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德威是我童年时代共同生活一起长大的战友。他是1938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在甘肃兰州和他弟弟王德乾一同参加新安旅行团的。王德威从小爱画画，父亲王蓬秋是著名的爱国人士、民族资本家、留美归来的电机工程师。他是河北高阳人，回国后应甘肃省主席朱绍良的邀请到兰州市开办第一家发电厂，全套发电机组设备都是1935年前从太平洋彼岸运来，由王蓬秋亲自指导安装的。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王蓬秋对国共合作抗日很高兴，他很重视子女的教育和培养。王德威爱好画画，从小就请学校最好的美术老师到家里来个别指导，所以王德威10岁参加新安旅行团时，已有了良好的绘画基础。
我是1938年10月在湖南省长沙市参加“新旅”的，王德威和我同年，只比我小半岁。但他的聪明才智和刻苦学习、力求上进的精神，却超越我许多倍。我跟着学唱歌、跳儿童舞、海军舞还能跟上，但要我学普通话打快板就难了，教我表演打快板的是他弟弟王德乾。初学最简单的《抗日十字歌》：“一字长条一杆枪，拿起枪来打东洋。二字就像筷子一双，军民合作力量强。三字横看像川字，川流不息上前方……”他说的一口纯正的北京话，好听极了。而我这个湖南人怎么样都学不会，连舌头都卷不过来。急得他直怨：“哎呀！你怎么这样笨？”结果还是哥哥王德威来解围说：“算了！别学打快板了，还是跟我一起去写标语吧！”我很高兴地和他一同上街去写大标语了，他能画画，美术字也写得非常好。他用红土和白石灰水在墙壁上写字，我跟着用不同的颜色描边。
1939年冬，新安旅行团应中华职业教育社邀请，派出“新旅”贵阳工作组组长张泉、副组长聂大朋、带领徐畹华和儿童部的王德威、张权和我，到贵阳市履三小学工作学习的一年，德威是最活跃、最积极、最有创新精神的小战士。为到街上宣传抗日，他设计制作的多张纸拼成的大壁报，是一辆图文并茂、正在冲锋陷阵的大坦克车，刚刚贴上墙，就吸引了许多行人围观赞赏，起到了不同寻常的宣传效果。这在当年的抗日大后方，也是一大创举。
同年由宋美龄任会长的“战时儿童保育会”在贵阳举办“神童”画展。12岁的王德威在画展上表现一鸣惊人。他画的是《工农兵学商抗日大游行》，是“保卫大武汉，抗日大游行”的再现，是德威和“新旅”的亲身经历，感情真实、挥笔自如。观众看后都啧啧称赞：“看这画真是长中国人的志气！”各校美术老师和行家们议论：“这么复杂的画面布局，竟然主题鲜明、有条不紊。难得的小画家啊！”一年后，“新旅”贵阳工作组结束回广西桂林。王德威为演出舞剧《虎爷》特邀著名画家周令钊担任舞台美术设计，由他自己亲自担任助理。这样，多才多艺的王德威又成了舞剧《虎爷》工作中，最活跃最积极的一员。
1941年1月“皖南事变”，“新旅”对外宣告自动解散后，分期分批转移经香港、上海，到苏北新四军的抗日民主根据地。“新旅”儿童部全体小团员都到桂林市郊的新安小学读书。我和王德威、王山、张权、黄明、陈强、余允绍、郭立范都在高级班读书，全校学生按常规组织成立“新安小学儿童生活团”，王德威和我被选举为正副团长。在老师们的指导下，组织同学们进行各种课外活动，宣传团结抗日、慰问抗日军人家属、做小先生教识字、出墙报、唱歌跳舞和做“打游击”等各种有趣的游戏。
1941年秋冬，“新旅”儿童部小团员和新安小学老师也陆续分批经广州湾、香港、上海转移到苏北新四军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在盐城、阜宁、涟东和滨海地区和先前到达的“新旅”同志会合，展开了“组织十万儿童参加抗日”的运动。“新旅”发展壮大了，又吸收了许多新团员。由“新旅”团委、儿童部长范政负责主编的《儿童生活》报诞生并组成了编辑委员会。王德威和我及陈强等同志参加了编委会工作。善于动脑筋克服困难的王德威，又创造性的用网纹套色石印出版《儿童画报》，彩色的画报更受到了儿童们的欢迎。
1943年秋，“新旅”一些年纪较大、已是青年的同志被调往其他单位工作。“新旅”全团选出以左林为团长的团委会，团委中有王德威和我。《儿童生活》和《儿童画报》继续出版。编委会由我负责编《儿童生活》，王德威负责编印《儿童画报》。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新四军攻克淮阴、淮安和宝应、盱眙等大片地区后，印刷、出版、发行的条件都好转，在苏皖边区政府领导下，“新旅”编委会对外称：华中少年出版社，王德威主编《少年画报》、我主编《华中少年》杂志。善于动脑创新并敢于克服困难的王德威又提出了做“皮影戏”，在没有电灯、电影的两淮地区，为增加宣传工作的手段和效果，经团长左林和团委会一致同意，我们买来硬纸板、木板和细白布、粗铅丝等各种材料，做成了男女老少各种人物和新四军、民兵、小日本鬼子、汉奸等。在高度约一米五、宽度约二米多的“银幕”后是非常亮的汽灯，由王德威、张依、王云飞、陈强和我操作演出了《拔萝卜》、《捉汉奸》、《打鬼子》等短小“皮影戏”，在工厂、学校、部队的巡回演出中都大受欢迎，孩子们看后很高兴，称之为“新安旅行团的小电影”。
解放战争时期，“新旅”也按老传统，到处写宣传标语、画壁画和领袖人物像，德威是最忙、最不怕苦不怕累的一个。1947年冬，“新旅”在华东野战军一、四、六纵队慰问演出时，有位战士从怀里摸出一张彩色的印刷品，那正是1946年“新旅”慰问“七战七捷”部队时的画作，画上还染着烈士的鲜血，他激动地对我们说：“我的一个战友牺牲了，从他怀里找到了这幅画，我一直珍藏在身上，看到这幅画，我打仗更加有劲！”他不知道画的作者就在面前，德威也不露声色，他看到自己的作品受到战士们的珍爱，高兴极了！他是全心全意把自己的才华，无私地奉献给工农兵大众。
1948年秋，山东省济南等城市陆续解放。“新旅”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全团分设表演队、音乐队、演出队、美术队，这使王德威又成了最忙碌的人。王德威不仅担任了歌剧《王贵与李香香》的舞美设计，还亲自参加了乐队拉琴；济南市庆祝解放大游行，“新旅”腰鼓队走在最前面，战士们抬着的毛主席和朱德总司令的巨幅画像，就是王德威连续几天赶制出来的。
1949年10月，王德威被派到浙江美术学院向一些著名老画家学习油画后，又被选派到北京中央文化部，在苏联专家马克西莫夫办的油画训练班学习了一年多。刻苦努力的王德威成了一名最年轻、有革命激情和久经历史考验的中国风格的现实主义画家。回杭州后，被任命为浙江美术学院副院长。
回到浙江美术学院不久，中央文化部和中国美术家协会又选派王德威去举世闻名的莫斯科列宾美术学院深造。但他谢绝了，他坚决要求让学画不久的小弟弟肖峰去莫斯科学习。文化部领导和最熟悉新安旅行团的周恩来总理也被他感动！这样，美术界的无名后辈肖峰就进苏联美术界的最高学府攻读了。吃苦耐劳的肖峰不负众望，毕业归来就当了浙江美术学院油画系主任教授，成为了王德威最得力的助手。这时，浙江美术学院几位老院长都相继离退休。中央文化部和中共浙江省委都一致决定王德威担任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也全力支持。但从不计较个人名利地位的王德威再三推辞，强烈建议肖峰担任院长，他说：“我这个大哥哥虽然是肖峰学画的启蒙老师，但是我没有受过正规的美术理论教育。肖峰是列宾美术学院毕业的高才生，当然由他担任院长最合适。”肖峰坚决推辞后，经不住王德威诚恳地劝说，最后才勉强同意暂任“代院长”，但没想到大哥王德威为了让他集中精力主持教学，竟然把行政和后勤领导工作及每年一次招生的重担全包了。
1980年春，为新安小学建校五十周年的筹备工作，副校长杨砚煌邀请王德威和我一同去桂林收集“新旅”的史实资料。王德威带了许多白纸随手画速写。我们过漓江找到东江镇小学，看到曾经的校舍教室，心中无比激动。德威和我共同回忆了当时的情景，他随手就画在速写本上，留下了珍贵的历史资料，成了今天新安旅行团历史纪念馆广场上《周恩来和新安旅行团小团员在一起》铜像的依据。可惜，这只是参照《风云五万里》画册上仅有的德威准备画油画的草稿，请著名雕塑家严友人放大制作的，他深情地说：“这场面太生动感人了！如果王德威能完成这幅大尺寸的油画，那肯定是很有历史保存价值的杰作！”
王德威对新安旅行团历史资料的搜集记录十分认真。不久，他又亲自到盐城、阜宁、滨海、涟水、淮阴、淮安、临沂、朝城、故城、濮阳，“新旅”工作和生活过的每个村庄，几个月走了一大圈，记下整整八本日记，回程经上海时到我家都交给我保存。我都逐页看过，他认真仔细的记录引起了我许多相同的回忆。应该说：是王德威率先为新旅历史纪念馆的筹建和布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令人心痛的是，1984年秋，因为学校招生问题遇到难题，经过反复纠缠后疲劳万分的王德威终于在电话那头倒下了！同事们慌忙把德威急送医院抢救。浙江省委副书记陈伟达闻讯也赶到医院，指示医院院长和专家全力抢救。可是一切都太晚了！诊断结论是：“突发脑溢血抢救无效。”为中国人民事业奋斗一生的画家王德威，于1984年11月18日在工作岗位上，不幸以身殉职，终年57岁。
王德威在抗日战争中参加新安旅团，是自学成才、不计名利的著名画家，浙江美术学院没有上任的院长。30多年来，我始终没有忘记他，是他首先以行动重视新安旅行团历史资料的搜集、重视纪念馆的筹建和各项准备工作。可惜今天的新安旅行团历史纪念馆中有战友彭彬、陈其、肖峰的油画，还有著名老画家黎冰鸿的油画，唯独没有王德威的油画。这是任何人都难以理解的，这不仅是许多老同志老战友的期望，也是许许多多中外观众的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