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高安博物馆收藏有19件元青花，在数量上仅次于土耳其托普卡比宫博物馆和伊朗国家博物馆，在全世界各大博物馆收藏的元青花中排名第三。
江西高安博物馆收藏的这19件元青花始于上世纪80年代国内的一次考古发现。
1980年11月，在江西省宜春地区高安县的建筑工地发现了一处元代窖藏，共出土各类文物245件，其中有19件元青花，这是国内出土元青花数量最多的一次，随即在国内掀起了一股元青花研究之风。由于在窖藏现场没有出土窖券，因此无法知晓窖藏的主人。
据高安博物馆考证，这处元代窖藏归伍兴甫家族所有，伍兴甫家族是高安当地的名门望族。据江西高安的《伍氏宗谱》记载可知，伍兴甫（1266年—1325年），号乐泉，娶蒙古宗室女也先忽都官为妻，封驸马都尉。
元世祖忽必烈在位期间，曾护驾南巡。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在位期间，曾担任松滋府（今湖北省松滋市）总管。
元朝统一全国后将人民分为四等，即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和南人，实行不平等的民族等级制度，色目人是指跟随蒙古人征服中原的西域人和西北其他少数民族，汉人是指金朝统治区域内除蒙古人、色目人以外的北方各族人民，南人是指南宋统治区域内的南方各族人民。民族等级制度在金代就已经存在，金代对执掌兵马、钱粮的官吏按照女真、渤海、契丹和汉人的顺序任命。元代承袭金朝旧制，强化了民族等级制度，蒙古人和色目人居于统治地位，汉人和南人是被统治阶级，使得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在政治上和法律上处于不平等的地位。
我个人认为，元代的民族等级制度并非是一成不变的，至少在江西高安出土的伍兴甫家族元青花窖藏证明，元代的蒙汉关系经历了由紧密逐渐走向疏远、直至对抗的历史过程。
第一阶段：紧密的蒙汉关系
公元1222年元太祖成吉思汗向汉人丘处机咨询治世之方，并尊称丘处机为“神仙”。公元1232年元太宗窝阔台册封孔子的第51代子孙孔元措为“衍圣公”。元世祖忽必烈还是藩王时就广泛搜罗刘秉忠、郝经、姚枢、许衡等汉族文人，问以治国之道。公元1251年忽必烈受元宪宗蒙哥之命“总领漠南汉地军国庶事”，派遣汉人刘肃、李简整顿华北、关陇之地的吏治。公元1256年忽必烈派汉人刘秉忠建开平府（今内蒙古正蓝旗东）。公元1260年忽必烈在开平即位，任命汉人王文统为平章政事（即宰相），主管政务。公元1271年忽必烈接受汉人刘秉忠的建议，取《易经》“大哉乾元”之义，定国号为“大元”。公元1272年忽必烈命汉人刘秉忠、张柔营建大都（今北京）。公元1279年忽必烈派汉人张弘范在崖山全歼南宋军队，陆秀夫被迫抱着宋少帝赵昺投海自尽。总之，这一时期蒙古贵族在横扫中原大地之际，虽然大开杀戒，但是对于汉族精英阶层还是采取拉拢的策略，使得许多汉族知识分子死心踏地追随蒙古贵族，向元朝统治者献计献策，最终统一全国，所以用“紧密”二字来形容这时的蒙汉关系并不夸张。
第二阶段：疏远的蒙汉关系
等到元朝统一全国以后，元世祖忽必烈面对南宋残余力量文天祥、陆秀夫、张世杰等组织的抵抗，一方面加紧镇压，另一方面采取怀柔策略，以拉拢汉人为元朝效命。
比如南宋投降后元军进入江西瑞州高安县，当地人伍大贤率众投降，不久其子伍兴甫奉召前往大都，充任皇帝的随驾护卫。后来伍兴甫因为护驾有功，功勋卓著，元世祖忽必烈以蒙古宗室的女儿也先忽都官为公主嫁给伍兴甫为妻，并封伍兴甫为驸马都尉。但是，元世祖忽必烈在统一全国后，更多地是依靠蒙古人、色目人治理国家，比如安童、兀良合台、廉希宪、爱薛等人，而随着刘秉忠、郝经、姚枢、许衡、张柔等汉人的相继离世，曾经为元世祖忽必烈统一天下立下大功的汉人逐渐淡出了政治舞台。虽然元世祖忽必烈的太子真金推崇儒家的治国理念，并倾向于汉人，可惜太子真金英年早逝。总之，在这一时期随着元朝统治的巩固和稳定，在元朝的政治舞台上充斥着蒙古人、色目人的身影，汉人的影响日渐式微。但是对于汉族中的精英阶层，元朝统治者还是采取拉拢的办法，使他们效忠于元朝，所以用“疏远”二字来形容这时的蒙汉关系较为恰当。
第三阶段：冷漠的蒙汉关系
公元1294年元世祖忽必烈去世，虽然太子真金早逝，但是元朝的皇位始终为真金家族所掌控，真金之子元成宗铁穆耳、真金之孙元武宗海山和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相继即位。真金的妻子弘吉剌·伯蓝也怯赤推崇儒学，曾为自己的孙子海山和爱育黎拔力八达选聘名儒李孟为师，李孟甚得两位皇孙的敬重，元成宗铁穆耳特意命宫廷画家为李孟画像。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即位后，以李孟为宰相并在公元1315年举办科举考试选拔官员。但是无论元成宗铁穆耳，或者元武宗海山、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在治理国家上更多的是依靠蒙古人和色目人。比如李孟是突厥沙陀部贵族后裔，是色目人，而不是汉人。又比如元世祖忽必烈以蒙古宗室女也先忽都官为公主，嫁给汉人伍兴甫为妻，并封伍兴甫为驸马都尉，使得伍兴甫有了帝婿的身份，太子真金的妹夫，是元朝的皇亲国戚，但是伍兴甫却在公元1316年被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派往松滋府(今湖北省松滋市)担任总管，离开了大都，从此再也没有返回大都。总之，在这一时期随着元朝统治的日趋稳定，汉人在元朝的政治舞台上已经难有作为，即使是曾经被元朝统治者刻意拉拢的汉族精英，如伍兴甫等人也逐渐地远离了元朝的政治中枢，所以用“冷漠”二字来形容这时的蒙汉关系恰如其分。
第四阶段：紧张的蒙汉关系
从公元1323年到公元1333年的10年时间里，元朝更换了7位皇帝，尤其是在公元1328年先后有3位皇帝即位，变换了4次年号，元朝的统治陷入混乱之中，以燕铁木儿为代表的色目人更是权倾朝野，汉人的政治地位一落千丈。虽然伍兴甫已于公元1325年去世，其子伍良臣在临江路（今江西省樟树市临江镇）担任经历一职，鉴于当时混乱的政治局面，伍良臣弃官返回高安老家。伍良臣推崇儒学，通晓中庸之道，致力于儒家经籍的研究，诗文畅达清润，著有《中流一壶集》。伍良臣在返回高安老家时，将元朝皇室历年赏赐的物品一并带回，其中就有这19件元青花。这19件元青花中有9件高足杯、6件梅瓶、3件盖罐、1件花觚，其中6件梅瓶的盖内和器底分别用楷体墨书“礼”、“乐”、“射”、“御”、“书”、“数”，此为儒家经典《周礼》中提出的“六艺”，伍良臣虽然饱读儒家经籍，但是报国无门，只能在御赐的元青花上表露自己的心迹。元青花云肩牡丹纹梅瓶中所绘的云肩纹临摹自元代皇家仪卫服饰的衬甲，这与伍兴甫曾经担任过元世祖忽必烈的随驾护卫的经历相吻合，牡丹纹是唐宋以来的传统图案，有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美好的吉祥蕴涵。元青花云龙纹梅瓶中所绘的龙纹是四爪龙纹，元青花云龙缠枝牡丹纹兽耳盖罐所绘的龙纹是三爪龙纹，元青花云龙荷叶盖罐所绘龙纹亦是三爪龙纹。据统计这19件元青花中有7件器物绘有龙纹图案，其中3件为四爪龙纹，4件为三爪龙纹，在元代龙纹属于皇家专用，有三爪、四爪、五爪之分，其中五爪龙纹为元代皇帝使用，三爪龙纹、四爪龙纹为元代宗室或外戚使用，这与伍兴甫的驸马身份相符。元青花莲瓣纹花觚仿古代青铜彝器造型，所绘图案为变体莲瓣纹，以粗细两道线条勾勒出轮廓，双肩折角明显，莲瓣间留有空隙。元代的蒙古贵族信奉藏传佛教，因此作为佛教象征的莲花纹在元青花的装饰图案中较为常见。总之，在这一时期随着元朝统治的逐渐陷于混乱，君主更替频繁，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利，蒙古人、色目人的力量此消彼长，汉人从元朝的政治舞台黯然退出，蒙汉之间的公开对抗已经不可避免，所以用“紧张”二字来形容这时的蒙汉关系完全符合。
第五阶段：对抗的蒙汉关系
公元1333年元顺帝妥懽帖睦尔登上皇位，先后重用蒙古人伯颜、脱脱等人，强化元朝的统治。伯颜禁止汉人学习蒙古文字，为防止汉人造反不准汉人使用铁制农具，提出要诛杀张、王、刘、李、赵五姓的汉人；脱脱更是血腥镇压汉人的反抗，禁止汉族官员参与军事活动。由于元朝统治者残酷剥削和压迫汉人，导致元朝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空前激化，终于在公元1351年爆发了由汉人领导的农民起义。从公元1351年到公元1361年的10年时间里，元军和农民起义军在高安县反复争夺，使得昔日繁华的高安城变成了一片废墟。作为元朝皇亲国戚的伍兴甫家族在这场声势浩大农民起义中在劫难逃，面对着来势汹汹的农民起义军，伍良臣唯有选择逃亡之路，在仓惶逃命之际不得不将无法携带的瓷器（含这19件元青花）埋藏在地下，只是伍良臣再也没有能够重返高安。公元1368年元顺帝妥懽帖睦尔被汉人徐达率领的明朝军队赶出了北京，元朝在中原的统治宣告终结。总之，在这一时期元朝的统治分崩离析，蒙汉之间已经是兵戎相见，相互厮杀，所以用“对抗”二字来形容这时的蒙汉关系极为贴切。
蒙古贵族出于狭隘的民族观念，在统一全国后建立了不平等的民族等级制度，试图以此来压迫汉人，维持元朝的统治，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可是事与愿违，不平等的民族等级制度最终使得汉人揭竿而起，掀起了波澜壮阔的元末农民起义的滔天巨浪，元朝统治迅速土崩瓦解，这或许是蒙古贵族做梦也想不到的事情。在江西高安出土的元青花窖藏，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元代蒙汉关系演变的大致过程，为后人留下了一笔极为宝贵的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