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念摄影是一种有别与传统艺术的新型艺术类型，也称概念摄影、先锋摄影、新摄影、前卫摄影、实验摄影、超越摄影或后摄影，是一种以表达创作者个体的主观情感和思想为核心和目的，以纯影像或影像与其他媒介的组合为手段的、不受传统摄影美学、习俗和技术等规则限制的观念艺术。早期摄影里的绘画主义派和印象派都可以看作是观念摄影，但由于这两派更加注重影像外在形式上的艺术感，观念的表达还不够鲜明、彻底；在后期的达达派摄影、超现实主义摄影、抽象摄影和主观主义摄影中，观念的表达已经极端强调摄影家的意念、个性、内心活动等主观意识层面的表达，可以说是观念摄影的典型代表。
观念通常是理性思考的结果，是抽象的、概括的、主观的，而摄影最原初的功能是客观记录外部世界，其图像语言是具体的，外在的，可感的，相对客观的。因此，对于摄影能否表达观念是有争议的。李少白先生认为，艺术不管有多少主观处理，依然不能很好地表现观念。林路先生也认为，无论使用什么样的媒介，作为理性的观念都很难被完整、准确地表达出来，不过也正是因为观念表达的难度为多样而复杂的观念表达手段创造出各种可能的空间。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摄影可以作为表达观念的媒介。
摄影的“摄”是一个动词，指的是用透过照相机选取三维世界的对象转化为二维图像的过程。当摄影被作为表达观念的手段时，其内涵其实已经发生了微妙的改变，或者说摄影之“摄”本身变得不是特别重要了，而“影”上升到了更重要的地位，成为了表达观念使用的语言，对影的操作成为观念摄影的主要创作过程，好比文学家使用文字来遣词造句、表情达意。而以图像为语言的观念摄影同样离不开修辞；事实上，视觉修辞在传播领域早已不是一个新鲜提法。法国思想家罗兰·巴特直接对视觉修辞有过论述，他认为视觉画面的表达不仅需要如同语言文字一样的修辞手段，而且需要一种符号学意义上的编码，正是通过对视觉语言的编码，图像才能实现意义的传达。将巴特的这一论述移植到观念摄影中显然也是十分妥帖的。
王希杰在《汉语修辞学》一书中提到了四类语言的美感——语言的均衡美、语言的变化美、语言的侧重美和语言的联系美，并分别阐述了这四种语言美学形式之下的各种修辞手法。近年来，侧重美的修辞手法在观念摄影中非常普遍。侧重是语言美的一个重要原则，主要是为了详略得当、突出重点，主要表现为语词的有意识连用，或者意思的一再重复和强调。观念摄影中的侧重也是坚持“除了主体，一切皆多余”的类似观念，与侧重美的语言美学原则非常一致。由于强调了主体，单幅图片看起来势必很单调，所以这类创作通常会同时兼顾同类图像的数量，将大量同类图像聚合在一起。根据图像聚合与呈现的具体方式，对应的修辞手法可以分为反复、同语和类聚。这三类修辞的共同特点就是图像元素是复数，通过同义重复使观念凸显出来，或得到强调。
反复
反复就是“同一词、句、段的不断重复出现，目的是强调语意重点，加强语气和感情，加深对方的印象，造成一种特别的情调”。在文学作品中，最广为流传的例子中莫属鲁迅先生《秋夜》中的句子“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观念摄影家也经常使用这种修辞，不断拍摄同一类影像，就拍摄手法而言没有任何特殊之处，甚至是非常简单的，常常有纪实的色彩。被摄对象往往也是平常人们熟视无睹的一些形象。但是当摄影家通过主观的归纳将同一类对象集中呈现出来时，就形成一种强烈的视觉冲击力，表达拍摄者的一种主观想法，为观者留下深刻的感受和体悟。
同语
在《汉语修辞学》中同语指的是主语与宾语完全相同的对称式反复，如“学术就是学术，权术就是权术”，同语修辞的使用给人一种坚决的、不容置疑的强硬态度。观念摄影中有种表现方式给人的感觉非常类似于同语，它也是同一类图像的汇集，但特殊之处在于图像不是以系列的方式呈现一张张照片，而是大量同类图像集中在一个画面中呈现，也可称为同类并置，通过大量在细节上有着差异性却在整体上有着同一性或类似性的图片的堆积，营造一种特殊的视觉冲击力。如王劲松2000年创作的《百拆图》，以5×10的矩阵将50张大同小异的、用白灰刷在墙上外加一个大圈圈的“拆”字整整齐齐地拼在一起，没有其他意义的细节，只一个“拆”字，很能传递一种“拆就是拆”的强硬态度。王劲松的另一幅作品《标准家庭》也使用了同样的修辞手法，以10×20的矩阵将200张统一红背景，统一构图，统一景深，人物姿态也高度整齐划一的三口之家的全家福拼在一起，正如评论家陈涛所言，“200张同样的构图和影响造成一瞬间的视觉爆炸，无形之中造成了一种视觉压迫感，使人不得不面对视觉所传达的现实问题”。艺术家自己的一段话更是很好地阐述了同语这种修辞用于图像艺术中引发的视觉和心理效果——“重复就是一种力量，单独的一张照片看起来非常简单，但堆积成片的感觉就不一样了，有一种视觉和思维的扩散性”。批评家栗宪庭评价，从《标准家庭》中可以看到当时中国人的精神面貌、审美趣味甚至遗传信息等等。
类聚
类聚指为了造成某种特殊的情调，故意超出常规地罗列具有聚合关系的词或短语。类聚是新潮文学的常用手段，比如王蒙在《悠悠寸草心》中的一段描写：“在这四面八方明亮耀眼的大镜子和头顶上的日光、白炽灯的辉映之中，在梳头油、洗头香液、杏仁蜜菠萝、44776雪花膏的芬芳里，在剪子的咔嚓咔嚓、推子的格隆格隆、吹风机的嗡嗡、电推子的咝咝、吹放的哗哗的交响乐伴奏下边，转眼已快到30年，人生竟然这样简单、这样短促、这样平常、又这样幸福，这是我惭愧、使我满足、也使我惶恐。”
摄影艺术家洪浩在其观念摄影作品《我的东西》中就使用了这种类聚的手法：将自己日常生活中的各种杂物、收藏品、垃圾等通过扫描仪转化为图像并进行拼合，形成了一种多到无法一一穷尽的“我的铲子、我的牙膏、我的玩具手枪、炒菜用的大蒜……”的描述，与文学中的类聚修辞完全一致，只是通过物像而不是文字来描述。如果单独的一样东西呈现在照片中，看起来也许只是一种生活用品，可把它们作为一类并以巨大数量聚合起来之后则显示出特殊而丰富的含义。
正如邱志杰的评论：“它所提供的是对包围着我们的数量繁多的物品的一种惊叹，或者某种因拥挤而产生的压迫感和烦躁感”，可以说，观众对这幅摄影作品产生的观感可以与王蒙通过文字所描述的在各种光、物、声音中产生的惭愧、满足、惶恐感异曲同工。
上述三种观念摄影的修辞手法在近年来观念摄影创作中流行的一种类型学摄影中经常被用到。“类型学摄影”是德国摄影家夫妇伯恩·贝歇和希拉·贝歇将类型学分类记录的方式运用到摄影中形成的一种摄影风格，以纯客观的方式拍摄观察对象，秉持“除了主体，一切皆多余”的观念。这类摄影的图片就单张而言只是平淡的纪实照片，必须依靠大量同类图像的聚合才能产生特定的视觉力量，正如邱志杰所言，聚合在一起的图像之间既高度相似，又各自呈现出差异，给人带来极大的快感，这种快感来自系谱学的秩序美。在这一类的摄影创作中反复、同语和类聚是三类最为常见的视觉修辞手法。
事实上，由于影像在观念摄影中的手段特性，几乎所有的观念摄影作品都会用到修辞手法。修辞手法之所以被广泛使用是因为每种修辞手法都有一定的心理基础。目前关于观念摄影创作手法的分类有很多，从视觉修辞的角度分析观念摄影的创作手法和表现方式将会是一种十分有趣且有深度的视角，希望本文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注释：
1.顾欣. 当代观念摄影表现方法的实践与思考[D].苏州大学，2010.
2.林路. 观念摄影与摄影的观念[J].中国摄影，2006.9:114.
3.张晓晨.论广告摄影的视觉修辞[J].美育学刊，2014.4：38-44.
王希杰.汉语修辞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10：342.
5.王希杰.汉语修辞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10：346.
6.陈涛.中国式全家福当代先锋艺术的“三口之家”构图[J].中国摄影家，2012，05:34-38.
7.同上
8.王希杰.汉语修辞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10：王希杰:371.
9.邱志杰.摄影中的摄影[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11: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