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离晚一点，短一点
从发展心理学的角度来看，0-6岁是婴幼儿个性和社会性发展的关键期，早期亲子关系和家庭教育对儿童的成长有着决定性的影响。留守儿童的家庭结构不完整，良好的亲子关系难以形成，分离年龄越早，无论分离时间长短，都可能对儿童的行为和情绪发展造成消极影响。而6岁以后开始留守经历的儿童，则分离时间越长，对行为和情绪发展的消极影响越严重。
外出父母若要减轻亲子分离给留守儿童带来的负面影响，需要加强亲子间的互动，使孩子感到父母和自己“身离，心不离”，这是比较好的方法之一。
在留守期间，留守儿童与外出父母之间的亲子互动，主要体现为亲子沟通。亲子沟通是弥补亲子分离负面影响的一个重要途径。有研究发现，亲子沟通的频率对于儿童的幸福感具有显著影响。如果亲子分离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家庭决策结果的话，那么，通过不同形式频繁进行亲子沟通对留守儿童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要鼓励父母通过各种方式保持与孩子的联络与沟通，想方设法降低亲子分离对留守儿童造成的不利影响。
从沟通的内容上看，外出父母与留守儿童或者孩子的监护人进行通话时，内容多数是关心孩子的学习、表现和安全以及是否服从监护人的管束，而孩子更多的是询问父母的身体状况，并向父母汇报自己在学校的表现，双方很少涉及情感与思想交流。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除了经济因素与环境因素的限制之外，更主要的是无论留守儿童的监护人还是外出父母，都没有把留守儿童与外出父母的思想沟通与情感交流看得非常必要，往往忽略了孩子这方面的沟通需求。因此，保证高频率、长时间、多话题的亲子沟通尤为重要。
寻求同伴支持
心理学家沙利文( Sullivan)提出，友谊的功能是互相证实或共享兴趣、希冀，分担恐惧，肯定自我价值，提供爱和亲密袒露的机会。父母关爱的缺失使留守儿童缺乏支持感，同时其归属感和安全感也受到威胁，而同伴关系的社会支持功能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发挥补偿作用，满足留守儿童的归属需要和安全需要。
发展心理学观点认为：当儿童在社会性发展过程中遇到烦恼与困惑，紧张与焦虑时，他们可以在同伴中得到宽慰、同情，并能够宣泄自己的情感，缓和情绪，这对儿童个性发展具有极重要的作用。儿童在同伴集体中被同伴接纳并建立友谊，同时在集体中占有一定的地位，受到同伴的尊重和赞许，可获得依恋感、亲密感、同盟感和归属感等。同伴交往为儿童提供了学习他人的机会，儿童在与同伴交往中学习如何与他人建立良好关系，保持友谊和解决冲突；学习怎样给予和接受帮助，怎样对待敌意和专横，怎样对待竞争和合作，怎样对待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怎样处理个人与群体的关系——这种社会能力的培养可以为儿童适应社会打下良好的基础。
另外，同伴可以作为一种榜样或者社会模式影响儿童的行为发展。如果让儿童和那些更为成熟的儿童在一起，他们就会变得更加合作，更多地采用建议或商量的方式而不会采用攻击性行为；如果他们经常跟能够慷慨分享的儿童在一起，他们也会变得更加慷慨，在与同伴相处中懂得谦让、分享。
留守儿童在缺少家庭模仿对象，还不能对自己的行为作出很好的评价的情况下，会经常把同伴的行为作为自己学习的榜样，这种社会比较过程是留守儿童建立自我形象和尊重的基础，良好的同伴榜样示范将有利于留守儿童自我评价和自我调控系统的发展。
同伴关系的这一功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亲子关系缺失造成的留守儿童自我概念和人格的不足。
培养抗逆力
为什么同样在亲情相对缺失的不利环境中，有的儿童出现了发展上的问题，而有些留守儿童却没有出现问题，甚至能够发展良好呢？我们可以把留守孩子在不利处境中表现出来的这种自强奋进、积极发展的力量称之为“抗逆力”。
所谓抗逆力，是指个体在不利的环境中积极适应的能力，是个体面对危机或困难处境的适应、内在改变、自我校正及复原的一种能力。抗逆力的一个重要的理论观点是：不利环境并不必然导致儿童的发展不良，儿童仍有机会保持正常的发展，并且其发展水平甚至会超出正常儿童的发展水平。在这一积极视角下看待留守儿童的发展，就会使我们不再仅仅关注留守儿童群体表现出来的问题，而是更为关注他们的积极品质和其自身的发展潜力。
个体保护因素，这主要包括建立人际关系的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计划将来的能力及对未来的积极预期、自主行动的能力等。
家庭保护因素，包括父母的支持、父母对孩子行为的管理、父母关系的和谐、留守监护人的关心和良好的教养方式等。虽然对于留守儿童来说，他与在外打工的父母之间的交往方式比较特殊，但有研究表明，在外打工的父母对儿童行为的了解、调节和控制，能够让孩子感受到父母对他们的爱、关注和关心，增加了孩子面对逆境的积极信念，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其孤独感。
社会环境保护因素，包括来自学校、社区等环境中的资源，如教师的支持、积极课程的开发、积极友谊关系的建立等等。
培养留守儿童的抗逆力，关键是通过增加家庭以及社会环境中的保护因素的水平，来提升孩子内部的资源，进而达成在不利处境中积极发展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