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江佩英
在心理咨询个案中，很多来访者表现出来的各种问题，与我们幼年的生活经历以及父母的人格和养育方式等有着极其密切的联系。很多教育专家及心理学人士也在发出这样的声音：孩子的问题，就是父母的问题；要解决孩子的问题，首先要解决父母的问题。
这个说法看起来没有什么问题，因为孩子生命成长的最初，就像一张白纸，父母或养育者以及周围的环境施予他什么样的影响，他就会成为什么样子。所以，将一个人的成长问题归因到父母身上，似乎是很顺理成章的事情。但这也不能一概而论，对于年幼的、自我功能发展水平较弱的孩子来说，父母的改变是必须的；但对于已经长大，拥有一定独立能力的孩子或是已经成年的青年来访者来说，抓住父母来承担所有的责任，则可能产生副作用，那就是：这些来访者如果把所有的责任推到父母的身上，自己就不必承担自身成长的责任，那就会在成长问题上—直拖延下去，造成更大的遗憾。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假设父母具有内省的能力，愿意通过孩子呈现的问题来反观自身，让自己也成长，那是对这个孩子、乃至对整个家庭的最好治疗。
有一位母亲，因无意中发现上大学的女儿与一女友交往过度密切，便怀疑女儿是同性恋，来诊时要求咨询师给予一些方法去矫正女儿的同性恋倾向。但在访谈中咨询师逐渐发现，这个家庭的三角关系是失调的状态，母女关系高度粘连，女儿上高中时还必须要妈妈陪着一起睡觉。母亲还引以为傲：别人的孩子这么大了都想远离父母，自己的孩子多听话，什么秘密都和妈妈说。父亲常年在外工作，女儿的所有大小事情都是妈妈一手操办，爸爸偶尔回家时想插手也没有机会，被妈妈挡在一边。女儿上大学后，突然和妈妈分离，又要适应大学生活，面临重大的心理应激。此时她遇到了和妈妈性格很像的同学，很快对同学产生了强烈的依恋。同时，也可能是女儿长期与父亲的互动较少，没有学习到如何与异性建立关系，而更容易和同性建立亲密关系，所以，很有可能是女儿将对妈妈的依恋转移到了那个女生的身上，这种依恋关系不一定就是同性恋。但是，如果家人方式不当，有可能让女儿越走越远，在那段亲密关系中寻求安全感。当父母在咨询中存在的问题时，就有了深刻的内省，不是去处理女儿是否是同性恋的问题，而是如何将家庭关系调整到适宜的状态，才更有利于孩子的心身发展，也更有利于整个家庭的和谐与平衡。
这是少数比较有心理学头脑的父母亲前来咨询的情况。更多的情况却是，孩子出现了问题，父母带着孩子前来，父母和孩子有着对咨询截然相反的态度。父母认为孩子出问题咨询的应该是孩子，而孩子不认为自己有什么问题。
一对父母领着上初中的儿子前来咨询，说孩子无心向学，情绪多变。父母很急切很焦虑，孩子却表现出一副事不关已的样子。在咨询室中的三人互动中，发现夫妻关系非常僵持，丈夫脾气暴躁，夫妻完全不能正常交流，孩子被冷落在一边。咨询师建议夫妻先做咨询。这对夫妻却无法理解和接受，他们无法了解正是他们的孩子成为家庭的“拯救者”将他们带到了咨询室。父母需要意识到夫妻关系失调后，家庭的结构和心理环境也是失调的，孩子在这样的环境中无法快乐顺利地成长。
这个个案中是父母要更多地担当起成长和改变的责任。父母改善之后，才能与孩子讨论如何承担和完成作为一个学生的任务和责任。所以，并非孩子完全不需承担，是要在一定条件下和孩子谈论他要担当的责任才可能是有效的。
对于成年来访者，则要鼓励他们从父母身边独立出来，学会担当。
一位外地来的母亲陪伴26岁的女儿来治疗。女儿曾被诊断为抑郁症。访谈中，女儿说自己的情绪问题完全归结于父母。因为父母在她年幼时总吵架，家庭不稳定，且父亲经常对她实施暴力。也许是伤害太深，女儿对于咨询不抱期望。咨询师详细了解了她的早年成长史，的确，她幼年时的这些创伤性事件，是造成抑郁的重要因素。但是在咨询中，通过对这对母女的观察，咨询师发现，女儿似乎享有很高的权力，当女儿责怪母亲没有尽到责任保护她时，母亲倒像个做错事的孩子一样。是谁赋予女儿这么大的权力，如此厉言责怪母亲，并把自己成长的账全部算到了父母的头上？她的问题固然有着深远的幼年创伤和家庭问题，但一个26岁的成年女性，完全将责任推给父母，这是不想长大和承担责任的表现，恰恰是这个原因一直在阻碍她的成长。
经过了解，原来这是母亲一贯以来无限度放权造成的。这个个案要做的是让母亲意识到她不可以继续无限度地放权，将女儿成长的事情揽到自己的身上。而女儿需要明白，作为成年人，一味地抱怨别人，是不能担当起自己的责任的，她需要学习，一点点成为自己的担当者。因为她已经不是6岁的孩童，她也不可能永远躲藏在父母的羽翼之下。
总之，谁对谁负有责任，谁该为谁的威长“买单”，是要具体情况具体看待的。一个责任能力正在发展中的、自我功能水平较低的儿童或青少年，父母需要多承担一些责任，为孩子成长多作一些自身的改变i但是对于已经成年的来访者，鼓励他们将推出去的责任拿回来，是对他们的成长具有重要意义的事情。也许，改变就发生在他们可以为自己承担责任的那一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