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贵的弱者,有限的反抗——《西厢记》中的女性图景及其社会想象

作者:方冠男 来源:上海艺术家 发布时间:2017-02-16 阅读量:0

作为一部经典,《西厢记》在诸多角度都有可供人们挖掘、读解、研究的空间,而本文的观测视角集中于人物形象,《西厢记》中的人物形象塑造实际上是创作者在一定社会背景下的想象结果,是一部社会意志和作家意志共同合力为之的结果。本文的主旨并不在于对《西厢记》流变的历史考证,而在于《西厢记》人物形象背后隐含的社会价值,我们选择“西厢记”系列中具有代表性的作品——王实甫本《崔莺莺待月西厢记》为主要考察对象,借以避免视角分散问题出现的可能性。

《西厢记》中的“情境环境”

王实甫本《西厢记》自一开篇就塑造了一个比较封闭的“情境环境”——普救寺。普救寺并非是简单的故事发生地,而是“情境中的环境”, 给接下来的故事提供了一个非常有意味的“包围”图景。

众所周知,普救寺作为一所佛寺,其基础人员都是男性——寺庙中皆为男性僧人。而崔氏母女寄居普救寺,很显然就处在了一个纯然的男性世界当中,这还不算,崔氏母女之所以来到相国寺,是因为崔相国谢世——也就是说,崔家上下,是没有男丁的女性家族,一群女性,要么待字闺中,要么孀居守寡,而同时又处在全部由男性构成的普救寺中,这恰恰让几位女眷居住的相国家苑变成了处在男性世界中的孤岛。

普救寺的包围之外,对崔家母女的包围之势,还有更强势、也更充满敌意的一种,即为孙飞虎的包围。孙飞虎的出现,对包括崔家母女在内的普救寺全体形成了一种“包围”之势,而在这种“包围”之势中,孙飞虎对普救寺的态度,并不为开疆拓土,也不为抢立军功,更不为执行君命,只是为了一个目的:强取豪夺崔莺莺——夺偶。

而当夺偶变成孙飞虎的目的,这时的对立双方,其实正是由孙飞虎所代表的男性力量和由崔莺莺代表的女性力量,面对强势围困,代表女性力量的崔氏母女只能是刀俎上的鱼肉,即便是主动突围,也只能将自己作为祭品,让能够胜过孙飞虎者占有自己,才有可能脱困——而这胜者,显然又是男性。

面对这样的困局,张君瑞对崔氏母女的拯救,目的性也就极为明显,正如王本《西厢记》所记,当普救寺方丈在墙头高喊“有退兵之策的,倒陪房奁,断送莺莺与他为妻”之后,张君瑞立刻出现,进而进献退兵之策,借白马将军之力,最终成功俘获孙飞虎,从而解救崔氏母女,进而有了娶崔莺莺为妻的资本。

于是,张君瑞的选择是渗入崔家母女的女性世界,改变其构成生态,最终完成功名利禄与妻妾成群的未来指向。就此,崔氏母女无论是面对普救寺的群体环境,还是面对孙飞虎的强力入侵,以及张君瑞的渐趋渗透,都处于一种被动的、被包围的境地。

值得再度斟酌的是,一方面,张君瑞是《西厢记》中对崔氏母女集团的渗透者,另一方面,在这场男女力量的攻防战斗中,他也是中间的主动者。这样立论,是因为在作者设置的戏剧动作推进中,张生尽管波澜不惊,但依然采取了如下关键性行动:

张生对崔莺莺展开追求,有着丰富的社会内涵。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崔莺莺不仅是一个普通的游春少女,而且是相国子嗣,她所在的普救寺与当年崔相国曾有结缘——虽说相国已逝,但余力仍在,若非如此,崔莺莺也不至于与郑尚书家联姻;因此,张生遇见崔莺莺并对其展开追求,一方面固然是因色而生,另一方面,也是在追求崔莺莺背后的社会资源;那么,张君瑞有没有获得崔莺莺背后的社会资源呢?答案是显然的——张君瑞娶了崔莺莺之后,进京赶考,遂取了状元头名;相府不取白衣女婿——这背后的深意,不言自明。

张君瑞的第二个主动行动,在于对红娘的拉拢和讨好。在习见的《西厢记》读解中,红娘是张生和崔莺莺之间的媒人,在戏剧动作推进中,红娘的角色作用非常大,具体表现为她对张崔之恋的极力撮合。在这样的撮合当中,鉴于失身的是崔莺莺,失败的是崔母,得到好处的是张生,与其说她站在崔莺莺这边,不如说,她站在张生那边——

红娘对张生的偏向,一方面有其自身的立场原因,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张生对红娘的讨好,而讨好红娘的结果,就是在张崔攻防大战中,拉拢了关键性的力量,旧时的官家小姐,每日里身居闺房,父母都难以贴心,唯一能够心心相印的,恰恰就是身边的丫鬟,因此,小姐与丫鬟之间的情感,既有主仆之谊,又有姐妹深情,是同渡寂寞、共处凄凉的患难者,由此,丫鬟对于小姐的重要性可见一斑。那么,取得了丫鬟红娘的信任和偏爱,就是取得了攻防战斗中的大部分胜算——张生此举,不但不迂,而且充满了谋略。

在张崔攻防的“战斗”中,如果说张生是攻城者,崔莺莺是心有所属的待嫁者,红娘是偏向张生的送信者,那么,崔母就是在这场战斗中最坚定的护卫者——从她严管女儿抛头露面,到她制止女儿嫁给张生,最后还要逼迫张生去往京城投考功名,无不体现她的护卫者立场。

崔母为何要如此坚定?她护卫的究竟是什么?在这场攻防之战中,与其说她护卫的是女儿崔莺莺,不妨说,她护卫的是封建王朝之下,女性得以安身立命的最高筹码:在封建的纲常规范之下,女性地位的有效性与稳固性。在其时的历史背景下,贵族女性只有完璧之身,才能合理、合法、合乎身份地嫁入门当户对之家,而崔莺莺一旦失身,就失去了在纲常社会之下的合理性,也就配不上相府门楣,更配不上与相府门当户对的家族门第了,因此,崔母守护的目的是为了让崔莺莺拥有足够的价值——更进一步,让有价值的崔莺莺,将失去男丁、渐趋没落的相府,带入可持续发展的境地中去。

就此,崔母的目的张生多少也是了解的,因此,张生的进一步攻势就是让崔母的目的落空,让崔莺莺的待价而沽的资本消失,于是,他采取了进一步行动,待月西厢,男欢女爱,崔莺莺吃了禁果,能够嫁入豪门的资本就此消失,因此,崔母的守卫以失败告终。《西厢记》中的女性图景

在男性世界的环绕下,崔家母女主仆也就成了男性海洋中的女性孤岛,呈现出极有意味的图景。

从人物形象来说,红娘应是一个充满血肉、活色生香的角色,然而,从社会学的角度,从《西厢记》中的女性世界中看来,红娘则显现了一种形象的投机性。

从现状中,红娘的形象呈现出这几种类型:首先是身份从属者。身份的从属者是红娘最初的、也是一以贯之的形象。她作为奴仆属于崔府,作为丫鬟从于崔莺莺。除了身份的从属之外,她也是崔莺莺的同甘共苦者。封建时期的相府千金生活虽安逸富贵,但却是寂寞无聊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她们身边的陪伴者也就只有丫鬟——丫鬟的生活环境与小姐大致无二,某种程度上成了共度寂寞生活的同伴,同时也是寂寞生活的共难者,这一层身份,使得身为丫鬟的红娘与崔莺莺的关系超越了单纯的主仆关系。

除此之外,当张君瑞与崔莺莺的爱情发生之后,红娘进入到两人的爱情空间,则又多了一层身份,即崔莺莺的秘密同谋者。在王本《西厢记》中,崔莺莺与张君瑞初见,两心即交好,而正在情感暧昧之际,是红娘主动与崔莺莺提及张君瑞,崔莺莺的反应却是:“红娘,休对夫人说。”这时候,红娘、崔莺莺两人就开始有了共同的秘密。接下来,在红娘的努力推动下,秘密越来越大,红娘的参与也越来越深,在这样的情况下,红娘与崔莺莺、张生都是秘密的同谋者了。

观察红娘在《西厢记》中的身份变化,我们不难推断,基于这样基础下红娘的未来,还应有如下几种形象的延伸:

首先是资源的共享者。根据上文的最后落笔,红娘、张生、崔莺莺同谋之后即为盟友,既然是盟友,就处于同一阵营,而在这一阵营中,首功应属红娘,因此,红娘会进而成为崔莺莺的资源共享者。共享的资源就是张生。旧时社会,陪同小姐一同出嫁的丫鬟也可称之为陪房,所谓陪房,一方面是丫鬟,侍奉小姐和姑爷,另一方面,也充当姑爷的侍妾。而当丫鬟变成陪房、奴仆变成侍妾,其家庭地位也将发生至关重要的变化——从地位、财富、话语权等种种方面都得到了提高。

就此来看,在崔莺莺还没有打定主意要与张生私定终身的时候,红娘很可能就已经“物色”了张生,她为崔莺莺牵线的同时,其实也是在为自己牵线,牵线成功,就能顺利地以“功臣”的身份,合理、合法地共享资源,从而完成身份地位的提高和转变。

但当这样的共享开始出现的时候,红娘与崔莺莺的关系也发生变化,红娘从从属者、患难者、共谋者乃至共享者,最后一跃而成崔莺莺有限范畴内的资源争夺者,而这很可能就是红娘早先潜意识中的一种目的指向,争夺男性之宠爱、相府之资源,乃至争夺话语权力,倘若能够得到一男半女,则更是母凭子贵一跃龙门。

一旦如此,则很有可能会加剧崔莺莺的危机处境,争夺者若是不加以控制,则会造成进一步的情境发展,从而导致红娘进入一种可能的极端处境:成为犯禁的被驱逐者。

但不论结局怎样,在这样的身份形象变化过程中,红娘的获利是显而易见的——文章到此,并不是将《西厢记》作为事实来分析其中的人物心理,而在于,在人物塑造和发展推测中,找到作者写作的社会学依据,由此看到特定历史时期中,创作者对某一特定人物的社会想象及其背后的生成环境。

红娘的生存环境,无疑是其时社会奴仆的命运,必须通过步步为营的算计和投机才能得到改变。在同样的社会环境中,崔莺莺也呈现出与传统文本解读不一样的色彩——鸡肋。

之所以说崔莺莺是鸡肋,主要原因在于她的价值在日渐损耗,而崔莺莺的价值贬值又源于她的失节,但这里所指的失节,并非简单地失去处子之身的贞洁,而在于在这场男女之间、张崔之间的攻防大战中,她从举棋不定,到轻易受诱,乃至半推半就,最后倒戈相向的态度。崔莺莺的态度表现出她在这场“战役”中并没有站在应属的阵营中,甚至是走向对立面。她的失节,一方面固然是对自我情感的追求,另一方面是对家门尊严的背叛。失洁的女性不再高贵,而背叛家门的闺秀,也同样不再高贵。

那么,这样的女性,若为妻子,对于张君瑞们来说就如同鸡肋了:

但张君瑞们还是娶了崔莺莺,有两个原因使然,第一,崔莺莺的失节主要是为了张生;第二,对于张君瑞来说,娶了崔莺莺不仅是娶得一个妻子,同时也享受了崔莺莺家门的社会资源,甚至转而成为崔府家门的男主人,何乐而不为?

因此,尽管为心头疙瘩,但依然要娶,尽管食之无味,但依然弃之可惜,对于张君瑞来说,崔莺莺可不就是鸡肋嘛!

而对崔莺莺们来说,她们的价值贬值也体现了自为“鸡肋”的色彩。抛去爱情的美满,从社会处境来说,崔莺莺的失节为她带来的是选择权和主导权的失却。失节之后,摆在她面前的道路只有几种狭窄的可能性:第一,嫁予张生。但若张生不娶,那又如何?这便只能有第二种可能,随便下嫁他人。但崔莺莺的身份地位,又不允许她嫁给寻常百姓,贵胄王室又绝不会接受失节的妇女。于是,等待崔莺莺的便有了第三种结局:出家,甚至是自尽。

一个原本可以成为诰命的千金小姐,也就只能是非张君瑞不能嫁、无法嫁,这正是“鸡肋”的处境了。

在崔府的女性图景中,老夫人作为红娘、张生、崔莺莺的对立面,是崔张爱情的最大阻碍。而从最后的战斗结果看来,张生获益,抱得美人归,还高中状元;红娘获益,因她成为功臣,翻身指日可待;崔莺莺获益,她收获了自己的爱情——而老夫人,则是没有任何收益,甚至赔出了手上最大的筹码,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张生的出现打破了崔母的计划和如意算盘。他以白衣秀士的身份赢得了崔莺莺的垂青,而他之后的步步追求更使得崔莺莺欲罢不能,甚而月下私会,乃至木已成舟。崔莺莺与张生的私定终身,无疑让崔母待价而沽的资本大打折扣,甚至完全变主动为被动,原来的筹码不见了,失去了崔莺莺的处子之身,也就失去了崔府日后继续兴旺的可能性。于是,崔母的决定就只能是无奈的妥协。为了挽救崔莺莺的命运,早早成亲,好过于被始乱终弃;然而,崔母虽然妥协,但妥协之外也有最后的防线,那就是:崔府不招白衣秀士。

这条防线看起来是对崔张二人爱情的再度阻挠,其实也是崔母万般无奈的权宜之策:倘若真让没有功名的张生入主崔府,那么,崔府没有命官在朝,其未来势必是大厦将倾,只有让张生取得功名,才能勉强恢复官家门楣,也算得上是一种失策后的补救。再之,张生这番应考,也不再以无名之辈的身份去往京师,而是以相府未来的女婿前去应考,崔府此时尚未没落,多少也能有些帮助,待张生取得功名,于崔莺莺来说,能够嫁予官宦,于崔府来说,也算得上光耀门楣,就此,也就称得上圆满了。崔母的算盘如此,也是无可奈何之下的补救了。

就此,崔府的女性图景,一为投机,察言观色取机会,一为鸡肋,食之无味弃可惜,一为败者,无可奈何妥协去,她们无论身份如何、地位如何,都是男权社会下的被动者和弱者。

《西厢记》与社会想象

通过以上论述,可见,《西厢记》中的社会想象,与当年元稹的《会真记》依然一脉相承,其中传达的社会意志,依然是强势的男权对弱势女权的进攻和占有。而在这一场社会想象中,女性世界处于全面的落败地位,男性尽管贫穷,却是强者,女性尽管富贵,却是弱者。

《西厢记》中女性世界的落败,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落败的彻底性。在这场攻防之战中,大获全胜的当属贫弱男子张生,他名利双收,美人在怀,而女性世界中,上至崔母的失败,再到崔莺莺的倒戈,乃至红娘的投机,都沦陷到强势的男性世界当中,成为男性的附庸者和妥协者。

第二,落败的连续性。关于崔莺莺故事,王本《西厢记》并非首创,唐传奇已有元稹《会真记》(一说《莺莺传》)为原型,而从《会真记》到诸宫调董《西厢》乃至王本《西厢记》,都隐含了女性落败的结局,《会真记》中,崔莺莺被始乱终弃,哀婉凄切,董《西厢》中,张生光耀门楣,而崔母、郑恒(依附崔母)等人都拜谢不迭,而《西厢记》中,张生同为大获全胜;由此,从崔莺莺故事开始,到崔莺莺故事定型,其一以贯之的连贯脉络,即为张生代表的男性力量的胜利和崔母代表的女性力量的落败。

第三,落败的认同感。习见中,人们对《西厢记》的解读从表面情节来看,都是对张生等人的褒扬和对崔母的贬斥,张崔红三人表现出对封建压迫的反抗而成为被歌颂的代表,崔母作为封建力量的代表则成为被奚落嘲弄的对象。本文提及此,目的不在于否定这种习见的解读,而在于指出人们对这种解读的广泛认同基础,那就是对女性落败的认同感。面对强势男性力量,女性若不屈从,就如崔母一般,无论富贵与否,最终都是自取其辱。此类认同感,是隐然存在于社会习见当中的。

由此,从文本内容、历史轨迹和当下习见来看,《西厢记》中的女性作为富贵的弱者,是全面地落败了。尽管《西厢记》展现了特定历史时期的、对社会制度的反抗意志,但究其背后的社会学意义来说,这种反抗意志是有限的。

首先,从显性情节上,张生与崔莺莺冲破礼教,敢于自由追求爱情,敢于反抗代表权威的崔母,从人物行动线上看,有其反封建的行动性,但实际上并不这么简单。无论是《会真记》,还是董本《西厢》,还是王本《西厢记》,都提到了两处很重要的信息,即张君瑞的出身和结局。在三版记述中,张君瑞都是宦门出身,只是家道没落,才“书剑飘零”,而其结局都是获得功名利禄,重归社会等级的上层。假如张生不是宦门出身呢?假如张生自始至终只是一介布衣,那么,他的求爱之旅会坦荡吗?崔莺莺的结局会圆满吗?所以,张生的宦门出身,以及他之后的及第结局,恰恰强化了封建礼法的秩序,这是礼法的最后防线,最终,张生借助科举摆脱了白衣秀士的身份,从而以合理合法的身份进入宦门阶层,就此,张崔二人还是走向了门当户对、阶级相接。

由此,张崔二人与礼法秩序之间的对立及其反抗精神是有限的,是权宜之计,不是毫不妥协,是带着观望的姿态参与博弈,而不是怒触不周的玉石俱焚。

其次,《西厢记》中提到了青年男女对爱情追求的自主与主动,但这种自主与主动也同样是有限的。

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在《西厢记》的情境环境中,张君瑞与崔莺莺都是处于有限的选择环境当中。

正如我们前面所说,故事的情境环境发生在普救寺。普救寺中,除了崔相国一门,还有寄居寺中的张君瑞,其他都是男性僧人,在这样的环境中,无论是张生还是崔莺莺,所能选择的也就只有对方了。换言之,若是此时在普救寺中的不是崔小姐,而是李小姐,张君瑞未尝不会动心,反过来,若是此时在普救寺的不是张生,而是王生,崔莺莺也未尝不会青眼向之——旧时封建社会,未婚男女相见本来就是难上加难,因此,一见钟情故事的心理依据,往往不是爱情,而是对新事物的向往,以及男女青春的冲动。因此,张崔二人所谓的自由与自主,其实是在一个被动的大环境下的有限主动。

再之,在某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礼法越是森严,越是谈及爱情,越显反抗精神之强悍,但中国的森严礼法时期,一则在宋,一则在明,恰恰是王实甫所处的宋明之间的元朝,儒礼非但不那么森严,更在社会秩序中处于“下九流”的位置——没有了高压的礼教环境,而去谈论爱情,其中的精神指向的是反抗,还是传奇,就不言而喻了。

反而是同期的《窦娥冤》与后期的《牡丹亭》,一则因为直面社会现状的不公,一则因为敢于谈“情”的“一往而深”,才更显反抗精神的不屈了。

最后,《西厢记》中,对情色与暧昧的强调,暴露的恰是社会陋习。

《西厢记》的文辞之美,足以令人惊叹,但在文辞之间,隐含了部分旧时闺园中的暧昧情思,也应引人注意。

文辞如下所示:

“小生到得卧房内,和姐姐解带脱衣,颠鸾倒凤,同谐鱼水之欢,共效于飞之愿。觑他云鬟低坠,星眼微朦,被翻翡翠,袜绣鸳鸯。不知性命何如?”

“绣鞋儿刚半拆,柳腰儿勾一搦,羞答答不肯把头抬,只将鸳枕捱。云鬟仿佛坠金钗,偏宜髟狄髻儿歪。”

“我这里软玉温香抱满怀。呀,阮肇到天台,春至人间花弄色。将柳腰款摆,花心轻拆,露滴牡丹开。”

“春意透酥胸,春色横眉黛,贱却人间玉帛。杏脸桃腮,乘着月色,娇滴滴越显得红白。”

以上所摘录来自王本《西厢记》,可解读出以下几类意义:

第一,暗示张生目的。在男女相见的青春冲动下,张生首先表明的并不是女嫁男娶,而是希望“同谐鱼水之欢”,这样文辞,虽不能说明张生完整目的,但也能说明部分心理内容。

第二,强调床笫情状。王本文辞,精妙得实在精彩,以比喻、通感等修辞手法如词曲,将原本床笫的肉欲,变为诗意盎然的暗示,美感增加,却更形象,情色之态,可见一斑。

第三,暴露社会取向。之所以会在曲辞中出现这么多性行为的描述,实不是因为这些描述必不可少,就审美体验来说,将这部分作为后台处理,也并不影响整部作品的动作推进,但为什么要把床笫之事置于前台?很明显的一点是,观众乐于观看、欣赏此类行为,此类描述,不仅在《西厢记》中存在,到了明朝,依然大范围存在于通俗小说当中,由此,情色香艳之状,实乃世俗文学中隐藏的一股暗流,乃至明《金瓶梅》,则将此类暗流恣意描摹,使之香艳指向汹涌而来,化为淫欲——这也无怪,为何《西厢记》在明清时期仍属色情禁书了。

类似于此类暧昧情色的指向,恰因为有受众土壤才会愈加强化,由此,《西厢记》的情色指向实则暴露了社会的情色取向。

因此,王本《西厢记》在社会学意义下并不能算作反抗封建礼教的震宇之作,而其内涵,恰体现了王实甫乃至其后很长的一段历史时间里,社会意志对女性图景的认知以及男权社会的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