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50年代，我出生在京城德胜门外的一个城乡结合部，我的家就在昔日辉煌的元大都遗址，即当时被我们称为土城的脚下。
从狭窄的三环路向北，一条小河将一片居民区分为两半。那时候，家家户户孩子都很多，少则两三个，多则七八个，甚至十几个，家长们连给孩子起名字都嫌麻烦，直接叫数字，比如：刘十、田十一、周十二等。那时候，为了让孩子好活好养，都会起个小名，今天我想起来都很亲切，大胖、二胖、五子、六子、八十、九十、大风、七丫，通俗易懂，一听就知道是妞还是仔。
在那物质极为贫乏的年代，大多数孩子的家境都不富裕，吃粗粮、穿补丁衣服，有的孩子甚至要捡拾废品、煤渣，帮助爸爸妈妈维持生计。但是尽管如此，在孩子们的眼里，每天的生活仍是多姿多彩的。穷派生了孩子们美丽的幻想，锻炼出灵巧的双手，我们自己制作了许多玩具，自创了太多有意思的游戏，比如滚铁环、打咔咔、跳房子、刻剪纸、抖空竹等等。
那时的天真的很蓝，四季交替的界限是那么的明显。我的家在这片居民区的最北面，背靠土城，右倚小河，一座拱形木桥横跨小河之上，河边有片片农田。春天，蓝天映着碧水，我们坐在松软的田埂上，看农民伯伯、阿姨一字排开弯腰插水稻，站在田边的叔叔像跳舞一样，将一束束秧苗抛入水中，宛如一幅色彩艳丽的图画；秋天，布满荷叶的池塘里响起好听的蛙鸣，大大的荷叶中滚动着晶莹剔透的露水，一只只莲蓬骄傲地展示着满满一头的果实。因为有山有水，就有了四季美景，也就有了蝶飞蜂鸣。
孩子们的游戏，伴随慢慢热起来的天气而渐渐增多。男孩子将胶皮管剪成小块，放进铁盒里，用三块砖头把铁盒架起来，盒底下点上一把火，慢慢的，胶皮就融化了，变成了黏糊糊的胶。他们把胶认真地缠绕在竹竿头上，三五成群钻进小树林，当知了的鸣声变成惊恐的叫声时，女孩子们知道，胜利的微笑此时挂在了哥哥弟弟们流满汗水的小脏脸上。当他们大汗淋漓跑回家时，自己用铁丝编织的铁笼内已是战果累累，蜻蜓、蝴蝶、金壳螂一个个正无奈地扒在笼子上伺机逃脱呢。
秋天到了，家家院子的枣树结满了枣子，大人们说，吃青枣会长大包，孩子们都害怕，不敢轻举妄动，天天流着口水等待着枣儿快点红。农历八月十五是枣成熟的时节，猴子般的男女孩子，把背心塞进短裤，比赛着爬上树梢，任细细的树枝左右摇晃，个个无所畏惧。又红又大又脆的枣整吞入口，并装入背心里，当心满意足从树上出溜儿下来时，个个大腹便便，战果辉煌。枣树上有一种虫子，大家叫它“洋拉子”，这小虫浑身通绿，毛茸茸的，只要被它的毛蜇到，顿时又痛义痒，但是对于孩子们来说，这都不叫事，扯下一片黏赤包叶，在伤处啪啪一拍，好了。
秋天给孩子们太多的欢乐，冰凉凉的秋风吹过，蛐蛐不知疲倦脆生生地呜叫着，它不知道准备逮住它的孩子不是一个两个。天渐渐黑了下来，一群草草吃过晚饭嘴上还挂着饭粒的孩子，迫不及待地拿着自制的蛐蛐笼子和长杆草捻成的蛐蛐探子跃出家门，直奔墙角、砖堆、草垛等蛐蛐喜欢藏身的地方，手电亮晃晃地闪着，当蛐蛐探子慢慢挨进蛐蛐，蛐蛐发现危险会纵身一蹦，时机来了，蛐蛐被罩子速迷罩住，悦耳的呜叫戛然而止，孩子们的欢笑声响彻秋天的夜晚。
那时的北京，冬天好像比现在冷很多，要穿厚厚的棉衣、棉裤、棉鞋，戴棉帽子和棉手套，但是孩子们不惧寒冷，迎着呼啸的北风，在冻成铁板一样的野地里捉迷藏，拿倒立。有一个游戏，不限人数，几乎每晚吹哨集合，全体参与。游戏很简单，分成两队，你占领我家、我占领你家，谁被对方俘虏，本方要去救他，一场场混战，打得你死我活，孩子们个个汗流浃背，兴奋不已。
转眼到了腊月，腊八粥、关东糖紧紧抓住孩子们贪婪的眼睛，流着口水等着过年。记得小时候，几乎每年春节，老天都会毫不吝啬地为传统节日添点色彩，大年三十瑞雪纷纷扬扬是常事，女孩子提着画着12生肖的灯笼，为男孩子寻找雪地上没有炸响的小红鞭，二踢脚带着欢笑在夜空中炸响。冷得实在受不了时，跑回家中，在冒着腾腾火苗的炉边，跺着脚烤烤冻僵的双手和耳朵，没等大人说话，又一溜烟般消失在黑暗中。
如今，我和儿时的小伙伴儿都已进入花甲之年，相聚时最美的一件事是回忆往事，回忆童年。幸福不是金钱能买到的，感谢那个时代造就历练了我们，用坚强承受人生路上的风风雨雨。
在今年庙会上，见到久违的铁环、风筝、糖人、空竹，真是太亲切了，抚摸这些，心中感慨，仿佛儿时就是昨天，时常泪眼模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