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研究什么样的学问，都应以实事求是的方法以及谦虚的态度为原则。
假使要将对于中国戏曲史通史的研究进行区分，以对古戏曲的世界性杰作《西厢记》所进行的研究来讨论的话，目前中国的学术界，在北方有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吴晓铃研究员，其远赴山西进行研究的成果已在近日出版。南方有广州大学中文系王起教授往年发表的《西厢记校注》（新文艺出版社）。而说到江南地区，则有上海艺术研究所的蒋星煜研究员，他的研究成果也已在日本公开发表了。
在上世纪初期，谈起戏曲研究界的泰斗，有“南有吴梅，北有王国维”这样的说法。随着时间流逝这一领域开始细分化，在江南地区，以蒋星煜先生为首，徐扶明、胡忌等人才辈出。本文想谈一谈关于蒋先生的种种。
中文里有“内行”与“外行”这样正相反的词汇。确实，在通常情况下这其中确实大有区别。但在学术研究的领域，人们不可能永远都在既定的狭小范畴里进行研究，而是不断地拓宽领域，打破一般俗称的“内行”与“外行”的界限，在全部都是内行的范围里做学问。然而就构成其根基的方法论抑或思想性而言，即使研究不断进展，还是要比较深刻、明确且坚定不移才好。说起这其中的典型的人物，大概也就是王国维、内藤湖南等人吧。1982年7月，以94岁高龄捐馆南京大学陈中凡教授也终于从哲学、史学、文学、音乐、美术等研究之后开始涉及小说戏曲的研究（《江苏戏剧》1982年第11期吴新雷先生论文、《江海学刊》1983年第1期姚柯夫先生论文）。这里提到的上海艺术研究所研究员蒋星煜先生也是其中一例，蒋先生的文章从南北各地的学术杂志开始发表，后被新闻戏曲相关的杂志登载，他的活跃表现特别引人瞩目。
1979年，蒋先生于上海人民出版社再版《海瑞》，1980年同社发行生动风趣的《历史故事新编》，与此同时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以戏代药》，1981年少年儿童出版社发行《海瑞的故事》，1982年中州书画出版社出版《中国戏曲史钩沉》。他所撰写的《马伶传与伶人马锦》一文也被刊载于《文学遗产》第57期。我于1981年秋参加上海艺术研究所的座谈会时，得到了当时刚刚出版的划时代文献《中国戏曲曲艺词典》，而蒋先生则是该文献的主要执笔者之一。如今大致读过《中国戏曲钩沉》一书后，方得知蒋先生的研究重点是《西厢记》。他经过对万历二十年出版的余泸东《重刻元本题评音释西厢记》的仔细查阅，得到了其以万历八年徐士范本为底本的发现，由此开始对各个版本加以更为深入细致的研究。对于徐文长批点本，他指出其在文学理论上具有独到的见解。关于明代出版的《新刊合并王实甫西厢记》，也指出有清楚当时舞台实际演出情况的屠隆的修订本存在。一般所流传的称作题评本或是批点本之类的书实际上不过等于是校勘而已，然而尝试对作品本身进行分析的虽然少，但还是有的，荣与堂出版的李卓吾的书就属于其例，孙月峰的《朱订西厢记》与《新刻魏仲雪先生批点西厢记》就是在其影响下进行的详细分析，先生特别强调了李卓吾批本的重要性，更进一步推断吴兰修校订长白冯氏刊印的桐华阁本《西厢记》所提到的琵琶本《西厢记》其中之一就是朱订《西厢记》。从这些主要论文开始，先生还分析指出了明代张宁的《方洲文集》里收录的《唐人勾栏图》对于戏剧史的重要意义，研究明白了昆曲的历史，余姚腔这一唱腔的历史，又通过对戏班的组织分析对凤阳花鼓的历史发展进行考证，对明清戏曲的研究以及根据张远的《无闷堂文集》、《无闷堂诗集》和陆敕先的《觌庵诗草》对《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的流行与其校勘批注得到了新的发现。以上这些是蒋先生研究的中心，这些论文原本在《戏剧艺术》、《文学遗产》、《中华文史论丛》、《学术月刊》、《学术漫录》、《艺谭》、《上海戏剧》、《光明日报》、《文汇报》等都登载过。而那本《以戏代药》，从书名就可看出是一本内容深刻有味道的随笔集，对戏曲中的历史人物、古代剧作家与演员、戏曲曲艺的掌故与轶闻、戏曲故事与民间传说、历史上的考证、每年岁时佳节的演出活动都进行了广泛的考证，实在是精彩至极，读来津津有味。
要说起我与蒋先生开始打交道的契机，多半是因为常听到中国学术界权威上海复旦大学赵景深教授提起他的缘故吧。如您所知，与我亲近的翦伯赞教授、相熟的作家老舍、杨朔等都在近十年的内乱时期里遗憾地去世了，而阿英、戴不凡也相继与世长辞，不禁令人叹息。而在那个多事之秋，蒋先生不但自身经历着种种灾难，还失去了最爱的夫人。2000年秋天，我探访其位于沪上成都北路的家时，蒋先生的次女金云小姐出来与我招呼交谈，全然不见夫人的踪迹。当时我感到非常不可思议。房间正中央的墙壁上，挂着好像女演员一样美丽的女性照片。当我不经意间问起先生时，先生的脸色一下子阴沉下来，令我哑然。果如所料夫人王国霞女士已经去世了。之后，先生脸上笼罩着无限的悲愁，淡淡地说：“她没有能熬过十年浩劫，先我而去了。”上海的文艺界在十年动乱时期众所周知遭受着惨无人道的拷问，这是犹如地狱般天翻地覆、神号鬼哭的历史事实。《以戏代药》一书，诚然是蒋先生内心战斗的精神食粮、治愈他灵魂和肉体伤痛的药品，也是证明中国现代史上这一历史事件的活生生的证据。先生从1949年至1979年这30年间，全身心投入戏剧研究这一工作中，幸运地熬过了这惨无人道的十年。他东奔西走，大都市自不用提，穷乡僻壤的舞台也好、四处流浪的乡下戏班也好，分散在各地、各人、各个机关的关于戏剧的资料、孤本、诗文集、方志、家谱等都一一涉猎精查，将在旅行时的见闻与在地方观看的戏剧相结合，进行了既广泛又深入的研究。这些研究成果所记录的随笔就成了这本书。这本书是从1957年以后的五年间刊载于《解放日报》、《光明日报》、《羊城晚报》、《新民晚报》等的两三百篇文章中选出来的109篇。文章行文洒脱利落，内容风味十足且有理有据。
蒋先生于1920年出生于江苏溧阳，到1984年已经六十有四了，内乱的动荡给这位学究添了满头华发。先生1939年在复旦大学学习的是和自己的研究截然相反的会计学，据说对讲义的内容很不中意。然而这不正起了使他在研究时思维更缜密的作用吗，我如此推测。在复旦大学学习会计期间，先生去旁听了中文系赵景深教授的课。回忆起新中国建立之初被派做戏曲工作时，先生谦虚地说：“只好临时抱佛脚了。”但我却认为这成为了先生现在研究工作的基础，且还幸运地找到了一位良师。先生从学生时代起就经常向报纸杂志投稿，更在之后投身于新闻事业。最初主要是撰写历史人物传记，不知不觉间开始研究起历史真相与戏曲之间的关系。回忆起往昔，先生说自己小时候对戏曲没什么兴趣，年轻时也鲜有接触。解放后从事上海市军管会文艺处的工作后，才开始研究戏曲，所以是“半路改行”。随后先生开始在华东戏曲研究所工作，在伊兵的带领下，从事戏曲古书的搜集整理、前往各地调查民间戏曲的工作，并参加了《华东地方戏曲介绍》、《华东地方戏曲丛刊》的写作。1953年春夏之际，刚从沈阳观看戏剧演出回来，又即刻赶赴山东，被安排从事将成绝响的“东柳”（柳子戏）的调查工作，前往江苏、山东、安徽、浙江等地，观看少有机会看到的稀有剧种、稀有剧目的演出，有时也与乡下戏班一起辗转旅行，这些体验大大拓宽了他的眼界，以往在戏曲古书中读到的死知识也变得鲜活起来。正是因为这样的体验，使他放弃了在书桌前咬文嚼字的戏曲研究，而使以观看现有的戏剧为根据对古典戏曲中的文字进行分析成为可能。先生觉得“事半功倍”。他的研究在短期内到达了别人无法企及的论点与领域。先生既执笔报纸杂志，又从事《辞海》的编辑工作，因此他的文章经过这般磨练而带有了独特的风格。借用赵老先生的话来说，就是如“天空海阔、花叶缤纷”（《中国戏曲史钩沉序》）般简单扼要且又用词秀美。在这之后，先生又成为了《中国戏曲曲艺词典》的编辑，到江西、湖南、山西、河南等地出差，参加学术研讨会，调查了各地的戏曲相关文献，不断将新的资料与线索补订到他的论文里。先生始终跟从赵景深老先生非常认真地学习，在赵老先生的推荐下，于1956年在江苏师范学院中文系讲授《桃花扇》。并且其论文《黄燮清及其倚晴楼传奇》也在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古典小说戏曲论丛》上刊载。《中国戏曲史钩沉》这一书名名实相副自不必说，若联想其是从赵老先生的大作《元人杂剧钩沉》一书得到的启发，师徒相传的美好关系不禁令人浮想联翩。本书所用论证方法是精查散落于各地的文献资料，树立实事求是的观点与方法进行分析，所以相当正确。这与四处奔走写出文章的新闻记者有异曲同工之妙。譬如说，通过对《尧天乐》、《万壑清音》、《八能奏锦》的检查，证实了从《浣纱记》改调的折子戏之多、推论出《桃花扇·本末》的刘雨峰、考订《点鬼薄》文献的存在等，得出了许多新发现，被赵老先生评价为“头头是道、妙语连珠”。并且先生又将撰写的论文在相关地方学术刊物上登载，看看当地的反响、请教指点这一绝佳的作法。比如，对于昆曲名家魏良辅的研究，先生先前往江西省历史博物馆进行调查，并请教现代藏书家王咨臣，随后在《江西师范学院报》上刊登了他的论文。在对《桃花扇》的作者孔尚任进行研究时，在曲阜的《师范学院学报》上亦刊登了论文，而凤阳花鼓相关的论文则在安徽大学的学报上刊载，这译者按：波多野太郎系日本汉学家。1912年生于日本神奈川县。1937年毕业于大东文华学院，留校任教师，1949年任教授。1956年广岛文理科大学因其所著《（老子）王弼注之校勘学的研究》用乾嘉学派考证方法，涉及文献极为广博，确为研究《道德经》之新成就，授以博士学位。
稍后，波多野太郎之研究逐步转向中国古典戏曲，中国改革开放之际，他从1979年开始，每年来中国上海、苏州、扬州、杭州、南京等地进行考察访问，与任二北、赵景深、王起（季思）诸教授则均早有深厚友谊。他每年均在日本权威刊物发表长编中国戏曲研究年度的综合性详细评价。
在上海，因赵景深教授年事已高，1981年开始，均事先与将星煜联系，到达上海后，即由将星煜安排日程。此后，一直密切联系。将星煜所著《西厢记罕见版本考》一书在日本东京不二株式会社所出版，序文即系波多野太郎所写。
1997年以后，双方通信似乎中断。日本《国学院杂志》1983年4月号刊载波多野太郎评价蒋氏戏曲研究一文，简明扼要，今译出以饷读者。
展示了他冒“班门弄斧”之险的谦逊之风。先生特别热衷于《西厢记》的研究，近日于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了《明刊本西厢记研究》，并且如本文之前所述，还将在日本的出版社发行《西厢记罕见版本论》。如今在学术界以明刊本《西厢记》为研究的基础，对不同版本明刊《西厢记》进行鉴别比较其版本的演变、作者的问题、批注者的生平等的研究的声音变得非常迫切。先生自身也有出版《西厢记会校会注会评本》的意向。顺便一提，先生在书法上的造诣也相当深厚。而立之年就以《颜鲁公之书学》为人所知。
总而言之，先生的研究风格是不断扩大自身的研究领域、打破“内行”与“外行”的限制，亲自前往实地仔细调查，观赏现存的戏剧演出，然后对已经成为绝响的古典戏剧进行分析并得出结论，更在当地发表分析结果并征询意见。如此绝佳的方法论，与构成其基础的真理相对应的是先生谦虚诚实的人格、对师友深沉的道义，实在是做学问之人的典范，令人钦佩不已。我还未曾接触过如《钩沉》这般虚心且真挚的后记。《国学院杂志》2015年1月20日周旼心翻译编辑委托我撰写这篇文章，我搁下笔，仿佛又回到了春暖花开的江南，访问沪上蒋先生的住宅时的情景。现在回想起聆听赵、蒋两位先生的畅谈，仍然感到心潮澎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