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部精品”,评论先行—上海市舞台艺术精品创作现

来源:上海艺术家 发布时间:2017-02-16 阅读量:0

上海论坛:打造上海现实题材舞台艺术精品

为进一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市委“深化改革、多措并举,激励创作、鼓励演出,多出精品、多出人才,扎扎实实把上海文艺工作提高到新水平”的指示,积极推进“十三五”期间上海文艺创作“百部精品”的规划实施,继今年3 月上海市舞台艺术精品创作会议做了总体部署之后,6 月25 日至26 日,“上海市舞台艺术精品创作——现实题材作品研发研讨会”召开,由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上海市文化广播影视管理局、上海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和上海市作家协会主办,上海市剧本创作中心承办。

现实题材作品的创作是舞台剧目创作的难点,从选题源头抓起,从剧本创意出发,研讨会的目的在于为上海的舞台艺术创作重点研发研讨一批具有精品气象与潜质的现实题材作品,重视创作选题的研发、孵化与培育,着重表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即改革开放以来积极反映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成就、新创造、新思想、新风尚,鼓励表现上海浦东开发开放、上海“四个中心”及国际文化大都市建设的本土特色题材,鼓励创作“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接地气”“通人心”的优秀时代之作。

八个选题题材丰富,视角新颖,风格多样。有讴歌当代知识分子甘于奉献守望理想的沪剧《敦煌女儿》,反映上海浦东开发开放初期普通百姓感情激荡、观念转变的淮剧《浦东人家》,展现上海都市发展进程中年轻一代“新上海人”奋斗拼搏的沪剧《上海童话》,表现湘西洞庭湖滩采集芦苇妇女劳动和生命之美的舞剧《芦花女》,聚焦城市化进程中乡村留守儿童身心成长的儿童剧《大顺子吼歌》,咏叹乡土作家贾大山朴素人生磊落襟怀的评弹《大山》。上海戏剧界一直期待能够变出新格局、赢得大突破的滑稽戏,这次研发了两个优质选题,可谓双管齐下,耳目一新。其中一部“新都市滑稽戏”《七十二国房客》,似乎有意连接早年上海滑稽戏的经典剧目《七十二家房客》,所不同的是,《七十二家房客》表现的是各个地方的杂色人等在上海市井的生活与摩擦,而《七十二国房客》所呈现的则是高度开放和高度国际化的上海都市中来自不同国家、有着不同肤色的上海新居民之间的相处与融合。一个外国人集中居住的社区,就如同一个小小的“联合国”,这是上海城市发展的新景观,也是城市管理的新问题,非常具有时代性。另一部改编自优秀“百部精品”,评论先行—上海市舞台艺术精品创作现实题材作品研发研讨实录文学作品的新“荒诞滑稽戏”《上海拍卖师》,则试图在浮华百态、悲喜错综的情节跌宕中,以一种不动声色又极具张力的人性悖论和喜剧格调,呼唤经济大潮中不可泯灭的诚信与善良。

上海市文广局艺术总监吴孝明指出,现代题材的创作,不仅是题材选择上的时间界定,更意味着时代精神上的转化创新,此次研讨的八部作品有望能在中国价值、上海气象和现代审美的结合上,在把握上深耕细作,精益求精,取得突破。作为“十三五”期间上海文艺创作“百部精品”的组织策划者之一,中国剧协副主席、上海市剧本创作中心艺术总监罗怀臻说,孵化和培育精品创作必须从选题源头开始,因而,此次研讨会的最大特色就是重视创作选题开发,通过研发研讨将对作品的评论工作前置,通过对作品进行评论研判来引导一度创作和二度创作,从而减少创作过程中不必要的物质投入和精神投入,减少平庸之作,最终创作出精品、高峰之作,在这个运作过程中,上海市剧本创作中心也将完成自己的身份转换和工作转型。

两天会议,京沪两地评论家分别对八个现实题材选题进行研讨,为这些选题与剧本问诊、把脉、处方。专家们畅所欲言,出谋划策,来自全国各地数位剧作家、导演分别与上海市文艺院团签约,合力打造现实题材舞台艺术作品。

“发现美、培植美、扶植美要比美的存在更加重要。上海市剧本创作中心沿着鲁迅、叶圣陶、巴金的足迹,勇敢且有远见地担负起了发现美、发现优秀作品、发现优秀作家的历史重任,不仅为上海戏剧艺术的繁荣担任采掘者、培植者、爱护者角色,我相信还将吸引全中国戏剧的精英,大家同船共渡驶向中国戏剧艺术更加美好的彼岸。”研讨会结束后,剧作家欧阳逸冰代表签约艺术家在交流大会上发言,如此感叹。作为研发研讨会评论专家之一,中国剧协副主席、国家话剧院常务副院长王晓鹰导演直言,通过这次研讨会,看到上海抓出不少有着优良基础和广阔前景的剧本或创作构想,这些都预示着上海戏剧创作在未来几年将会出现一个丰收季节。在戏剧舞台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中,原创作品毫无悬念会有越来越大的数量积累。虽然不可能每一部原创作品将来都成为经典,但是,只有当更多的创作者、更多的戏剧人都有意识地追求戏剧创作规律的经典性时,才有可能在大量原创作品的基数上,出现真正的精品之作,并获得长远生命力。反过来说,如果我们在戏剧创作中没有积极追求经典性的意识,哪怕有再大的繁荣基础,也难以出现真正的传世之作。我们需要做的是恪尽我们身为当代戏剧工作者的艺术责任,把“大浪淘沙”的选择工作交给时间。

城市舞台、农村题材、人性观照

舞剧《芦花女》 出品单位:上海歌舞团; 编剧:魏睿/ 编导:韩真、周莉亚。《芦花女》注视洞庭湖滩收割芦苇的一群湘西女人的生活命运,现代社会的劲风对宁静山乡冲击下,芦花女们历经的各种人生况味。该剧将以现代的力度、人类的视角和思想的复调,以粗犷的舞姿、原生的歌韵和赤真的情怀,在劳动与生命之美中,艺术化表现芦花女们的勤劳和勇敢,折射出坚韧不拔、追求美好的生命观照和民族精神。

上海作为国际文化大都市,舞剧应该不局限于城市题材,需要有反映城市社会生活以外的题材作品,借城市以外的生活去探讨人类的本质。《芦花女》有这样的潜质可以深挖,这部舞剧主要有两个特点,第一观照女性命运,第二观照乡土文化,实际上是观照人类的精神气质,这两点是这部舞剧的出发点和归结点。对于女性的爱和观照自然呈现出来,不以城市人角度看待这些女性的悲欢离合,而以人的角度进行平视,避免过于概念化。城市是受农村滋养的,是在农村的基础上构建的,农耕对城市文明的滋养在剧中超出对农村概念化认知,对我们城市人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提出暗示,提醒我们以什么样的角度看待现在已有的生活。这部戏不是让人认知芦花女的生存困难,而是反思人的生存状态。剧本提供很多想象空间,有诗意,如果有哲学思考,这部戏能够再升华一步。(胡晓军,上海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秘书长)

这部作品令人很震惊,整个意境和诗性都有了,这是舞剧的材料,但是这部戏到底写什么东西,我没有理清楚,一部好作品一言两语会说清楚。看后很感动,这部戏最高的指向是什么?真正令人震动和佩服的是在这个时代有一种永恒的存在,永恒的沉沦、永恒的美丽、永恒的人性。(马也,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研究员)

这部作品文本和现实的靠拢与有些题材不太一样,避免了概念化,触发了年轻的创作者对于她从事艺术形式的捕捉力和作为年轻女性编导对于同性生活命运的感悟。这种感悟背后有很强的对生命的礼赞和对不同现实生活对比之后的感受。剧本提纲比较完整,用舞剧的语言来讲述故事,用专业眼光看这个剧本有想象空间,从舞剧走向上来引导关注点,编导者将来会再进一步做文章,使这个故事丰富、形象、感人、升华。虽然是舞剧,但是不浅显,虽然是现实题材,但是不概念。不概念、不浅显在于对剧中四个人物的设计煞费苦心,既符合舞剧人物承载表现生命体验的特点,也承载表现现实的功能。

这部戏目前有一个问题,故事性强、戏剧性强,但艺术上的升华和寓意没有提炼到诗化的高度。其次情感交流不够,虽然故事性比较完善,但是情感较弱。(崔伟,中国戏剧家协会分党组成员,秘书长)这个题材非常独特,艺术其实某种意义上不是道理先行,现在要做的首先不要有很多伟大的理念,而是要把原始的、初始的感动贯穿全剧始终,表达自己内心的感动和内心的敬意、敬畏。我很期待有一部非常独特的舞剧作品。批评家在批评中有时会被作品迷惑忘记自己批评的初衷,但是实际上对于艺术家来说也同样有遇见迷雾的问题,不断听到并吸取各种意见,最初目的就被稀释掉。这个时候在听取各方意见的同时必须有所坚持,这种坚持是来自于对生活本身的感动的坚持。我觉得这个题材非常好,但现在整个文本的叙事中戏曲叙事部分多了一点。(毛时安,文艺评论家,市政府参事)

这次会议的关键词是舞台艺术、现实题材、研发研讨。为什么在舞台艺术范畴探讨现实题材?相信这个戏也是从现实题材当中来的,从拿到的文本来看前半部分是艺术作品,后半部分是现实。我相信创作初衷是因为被现实生活感动才将它搬上舞台,任何舞台的假定性、创造性最终是为了与现实生活发生关联,现实生活当中真人、真事、真感情是相互促进相互转化的。这个作品对于我们的现实生活有什么促进,我觉得好的舞台艺术作品应该可以让现实生活中的人产生思索、感动、回忆,甚至一点精神波动也好。要关注艺术和现实的关联性,从记者视角出发,我第一反应是为什么上海歌舞团做湘西题材的舞台作品,当然我可以理解它是一个非常具有舞台美感美学的题材,或许因为城市生活的人对于农村题材及接地气的生活具有陌生感。舞剧线索应该简单化,相对来说是唯美诗意,总体来说是一个散文化的概念而不要太复杂,舞剧应该挥洒诗意,有很多情感冲击的部分。如何将艺术和现实结合起来,我憧憬一下舞台最后呈现效果,一定需要群舞场面。非常赞成芦花形象和女性形象的共通之处,虽然好像被折弯但是依旧可以站起来、随风漂移的生活态度,一下子这个题材就深邃了。舞剧要全国巡演,所以要考虑不同省市、不同社会阶层、观众的共通性。我觉得可以做到这一点,但是地域可能有隔膜, 要让大家觉得这个故事和自己生活紧密联系。(朱光,《新民晚报》首席记者)

上海故事、上海形象、上海精神

淮剧《浦东人家》 出品单位:上海淮剧团,编剧:龚孝雄。《浦东人家》以上海浦东开发开放20 多年的历程为背景,以主人公阿珍的个人命运及其“浦东选择”的情感起伏为脉络,以上海的普通人家为载体,讲述一群上海人在社会变革中或奋起、或沉沦、或坚强、或逃避、或无助,并最终抓住发展机遇,与大时代同步向前,实现人生价值,重塑现代人格。

该剧以乡土气息的淮剧表现“上海记忆”的市井悲欢,浓情谱写现代生活的观念碰撞和细腻多姿的心灵变奏,印刻并丰富着百年上海淮剧之于这座国际大都市的生命情结和发展维度。这个剧本当中有非常多的苏北元素、苏北情结,浓缩了苏北人在上海这块热土上见证改革开放的成果。

改革开放这么多年,写深圳的戏很多,但是写浦东的戏还没有。以小见大这个角度挺好,这是值得肯定的地方。这个题材选择淮剧进行创作是合适的,我想了半天,沪剧不适合,老感觉(沪剧)是穿着旗袍下不来,京剧、昆剧都不合适,只有淮剧有泥土的芳香,有那种生活的质感,可以做到在戏曲样式底下自由一点,淮剧剧种相对其他剧种在表现方式上相对自由一些,不像京剧那么拘束、那么规整,提供了诸多可能性。

个人认为问题有两个:第一,编剧过于注意现代气息,戏曲样式、戏曲节奏、戏曲感觉,戏曲的审美特征注意不够,好像有一点小歌剧或者小民歌剧的感觉,不是完全戏曲的节奏和审美样式。第二,故事太庞杂,怎么取舍?现在一共有八场戏,主要骨干六场戏,这六场戏虽然彼此有联系,但不可避免造成整个故事情节的简单流淌,不太集中。一个小故事往深里排好一点,现在面太广,深入不下去,情感表达不充分,来不及发展、不断地流淌挺可惜的,把它截断往深里去,我觉得可能更好一些。(李建平,上海戏剧学院教授,导演)

戏曲创作要一人一事,《浦东人家》这个戏很难写,因为它要表达的东西,整个题材的侧重是铺向面的,编剧、主创在做剧本的时候比较好地立起框架,十字架似的,纵向来说是时间的变化,看到了上海发展的城乡历史变迁,横向来讲是浦东、浦西两个不同地域差异,城乡差异,以及在不同地域里知识分子、旧的上海小市民形象、苏北移民,这样的形象群体横向和纵向架构,有大体的完整性。这个戏故事的架构、人物的提炼比较好,现在感觉这个戏整体上很完整,人物和故事都有了,但是小的地方不够细致,大的地方不够强烈。(郑荣健,《中国艺术报》评论部主编)

这个题材是上海本土题材,艺术家应该进入现代生活进行记录,艺术家对现代生活的记录比社会变化更加集中和深刻,这部戏从这方面出发,有着积极意义。《浦东人家》看似是聚焦一个地域,实际上它对上海整个社会和整个上海人也是一种观照。我很佩服龚孝雄,龚孝雄的戏永远有自己的感触、感想和艺术上的雏形,他写的戏大部分不是原创题材,但是总是要在别人的传统题材中找到他的感觉,这个戏是他的原创作品,剧中人都是鲜活的,把本身概念化表达的主题用鲜活的人物来支撑,这是很好的基础。龚孝雄写作文本的时候首先在戏剧结构组织上符合戏剧好看的规律,比较注重用戏曲形式表达故事和人物思想内容,对剧种的自觉意识在作品当中表现得比较鲜明。

不足有两点:第一,把《浦东人家》写成“浦东国家”,过多讲述二十年以来社会大的变化,生动的人物成了国家政策和社会变化的棋子,有点得不偿失。第二,由于是从“浦东国家”入手,对于剧中人,浦东人和浦西人命运的观照和生活变化、性格变化和人生变化的关注缺乏深刻。因为缺乏深刻所以就缺乏生动,这是目前戏中最致命的两点。(崔伟)

剧中的几种关系,一个是苏北人在上海,一个是浦西人和浦东,以及浦东这些年的变化都通过人物折射出来。但是就这几种关系都是点到为止没有挖掘透。我想过这戏能不能就叫《阿珍》。因为主人公阿珍插过队,又从浦西嫁到浦东,她身上的故事就是浦东的故事。我觉得这个戏会成就一个演员。现在叫《浦东人家》会有压力,我们把吃奶的劲使出来也不可能通过这户人家讲全浦东所有的故事。这部戏里不光有浦东的历史发展线索,而且把中国20 多年改革开放的变化都写出来了,如果去掉思想包袱去丰满剧中人物,这个戏就更好了。有一些唱词时代特点太鲜明了,毕竟这是戏曲。上海的确需要讲述关于浦东故事的戏,淮剧本身有接地气的特点,对剧中家常话和戏曲所需要的词进行修改,应该是一部值得期待的戏。在北京看各地来京演出的剧目,发现各地戏剧由于急于向北京人艺、辽宁人艺看齐而失去地方特色。所以这出戏改好了是非常“上海”的,会特别迷人。(赵忱,《中国文化报》副总编辑)

这部戏难度很高,最高难度在于把握分寸,浦东人家和浦东国家,上海味道和中国特色,这两个分寸非常难以把握,但是如果把握好就非常好,我看标题就明白剧本是有一定政治任务的承载,把浦东从剧本中去除很难。上海人不单纯要面子,里外都要照顾。上海精神是什么要探讨清楚,阿珍到底是怎样的女性,她的奋斗代表了上海精神的浓缩,“上海精神”才是这出戏全国巡演的意义所在。(朱光)

新版沪剧《敦煌女儿》 出品单位:上海沪剧院;编剧:杨林(执笔)、李颖。《敦煌女儿》以敦煌研究院原院长樊锦诗为主要人物,通过对樊锦诗及其同事常书鸿、段文杰、彭金章、史苇湘、欧阳琳、李琪琼等三代敦煌文化人生活经历和情感内心的真实描写,在可亲、可敬、可信、可爱中,讴歌以樊锦诗为代表的当代中国优秀知识分子甘于奉献守望理想的人文情怀。该剧力求在反映杰出人物真实事迹的同时,开掘人物精神世界的深度、广度和高度,生发一种富有现代审美价值的诗化艺术品格,为当代沪剧现代戏的发展探索新路。

敦煌题材很难写,《敦煌女儿》的真实故事写成话剧很难,因为想象不能太飞扬,不能编造曲折的故事,而且话剧的动作性强,人物整天在洞窟里描壁画和扫沙,没有话剧那么强大的动作性。但是这个故事特别适合由戏曲来表现,用上海的看家戏沪剧来表现《敦煌女儿》,把大漠情怀、文物保护的责任担当和上海女性的优雅及坚韧的性格做了一个很好的联接。

开头的主题歌“千里万里我寻你找你”,找什么?古今中外关于人性的文学书写都有一个主题——寻找,寻找灵魂的家园,寻找精神的皈依,这个主题很好。这个戏好在写情,这是话剧达不到的。上海沪剧院演《敦煌女儿》,樊锦诗从一个上海姑娘最后成了敦煌传奇人物,到最后她依然是站在敦煌望故乡,这个调子还是压抑了一点。我觉得樊锦诗把生命活成了一座雕像,她的一生其实也是一种修炼,最后人生到了一个境界,心无挂碍。樊锦诗的生命境界是智慧的峰巅,我希望戏最终落脚在这里。我特别期待舞台呈现。(宋宝珍,中国艺术研究院话剧研究所所长)

这部作品是对戏曲创作题材的一次拓展和深入挖掘,沪剧的南方色彩比较浓,它要表现的樊锦诗和上海有关系,但是故事不是发生在上海而是在敦煌,所以一个女人和大漠,一个上海女性和敦煌莫高窟形成强烈反差,怎么样去把握?怎么样把它呈现得大家喜闻乐见而且艺术感染力强。上海沪剧院的选择有眼光,有艺术魄力,敢于选择,题材的开局和拓展其实也是院团的一种精神和追求,它的内蕴在其中,这点令人敬佩。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和时代很喧嚣很浮躁,它需要一种精神,也需要一种信仰。看守敦煌的人很寂寞,生活条件、物质条件的艰苦和精神上的寂寞、孤单也是难以想象的,现在的时代需要这种情怀、信仰、坚守和追求。这个剧本以情为主,这是戏曲的特长,抒情性比较浓,它可以做得更有感染力、吸引力,更符合大众的审美需求。樊锦诗很优秀,她曾经是感动中国的提名人物,是一个很伟大的人,但是不要把她写得很平面,物质条件如此艰苦,她的家庭、她的爱情、她的孩子,在戏里面表现得都是很欣然、很平静地来接受,但其实她是常人,应该有过犹豫和彷徨,也流过泪,冲突情境可能更符合生活的逻辑和人物感情的逻辑。也就是说平凡中见伟大,樊锦诗最打动我的一点,她不是那种为了事业不要家庭,不要孩子的女人,她是一个平凡的女人,这是她身上的闪光点,在平凡中显示出她伟大的人格。戏中我觉得人物多少还是有点平面化,从人物的心情境界可以挖掘更多合理性和人性的深度。(刘玉琴,《人民日报》文艺部主任)

自从茅善玉院长接这个戏,我对她另眼相看,纤瘦的上海女子心比天大。茅善玉接这个戏的时候可能跟樊锦诗到敦煌一样,不知道后面的困难如此之大。现在这出戏很大层面讲述的是上海和西北物质方面的差距及艰难困苦下人物精神风貌的表现,但敦煌本身的文化内涵对樊锦诗学术信仰的建立和冲击表现不足,她对敦煌的热爱不仅仅是知识青年的那种奉献精神,也不是一个普通知识分子的专业精神,她不同于知识分子的境界,也不同于在西北造火箭的精神,如果把这部分充分体现出来,话剧可能容易一点,怎么能够把这个内涵表现出来,这是我最期盼的,可能在沪剧史上会留下一个重笔。敦煌的基因是什么?在她身上表现得远远不够充分,对敦煌的保护和传承过程凝聚了多少代人、多少代知识分子的情怀,如何把历史与精神厚度呈现出来,在沪剧繁荣发展的框架下,如何争取文化程度较高的观众进剧场,这是整个现实题材作品研发需要解决的问题。(郦国义,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秘书长)

现实题材相对来讲在今天的创作中是一个短板。这个戏从选题上尽管有它见长的一面,但是短板也很明显,真实人物不能脱离真人真事去写,总得在真人真事的框架里写,这个很难,因为戏曲要有矛盾,真事要去解剖矛盾的时候往往有来自方方面面的影响,很难把控。第二个难就是当代题材。当代题材最大的难度可能还是当代人对当下的认识得让时间来反思,处在当中不一定看得很准。从这个戏想到一个问题,题材的独特性,因为在大西北、在沙漠里这类题材不是没有,话剧都做过,对这代人我很熟悉,这代人我们都说献完青春献子孙,献完子孙献家庭、献生命,而这个戏光讲奉献可能不行,我觉得要发现价值,寻找价值。作为戏剧有时候是站在更高层次上审视当下的人和社会意义,如果仅仅是从“奉献”这个点上歌颂人物是不是就一般了?歌颂很容易,独缺人与人的矛盾,戏中表现了人与意识形态的矛盾,与亲情分离的矛盾,与金钱欲望的矛盾,唯独没有人和人的矛盾,剧中人的关系前半部是顺着写的,没有矛盾,丈夫是理解她的,大家是关心她的,包括商人最后也是理解她的,所有人物和她的关系作为戏曲完全可以成立,因为有角在那里,一唱全部解决了。如果这个戏再往前推一步的话,寻找发现什么?能不能挖掘剧中人的共同价值、共同点?我觉得写敦煌题材除了讲这批敦煌人的故事,还要讲敦煌的价值。仅仅是完成一个正能量的传递我觉得这个戏已经完成任务了,如果再让它升华,我希望对剧中人、敦煌价值的挖掘能够深入。(杨绍林,上海话剧艺术中心总经理)

沪剧《上海童话》 出品单位:长宁沪剧团;编剧:陈新瑜。《上海童话》改编自青年作家陈姿羽的同名长篇小说,小说刻画了以外地来沪女大学生童画为主的年轻一代“新上海人”,在上海这个日新月异的大都市里奋斗拼搏的故事。作品以原生态式的写作,着重描述了童画这个初入上海、初涉职场的女孩经历的种种遭遇,最终以勇气和智慧战胜了困难,并塑造了打工者、小市民、企业家、海归、家庭主妇等新老上海人的社会众生相,表现出海派文化文明的碰撞与包容。该剧将以生活气息浓郁、人物形象鲜明的上海都市风貌,追求沪剧在当代题材与现代品质上的转型与飞跃,为沪剧开辟青春风景线和赢得年轻新观众,拓展丰富多姿的艺术领域。小说比较符合改编成电视剧,但从小说到沪剧,需要精心剪裁。目前的剧本构想容量密了一点,容量密不是坏事,但须从中发挥沪剧本身的特点,绝对不要搞成把电视剧翻演过来的那种戏曲。最关键在于有好的情节,现在像这样类型的小说情节比较流畅,但都缺乏深刻的细节,有时深刻的细节对一个戏来说很重要。(郦国义)

上海这么多年的发展很令人振奋,是一个很有特色的城市,但现实题材作品还是很少,它应该也需要有一个作品能够立在舞台上反映崭新的时代生活。这个剧主要写了年轻一代对上海的神往以及在上海的奋斗与追梦,挖掘上海的精神内涵,体现了上海的开放、包容和吸引力。从这些层面来说,这是对上海现实题材的很有效、很有利的挖掘。长宁沪剧团看重这个题材,体现了他们的眼光和智慧,但是如何做得更时尚、更有吸引力,还是要下很大功夫。它比较考验艺术创作者的实力、能力、智慧等,不是太好写,在这个剧里我们看到了编剧的勇气和功力。剧本大纲是在小说人物头绪很纷繁的情况下进行压缩、精简、提炼、概括。故事大纲的主题、主线、人物、情节比较清晰,但线索头绪比较多,我觉得还可以有主有次,把它的层次、逻辑分得更清楚,分成不同层次来表述。剧本大纲看完以后最大的感受,人物有点脸谱化、情节有一些概念化,看前面可能知道结尾是什么样,有一些先行性的东西在里面。我看过原来的小说,小说有它自身的逻辑,改编以后是现在的思路,各有所长。如何编织这个故事来展现上海的特性和上海的城市精神,我们在做这出戏的时候,切切实实要让小说在舞台上呈现出来。(刘玉琴)

电视剧想完成这个作品比舞台艺术容易得多,玛丽苏加上傻白甜,是把一个比较时髦的大IP 性质的题材放到沪剧舞台上。不要主题先行,也不要负担太重,年轻的姑娘演出上海本土剧种是一件很欢心的事情,道德评判少一些,艺术展现多一些。因为社会多元化,人物关系、人物身份多元化,以及现在文学戏剧当中灰色地带越来越多,不像以前那样非黑即白,非善即恶。我觉得能否留一些这样的空间展现这些人物,请作者不要给他们过多倾向,给他们戴上符号,能否让这些人物在笔下更梦幻一点。上海的变化,小说中外地人对上海的向往,以及当下魔都的生活,这个戏,能够把故事和人物完美结合在一起。不要搞成励志剧,创作团队很年轻,题材很年轻,这是一种非常清新的风貌,做得精致的话可能受众比较多,让年轻人走进剧场看他们自己的故事。(武丹丹,《剧本》副主编)

这个剧可归类于都市青春戏曲,《上海童话》可以进行“白领戏曲”的探索,打造迎合都市青年白领品位、契合他们心理特点的戏曲。当下青年热衷的影视剧或是话剧,很多都是反映青年人的精神、情感或是生活的作品。戏曲现代题材的作品,反映都市青年人生活的较少,所以题材的都市青春化也许是吸引年轻观众进剧场最好的途径。这个戏反映了上海青年以及新上海人在上海的追梦之旅,是青年人关注的题材。值得肯定的是,目前的故事大纲把原小说中的枝蔓人物去掉,情节矛盾更集中,更有戏剧张力,但是在戏曲舞台上还要进一步压缩。新上海人对上海的认同基因是什么,上海的文化基因是什么,希望这部作品能够揭示出这一点,打造成具有上海地标性的都市青春戏曲。(杨子,上海艺术研究所副研究员)

现代戏最难的是现实题材的现代戏。以年轻人为主角的上海本土作品很值得期待。舞台艺术如果根据小说改编的成功率比纯粹的原创作品高得多。关键和难点是既以小说为基础,还要发挥二度创作的主观能动性,细节很关键,因为戏曲的特点跟小说不一样,小说也要有细节,戏曲的细节会比小说的细节更放大,但核心的东西是情感的力量,以情动人是戏曲的优势,同时要关照两类人,一类是沪剧老观众,另一类是青年观众。沪剧介于传统戏曲和话剧之间,作为城市戏曲,规范的东西相对少一点,但是它肯定还是以情动人,这是沪剧舞台的优势。(季国平,中国戏剧家协会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

儿童视角、社会议题、人文关怀

儿童剧《大顺子吼歌》 出品单位:中国福利会儿童艺术剧院;编剧:欧阳逸冰。《大顺子吼歌》聚焦我国城市化进程中乡村留守儿童的生存状态和身心成长,关注当下城乡环境的巨大差异、家庭结构的剧烈变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转换、大面积的人口流动,给青少年在成长过程中所带来的深刻影响,呼吁要从多方面加强对当今留守儿童的关爱照顾。该剧既是一首献给在艰难跋涉中成长的孩子们的“暖心曲”,也是一部献给所有父母乃至整个社会的“启示录”。其诚意令人动容,其内涵催人省思。

留守儿童不是一个新题材,但是我觉得欧阳老师在用发展的眼光写这个题材,他把留守儿童对父母的等待变换了一个新角度,一个进城寻找父亲的留守儿童,离开熟悉的环境,到了城市之后面对城市种种困境及不确性的新的角度。剧本中作为农村孩子的大顺子进城寻找父亲,但是作为城里孩子的蓝妮,父亲由于工作繁忙而忽略对她的关心照顾,她也成为城市中新的“留守儿童”的代言。在这个剧本中无论蓝妮,还是大顺子,他们真正用孩子的思维做孩子的事情,完成孩子的愿望,同时还有第三个人物,我比较喜欢的“面条”,这个孩子是另外一种情况,父母离异没有人管他,内心脆弱一样需要温暖和爱,这个剧本写了三种不一样境遇的孩子,但是他们内心的孤独、惶恐,对爱的渴望是一样的。

读这个剧本并不希望让大家觉得这些孩子可怜,儿童剧主要的特点是流畅,欢快,大顺子带着与生俱来的欢乐和自信,这是来自奶奶对他的教诲,隔代教育目前也是儿童教育的现实问题,奶奶代表了我们小时候所能感受到的老一辈对我们耳濡目染的教诲和温暖的生命底色,我希望这是一段美好的诗,少年的梦,文学性、故事性都值得我们关注。我担心的是剧本里流露的北方文化的特质,中国福利会儿童艺术剧院在二度创作上可能要做一些调整。我很期待这个作品,它在新的时代提供了新的儿童形象,大顺子将来会成为一个符号,代表新的留守儿童内心的需要,代表了儿童内心新的世界。(武丹丹)

我觉得剧本影响力会超出这个戏本身,它写了三个在寻找父亲的儿童,跟我们说的留守儿童的概念不一样,这种情感在今天的孩子身上非常普遍,这个戏会是一个新的儿童剧的标志性的创作,如果做得好的话,它对孩子的心灵渴求不是浅层次的揭示,它给孩子心里注入的是,无论生活多么优越,多么艰难,情感多么困乏,他们需要的是尊严,而且是慢慢长大的尊严。

这个戏有很大的情怀。好多年前我在北剧场看过农民工的一个演出,一位农民工朗诵了一首诗打动了我,里面有两句话:我们站在高高的楼顶上往下看,那些道路,那些楼宇都是我们盖的,但是站在楼顶上看,远远看不到我们的家乡。多少现代都市文明都是用他们的汗水和生命建立起来的,他们建设起来的现代文明和他们所享受的现代文明反差太大了。编剧把情怀投射到剧中,不是居高临下带着同情、怜悯、施舍的情感关注他们,令人敬佩。(王晓鹰,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国家话剧院常务副院长)

《大顺子吼歌》为什么要吼?怎么吼?吼出了什么?他吼出了社会底层的机遇,吼出了爱与尊严的渴望,吼出了时代性的宏大主题,所以这个剧本选材很好。

这个戏对儿童剧有一定的探索意义。首先它没有回避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现在不讲社会阶层,这是一叶障目的做法,你能回避社会阶层的不平等吗?有的孩子是含着金钥匙出生的,有的孩子一出生就要喝假奶粉,连这些都回避不是自欺欺人吗?这个戏表现了很严肃的社会问题,而且具有思想探索意义。因为这是现实题材,反映当代农村、城市,以及不同阶层的儿童生活,将现实与浪漫,写实和写意手法的结合,境遇和想象空间的交互,在表现手法上很有探索性。(宋宝珍)

中国现代化之路存在很多社会问题,体现在儿童身上,留守问题是其一。我们在生活当中其实面临着很多苦难,生活表面看起来很繁荣,但其实孤单以各种形式出现,我们缺少的不是苦难,而是缺少对苦难的认识以及从苦难中走出去的生存的能力,这点我在欧阳老师的剧本里看到了,我觉得非常难得。城市发展应该给建设城市的农民工留下文化的记忆,这部戏其实就起到了这样的作用,它可贵的地方在于在剧中不仅没有回避尖锐的社会问题,而且用一种诗意和浪漫的手法表现了尖锐的社会问题。(颜榴,《国家话剧》主编)

儿童剧反映现实,聚焦农村留守儿童,我也写过,但是没有欧阳老师那么现实,我是走魔幻路线,因为太难写了,会有很多教育界人士来干预编剧,为什么把这个给儿童看,这个年龄是否适合看,所以写儿童剧顾虑太多了,这点欧阳老师很有勇气。我特别留心观察在上海的外来务工青年或是农村小孩,他们有很多东西可以写,对他们千万不要概念化,要发掘他们质朴的内心世界,和没有被这个社会污染的纯真。把握住他们内心的尊严,这个戏就非常有价值了。(汪浩,上海市委宣传部文艺处处长)

新素材、新角度、新风貌

评弹《大山》 出品单位:上海评弹团;编剧:石俊(执笔)。《大山》取材、创作于著名乡土作家贾大山的感人生平事迹。贾大山曾任正定县文化馆馆员、正定县文化局局长、河北省政协常委、河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他为人光明磊落,淡泊名利,为文则勤奋刻苦,作品寓意深刻,清新隽秀,脍炙人口。他为官清廉,体贴民情,深受广大群众赞扬,可谓人品文品俱佳。评弹《大山》以时任正定县副书记的习近平同志的三访大山和贾大山的二次回访,展现了两人的相识到相知,相知到相助,及其绵延一生的深厚情谊,或通过大山人生中的几个片段,展现其才、其真、其勤、其廉、其孝。这部作品将在发挥评弹生动细腻、含蓄隽永的艺术特色之中,赋予其超越时空和地域的深广力量与高远境界。

这个题材之所以为大家所重视,就是建立在习总书记与大山的关系,也就是当下我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应该如何构建的问题。它带来的感动就是这种有穿透力的关系,这个戏通过对习总书记和大山的关系的刻画,集成了我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的传统并进行高度的概括。如果离开了这一层,我觉得这个题材可能不会被关注。两个男人的戏,评弹艺术的表现应该是能够驾驭这个题材的。干部与群众鱼水情这样密切的关系在现实中太需要了,所以这个题材是有冲击力的,这是我党执政中一个永恒的话题,是有现实意义的,我希望抓住这一点,从评弹艺术的角度把有感染力的东西调动起来。(杨绍林)

这个题材用评弹讲说方式来表现是有一点难度的,但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题材,表现党的领导干部与基层干部、百姓之间的友谊和交流,如果能把这层东西写出来,比光做党的领导干部这个概念更有意义。大山是一个作家,如果能够更集中表现一个党的年轻基层干部和基层文化工作者的感情、交往,从中折射出党的领导干部的文化意识,对社会、生活,尤其对文化的认识,而不是为塑造领袖而塑造领袖,它的呈现会更有意义。(王晓鹰)

这个题材引起对一个问题的思考,就是艺术承载和表达的形式与表达内容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某种程度上,形式就是内容,题材的选择必须适合该种艺术表现形式,每种艺术形式都有它最擅长的题材领域,违背了艺术规律可能会适得其反。用评弹表现现实政治人物故事题材,需要跨越大众固有的心理定势,以及思考目标观众的问题。这些都是挑战。建议从大山视角出发,从他的生活情感工作出发,把党的基层干部和基层文化工作者的交往结合在一起,穿插其中,挖掘大山的人格魅力、文学魅力、夫妻情、百姓情与习总的同志情等等,从多角度概括大山有血有肉的一生,从侧面塑造总书记党的领导干部的形象,不要虚构也不要拔高,将生活中真实人物的思想情感展现在舞台上,观众才可以真正走进人物的内心世界。(杨子)

这个剧聚焦两个男人从青年到中年通过文化结下的友谊以及他们的情感、联系。这个题材如果用话剧来做太难了,但是用评弹特别好。但是,保持题材严肃性的同时如何把评弹本身的艺术特征凸显出来,我很疑惑但是也很期待。(颜榴)

从领导层的角度,这个题材非同一般,反映的内容非常有意义。习近平同志承继了我们党的一代领导人对文化、对文艺工作的重视,重视文化事业,团结知识分子是我党历来的优良传统。追溯过往,跟文艺界关系密切故事最多的是周恩来总理,但是相关的文艺作品不多。想想当年第一届文代会那种盛况,我党团结了多少知识分子,习近平总书记吸取了我党领导人宝贵的优秀品质,我觉得这是这个题材的意义所在。反过来,从作家的角度写大山,也很有现实意义,大山身上具备很多文艺工作者应有的优良作风,我也是从文学圈里出来的,现在回想起来,凡是在文学上作出成就的,他们都有这样的经验和历练,是现在健在的老作家的主流部分。从这个角度来说,以大山为视角也是有意义的。(郦国义)

重建都市滑稽品牌,重塑新编海派喜戏

滑稽戏《上海拍卖师》 出品单位:上海滑稽剧团;编剧:潘惠森/ 导演:熊源伟。《上海拍卖师》改编自著名作家孙的小说《拍卖师阿独》。这是一部具有上海金融都市情境的寓言传奇。拍卖师阿独之“独”在于,他眼光毒辣,戳破真伪;他有恩必报,重情守义;最终不得已,他绝地反击,隐匿江湖。

新“荒诞滑稽戏”《上海拍卖师》试图在浮华百态、悲喜错综的情节跌宕中,以人性人情的张力和都市喜剧的格调,呼唤经济大潮中不可泯灭的诚信与善良,并为上海滑稽戏开辟崭新的美学品格,创造鲜活的演绎样式,注入现代的人文内涵。

孙老师的小说带有强烈的世俗色彩和由此生发的传奇性,从世俗、普通人生活的家长里短里提炼出传奇性,与其说是行动上的传奇不如说是心灵上的传奇,带有强烈的戏剧性悬念,语言在外、动作在外而内心其内,适合编成戏。小说基本风格带有一定的黑色幽默和悲悯色彩,最大的特点是看完之后哈哈大笑但是最后还有一抹心灵上的悲凉。把它的文学性转变成戏剧性这是艰巨的任务,不光是形式上,从精髓上把人物塑造好,把小说人文精神、海派文化精神和滑稽戏剧种结合起来。这个戏可以充分呈现改革开放不久的上海面貌和上海原生态的海派文化,能够成为近期为数不多的,少有的思想和情感具有震撼力的作品,非常期待。(胡晓军)

这部作品有艺术含量、艺术能量且具时代性。这个戏本身是一个传奇,处处都是悬念,结构也好。这个题材恐怕是目前中国文化界、戏剧界最具悬念、最尖端的题材,具有一种时代概括力、艺术概括力、人性概括力,构思陡峭、险峻、嶙峋、奇绝,该有的东西这里面都有了。滑稽戏、喜剧核心都是批判,批判的艺术给我们带来刺痛,有一种伤痛感。(马也)小说比较有张力,但是改成戏难度非常大,尤其改成滑稽戏。这里面有一个特别可贵的东西就是小说有触动人心的地方,有诚信和人义,尤其对当下社会而言。这部小说发掘了很多人性的东西,可以做非滑稽的滑稽戏,可以在滑稽戏的风格上有一个开拓,我对这个作品充满期待。(李小青,《中国戏剧》副主编)

看完这个小说就想起“哥不在江湖,但是江湖上都是哥的传说”。小说充满悬念,很传奇。但是这个传奇是和文学的叙述方式有关系,如果把叙述方式,语气、语调、结构都剥离出去,小说就会减损很多传奇色彩。故事叙述需要保留悬念,核心精神是关于真的双层意义,一个意义是对于时代、当下的呼吁,中华民族到了非常危险的时刻,个体对于守“真”的意义所在,实际上更核心、更深刻的追问是人的命运的选择。第二个层面是“守真”,从情节来讲有几个递进,整个过程情节逻辑很严整,一步一步推过去,这是线索性的东西,是文学给人的整体感受。(郑荣健)

滑稽戏把幽默智慧发展成戏,这需要特别高的情商和智商,我们先不要过多考虑怎么样让它有明显的滑稽感,而是要想着怎样把这几个人物关系处理好,所以如何选择是很难的事情,选择好了也是一件特别有趣的事情。由小说改编成滑稽戏不是让人从头笑到尾,这是一出带有很高品质和上海腔调的滑稽戏,我是这样期待的。我们做这出戏时要保持一种好的心态,不要老是去抓主旋律,要做脚踏实地的事情。(赵忱)

滑稽戏《七十二国房客》 出品单位:上海滑稽剧团;编剧:夏天珩/ 导演:杨昕巍。选题素材源于李动的纪实作品《“小联合国”秘书长》。上海市中心有个小区名叫“众鑫城”,因为住进了来自数十个国家的老外而被称作“小联合国”。上海作为一座国际大都市,许多外国人在上海租房、买房、创业、生活,各国人士习俗斑斓,中外文化碰撞缤纷,由此引发了种种啼笑皆非的故事。

新编滑稽戏《七十二国房客》与早年上海滑稽戏的经典剧目《七十二家房客》相映成趣。所不同的是,《七十二家房客》表现的是各个地方的杂色人等在上海市井的生活与摩擦,而《七十二国房客》所呈现的则是高度开放和高度国际化的上海都市中来自不同国家、有着不同肤色的上海新居民之间的相处与融合。一个外国人集中居住的社区,就如同一个小小的“联合国”,这是上海城市发展的新景观,也是城市管理的新问题,非常具有时代性。《七十二国房客》将是一出别开生面的“时尚滑稽”,是一部代表当代上海城市精神、契合现代观众审美气质的“新都市滑稽戏”。

这个戏可以带出很多上海的城市特点。上海是外国人最多的城市,也是市民气非常足的城市。多少年前《七十二家房客》老百姓耳熟能详,其中有一些片断经常被拿出来翻演。这个戏具备《七十二家房客》的丰富色彩,但如果剧中角色让外国人演,从排练的水平上不可能那么整齐,个人觉得一个外国演员都不需要,中国演员用标志性的符号演七十二国房客,这样的假定性和象征性观众接受起来没有问题,也比较符合戏曲成本。(李建平)

我比较担忧的是这个戏的结构,虽然说滑稽戏可能会相对自由一点,但是作为舞台上完整的舞台空间,这么多戏、戏里这么多人物如果一个个排下来很容易成为小品晚会,会不会变成串羊肉串一样,而且好像还缺乏统一性事件。这个戏各方面骨头、关节,整个肌理都有了,可以做活,演员也有很大的发挥空间。滑稽戏哪怕深刻也是喜剧呈现,上海精神或者中国梦不要呈现在面上,而是放在戏的内核中,用戏剧手段包在其中,让人看不出来。滑稽戏除了有生活气息,戏剧背后所传达的,哪怕是悲凉或是荒诞,都要有人性的东西在里面,滑稽戏需要充满喜感的深刻。(郑荣健)

如果这个戏主题那么宏大的话就不是这个戏的追求。这是滑稽戏,最早定点就要举重就轻,而不是举轻就重。如果负载太多容量,或者说把所有人的生存状态,不管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每一个家族、每个人,都给演出来,我觉得滑稽戏就没有办法演了,话剧可能也需要三个小时,滑稽戏演员要敞开玩,观众要敞开笑。

这个戏侧重多元文化共存状态下人的生存状态,我们所有的想象要立足于生活,但这个戏的故事还不明晰,没有组织起来。(崔伟)

上海作为国际文化大都市,吸引了世界各国人在此工作生活,这样的文化生态、文化冲突应该用艺术作品及时反映出来,我们有《七十二家房客》情结,《七十二国房客》是不是能够达到《七十二家房客》的高度另当别论,两者内容、主题完全不一样。主题很重要,通过这个戏表达中西文化交往的通道,跨文化理念的冲突,最后通过故事、人物发现和理解彼此的过程。就像费孝通说的,首先是美即是美,同时美人之美,通过冲突增进了解,最后是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主题很宏大,但是随着剧情的发展是可以通向这个主题的——天下大同,上海就是天下大同、包容万象的法治社会。(胡晓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