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技术成为艺术的最后一根稻草，艺术在这一过程中也被消解了。今日的危机不是作为手段的技术危机，而是技术已经篡位于艺术本体之上正一步步取代艺术。
技术之下，艺术何去何从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白南准将录像装置搬进了美术馆的展场，从此，录像/ 影像艺术作为一个新的艺术门类在当代艺术中兴盛起来。影像艺术在一定程度上点燃艺术家失落已久的创作激情，并为艺术在后现代转型的迷茫和困惑中提供了新的出路。然而，在一个对新技术普遍乐观和欢呼雀跃的年代里，有一个常常被人们忽略的问题，那就是面对媒介技术的发展，人类对新技术几乎是没有任何反思能力的。对科学发展永无止境的追求驱使着人类的创造性生产，也同样创造了一个渴望“体验”的群体。假如某一科技公司在今天发布了一款新的设备，相信大多数人不会在第一时间批判它，而是想要通过购买来体验这款产品可能带来的便利。批判性反思总是落后于对新奇的狂热追逐，直到新奇成为某种普遍性的社会占有。直至此刻人类方才醒悟，原来科学技术的发展同样包含着某种危机，对工具理性的盲目推崇将主体推向异化的深渊，并终将在失控之时侵犯人类的生活。美国后现代女性主义学者唐娜· 哈拉维(Donna Haraway) 曾经指出，20 世纪后期人类三处至关重要的边界将会崩溃，一是人与动物的界限将被打破。二是人、动物和机械之间的界限模糊，最后是物质世界与非物质世界将会相互渗透。而这一切并非耸人听闻，今日的科学已经证明，在人工智能面前人类的智力并没有任何的优越性，前有阿尔法狗击穿了人类棋牌运动最后一道防线，而近日的VR 和AR 技术已经开始重新定义人类的生活。再仰头看看那无所不在的网络和监控，而我们的生活已经被无休止的身份验证、随身设备和社交软件所烦扰，相信没有多少人仍觉得自己存有自由意志。机械“控制论”不是今日才提出的概念，但却是在近日才愈发变得不可收拾。主体的崩塌！在这个问题上，康德到尼采、叔本华，再到胡塞尔、萨特、海德格尔、福柯曾经做过重要的贡献，但是这种基于主体的传统哲学也已经解决不了今日的问题，而曾经被认为能将人类从工具理性中解救出来的艺术，也正一步步走向失落的深渊。如果终有一天，技术逐渐取代艺术，那么艺术将何去何从？
或许没有任何一种艺术像影像艺术一样更加依赖技术，尤其是影像艺术在最近二十年间所取得的突飞猛进的进步。不可否认的是，谈论影像艺术的那一刻就存在着将艺术边缘化的危险。尤其是在今日媒介技术的表征下，有太多的艺术裹着数字媒体的华丽外衣兜售着廉价的快感。影像从产生之初就预示着它不可能成为一种古老的手工制品，而必将在机械齿轮的咬合中擦出工业时代的火花。这使得影像艺术与技术存在着一种非常复杂的关系，而艺术史上却极少有艺术家能够在这两者之间寻求平衡。大多数情况下艺术家无法抵御技术所带来的诱惑，尤其是当下这个技术泛滥、新媒体当道的时刻。如果技术成为艺术的最后一根稻草，艺术在这一过程中也被消解了。今日的危机不是作为手段的技术的危机，而是技术已经篡位于艺术本体之上正一步步取代艺术。
日新月异的影像艺术
何为影像艺术？如果在中国的情境中讨论这个问题，它已经是80 年代末才有的事情。那时候国内还不太使用影像艺术的这个概念，而是将90 年代的影像实验称为录像艺术，这种使用方式在一直维系到90 年代末期，因为那时候所指的影像艺术基本上只有录像艺术一种表达。影像艺术和录像艺术的区分始于2000 年之后，伴随媒介技术的更新和影像创作的日新月异，这两个概念无论是在汉语使用中还是在英语使用中差别都越来越大，并在最近的五六年间愈发严格。在这个过程中，录像艺术（Video art）逐渐变成了一个小的概念，被视作影像艺术的一个子集，特指那一类由录像带等介质储存和同步声音与图像的传统艺术形式。而影像艺术（Moving image）则在技术扩张中不断进化，它不仅包含了实验电影、录像艺术等传统形式，也将由电脑等数字技术技术创作和制作的新媒体样式包括了进来，既包含了影像装置、互动媒体，也在科学的版图中不断扩展，最终成为了一个泛技术概念。从录像艺术（Video art）向影像艺术（Movingimage）的转向，正是单一技术向多元技术过渡的过程。在这个背景下，依托于家用磁带录像机VTR（Video Tape Recorder）的录像艺术已经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而影像艺术（Moving image）则甩掉了录像艺术单一技术的包袱，容纳了任何手绘的、录制的、电脑生成的、可以交互的影像和形象。这也就意味着，当下的影像艺术已经不能用单一技术媒介进行衡量，而进入了多元发展的阶段。在这个背景下，2010 年上海民生现代美术馆策划了“中国影像艺术1988-2011（Moving image in china 1988-2011）”，2015 年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策划了“动态之再：B3+BEIJING 动态影像展（B3+BEIJING 2015Moving Image Exhibition）”，在这些展览中，影像艺术都明确地展示出它今日的不同。
然而危机正一步步靠近，在我看来，中国的影像艺术至少经历过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起始于80年代末至90 年代末，这是中国录像艺术的实验时期。第二个阶段是2000 年之后的十年，这是从单一录像艺术向多元影像艺术转变时期。第三个阶段从2010 年至今，是影像艺术走向泛媒介的时期。在前两个阶段中影像艺术至少仍是纯粹的，然而在近日的发展历程中，它却呈现出了在技术上不断丰富却在观念上不断衰落的趋势。这看起来是一个悲观主义的论调，但事实是今日的影像艺术的确越来越重视技术了。片面发展的技术正逐渐成为一种象征暴力，当下我们越来越善于生产流行文化和“酷”艺术，却很难做出一些有深度的作品了。
早期的录像艺术实验并非如此，它仍然保留了少许的精英主义和作为知识分子的底线。面对文化工业的侵蚀和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等诸多问题，90 年代的录像艺术有意与意识形态保持着距离，并在社会民主和自由表达之间坚守着某种道德底线。这种坚守根植于艺术家对中心化和集权主义的反抗。到了2000 年之后，中国的城镇化进程迎来了发展的高峰，在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背后，与之相伴的是日益增长的社会问题：贫富差距、环境污染、医疗卫生、食品安全、社会腐败等等。这一时期的录像艺术开始用自身媒介的写实特性记录和表现城镇化进程中人与社会之间的疏离。在这两个阶段，张培力、汪建伟、王功新、杨振中、徐震、杨福东、曹斐等人的创作尤其有代表性，在他们的创作中体现出了上述问题的社会学转向。
警惕过度的“符号”与“新奇”
然而，当录像艺术如火如荼地在当代艺术界得到发展，一个泛媒介的多元影像时代也正在到来，2000 年之后，由互联网所搭建的网络生态以几何级快速增长，手机、电脑等终端以一种高黏附性的方式改变着人类的信息获取和社交通讯的方式，而在这些终端上所发展出来的数字技术和三维技术彻底地颠覆以录像艺术为依托的传统影像艺术表达方式，开始走向多媒体和新媒体。在作品的呈现和接受环节，录像艺术单向度的信息输出也受到了冲击，影像艺术在最近的十年间滑向了剧场性，通过强调以感官为基础的互动机制来取代传统艺术的观看方式，观众通过语音交互、体感交互等一系列交互行为与作品进行双向度的交流与沟通。在这个过程中创作也变得越来越便利了，越来越多的艺术家开始寻找科技公司和有技术经验的媒体工作室代工，在简单地提供设想之后，艺术创作就由技术人员代为实施。然而在这样一些既丧失美学又丧失观念和批判性反思的纯粹机械制品面前，艺术何为？或许可以反驳说，今天的艺术已经不再是一个纯粹美学和哲学问题，而要受到技术问题的拷问。这本无可厚非。可当回顾最近十年的影像艺术，作品的视听搭建是越来越专业化了，可是作品的内容却越来越低智化了。一部分影像艺术展变成了科技展，艺术家以科学制造噱头、用技术与观念故弄玄虚，艺术不再与这个社会发生反应，而只是营造视觉上的景观表象。那么，艺术和技术还有什么差别？
今年被称作为VR(Virtual Reality) 元年，这个关键词在媒体的热捧和炒作之下一夜之间火遍了大江南北。势必这又将是一个颠覆影像艺术的概念，因为从未有过一种技术像VR 所提供的前景这般，彻底地打破虚拟和现实之间的界限。行文至此，和VR 技术相关的AR 技术只是通过一个小小的手机软件（Pokémon GO）就已经令世界疯狂。那么VR 呢？果不其然，在其概念和技术极不成熟的当下我们已经有艺术家自称是VR 艺术家了，而我们的策展人也丧失了最基本的学术判断力，追风逐月般的扑向这场由VR 所引发的红利之争。
今日的影像艺术已经沦落到靠追逐新奇来确立自身了吗？我们应该保持警惕。晚期福柯关于“治理术”的批评性分析，以及布尔迪厄90 年代对电视的祛魅展现出了这个时代最杰出的思想家对工具理性操控人类生活的忧虑。在艺术面前片面的媒介技术发展应当受到限定，并重新与这个社会建立联系。1964 年，博伊斯在西德电视台上的讲话中说：“我认为，艺术是一切社会自由的基本比喻，但它不应该只是一个比喻而已；它应该是在日常生活中进入并改变社会权利范围的真正手段”。如今时隔半个世纪，博伊斯这句话中所包含的艺术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依然有效。对于影像艺术，我们不能放任它在技术理性和低级趣味中沉沦，而是要将之重新拉入生活的怀抱。事实上，我们今日的艺术已经不太严肃了。
对于技术的忧虑不应被狭隘地理解为保守主义，或者片面地将本文的论点视为还原主义。恰恰相反，我是一名不折不扣的技术乐观主义者。这也就是说，我更愿意相信媒介的革新能为艺术带来新的发展契机。然而，这不意味着艺术在技术面前可以牺牲态度，也不意味着我认同一种纯粹的技术可以成为艺术。这里需要区分的是：一种作为手段的技术和一种作为主体的技术。前者是技术在艺术面前应该所处的位置，也是技术服务于艺术最一般的逻辑，它并不能够脱离艺术而独自显现。后者毫无疑问会导致技术的篡位与艺术本体的衰竭，这也是本文竭力批判的。行文至此，如今的各大院校正在相继设立多媒体研究中心、跨媒体实验室，在民间也有很多这样的私人研究中心正在搭台，这是历史的必然。欧美的几个实验艺术大国，他们的影像和多媒体课程早就不由艺术家来教授而是由科学家和专业的技术团队来教授，这种专业训练有效地避免了当今的艺术在使用技术时眼高手低的窘境，然而，我想要说的是今日的影像艺术如何处理好艺术与技术的关系, 将是一个比如何学习新技术更重要的议题。
最后，我认为影像艺术至少在以下两个方面应该受到警惕，一是对符号的制造，二是对新奇的迷恋。作为前卫形态的影像艺术应该与大众媒介保持距离，如果任由其构成消费主义、大众文化的表象，这对于艺术来说是一场灾难。今日的艺术家不是不可以严肃了，而是要穿透意识形态的外衣在一个合适的位置理解艺术与技术、社会与社会、政治与自由之间的关系，这终将是我们这一代人的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