讨论是否批准或者实施的过程，这被称为第二个层次(Leve1Ⅱ)。④
进而，“双层博弈”理论的核心概念是“获胜集合”(win—sets)。外交谈判能否成功、国际合作能否实现，取决于各自的获胜集合是否存在交集(overlap)。把握好了国内对手和外国谈判者最低妥协或接受限度的“获胜集合”，才能较准确地预测谈判结果。普特南把“获胜集合”定义为当对层次I协议进行支持或否决的表决时，在表决者中得到必需数量的支持者的集合。因为两个完全不同的原因，层次Ⅱ获胜集合的大小对理解层次I协议非常重要。一是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获胜集合越大，层次I协议越有可能达成。根据定义，任何成功的协议都应在协议各方获胜集合内。因此，只有各方获胜集合形成交集，达成协议才是可能的。获胜集合越大，越有可能产生交集。反之，获胜集合越小谈判失败的危险越大。①
同时普特南指出，“获胜集合”的大小取决于以下三个因素：LevelⅡ选民间的权力分布、偏好和可能的联盟，LevelⅡ的政治制度与政治家的偏好以及Level I谈判者采取的策略，并进而指出了四种政治家和国内行为体可采用的替代性“双层博弈”策略：重构国内“获胜集合”、重构国外谈判方的国内“获胜集合”、跨国联盟和国内团体削弱外国领导人地位的努力等。
普特南的双层博弈模式与以国家为中心的理论存在着明显的不同，它试图把国内因素叠加到国际层面上，用一种综合性的、整体化的方法来考虑国际、国内双层政治，从而实现传统理论的超越。该模式关注了国内政治与国际关系的必然联系，并建立起国内与国际互动的分析框架，展示了政治家在努力使得国内和国际达成一致的过程中面临的机会和困境。
五、双层博弈的适用及概念化
双层博弈的概念及模式也逐渐被学者们所接受，用双层博弈理论来分析各种实际谈判案例的文章和著作也开始普遍。但是普特南自己却承认双层博弈仅是对国内一国际政治互动的一种隐喻( metaphor)，而隐喻却不是理论。因为任何正规博弈理论分析都必须对规则、选择、报酬、游戏者以及信息等做出严格的界定，甚至连许多简单的两人、混合动机的博弈都没有确定的解决方案。双层博弈所提供的是一个分析框架，并没有界定概念，推导出双层博弈的分析解决方案将是一个困难的挑战。② 不过，首先，从适用性上看，双层博弈依然是一个相当成功的分析框架。最具代表性的著作是《双面外交：国际谈判和国内政治》。该书广泛选择了11个案例，包括专制国家和民主国家、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外交，包括二战前、二战后初期及近期外交，其中4个是关于安全和土地问题的，3个是关于南北关系的，4个是关于经济问题的。每个案例都利用双层博弈理论框架解释，以解决是否适用于包括非西方国家的谈判；是否适用于经济问题外的其他谈判这两个基本问题，从而证明双层博弈理论的普适性。①
作为一个成功的分析工具，双层博弈模式应用性文献数量实在太多。截止2016年7月，它在谷歌学术上有7700多条引用，甚至高于建构主义代表作——温特的《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 7500多条引用。自双层博弈模式提出后，学者们围绕该模式进行了广泛的案例研究，并对公众舆论、利益集团、国内选举对国际谈判的影响、国内支付补偿、国际协议的遵守、政策不确定性、不对称信息和不完全信息等问题进行了不断地补充、拓展与深化。
其次，普特南谦虚地认为双层博弈模式仅是一种隐喻，而算不上是理论。为了提炼出关于国家行为的一般性经验假说，该模式需要将主要行为体的偏好和限制更加具体化，主要包括三方面的理论建构：国内政治的规则（“获胜集合”的特点），国际谈判的环境（国家间谈判结果的决定性因素），以及谈判者的偏好。②为此，在双层博弃模式推出后的二十多年里，学者们在不断推动其适用范围扩大的同时，还不断使该模式更加符合严格的理论要求，即概念化。
杰弗里．S．兰提斯认为，普特南和他的支持者更多地专注于领导人在国际谈判桌上的策略，而且他们至少留下两个重要的问题有待讨论。首先，他们没有系统地探讨国际协定是如何被批准的。第二，他们没有意识到国内政治参与者在批准过程中的重要性，或可能对外交政策决策中的合作方式所产生的影响。为此，兰提斯引入了“承诺后政治”阶段(“post-commitment politics”phase)的概念。③
杰弗里·诺弗通过考察20世纪80年代美苏中程核力量条约谈判，认为通过双层博弈模式来理解INF会谈的结果，就必须考虑盟国的影响。他通过加入第三个层次上的博弈——“联盟伙伴”，以及通过区分跨政府( transgovernmental)、跨国( transnational)和跨层次(cross-level)三种国内一国际跨界联系及互动方式，建立了所谓的“3-3”分析模式(three-and-three approach)。④对此，李·安·帕特森把欧洲农业政策纳入研究时突出有三层博弈。她把双层博弈扩大到包括国内观众、欧洲共同体和国际社会三层博弈。①
类似地，穆赫伊特汀·阿特曼认为，随着全球化进程加快，经济增长的加速，跨国行为体的活跃程度及效力的提升，需要修订双层博弈对世界政治的理解，跨国因素已作为弥补内外环境间差距的第三组变量或第三层博弈。大多数的国际立场、相互作用和关系都已跨国化，世界政治可以更好解释为国家、跨国和国际间的三层博弈。跨国因素已成为外交政策决策过程中至关重要的因素。②巴赫塔2003年研究1979年美国与伊朗人质危机时期的两国外交时，引入了三层博弈模式。③钟健平2007年分析南沙群岛争端时也运用三层博弈分析法，将“第三层级”的跨国力量国际石油公司，影响国家领导或政府谈判者行为的多边信任建构论坛及与次国家行为体( sub-national actors)的联系均纳入分析框架。④
海伦·米尔纳对双层博弈理论进行了完善和总结，试图提供一个得到充分发展的理论模型。她在其《利益、制度与信息：国内政治与国际关系》一书中采用理性选择理论，将国内政治因素重新纳入到国际关系理论当中，建立了一个包括官僚体制、公共舆论、制度文化和社会经济结构等在内的国内政治分析模型，并以此来研究国内因素如何影响和制约国家的国际合作行为。⑤
应该说，米尔纳的研究把双层博弈论向前推进了一大步，特别是她首次把观念（perceptions）和信仰(beliefs)的概念引入博弈过程，同时把博弈过程从单纯的理性计算转向回报与因此合作的可能性取决于决策者的认知。⑥她第一次根据对手地位、能力和观念，开发出了可以评估谈判进程最终结果的模型。米尔纳模型可以认为是把理性行为体模型与认知观点的最好特性结合起来的首次尝试。⑦当然，由于评估主要建立在对对手目标和策略的猜测上，因此这个模型并不十分精确。她把不同情境带来的环境压力同决策者观念结合在一起，实际上是把客观环境分析和主观认知分析统一起来，完成了看似很难完成的任务。①
六、对双层博弈模式的批评
对双层博弈模式的批评也是颇为广泛。杰弗里·克努夫认为，双层博弈理论一是没能充分注意到国内与国际之间三种不同形式的互动，他们分别是跨政府互动、跨国界互动和跨层次互动；二是没有充分考虑到类似军事同盟的一组国家间的制度联系；三是双层博弈的支持者没有足够重视谈判建议，甚至谈判的发起可能产生于国内团体的行动。②
伦纳德·斯考帕认为，普特南及其支持者迄今未能认识几个战略的分析和实证( empirical)意义。普特南集中讨论了两种互动现象——“回应”(reverberation)和“协同联系”（synergistic linkage），但这两种战略并没有抓住下述重要方式，即首席谈判代表面临他的对手在其国内政治博弈过程中通过扩展参与决策过程中的级别，并在其国内明确提出替代方案。其次，迄今远未能充分说明指定的首席谈判代表在什么样的条件下能够使用带来积极效果的协同战略(synergisticstrategies)，这种积极结果包括使合作成为可能，或是从他的对手那赢得更大让步的条款。③
格雷戈里·雷蒙德等学者认为，双层博弈方法在涉及贸易，投资及其他类似的经济问题谈判时是相当有用的，而在解释安全问题时则面临困惑。“当领土争端的谈判设定在一个持久的敌对情境下时，国际因素偶然情况才决定一个预定结果：在其他安全局势下，纯国内政治因素就能给出一个充分的解释；但有时结果是难以理解的，除非有人理解两个层次的同时互动。”④
还有，约翰·雅各布森援引的国内层级政治作为国际谈判的因果元素，降低了“双层博弈”论的需要。如果利益集团知会国内政治精英自己的政策主张，那么国内政治精英可通过“首席谈判代表”的卷入来塑造国际层面的政策。因此，“首席谈判代表”无非是国内政治的产物。批评者们认为，“双层博弈”给了国际层次谈判太多的信任。相反，国内政治推动国内、国际政策则被轻视，它更像是“一个层级的博弈”。①
大卫·米切尔认为，该理论最主要的问题是他们假定国际谈判是双边的，然而在国际舞台上许多谈判涉及到外部性与第三方，可以与他们结盟、维持均势或以其他方式改变谈判。我们不能理解国际体系简单概念背后的复杂性及国际结构影响国际政治的方式。因此，谈判中，我们经常描述的双边，事实上是多边的，不在谈判桌的行为体也需要作为谈判方的一部分加以考虑。②另外，国家在国际组织的约束范围内行事也会影响国家行为。
亚历山大·尼古拉耶夫认为双层博弈论是在某些情况下发生的一组静态情境(static situations)，缺少动态性研究是这个理论主要的问题；其次，该理论将构成要素视为黑箱，不承认他们通常是涉及许多个人和团体的复杂组织的一部分，这些个人和团体彼此沟通和相互协商讨论问题。最后是分离式观点，把谈判过程人为地分成两个单独层级。③尼古拉耶夫认为，米尔纳模型有五个问题：首先，单一行为体的假设非常有问题，特别是立法机构；第二，第二层次过于静止，缺少互动；第三，整个分析集中在第一层次（国际）的活动，推动第二层次（国内）行为体仅为次要计划，因此削弱和低估他们的角色。第四，太不确定。我们不得不猜测可能的认知及可能的结果。最后，该模型虽然提供了一套非常有用的分析工具，但不能解释在现实世界中许多谈判的重要方面。信息处理过程黑箱化导致在内部实体层级（the intra-entity level）的重要动力也被黑箱化。④
而沙治平认为，米尔纳的模型主要缺陷有二：第一，模型很难从逻辑上彻底讲清两层博弈的互动关系究竟是什么，原文主要研究第一层次的讨价还价是如何改变第二层次行为体选择的，第二层次互动对第一层次的影响没有凸显出来；第二，对行为体决策的研究过于依赖“猜测”，事实上米尔纳不可能知道决策者在整个过程中是如何“猜测”对方的，应该是从后来的谈判进程反向推测决策者是如何猜测的，因此，不确定性过大。①
七、双层、多元竞合
笔者认为，国际关系理论主要研究的是国家行为体及非国家行为体之间的互动，而双层博弈模式主要是一种成熟的国际谈判分析模式或理论，从而限制了该模式或理论应用的有效范围。加上对体系结构、制度、观念文化的制约作用及重要性有着明显的忽略，使之无法成为国际关系理论；此外，普特南重视双层博弈，却忽视了社会互动及合作。因此，该模式总体来看仍只是以国际谈判和正和博弈为特色的国内理论。②如果说谈判过程总的看起来是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的双层博弈，还不如说是一个双层竞合( Two-level Coopetition)过程。③
应该说，决策者实际上是在国内和国际两个平台展开竞合。层次I中谈判过程就是合作过程，而协议过程则是竞争过程；层次Ⅱ在协议前，谈判者及支持者与反对者之间竞争过程，在协议后，批准过程通过则是支持方与反对方合作多于竞争的过程。也就说，双层竞合过程，就是在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中讨价还价一一竞争，然后达成并实现合作的过程，而“获胜集合”的交集正是内政与外交两个平台、两个层次间平衡及竞合的结果。（见图1）
从互动方式看，双层竞合包括三种互动方式或过程。即：体系层次的竞合，国内（单元）层次的竞合及跨层次的竞合。体系层次的竞合，就是对传统三大国际关系所界定的权力、制度与文化（认同）的竞合；④而国内层次的竞合则是海伦·米尔纳试图努力完成的任务，也是国内行为体对政策偏好、权力分享制度和信息分布的竞合。尽管米尔纳检验了国内偏好结构、信息分布和政治制度对国际合作的影响，但是她没有反过来探讨国际层面对国内政治的影响。而且从国内因素来分析国际合作难免落人外交政策分析的“窠臼”。正如前文所述，外交政策分析一直面临主观随意性太大，所涉问题具体、复杂等困难。克服这些困难，一直是对外交政策分析学者的艰巨挑战。针对国际关系的八个典型案例中的少数反常事实，米尔纳又不得不增加政府分裂程度差异，国内重要利益集团对国际协定的担保和审批程序变化等三要素作为进一步解释的自变量，以进一步完善讨价还价模型的基础。可以说，这仅是八个案例的反常事实，若更多案例则会出更多反常，又需更多的变量加入。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论双层博弈还是米尔纳模式在理解国际一国内互动方面均存在一个始终未能完成的任务。
从竞合主义视角来看，国内层次的竞合是根据情况确定分析变量，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而理解跨层次互动，则主要表现在跨层次的竞合上。首先，跨层次的竞合第一阶段表现为体系层次的竞合结果所形成的一种体系结构对单元的约束或鼓励作用。对单元（国家）来说，笔者称这种结构为一种“能量场”，以解释系统结构对单元的作用或影响。这种“能量场”又可分为“正能量场”和“负能量场”。正能量场是系统及其结构给单元提供成长的动力、发展的活力及安全保障的场景，特定的系统结构也给单元提供适当的机会，或可行的选择；负能量场系统及其结构消耗单元的成长动力、活力及安全保障的场景，系统的结构使该体系单元的选择受到限制。正能量场情况下，系统与单元是合作关系；负能量场情况下，系统与单元则是竞争关系。归纳起来，系统与单元间是竞合关系。
其次，跨层次竞合第二阶段表现为单元（国家）对这种体系结构的认知，即该国在国际体系中位置的认知。这种认识直接导致国家对自己所处位置、环境满意与否。通常处在“负能量场”中及对自己所处位置、环境不满意的单元，都会力图对体系结构进行符合自己利益方向的改造，从而体现出单元对体系的能动性。从这个意义上说，跨层次的竞合是一种双向互动。
跨层次竞合不仅解决了跨层级的互动，同样也解决了跨政府、跨国联系与互动问题，它们总体还是在国际一国内两个层级间跨层级的竞合。笔者认为没有必要划分过多层级，以增加分析的难度。也就是说，不仅存在国际。国内层级内或层级间的竞合，而且还存在国际组织、不同国内行为体（官僚机构、立法机关、军队、政党、利益团体等）、包括跨国行为体在内的非国家行为体等多元行为体之间的竞合。因此，双层博弈严格来说是双层级、多元行为体、多变量之间的“立体式竞合”。正是这种立体式竞合推动了国体体系变迁，国际制度兴衰及国家力量变化，让国际关系及其理论呈现出动态演进，进而弥补了国际关系研究中动态性不足，及有关“行动过程”的缺口。
（责任编辑 刘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