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杰:记上海的三个非盈利空间

来源:上海艺术家 发布时间:2016-06-17 阅读量:0

被忽视的“市民文化形态”,可从案例入手。他们是民间非盈利机构,目前依旧在默默无闻努力着。作者徐杰是当代艺术界评论者、策展人及活动策划者,有着青年一代中较为丰富的实践经验,而科班出身的他也有着扎实的理论基础和善于思考的本能。在“市民文化节”涵盖面愈加广泛的今天,“当代艺术”作为一个独立的艺术门类,也作为上海越来越重要的文化生态和越来越热闹的文化现象,理应纳入“市民文化”的范畴。或许囿于艺术自古以来的“神坛”之定位,虽随着时代变革而呈现平民化、生活化趋势,然而艺术终究是一种有门槛的高层次精神审美。但是在我们多元时代的今天,艺术正在被不断拓展和丰富着内涵。此番,我们藉由作者的双眼、以此三家非盈利艺术空间为例,看一看,艺术在今天试图卸下“神坛”之象,如何走入大众,走入多元文化语境,又是如何在大众文化语境中被呼应、被忽视。

上午艺术空间

2008年,美院毕业后还在一起讨论艺术的朋友中有人提及我们同学辈当中的一位,开了一个“上午艺术空间”,当时还真不明白什么叫“空间”。和朋友一同前去他们的某个展览开幕,地点是在香山路6号,当时我觉得应该是一个很“文气”的地方,毕竟香山路7号是孙中山与宋庆龄故居。到达展厅后,见到许多的年轻人在闲谈与相互调侃,看看展览,觉得与画廊也别无二致。而展品主要是青年艺术家的作品,也有外国艺术家的参与,展览整体基调还是“庄重”、雅致的。当时便向空间的主人问道:什么是“非盈利艺术空间”,答曰“画廊是销售作品的,非盈利空间是不销售作品的展示空间”,当时我觉得香山路的房子可能是他们的祖产,并觉得这样的空间应该不会长久。

时光荏苒,大约2012年,上午艺术空间搬到石门二路,在传统架上绘画展览之外还举办了一些行为艺术、声音艺术、实验戏剧的展览,我也与空间主人邓叶明有了更多的沟通,才了解到他并非富二代,空间的费用全部由自己承担。问及,与艺术家的经济关系如何。上午艺术空间倒是做到了“真正的”非盈利;也就是艺术家来做展览没有报酬,空间也不销售作品。这真让我想到了“艺术公社”这个词,或者“为了艺术而艺术”这样的老话。我问邓叶明, 你做上午艺术空间的目的是什么?他说,是学习艺术,与艺术家一起做事,看看艺术的可能性等等;他又强调,上午艺术空间已经坚持了7年,举办了60余场展览与活动,可以说是一段上海当代艺术史。在上午艺术空间做过展览的艺术家,有的已经成为了当红艺术家,有的依旧是这样,有的则彻底的消失在我们的视野。当我问及邓叶明,有没有想过把上午艺术空间做大做强?他的回答是矛盾的,含混的;他非常希望上午艺术空间变得更加重要,但他也深知在这滚滚商业红尘的时代,要变得“更加重要”需要做非常多的妥协与让步,这又是他不愿意的事情。所以,只能用上午艺术空间的方式继续,但到底将来如何?真未可知!

更令我刮目相看的是, 上午艺术空间给每一个展览做了非常详细的档案,展览海报、现场照片、展后访谈等等;俨然一个小型美术馆的档案文献工作。细细看来,在开始创立的时候,还有一种年轻艺术人的“青涩”。6、7年前每次展览完,在南昌路、雁荡路的小饭店聚餐,海阔天空的说一些什么,这是多么的躁动。而今天他们学习了更多的艺术史,参与到更多的中国当代艺术实践;似乎有点沉默了。我说,这是历史对个人的规训,似乎也有走向“精致的平庸”的危险。虽然那种躁动似乎少了。但我始终觉得上午艺术空间还是在那里,只是更多的艺术青年的目光被引向了更大、更华丽的舞台。时而,也会有年轻的艺术家们来靠拢,只是空间主人已经变得火眼金睛,能看透很多人的目的与诉求,婉约地告诉他们上午艺术空间不太合适。邓叶明与于吉构建了上午艺术空间,两个主创者给这个至今有已有7年历史的“民营非盈利艺术空间”打下了深深的个人烙印,某种个人的执念与洁癖在延续上午艺术空间,也给予这个艺术空间以属性。

激烈空间

在上午艺术空间曾经对一个展览印象深刻,是由策展人姚梦溪策划的、以90后艺术家为主的群展《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当时觉得这个展览名字很熟悉,终于在马克思的重要文献中找到了这句话的出处,这让我有些诧异。随后,便一直希望与这个展览的策展人、艺术家交流。机缘巧合的是,姚梦溪(策展人)与黄松浩(艺术家)也在那时开始组织读书会,艺术家组织读书会,这确实比较新鲜,我欣然报名前往。读书会的现场也是令人诧异的,是在一个艺术家办的高考培训班的画室里,墙面上挂了许多写实的石膏像素描,色彩静物的范画。我发现来的艺术家的理论水平参差不齐,讨论的内容也非常自由,从当下的艺术到自己想要做的艺术,再到对现有艺术体制的不满。我当时所谈的感想是由美术学院生产的毕业生们似乎总以相同的方式演绎他们进入社会的历史,我那时比2008年还要悲观一些,因为这是2013年的年底,理想主义与艺术更远一些,离稍纵即逝乌托邦更近一些。

2014年,在上海福州路的一个40多平方的民居里, 姚梦溪等人创办了激烈空间,首个群展为《紧张的经验》。对于艺术理论的关注成了激烈空间主要给人的印象。不再拘泥于绘画、雕塑等艺术形式的艺术家们急需要寻求理论的支持,因为传统的美学已经被完全抛弃。所以一次又一次的召开相互质疑与支持的“创作研讨会”,并通过网络电台的形式发布他们思想的交流,希望寻找到艺术与观念之间曲径通幽的关系。激烈空间是一群更为年轻的艺术家的抱团活动,他们对现在风起云涌的当代艺术秀场保持着一种敌意,而这种态度既来自于自身的处境又来自于理论的反作用。

在激烈空间, 艺术家都要变成理论工作者、社会学田野调查者等等。从一个旁观者轻巧地看:这样的空间更可能是艺术家的会场,他们铆足了劲要与之斗争的是:当代艺术带来的虚无感。什么都是艺术品,谁都是艺术家。所有展览的形式也在激烈空间狭小的空间里被弱化,那怎么证明自己是艺术家或者艺术工作者呢?这需要理论,更需要相互打气!

而今, 中国当代艺术的大致结构已定,美术馆、画廊、艺术家的关系等也已基本明确;怎么才能生产出新的可能?怎么才能继续提供批判性思考?积极的说,艺术团体似乎是希望在现有的语境中重新构建一种乌托邦。消极的说,自嘲式的以一种反商业的姿态去进行风险投资。他们努力反抗着以往的教化,但又不能不带着另一类教化者留给他们的影子。

瑞象馆

几年前我开始关注摄影,经常与一些摄影师们一起看作品,讨论问题。后来经人介绍认识了在上海外滩美术馆工作的施翰涛。施翰涛虽然长我们一辈,但没什么架子,他给我最记忆犹新的一句话是:你们做摄影,不要老想着美术馆这个空间,社会中的空间更大,更需要摄影。而后,得知施翰涛与介绍我们认识的友人都去了瑞象馆工作,才知道瑞象馆——这个非营利性机构。2014年瑞象馆组织了很多场的全国高校摄影学术讲座,演讲者以人文学者为主;通过一系列这样的活动,瑞象馆也开始为人所知。

瑞象馆成立于2008年,是关注影像艺术的非营利性机构,致力于支持中国摄影史论研究,资助当代影像艺术创作,普及影像艺术知识以提升公众对图像的认知。由此可见,瑞象馆更像一个民间的影像学术研究机构,其经费全部由资助人肖睿承担。即使在资金紧张的时候,不得不暂停空间的活动,但瑞象馆的网站依旧维持,坚持发表研究文章、艺术评论,并支付作者稿费。问其原由,70后的肖睿说的是,延续大学时“将知识分享给更多人”的朴素想法。所以,瑞象馆重视创作的同时,支持研究写作,支持知识的普及与传播;是其鲜明的特点。瑞象馆网站上发布的研究文章,有的可以说是在填补摄影史研究的空白;同时它也举办关于相机使用的活动讲座。在2014年的连州摄影节上,瑞象馆的展览活动是“摄影与写作”,写作是与创作并重的。所以瑞象馆不是一个纯粹的艺术展示空间,更准确的说是一个研究机构,并且是建立在历史学、社会学、文学等人文学科的基础上的研究机构。

与上午艺术空间与激烈空间相比,瑞象馆的工作显得复杂得多,也显得离单纯的艺术最远;研究的范围已经不再局限于中国当代艺术。也可能主办者并不是中国当代艺术中人的缘故,同时也因为影像不光是艺术的媒介,还是新闻事件、历史文献等等的重要载体。这样的跨学科能勾连起艺术空间与更多普通人的关系。这便是说,学术研究是一种天下公器,它需要的是一个空间来做与普通人的桥梁。现在有越来越多的美术馆承担了这样的工作,组织学术研究与讨论;但美术馆的活动有时只能局限在某个具体的展览或者当代艺术本身。而诸如瑞象馆这样的平台,少了美术馆的种种限制和拘束,可以对某个具体课题展开深入的讨论,甚至包括一些社会性质比较敏感的话题如女性主义、女权话题。

总结

如果说上午艺术空间是为当代艺术、先锋艺术搭舞台,激烈空间为自己的志同道合的艺术团体搭舞台,瑞象馆则是为人文学者搭舞台。实事求是的说,艺术家的舞台不少了、也足够光鲜,不断新建的美术馆、商业画廊鳞次栉比;相比之下,人文学者的舞台并不多,主要以高校讲台、学术期刊为主,仅局限于象牙塔内;能由一个民营的研究机构开放地去承担这样的工作,着实让人心生敬意。但这毕竟是一种为了普罗大众的无私投入,但能走多远还是要看赞助人了——这一点,或许为这类有志于共筑文化事业的民间非盈利机构的生命力打上了大大的不确定性因素,那么,我们如何给予这些机构更大的舞台以让其发挥更大的作用?进而自下而上以“草根”形式拓展上层建筑的可塑性与内涵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