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90年代的“双年展热”之后，在21世纪的开端全球迈入了“艺博会时代”。艺博会如雨后春笋般在全世界各大城市蔓延开来，在上海历史最长、规模和影响力最大的艺博会，无疑是每年11月在世贸商城举行的上海艺术博览会。
也只有这场艺博会在艺术亚洲博览会、博罗那上海当代国际艺术展、上海城市艺术博览会、西岸艺术与设计博览会、ART021之中脱颖而出，当之无愧地成为一张城市名片，它所代言的，是一种热闹、繁荣的艺术市场和城市文化。
值此上海艺博会即将已走过18年之际，笔者梳理了一番有关上海艺博会记忆，藉由此机回顾我与艺博会的“一年一会”：
一 、门外仰视
依稀记得第一次去看“上海艺博会”是2005年，我自己买的门票。
那时，我念大二，刚从应试素描训练的阴影走出不久，正在临摹山水的阶段，平素有空常去上海美术馆，而对当代艺术的新颖和潮流还未有概念，甚至也还未踏足过M50艺术园区。更别说诸如“艺术市场”、“当代艺术”这类概念，自然，也没明白艺博会和其他画展的区别。
回想起来， 当时的艺术市场远不如今天热，艺术展览和艺术场馆也远不如今天多，上海以市场占主导的大型艺术展会除了每年11月的上海艺博会，只有“偏学术”的春季艺术沙龙，且这两者皆由官方发起并支持。在当时，作为一名仰视官方艺术“圣殿”的学生，艺博会上的作品一度是我学习的方向。
二、 文化选择：是多元还是差距？
2009年秋天，因友人给了艺博会的vip卡，于是约了彼时在英国念艺术科的朋友（现为“上下”品牌设计师）同游。在展会中，我试图向她介绍哪些画廊是上海知名画廊，哪些是我喜欢的艺术家。但她似乎兴致不高，我们只逛了一楼就草草结束了参观。
而就在那年冬天我去了伦敦。参观了国家艺廊、泰特现代美术馆、佩斯画廊等，以及在西区的剧院走了一遭之后，也就明白了我这位英国朋友对上海艺博会提不起兴趣的原因所在，皆因上海的文化艺术环境和伦敦相比走的是不同的路数：
1.艺博会的公共性
在由西方主导的展览概念中，展览绝不单单存在于“白盒子”（White Cube）式的美术馆里，他们会把展览延伸到城市空间中，成为城市文化生活的一部分。
比如，近几年颇受关注的弗里兹伦敦艺博会（Frieze London）从展览场地就突出了公众性，弗里兹伦敦每年邀请建筑师设计临时展馆，并根据每届不同的展商数量和作品规格规划和调整展馆的外观和室内布局，尽管这将付出更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但却使展馆本身成为了一件艺术品，让民众在场馆建设之初就就对艺博会产生期待。
此外，弗里兹伦敦艺博会更多地融入公共空间，比如他们曾与伦敦地铁合作，邀请多位年轻艺术家为弗里兹创作海报，并在摄政公园（弗里兹艺博会举办地）附近的地铁站展出，不仅如此，这些作品还被印刷在伦敦地铁图上并在伦敦地铁和艺博会现场发放。同时，弗里兹基金与利物浦双年展共同主办的弗里兹音乐项目也会邀请先锋音乐人探索了音乐和艺术之间的公共区域，为艺博会增添了新鲜与活力，也把对音乐感兴趣的观众也吸引到艺博会上。弗里兹艺博会还设有电影板块和雕塑公园，这打破了艺术与流行文化的界限，从而扩大了博览会的受众群体。
试想一下，如果在弗里兹伦敦艺博会期间穿行于伦敦，即使你没有进入到场馆内，也能感受到艺博会的气氛。
这种“辐射”的展览气氛，在2014年底的印度科钦双年展（Kochi-MuzirisBiennale）上也同样感受到了。尽管展览在一个叫科钦堡（Fort Kochi）的小岛上举办，但整个展览却分布在科钦城中的八个画廊和公共空间中。在双年展开幕的那天，整个城市像是在赶集，观众在行走中不断遭遇艺术，主办方试图把艺术品的审美体验空间和日常生活空间融合在一起。
而在中国上海，无论是作为学术前沿的双年展、还是市场风向标的艺博会，大多数展览的作品依旧在展馆中，观众只有走到世贸商城门口、走上主办方铺设的红地毯，各种气氛才扑面而来的，尽管在上海艺博会期间，延安路高架上有列队整齐的“广告旗”，但似乎这只是个广告和商业有关，和艺术无关。
2.艺博会的当代性
伦敦无疑是世界当代艺术的前沿，在弗里兹伦敦上，当代艺术作品和实验影像作品也占了很大比重。在西方的文化语境下，观众和买家也早已读懂了艺术的当代性。
2013年，香港艺博会正式命名为香港巴塞尔艺术展(Art Basel HK)，2014年大多数无法亲临香港巴塞尔的中国大陆艺术爱好者，通过朋友圈疯转的“吐槽帖”“痛快”地看了一场艺博会。“吐槽帖”的作者是梁克刚，他是中国大陆的策展人、美术馆馆长，他发出这样的“吐槽”并非对展会本身不满，实则指向的是藏家。
在亚洲特别是中国在收藏趣味和对当代艺术的理解上与西方相比有很大的不同，一些欧洲大牌画廊带来了很多重要艺术家的观念作品，但在中国藏家却显出一脸莫名其妙，受到追捧的还是大家熟悉的赵无极、朱德群或少数最有名的现代主义大师。
巴塞尔从世界走入了香港，在亚洲销售艺术，把香港和其背后的中国市场融入到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但其中依然隐含着文化的困惑和挑战。
三 、青年发展：热闹背后的冷
2012年，我接到上海艺博会青年家艺术家推荐展的通知，有三幅作品获得了参加了当年“推荐展”的机会。我收到了组委会寄来的一叠请柬，以一种既是参展者又是观众的身份去看艺博会，也从往年的“看热闹”转化为找自己作品的差距。首先，我得客观地说，与其他楼面的作品相比，青年艺术家板块的确是稍显单薄、不够成熟。尽管2014年的“推荐展”在作品质量、类型和布展方式上，比起两年前有长足进步，但更耐看的还是装置和雕塑作品。青年艺术家的作品本身欠火候，加之没名气、没画廊吆喝，使得青年艺术家板块的展区颇为冷清。
此外，我认为这和买家的心态也有关系。如今，从刻板的纸媒到任意发言的自媒宣传，统统在告诉你：艺术品是会升值的，去年没买已是亏，明年还会继续涨。在房产投资无望，抢金遭遇赔本，艺术品成了一个稳健的“投资”甚至是“投机”的项目。
那么，如何彰显审美趣味，又可以坐等升值（其实出手并不容易）、“稳赚不赔”？对于普遍缺乏美学教育的观众而言，此刻显现出对艺术作品鉴别的不自信，买古董可以问专家，但买青年艺术家的作品则需要自己的眼光。我们还是再来看弗里兹伦敦的经验，探讨他们推荐青年艺术家的“弗里兹项目”是如何做的：首先，他们引入策展人机制，严把作品品质关；其次，用行为和观念的方式引导观众介入；第三，是艺术的公众化与美育传播，这大概是解决部分观众 “听从简历”买画的方式之一。毕竟，艺术产业的本源是审美，而不是一个简单的投资行为。
就上海艺博会而言，是否可以通过与专业机构的合作，邀请“意见领袖”参与讲座，邀请艺术家举办沙龙、工作坊，为观众提供有趣、有益的艺术教育活动,使艺术走近更多大众，也不断吸引新观众参观艺博会。作为非营利性机构的美术馆能否在公共教育上做得更多一点，而画廊又是否有耐心去线性地观察艺术家的成长？
四、 定位分流：是艺博会同时也可以是博物馆
2014年上海艺博会举办之时，我的身份是一个网络媒体的记者，还是部分参展画廊的朋友。这回是画廊用工作证把我领了进去。
经历了预展当天秀场般熙熙攘攘的气氛（其实也早已习惯了在嘈杂的环境里看画、寒暄），带着一堆商业时代的感受，回办公室和同事讨论写稿的方向。
其间，我谈到：艺博会上的多数作品和一个名牌包的价格差不多。这句话似乎让喜欢搏出位，以标题“骗取”点击率的网络媒体人眼前一亮，甚至试图去找一个价格5万上下的名牌包和与之等价的艺术作品合影。依次比较出买名牌包的钱可以在此次上海艺博会中买到怎样的艺术品。作为一个“自诩”会画画的人，我毅然否决了这个提议，因为我知道艺术家创作作品付出的艰辛，做这样的比较，是对艺术作品的不尊重。
但细想，能想出这个方案也正因为大众对数字关注，2014年上海艺博会的口号是“收藏就是时尚”，就是瞄准了普通市民买包的钱，实实在在地走了把本土化路线。尽管一楼有几家欧洲画廊，带来了马蒂斯、席勒、夏加尔撑场面，但不同于在其他艺博会上的含蓄，这些艺术大家的价格被明确、醒目地标注在作品边，因为作品多为版画或者素描稿，价格和本地画廊带来的小幅、适合家庭购买的本土艺术家作品差距不大，均在10万上下。2014上海艺博会落幕后，其官网有一条更新写道：“本届观众人次约为5万人，全部成交量约为1.4亿人民币，与去年创造的上海艺博会历届最高成交记录持平。”观众和市民买得不亦乐乎，而艺术家却自嘲：卖画像是在卖布。
在看似一片大好的市场环境下，艺博会的意义真的只是成交数字吗？为什么身边的专业人士不太爱去艺博会，而越来越多的非专业、有闲钱的普通市民却对艺博会饶有兴趣？归根结底还是定位问题。
作为业界翘楚，瑞士巴塞尔艺博会，除了是最会做生意的艺博会外，还是最好博物馆。动辄上千万美元的标价瞄准了市场最富有的一拨藏家的钱袋，其中就包括商业巨子、好莱坞明星和卡塔尔王室。画廊也竞相搜罗并提供“人们最渴望的艺术家所创作的最顶级的艺术品”， 而且，大部分作品已经超出了官方博物馆收藏的能力范围，这些作品在私人藏家之间流转，普通观众只能像走进博物馆一样，在作品流转的间隙一觑真容。
其实定位是没有好坏的，在高关税、严审查和受众群的多重考量下，上海艺博会走本土化路线也是一个对的选择。但商业上的数字不代表文化上的成功，而作为上海，我们有可以和世界任何城市媲美的夜景，是否也应该有个可以放到国际舞台上的艺博会？而从2013年开始在外滩源举办的ART021（上海廿一当代艺术博览会），尽管受到了业内的追捧，却陷入了艺术市场还是秀场的探讨中，而它会否开辟一条当代的新路？
我不是专业艺术研究者，也不是专业媒体人，更多的时候，我更愿意自己成为一个画画的人。面对办了18年的上海艺博会，我的想法并不成熟也不全面，仅是希望能给上海艺博会一点启示和参考。更期待第十九届上海艺博会能带给观众们些许惊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