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龙，男，25岁，初中文化，因抢劫罪被判处有期徒刑6年。一周前，他在车间用劳动工具小剪刀刺自己的左手背6下，致皮外伤。
初次会谈时，赵龙告诉我，自伤主要是思想压力很大。自己的内务卫生一团糟，制衣服的工作也干不好，还很想老婆、儿子。事发前，他曾被同屋的罪犯打过。总之，他对生活已经丧失了信心。
详谈挨打情形时，赵龙显得有些激动：“我不小心碰倒了他的茶杯，他当时就给了我两个耳光。狱警找我谈话，回来后其他人疑心我告了他们的状，他们围住我又一顿打。我不服，想找警察说，又怕讲不清。实在憋不住了，就拿小剪刀扎了几下，拿自己发泄发泄。”
我问：“扎伤后你有什么感觉？”
“特别轻松，有种痛快的感觉吧。”他回答。
我继续问：“那你原来在社会上遇到压力时，用什么方法应付呢？”
他说：“也用东西划几下啊，都是些皮外伤，但过后感到舒服。”
“一共弄伤过自己多少次？”我问。
“有十多次吧。”他说。
赵龙19岁时在东莞的一个家具厂打工。一次调模板时，被机器压伤了左手中指，当时算工伤住院治疗，不做工，工资照给，还补助了1000多元钱。后来他去了另一家厂做工，一次产品出了错，挨了老板的骂，“当时我气坏了，拿起小刀就扎了自己的左手，你要骂就骂，大不了我不干了。”他说。从那时起，赵龙一遇到激烈的人际纠纷，就习惯于用小刀扎自己的手，他觉得很解气。
“小时候也有过类似的体验吗？”我启发他。
赵龙思索了一会，回答道：“我7岁上学，成绩不好，父亲常拿藤条打我。为躲避挨打，我常跑到七八里路远的外婆家住几天，或跑到离村子二里路的河堤上玩。有一次，为了躲避挨打，我又跑出家门，半路看见一条狗，我就使劲踢它，甚至还用砖头砸。谁知那条狗狠狠地咬了我，父亲赶紧把我送去医院，考试成绩的事他也不再提了。”
一般的，在监狱服刑的罪犯自伤、自残都是有意识的，要么是逃避劳动，要么是不服判决、不满批评或遇到家庭变故等情况偶尔失控所致。
通过谈话和心理测验，可以作出这样的判断：赵龙有情绪不稳定、缺乏自我控制力等方面的问题，加上童年经验及后来工伤等一系列生活事件的影响，形成了一种靠损伤身体以宣泄压力的消极的行为模式。这种行为明显违背了常理，所以，赵龙总觉得有心理障碍，觉得可能是有病。
我告诉赵龙，他的行为确实属于病态，但可以变好。赵龙表示全力合作，“只要能转变，过得舒服就好”。
我先和赵龙一起分析他自伤行为的性质。每个人都会遇到挫折，都要应对压力。一般人的宣泄手段是正常的、成熟的，比如找人倾诉、参加文体活动、看书等，而赵龙的应对方法却是幼稚的。他7岁时为了逃避挨父亲打，跑到河堤上踢打动物，这只是小孩子消除压力的一种幼稚的方法。他现在已经25岁了，还在不自觉地使用童年取乐的方式来解决成年人的烦恼，这就是幼稚的，是不符合成年人思维逻辑的。被狗咬伤后，父亲没有再打骂他；19岁打工时由于工伤，得到了特别的照顾，“受伤便可获益”的观念逐渐形成了，他通过肉体损伤宣泄压力，博取别人的关注，这就是自伤的本质。
一周后，我们再次见面了。赵龙说上次听了我的解释后，回去仔细想了想，认识到自伤行为确是小孩的行为，用现在成年人的眼光看，不但可笑，还有些可怕，血淋淋的，不正常。认识到这些以后，想自伤的冲动减轻了，感到轻松了。
我为他的领悟感到高兴，同时还提醒他：自伤自残行为是消极、畸形、违反常理的，更是监狱纪律所不允许的，因为它破坏了正常的改造秩序，在其他服刑人员里面产生了坏的影响。
接下来，我们继续讨论，有没有新的、积极的、不违反监狱纪律的减压方法。改变“内务卫生差，改造没前途”的错误想法，将注意力放在学习劳动技能、超额完成生产任务上来；改变“无法相信别人”的想法，遇到烦心事找警官和信得过的狱友倾诉，防止自伤行为的再发生。
半年后，我再次来到赵龙所在的车间。“他变了，像换了个人，愿意和人聊天了。”车间主任一见到我就高兴地说，“到现在，他没有再伤害自己，也没有违纪扣分，还在监狱报上写过两篇感想呢，劳动工效也由原来车间排名22升到现在的第5名。”
见到赵龙时，我发现他胖了些，脸色红润，面带微笑。他诚恳地说：“多亏了你的及时帮助，我彻底明白了以前习惯扎自己的手，是一种错误的宣泄方式，不然我的改造前途就真的没了。现在我按你说的做，主动和警官聊天，什么事一说，心里就轻松了；另外就是琢磨制衣技术，出监后，我还要用它来找工做，养活自己和家人呢。”
他还告诉我，这里的警官对他很好，除了经常谈话鼓励他外，还真心帮他。前不久他小孩生病，又遇到开学，药费、学杂费难以解决，是车间领导为他申请了“情感基金”，解决了困难，他很感动。
今年，通过积极改造获得减刑的赵龙，已经提前刑满释放了。反思这个故事，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启示：监狱里罪犯自伤自残的情况并不少见，原因也多种多样，有逃避劳动的，有故意引起警察注意的，有不服判决、不满批评的，还有把自伤当作惯用的宣泄手段的。这些举动并不是道德败坏，故意抗改，而是确有原因。弄清、把握这些特殊的原因，有针对性地选用咨询方法，这样才能帮助罪犯积极改造，重新建立生活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