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的对外开放，工业设计发达国家在第一、第二次工业革命不同阶段形成的工业设计理念，从不同国家迅速涌入。这些大同小异的理念在我国叠加、碰撞、交融，以经济社会高速发展为背景，与引进的人才、设备及进口的产品相映衬，在我国高校、设计师和企业中形成集中的、强烈的反应。
如果将近现代工业设计发展看作一部技术发展史，那么中国工业设计无疑正受到西方设计的影响。这种影响具体来说，是通过“技术转移”来实现的。作为提升经济发展速度与质量的重要手段，工业设计这门“年轻”的技术自被明确提出以来，在世界范围内快速蔓延，当下已席卷中国。由此引出以下一些疑问：中国工业设计中的“技术”是如何转移的？转移的一般模式是什么？通常在什么条件的下才会成功？
技术转移是指技术在国家、地区、行业内部或之间以及技术自身系统内输出与输入的活动过程，包括技术成果、信息、能力的转让、移植、引进、交流和推广普及。一般来说，在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技术转移的方式是不同的。在古代，技术转移主要是通过跨级流动来实现；产业革命后，主要是通过向外进行强制性的生产资本投资来实现；而今天，技术转移主要是通过市场化的商业形式实现的。正如Simon Kuznetzs论断的那样：“无论这些技术与社会创新产生于何处——它们主要是发达国家的产物——任何特定国家的发展均取决于对这些创新的采纳。”这种把经济发展看成一种“扩散过程”的观点在贸易的产品周期方面也找到了其论据，产品周期论用从发达国家到欠发达国家的渐进技术扩散过程解释国际贸易的形态。以这种观点为基础，工业设计同样也伴随设计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的区分，必然会在他们之间存在转移关系。
“实物型”的工业设计转移
那么工业设计是如何转移的呢？最普遍的要属“实物型”的工业设计转移，它泛指一切经由实物的流转而引起的工业设计浪潮。从技术角度看，以生产手段和劳动产品形态出现的实物，都是特定技术的物化和对象化，都能从中反观到某种技术的存在。因此，当凝结了工业设计的物件发生空间上的流动或转让时，工业设计就随之发生了转移，这是所谓物理层面上转移的基本形式。如同当中国四大发明传到西方，技术、思想上的化学反应已然触发。
如果将1851年英国举办的世界上第一个国际博览会——水晶宫博览会作为现代工业设计理念的发源处，那么不仅它向世界展现了当时各种先进工业产品的实物，促使更多技术交流与交易的达成，另一方面它通过这些实物，刺激了现代工业设计思想的出现。展览会主题突破了先前的手工艺题材，展出了引人注目的蒸汽机、火车头、水利印刷机、纺织机等。展览中虽然大多都是粗糙的工业产品，但它带给世界以多样性的产品与先进的技术。更重要的是，它将技术通过实物为载体分享给全世界，促使设计思维、技术以欧洲为原点，不断向外扩展。这次展览集中暴露了技术与艺术分离产生的问题，寻求问题的解决成为英国“工艺美术”运动产生的直接原因。而就水晶宫而言，其本身就是一个凝结工业设计思想的特殊产品。在它之后，重复生产的标准预制单元构件成为建筑行业的新标准，世界上一座又一座金属和玻璃建造的大型建筑拔地而起。
“人力型”工业设计技术转移
第二类是“人力型”工业设计技术转移。“人力型”转移是人类社会较为古老的一种技术转移模式，它是由人的流动而引起的技术转移。如随着人员的迁徙、调动、招聘、交流往来、异地培养等各种流动形式，皆可引发。这是因为，技术无论呈现何种具体形态，都是以人为核心而存在，为人所理解、掌握和应用。所以人力资源的流动必然伴随着技术转移。
工业设计发展历程中，最大的一次人才转移发生在“二战”期间，为躲避战乱及法西斯迫害，欧洲特别是德国大批科学家、设计师、学者逃往美国，使这些国家许多领先技术与理念转移到美国开花结果。20世纪30年代，包豪斯在欧洲关闭。但是，在过去的80年里，包豪斯已经在美国落地、发芽、开花，丰富了这片土地的景观。
连包豪斯首任校长格罗皮乌斯本人在几十年之后回顾这段包豪斯的美国经历时也不禁感叹：“回顾过去，你很难相信，尽管困难重重，包豪斯已经能有这么大的影响。“今天，美国的教学安排和课程设置仍然可以不费劲地找到包豪斯影响的踪迹；同时他们在教学过程中也培养了一批推动美国建筑、设计和艺术发展的学生，影响深远；美国的建筑证书测试仍然要求考生回答关于包豪斯的细节性的问题；上个世纪90年代末，《时代》杂志因格罗皮乌斯、密斯、柯布西耶在摩天大楼的建筑设计成就将他们选入影响20世纪最重要人物，因为他们成就了各大都市的天际线景观……
“智能型”工业设计技术转移模式
最后一类则是“智能型”工业设计技术转移模式。它是指由通过专门的科学理论、技能、经验和方法等精神范畴的知识传播和流动所引发的技术转移。它不依赖实物的转移而进行。西方工业设计史中，工艺美术运动、包豪斯、现代主义设计、后现代设计等思潮与设计风格等传播与交流的设计活动共同作用下，诞生了丰富的当代工业设计形态。这些工业设计运动及思潮无一不是设计理论、经验和方法的区域性，乃至全球性的大转移。
将视线移到中国。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从不能造车到自主研发，中国汽车正是沿着从“实物”到“人才”，进而创造出有中国特色的造车智慧。1956年7月13日，第一批“解放牌”载重汽车在一汽试制成功，结束了我国不能生产汽车的历史。1958年5月12日，第一辆国产“东风”牌小轿车成功下线。虽然这些车仍是在国外品牌车的基础上进行了部分改进，但就外观而言，工业设计已在硬性技术的基础上有了更大的表现机会。
这款被定名为“东风”的小轿车，车头标志为一条金色的龙，象征中华民族。标志设计邀请了当时中央美术学院的老师们完成；车身后大灯为中国古代宫廷中使用的红纱灯，俗称“宫灯”。这样的设计，不但体现了民族特色，与外国轿车有明显区别，中国人自己看了，更是感到亲切和自豪。
在“东风”牌轿车的基础上，1958年8月，经过工人、技术人员和领导的共同努力，第一台红旗CA72高级轿车试制成功。为了这辆车的试制，一汽参考的样车有周总理的法国雷诺轿车，朱德委员长的捷克产“斯柯达”轿车，陈毅副总理的“奔驰”600型轿车。在设计语言的应用上，设计师用“中国折扇”的造型来构思轿车前脸，在车身侧面则用“矛”的造型来装饰，前者是中国文人的必备道具，体现造型的优雅仪态；后者是中国武将的武器，干练有效。二者呼应，“文武双全”，使车体外形有了十足的“气场”。经过5次系统的试验后，红旗轿车定型样车被正式编号为CA72，这才是我国有编号的第一辆真正的红旗牌高级轿车。
轻工业生产中，工业设计技术转移的案例依旧举不胜举。在基础的外形及功能仿制完成后，中国本土的工业设计依然在探索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例如，中国相机产业在20世纪50年代开始，相机的设计制造一直走的是模仿、追随国外品牌相机的策略。从建国前的完全依赖进口器材，到1948年中国第一台箱式照相机仙乐（SELO）的诞生，又到第一批批量生产的“上海58－I型”、“上海58－II型”相机的诞生，虽1958年新中国相机生产正式走向工业化生产，其质量并不比莱卡等国际品牌相机差，但基本上仍属于基于“实物”的技术转移，工业设计虽能仿制设计出完整的相机，但却仍无法设计出具有中国特色的造型。
1966年，模仿美能达相机设计的单反机海鸥DF，确立了中国制造单反相机的基础。但直到1968年，上海照相厂终于生产出了第一台“全民相机”——海鸥4B型双反相机。虽最初仿制于德国禄来双反相机，但后经设计优化，逐渐演化出独具特色的品牌特征。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海鸥4系列双反相机在设计过程中，特意将相机的前脸上两个不同功能的镜头通过一个葫芦造型连在一起，使得这上小下大，形成一个漂亮的“8”字，欧洲人无法想象这种形式与逻辑无法对应的方式，而这对于中国人，却成为文化认同的一个经典“符号”。相对于其他照搬照抄国外设计的产品，海鸥相机销量遥遥领先，并出口多个国家与地区。伴随着这个过程，从小的中国设计智慧到大的理念更替，设计也开始了“拿来主义”到“中国创造”的蜕变。
设计人才与智能转移
工业设计人才与智能转移方面，早在20世纪20年代我国就有开始了设计方面专门的人才交流，陈之佛、庞薰等大师留学日、法等国，当时主要是图案和工艺美术教育。80年代，中国派出的留学人员回国后，比较系统地引进了国外现代设计的理念、方法和技术，为我国工业设计教育体系的完善奠定了基础。1991年举办的“91多国工业设计多国研讨会”引进多为国外工业设计领域专家，共同探讨中国工业设计发展及工业设计教育的更新。随着中国的对外开放，工业设计发达国家在第一、第二次工业革命不同阶段形成的工业设计理念，从不同国家迅速涌入。这些大同小异的理念在我国叠加、碰撞、交融，以经济社会高速发展为背景，与引进的人才、设备及进口的产品相映衬，在我国高校、设计师和企业中形成集中的、强烈的反应。在不断向工业设计发达国家学习的同时，有识之士们深切意识到发扬本土文化的重要性，正如原上海工艺美术学院院长朱孝岳老先生讲的：“中国设计过去的成功源于没有参考，而现在的没落则源于迷失自我。我们应该加大对传统设计的振兴力度，这样才能保证自己不会掉队。”的确，当年这些因素对于工业设计传播及传承的影响，对于研究当今的设计趋势，乃至推进设计的发展仍然极具参考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