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前期上海的书刊装帧设计界人才辈出，许多从欧美、日本留学回来的美术家信奉各取所需的“拿来主义”，将国外现代艺术理念应用在书籍杂志等设计领域，拓宽了中国现代书刊设计的视觉语言，作品因此异彩纷呈，一派繁荣景象，书刊装帧设计进入到一个相对繁荣的时期。
20世纪前期的上海，“西风东渐”之风正盛。中国传统的书籍版本与装订工艺自然也受到影响，工业化的制版、印刷与装订方式逐渐替代了延续千年的雕版印刷，并催生出全新的书籍与杂志的装帧设计观念与方法，开本、封面、封底、扉页、环衬、目录页、版权页、护封、正页等成为书刊设计中的重要概念。商务印书馆（1897）、中华书局（1912）等出版机构的相继成立，为上海现代书刊装帧设计的诞生提供了必要的条件。上海因此成为中国现代书籍与杂志装帧设计的主要发祥地。
书刊装帧设计的现代化与版权意识
清末图书开本标准尚未统一，但受西式书籍杂志的影响，雕版式的大开本正逐渐减少，标准化的小开本逐渐增多。上海的《申报》馆率先打破雕版式的大开本而采用小型开本，如1884年开印的《申报馆聚珍版丛书》，其开本就在17.5cm×11cm左右；1884年“点石斋”石印的《无师自通英语录》开本也仅为18cm×11.4cm。1911年以后，现代印刷技术、印刷材料及印后加工工艺都得到长足发展，书籍杂志的装帧风格日益西化，32开本渐成图书开本之主流。在图书内容编排上，其显著之处在于句读的使用，如1903年商务印书馆印刷的《蒙学浅说》、1910年出版的《桉谱》均采用了句读，前者采用“、”，后者采用“。”，1902年广智书局印的《欧洲十九世纪史》采用“。”作句读，并在人名旁划单线，地名旁划双线，以方便读者阅读。另一个明显的变化是页码的采用，如1897年文瑞楼铅印的《孔子集语》便是按上下两册编排页码的，1902年广智书局印的《东西各港口岸志》、《欧洲十九世纪史》、1904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印刷的《格致进化》也采用了各篇之间连续编排页码的方法。虽然采用西式页码的图书还不多，但变化一旦开始，书刊装帧的新格局就不可抑制。此外两面印刷、西式装订方式也极大地推动了图书出版印刷业的革新，如1904年3月由商务印书馆创刊的《东方杂志》、1905年由广智书局出版的康有为《欧洲十一国游记》，就是当时新式装帧的代表作品。至1908年4月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日本明治学制沿革史》采用两面印刷的精装本图书，则显示出当时上海在印刷、装订方面已达到较高的水平。此后，两面印刷、平装在中国的图书出版印刷界风行，这是世纪之初上海书刊设计的最大变革。
与此同时，官方“专律”为推行版权页起了很大作用，此后所出的书籍都有现代形式的版权页。1906年，清政府颁布的《大清印刷物专律》明文规定：“凡印刷人不论印刷何种物件，务须于所印刷物体上明白印明印刷人姓名及印刷所所在”，“不论何种印刷物件，如该物件并未印明印刷人之姓名及印刷所所在者即以犯法论”。在此之前的出版物，如1904年商务印书馆印刷的《格致进化》、申报馆印刷的《申报馆聚珍版丛书》等，虽然仍沿袭中国古代雕版书籍中“牌记”1的形式，但1901年译书汇编社出版的《东语正规》2、《女子教育论》、《物竞论》等却已经开始使用现代版权页，1902年广智书局出版的《欧洲十九世纪史》亦是如此。这些先行者推动了上海书刊版权的发展，标志着中国图书出版逐步走向现代化。
书刊封面设计的特征与时代取向
当然，书籍杂志的封面是装帧设计最直接的表现载体。受西方商业文化如商品包装、烟草、西药广告的影响，书商们为招徕顾客，请画家们为通俗小说封面绘制各种造型的美女形象，并用彩色印刷。不过，封面美女大多与小说内容毫无关系，纯粹是以赚取商业利润为目的。但这正是中国现代书籍杂志封面设计的萌芽。而成熟者，当属《良友》画报的封面设计。以第一期封面设计为例，这一期的封面人物摄影作品由当时的沪江照相馆提供，美术摄影家姚国荣主持拍摄，约占五分之三的篇幅。虽然以女性形象为杂志、报纸“卖点”已是20世纪20年代的常见手法，但《良友》封面女性具有的独立身份为刊物带来的公共影响却成就了该刊物的社会地位，换言之，近现代公共生活中的女性新形象密切了刊物与社会文化环境之间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大众对传统小报的负面影响。反过来，《良友》通过自身持续不断的影响力，也为社会塑造出职业女性应有的现代价值——新的生活方式、新的思想观念以及自由女性之美。这是当时其他书刊所不具备的特征。
“五四”新思潮与传统文化的激烈碰撞改变了中国人的文化观念。体现在书籍杂志等出版物上，首先表现为视觉设计元素的变化。1920年，《新青年》刊行了“五一”劳动节纪念号，封面主体元素是法国雕塑家罗丹的“劳工神圣纪念碑”，与封面文字一起被套红表现，整体的视觉效果因此显得醒目而大气，与这一期的内容亦交相辉映，扉页上由蔡元培先生题词的“劳工神圣”可被视为这一期封面的设计理念。同期欧洲的“装饰艺术”风格也影响着上海的书刊装帧设计，1921年由茅盾主编的《小说月报》即是一个典型的例子[1]。其他出版机构的出版物，如1922年中华书局出版的张闻天《青春的梦》、李人《死水微澜》、《齐白石画册》、刘海粟《世界名画集》，集精美的装帧设计、优秀的印刷质量于一身，比较好地体现了高水准的书籍装帧设计面貌。此时的西方金属活字印刷技术在中国已渐成气候，横排文字、切口在右、以机制纸为材料的精装或平装书籍日益增多，这就为书刊的批量印刷与传播提供了必要的条件。这一阶段特别是前期的许多书刊，虽然仍以传统的竖排版式为主，但由左向右的横排版式逐渐成为书刊设计的另一种发展趋势。1922年8月25日，《创造》第一卷第二期出版发行，创刊人之一郭沫若先生在其中的《编辑余谈》中说：“至于印刷方面，我觉得横行要便利而优美些，所以自本期始。以后拟一律横排；第一期不久也要改版，以求其画一。”这或许也是彼时书刊美术设计者的普遍心声。
书刊装帧设计师及其作品
显然，我们不能忽略20世纪前期的那些重要的书刊装帧设计师们（虽然当时还没有这一称谓）。闻一多先生既是多才多艺的文化战士，又是中国现代书刊装帧设计史上的一位重要开拓者。他为清华大学1921级毕业班设计的《清华年刊》，当是在书刊装帧设计方面的处女作，其中的14幅题图和6条题花均出自先生之手。1927年，上海泰东图书局出版了卢冀野（即卢前）编著的《石达开诗钞》，该书封面由闻一多设计。卢先生说：“我在20岁左右的时候，曾写过一篇相当长的《石达开传》，附载在（诗钞）后面，亡友闻一多为之绘一张红黑两色的封面画，给泰东书局出版。”[2]闻一多绘设计的该书封面，以浓墨渲染人物及人物身后的背景，大红的底色上有一朵以构成手法表现的绽放的黄花，强烈的色彩对比勾勒出的，是太平天国将领石达开佩剑握盾、持枪纵马又淡然若定的英雄气概，画面稳健而不失浪漫。闻一多的另一重要的设计作品是1933年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的诗集《夜》。据诗作者林庚后来回忆：“（闻）一多为我的诗集《夜》画了这个封面。原画比这个约大一倍，‘夜’字的底子是绿色，其馀为黑白二色。”[3]按照金小明的考证，“《夜》的书装，其主体图案，基本上是摹写美国著名的版画家、书艺家洛克威尔·肯特（Rock well Kent）1930年创作的一幅题为‘星光’的木刻作品”，不过，这是闻一多“中西会通、古今融合”美学思想在书籍装帧设计上的体现，因为封面“左下方加入了一个绿底的标列书名、作者的方框，略微延续了《新月》杂志和《死水》书封纸签风格；……为了与书名方框保持均衡，在画幅右下方又补入了一段石梯、一只中国古代传说中的神兽——天禄石雕及其膨胀的阴影。这样一来，就中和了‘星光’原作的洋味，又强化了画面的‘雕刻’色新和立体感觉，便透出更多中西交融的气息。”
闻一多的设计美学思想其实正是当时留洋归来的美术设计家们普遍持有的一种观念，他们既有传统国学教育的背景，又受到西方近现代艺术思维的熏陶。因此在那个时代，书籍杂志美术设计家常以中西合璧的手法，大胆将东方艺术与西方现代设计思想加以融合，从书刊封面、扉页到纸材选择、后期印制的每一个环节，都出现了东西方元素相贯通的情形。例如，《创造周报》的创刊号以行书题名，用米开朗基罗为西斯汀教堂所画“人的创造”作封面图形，取义于创造和把天上的火种带到人世间的意思；《小说月报》的封面多为欧洲绘画或雕塑名作，每期一幅，用单色或彩色印刷，刊名则多为红色。
可以说，20世纪前期上海的书刊装帧设计界人才辈出，许多从欧美、日本留学回来的美术家信奉各取所需的“拿来主义”，将国外现代艺术理念应用在书籍杂志等设计领域，拓宽了中国现代书刊设计的视觉语言，作品因此异彩纷呈，一派繁荣景象，书刊装帧设计进入到一个相对繁荣的时期。钱君、陈之佛、丰子恺、庞薰、蔡若虹、叶灵凤等一批活跃在上海的艺术家成为这一时期书刊装帧设计史上的中流砥柱。由于他们个人素养深厚，眼界开阔，加上与文学界、美术界同仁过从密切，因而有机会设计出被后人视为佳作的书刊装帧作品。钱君曾说：“我在30年代也曾经积极吸收西方美术的风格，用立体主义手法画成《夜曲》的书面，用未来派手法画成《济南惨案》的书面。设计过用报纸剪贴了随后加上各种形象，富于达达艺术意味的书面，如《欧洲大战与文学》。”[5]或唯美或浪漫的各种艺术流派与书刊设计如影随形，虽说当时德国的包豪斯还未对中国设计产生很大冲击，但其构成主义的设计范式还是间接影响着书刊装帧设计的风格，如台静农著《建塔者及其它》、张资平著《爱之涡流》、胡云翼著《中国词史大纲》等均注重形式感，为构成主义设计风格的代表作。
钱君素有“钱封面”的雅称，20世纪30年代他就已声名远播，并兼具书法、篆刻大家及出版家之美誉。“五四”新文学作家的著作多由他来进行装帧设计，如巴金的《家》、叶圣陶的《古代英雄的石像》、茅盾的《子夜》等。他的封面设计多采用简洁明快的抽象图案，色彩因内容而异，或淡雅或强烈，其品味之高，当为彼时书刊美术设计之翘楚。至20世纪90年代，耄耋之年的钱君先生还一直从事书刊设计与教育工作，卓有成效地推动了中国书籍设计的发展。陈之佛也是在上海成长起来的成绩斐然的书刊装帧设计家。从日本留学回来的陈之佛创办了自己的设计公司——尚美图案馆，专门接办各式平面设计和丝绸、花布的图案设计[6]。在书刊封面设计中，他坚持采用几何与传统图案，同时与欧洲现代艺术家一样善于借鉴古埃及、古希腊的视觉元素和表现手法进行创作。1925年开始，他为商务印书馆的《东方杂志》、茅盾主编的《小说月报》、生活书局发行的《文学》等刊物进行装帧设计，这些刊物的封面构图严谨，色彩浑厚而朴实，图案精美且富于变化。丰子恺是另一位重量级的书装艺术家，因长于漫画与散文，因而他的封面设计也以漫画见长，如《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三等乍窗》等，在诗意中透出浓浓的生活情趣，有着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此外，张光宇、林风眠、黄苗子、丁聪、廖冰兄、郑慎斋等艺术家也都投身于书刊装帧的设计创作之中，巴金、沈从文、邵洵美、胡风、艾青、萧红、卞之琳等著名作家也积极参与了书刊封面设计。回想当时，没有所谓的设计师这一专门职业，有的只是一批热爱艺术的大家，如孩童般在“设计园地”里嬉戏。那是一道独特的设计艺术风景线。
注释：1 牌记始于宋代，在雕版印刷的书籍中沿用了近九百年之久。牌记的外形各异、有用图案或花边作装饰，为书坊或梓行者的牌子，历来为书商所重视。2 《东语正规》是中国第一本采用两面印刷、西式装订的图书。译书汇编社的创始人是首批留日生之一的戢翼翚，1902年，他与实践女子学校校长下田歌子在上海共同创办作新社，集中出版洋装书籍，因此被日本学者实藤惠秀视为“中国书刊洋装化之父”。参阅郭恩慈、苏珏《中国现代设计的诞生》，东方出版中心，2008，第38页。190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纳尔逊传》、《卖国奴》，上海通社出版社出版的《自助论》、《澳大利亚史》、《世界三大问题》等书，也采用了两面印刷、西式装订。
参考文献：
[1][6] 郭恩慈、苏珏.中国现代设计的诞生[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8：73，75.
[2] 《新民晚报》，1950年2月23日
[3] 古平、刘炫主编.闻一多画传[M]. 北京：北京大学画刊社.1986.
[4] 金小明. 闻一多书装二题[J].博览群书.2009(6).
[5] 姜德明.书衣百影──中国现代书籍装帧选[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