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部经典，《西厢记》在诸多角度都有可供人们挖掘、读解、研究的空间，而本文的观测视角集中于人物形象，《西厢记》中的人物形象塑造实际上是创作者在一定社会背景下的想象结果，是一部社会意志和作家意志共同合力为之的结果。本文的主旨并不在于对《西厢记》流变的历史考证，而在于《西厢记》人物形象背后隐含的社会价值，我们选择“西厢记”系列中具有代表性的作品——王实甫本《崔莺莺待月西厢记》为主要考察对象，借以避免视角分散问题出现的可能性。
《西厢记》中的“情境环境”
王实甫本《西厢记》自一开篇就塑造了一个比较封闭的“情境环境”——普救寺。普救寺并非是简单的故事发生地，而是“情境中的环境”, 给接下来的故事提供了一个非常有意味的“包围”图景。
众所周知，普救寺作为一所佛寺，其基础人员都是男性——寺庙中皆为男性僧人。而崔氏母女寄居普救寺，很显然就处在了一个纯然的男性世界当中，这还不算，崔氏母女之所以来到相国寺，是因为崔相国谢世——也就是说，崔家上下，是没有男丁的女性家族，一群女性，要么待字闺中，要么孀居守寡，而同时又处在全部由男性构成的普救寺中，这恰恰让几位女眷居住的相国家苑变成了处在男性世界中的孤岛。
普救寺的包围之外，对崔家母女的包围之势，还有更强势、也更充满敌意的一种，即为孙飞虎的包围。孙飞虎的出现，对包括崔家母女在内的普救寺全体形成了一种“包围”之势，而在这种“包围”之势中，孙飞虎对普救寺的态度，并不为开疆拓土，也不为抢立军功，更不为执行君命，只是为了一个目的：强取豪夺崔莺莺——夺偶。
而当夺偶变成孙飞虎的目的，这时的对立双方，其实正是由孙飞虎所代表的男性力量和由崔莺莺代表的女性力量，面对强势围困，代表女性力量的崔氏母女只能是刀俎上的鱼肉，即便是主动突围，也只能将自己作为祭品，让能够胜过孙飞虎者占有自己，才有可能脱困——而这胜者，显然又是男性。
面对这样的困局，张君瑞对崔氏母女的拯救，目的性也就极为明显，正如王本《西厢记》所记，当普救寺方丈在墙头高喊“有退兵之策的，倒陪房奁，断送莺莺与他为妻”之后，张君瑞立刻出现，进而进献退兵之策，借白马将军之力，最终成功俘获孙飞虎，从而解救崔氏母女，进而有了娶崔莺莺为妻的资本。
于是，张君瑞的选择是渗入崔家母女的女性世界，改变其构成生态，最终完成功名利禄与妻妾成群的未来指向。就此，崔氏母女无论是面对普救寺的群体环境，还是面对孙飞虎的强力入侵，以及张君瑞的渐趋渗透，都处于一种被动的、被包围的境地。
值得再度斟酌的是，一方面，张君瑞是《西厢记》中对崔氏母女集团的渗透者，另一方面，在这场男女力量的攻防战斗中，他也是中间的主动者。这样立论，是因为在作者设置的戏剧动作推进中，张生尽管波澜不惊，但依然采取了如下关键性行动：
张生对崔莺莺展开追求，有着丰富的社会内涵。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崔莺莺不仅是一个普通的游春少女，而且是相国子嗣，她所在的普救寺与当年崔相国曾有结缘——虽说相国已逝，但余力仍在，若非如此，崔莺莺也不至于与郑尚书家联姻；因此，张生遇见崔莺莺并对其展开追求，一方面固然是因色而生，另一方面，也是在追求崔莺莺背后的社会资源；那么，张君瑞有没有获得崔莺莺背后的社会资源呢？答案是显然的——张君瑞娶了崔莺莺之后，进京赶考，遂取了状元头名；相府不取白衣女婿——这背后的深意，不言自明。
张君瑞的第二个主动行动，在于对红娘的拉拢和讨好。在习见的《西厢记》读解中，红娘是张生和崔莺莺之间的媒人，在戏剧动作推进中，红娘的角色作用非常大，具体表现为她对张崔之恋的极力撮合。在这样的撮合当中，鉴于失身的是崔莺莺，失败的是崔母，得到好处的是张生，与其说她站在崔莺莺这边，不如说，她站在张生那边——
红娘对张生的偏向，一方面有其自身的立场原因，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张生对红娘的讨好，而讨好红娘的结果，就是在张崔攻防大战中，拉拢了关键性的力量，旧时的官家小姐，每日里身居闺房，父母都难以贴心，唯一能够心心相印的，恰恰就是身边的丫鬟，因此，小姐与丫鬟之间的情感，既有主仆之谊，又有姐妹深情，是同渡寂寞、共处凄凉的患难者，由此，丫鬟对于小姐的重要性可见一斑。那么，取得了丫鬟红娘的信任和偏爱，就是取得了攻防战斗中的大部分胜算——张生此举，不但不迂，而且充满了谋略。
在张崔攻防的“战斗”中，如果说张生是攻城者，崔莺莺是心有所属的待嫁者，红娘是偏向张生的送信者，那么，崔母就是在这场战斗中最坚定的护卫者——从她严管女儿抛头露面，到她制止女儿嫁给张生，最后还要逼迫张生去往京城投考功名，无不体现她的护卫者立场。
崔母为何要如此坚定？她护卫的究竟是什么？在这场攻防之战中，与其说她护卫的是女儿崔莺莺，不妨说，她护卫的是封建王朝之下，女性得以安身立命的最高筹码：在封建的纲常规范之下，女性地位的有效性与稳固性。在其时的历史背景下，贵族女性只有完璧之身，才能合理、合法、合乎身份地嫁入门当户对之家，而崔莺莺一旦失身，就失去了在纲常社会之下的合理性，也就配不上相府门楣，更配不上与相府门当户对的家族门第了，因此，崔母守护的目的是为了让崔莺莺拥有足够的价值——更进一步，让有价值的崔莺莺，将失去男丁、渐趋没落的相府，带入可持续发展的境地中去。
就此，崔母的目的张生多少也是了解的，因此，张生的进一步攻势就是让崔母的目的落空，让崔莺莺的待价而沽的资本消失，于是，他采取了进一步行动，待月西厢，男欢女爱，崔莺莺吃了禁果，能够嫁入豪门的资本就此消失，因此，崔母的守卫以失败告终。《西厢记》中的女性图景
在男性世界的环绕下，崔家母女主仆也就成了男性海洋中的女性孤岛，呈现出极有意味的图景。
从人物形象来说，红娘应是一个充满血肉、活色生香的角色，然而，从社会学的角度，从《西厢记》中的女性世界中看来，红娘则显现了一种形象的投机性。
从现状中，红娘的形象呈现出这几种类型：首先是身份从属者。身份的从属者是红娘最初的、也是一以贯之的形象。她作为奴仆属于崔府，作为丫鬟从于崔莺莺。除了身份的从属之外，她也是崔莺莺的同甘共苦者。封建时期的相府千金生活虽安逸富贵，但却是寂寞无聊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她们身边的陪伴者也就只有丫鬟——丫鬟的生活环境与小姐大致无二，某种程度上成了共度寂寞生活的同伴，同时也是寂寞生活的共难者，这一层身份，使得身为丫鬟的红娘与崔莺莺的关系超越了单纯的主仆关系。
除此之外，当张君瑞与崔莺莺的爱情发生之后，红娘进入到两人的爱情空间，则又多了一层身份，即崔莺莺的秘密同谋者。在王本《西厢记》中，崔莺莺与张君瑞初见，两心即交好，而正在情感暧昧之际，是红娘主动与崔莺莺提及张君瑞，崔莺莺的反应却是：“红娘，休对夫人说。”这时候，红娘、崔莺莺两人就开始有了共同的秘密。接下来，在红娘的努力推动下，秘密越来越大，红娘的参与也越来越深，在这样的情况下，红娘与崔莺莺、张生都是秘密的同谋者了。
观察红娘在《西厢记》中的身份变化，我们不难推断，基于这样基础下红娘的未来，还应有如下几种形象的延伸：
首先是资源的共享者。根据上文的最后落笔，红娘、张生、崔莺莺同谋之后即为盟友，既然是盟友，就处于同一阵营，而在这一阵营中，首功应属红娘，因此，红娘会进而成为崔莺莺的资源共享者。共享的资源就是张生。旧时社会，陪同小姐一同出嫁的丫鬟也可称之为陪房，所谓陪房，一方面是丫鬟，侍奉小姐和姑爷，另一方面，也充当姑爷的侍妾。而当丫鬟变成陪房、奴仆变成侍妾，其家庭地位也将发生至关重要的变化——从地位、财富、话语权等种种方面都得到了提高。
就此来看，在崔莺莺还没有打定主意要与张生私定终身的时候，红娘很可能就已经“物色”了张生，她为崔莺莺牵线的同时，其实也是在为自己牵线，牵线成功，就能顺利地以“功臣”的身份，合理、合法地共享资源，从而完成身份地位的提高和转变。
但当这样的共享开始出现的时候，红娘与崔莺莺的关系也发生变化，红娘从从属者、患难者、共谋者乃至共享者，最后一跃而成崔莺莺有限范畴内的资源争夺者，而这很可能就是红娘早先潜意识中的一种目的指向，争夺男性之宠爱、相府之资源，乃至争夺话语权力，倘若能够得到一男半女，则更是母凭子贵一跃龙门。
一旦如此，则很有可能会加剧崔莺莺的危机处境，争夺者若是不加以控制，则会造成进一步的情境发展，从而导致红娘进入一种可能的极端处境：成为犯禁的被驱逐者。
但不论结局怎样，在这样的身份形象变化过程中，红娘的获利是显而易见的——文章到此，并不是将《西厢记》作为事实来分析其中的人物心理，而在于，在人物塑造和发展推测中，找到作者写作的社会学依据，由此看到特定历史时期中，创作者对某一特定人物的社会想象及其背后的生成环境。
红娘的生存环境，无疑是其时社会奴仆的命运，必须通过步步为营的算计和投机才能得到改变。在同样的社会环境中，崔莺莺也呈现出与传统文本解读不一样的色彩——鸡肋。
之所以说崔莺莺是鸡肋，主要原因在于她的价值在日渐损耗，而崔莺莺的价值贬值又源于她的失节，但这里所指的失节，并非简单地失去处子之身的贞洁，而在于在这场男女之间、张崔之间的攻防大战中，她从举棋不定，到轻易受诱，乃至半推半就，最后倒戈相向的态度。崔莺莺的态度表现出她在这场“战役”中并没有站在应属的阵营中，甚至是走向对立面。她的失节，一方面固然是对自我情感的追求，另一方面是对家门尊严的背叛。失洁的女性不再高贵，而背叛家门的闺秀，也同样不再高贵。
那么，这样的女性，若为妻子，对于张君瑞们来说就如同鸡肋了：
但张君瑞们还是娶了崔莺莺，有两个原因使然，第一，崔莺莺的失节主要是为了张生；第二，对于张君瑞来说，娶了崔莺莺不仅是娶得一个妻子，同时也享受了崔莺莺家门的社会资源，甚至转而成为崔府家门的男主人，何乐而不为？
因此，尽管为心头疙瘩，但依然要娶，尽管食之无味，但依然弃之可惜，对于张君瑞来说，崔莺莺可不就是鸡肋嘛！
而对崔莺莺们来说，她们的价值贬值也体现了自为“鸡肋”的色彩。抛去爱情的美满，从社会处境来说，崔莺莺的失节为她带来的是选择权和主导权的失却。失节之后，摆在她面前的道路只有几种狭窄的可能性：第一，嫁予张生。但若张生不娶，那又如何？这便只能有第二种可能，随便下嫁他人。但崔莺莺的身份地位，又不允许她嫁给寻常百姓，贵胄王室又绝不会接受失节的妇女。于是，等待崔莺莺的便有了第三种结局：出家，甚至是自尽。
一个原本可以成为诰命的千金小姐，也就只能是非张君瑞不能嫁、无法嫁，这正是“鸡肋”的处境了。
在崔府的女性图景中，老夫人作为红娘、张生、崔莺莺的对立面，是崔张爱情的最大阻碍。而从最后的战斗结果看来，张生获益，抱得美人归，还高中状元；红娘获益，因她成为功臣，翻身指日可待；崔莺莺获益，她收获了自己的爱情——而老夫人，则是没有任何收益，甚至赔出了手上最大的筹码，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张生的出现打破了崔母的计划和如意算盘。他以白衣秀士的身份赢得了崔莺莺的垂青，而他之后的步步追求更使得崔莺莺欲罢不能，甚而月下私会，乃至木已成舟。崔莺莺与张生的私定终身，无疑让崔母待价而沽的资本大打折扣，甚至完全变主动为被动，原来的筹码不见了，失去了崔莺莺的处子之身，也就失去了崔府日后继续兴旺的可能性。于是，崔母的决定就只能是无奈的妥协。为了挽救崔莺莺的命运，早早成亲，好过于被始乱终弃；然而，崔母虽然妥协，但妥协之外也有最后的防线，那就是：崔府不招白衣秀士。
这条防线看起来是对崔张二人爱情的再度阻挠，其实也是崔母万般无奈的权宜之策：倘若真让没有功名的张生入主崔府，那么，崔府没有命官在朝，其未来势必是大厦将倾，只有让张生取得功名，才能勉强恢复官家门楣，也算得上是一种失策后的补救。再之，张生这番应考，也不再以无名之辈的身份去往京师，而是以相府未来的女婿前去应考，崔府此时尚未没落，多少也能有些帮助，待张生取得功名，于崔莺莺来说，能够嫁予官宦，于崔府来说，也算得上光耀门楣，就此，也就称得上圆满了。崔母的算盘如此，也是无可奈何之下的补救了。
就此，崔府的女性图景，一为投机，察言观色取机会，一为鸡肋，食之无味弃可惜，一为败者，无可奈何妥协去，她们无论身份如何、地位如何，都是男权社会下的被动者和弱者。
《西厢记》与社会想象
通过以上论述，可见，《西厢记》中的社会想象，与当年元稹的《会真记》依然一脉相承，其中传达的社会意志，依然是强势的男权对弱势女权的进攻和占有。而在这一场社会想象中，女性世界处于全面的落败地位，男性尽管贫穷，却是强者，女性尽管富贵，却是弱者。
《西厢记》中女性世界的落败，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落败的彻底性。在这场攻防之战中，大获全胜的当属贫弱男子张生，他名利双收，美人在怀，而女性世界中，上至崔母的失败，再到崔莺莺的倒戈，乃至红娘的投机，都沦陷到强势的男性世界当中，成为男性的附庸者和妥协者。
第二，落败的连续性。关于崔莺莺故事，王本《西厢记》并非首创，唐传奇已有元稹《会真记》（一说《莺莺传》）为原型，而从《会真记》到诸宫调董《西厢》乃至王本《西厢记》，都隐含了女性落败的结局，《会真记》中，崔莺莺被始乱终弃，哀婉凄切，董《西厢》中，张生光耀门楣，而崔母、郑恒（依附崔母）等人都拜谢不迭，而《西厢记》中，张生同为大获全胜；由此，从崔莺莺故事开始，到崔莺莺故事定型，其一以贯之的连贯脉络，即为张生代表的男性力量的胜利和崔母代表的女性力量的落败。
第三，落败的认同感。习见中，人们对《西厢记》的解读从表面情节来看，都是对张生等人的褒扬和对崔母的贬斥，张崔红三人表现出对封建压迫的反抗而成为被歌颂的代表，崔母作为封建力量的代表则成为被奚落嘲弄的对象。本文提及此，目的不在于否定这种习见的解读，而在于指出人们对这种解读的广泛认同基础，那就是对女性落败的认同感。面对强势男性力量，女性若不屈从，就如崔母一般，无论富贵与否，最终都是自取其辱。此类认同感，是隐然存在于社会习见当中的。
由此，从文本内容、历史轨迹和当下习见来看，《西厢记》中的女性作为富贵的弱者，是全面地落败了。尽管《西厢记》展现了特定历史时期的、对社会制度的反抗意志，但究其背后的社会学意义来说，这种反抗意志是有限的。
首先，从显性情节上，张生与崔莺莺冲破礼教，敢于自由追求爱情，敢于反抗代表权威的崔母，从人物行动线上看，有其反封建的行动性，但实际上并不这么简单。无论是《会真记》，还是董本《西厢》，还是王本《西厢记》，都提到了两处很重要的信息，即张君瑞的出身和结局。在三版记述中，张君瑞都是宦门出身，只是家道没落，才“书剑飘零”，而其结局都是获得功名利禄，重归社会等级的上层。假如张生不是宦门出身呢？假如张生自始至终只是一介布衣，那么，他的求爱之旅会坦荡吗？崔莺莺的结局会圆满吗？所以，张生的宦门出身，以及他之后的及第结局，恰恰强化了封建礼法的秩序，这是礼法的最后防线，最终，张生借助科举摆脱了白衣秀士的身份，从而以合理合法的身份进入宦门阶层，就此，张崔二人还是走向了门当户对、阶级相接。
由此，张崔二人与礼法秩序之间的对立及其反抗精神是有限的，是权宜之计，不是毫不妥协，是带着观望的姿态参与博弈，而不是怒触不周的玉石俱焚。
其次，《西厢记》中提到了青年男女对爱情追求的自主与主动，但这种自主与主动也同样是有限的。
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在《西厢记》的情境环境中，张君瑞与崔莺莺都是处于有限的选择环境当中。
正如我们前面所说，故事的情境环境发生在普救寺。普救寺中，除了崔相国一门，还有寄居寺中的张君瑞，其他都是男性僧人，在这样的环境中，无论是张生还是崔莺莺，所能选择的也就只有对方了。换言之，若是此时在普救寺中的不是崔小姐，而是李小姐，张君瑞未尝不会动心，反过来，若是此时在普救寺的不是张生，而是王生，崔莺莺也未尝不会青眼向之——旧时封建社会，未婚男女相见本来就是难上加难，因此，一见钟情故事的心理依据，往往不是爱情，而是对新事物的向往，以及男女青春的冲动。因此，张崔二人所谓的自由与自主，其实是在一个被动的大环境下的有限主动。
再之，在某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礼法越是森严，越是谈及爱情，越显反抗精神之强悍，但中国的森严礼法时期，一则在宋，一则在明，恰恰是王实甫所处的宋明之间的元朝，儒礼非但不那么森严，更在社会秩序中处于“下九流”的位置——没有了高压的礼教环境，而去谈论爱情，其中的精神指向的是反抗，还是传奇，就不言而喻了。
反而是同期的《窦娥冤》与后期的《牡丹亭》，一则因为直面社会现状的不公，一则因为敢于谈“情”的“一往而深”，才更显反抗精神的不屈了。
最后，《西厢记》中，对情色与暧昧的强调，暴露的恰是社会陋习。
《西厢记》的文辞之美，足以令人惊叹，但在文辞之间，隐含了部分旧时闺园中的暧昧情思，也应引人注意。
文辞如下所示：
“小生到得卧房内，和姐姐解带脱衣，颠鸾倒凤，同谐鱼水之欢，共效于飞之愿。觑他云鬟低坠，星眼微朦，被翻翡翠，袜绣鸳鸯。不知性命何如？”
“绣鞋儿刚半拆，柳腰儿勾一搦，羞答答不肯把头抬，只将鸳枕捱。云鬟仿佛坠金钗，偏宜髟狄髻儿歪。”
“我这里软玉温香抱满怀。呀，阮肇到天台，春至人间花弄色。将柳腰款摆，花心轻拆，露滴牡丹开。”
“春意透酥胸，春色横眉黛，贱却人间玉帛。杏脸桃腮，乘着月色，娇滴滴越显得红白。”
以上所摘录来自王本《西厢记》，可解读出以下几类意义：
第一，暗示张生目的。在男女相见的青春冲动下，张生首先表明的并不是女嫁男娶，而是希望“同谐鱼水之欢”，这样文辞，虽不能说明张生完整目的，但也能说明部分心理内容。
第二，强调床笫情状。王本文辞，精妙得实在精彩，以比喻、通感等修辞手法如词曲，将原本床笫的肉欲，变为诗意盎然的暗示，美感增加，却更形象，情色之态，可见一斑。
第三，暴露社会取向。之所以会在曲辞中出现这么多性行为的描述，实不是因为这些描述必不可少，就审美体验来说，将这部分作为后台处理，也并不影响整部作品的动作推进，但为什么要把床笫之事置于前台？很明显的一点是，观众乐于观看、欣赏此类行为，此类描述，不仅在《西厢记》中存在，到了明朝，依然大范围存在于通俗小说当中，由此，情色香艳之状，实乃世俗文学中隐藏的一股暗流，乃至明《金瓶梅》，则将此类暗流恣意描摹，使之香艳指向汹涌而来，化为淫欲——这也无怪，为何《西厢记》在明清时期仍属色情禁书了。
类似于此类暧昧情色的指向，恰因为有受众土壤才会愈加强化，由此，《西厢记》的情色指向实则暴露了社会的情色取向。
因此，王本《西厢记》在社会学意义下并不能算作反抗封建礼教的震宇之作，而其内涵，恰体现了王实甫乃至其后很长的一段历史时间里，社会意志对女性图景的认知以及男权社会的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