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 年吴中文献展”在“七七事变”前夕于苏州可园举办。 此次展览集吴中文物之精华之大成，开吴中文物之先河，盛况空前，展出各种文物典籍4000 余目，约6000 余件。该展览的筹备工作由时任江苏省立苏州图书馆馆长蒋吟秋策划，集公立收藏与私家收藏为一体，一并向公众展示。此理念在七十九年前的世界公共文化服务领域甚为领先，更可贵的是此昌明之理念得到了吴中各大藏家、知名人士和学者180 余人的齐心协助鼎力支持。
放眼世界博物馆学，自1955 年德国卡赛尔文献展之后，“文献展”的模式已经成为国际诸多城市展示其当代文化艺术的通用做法之一。“1937 年吴中文献展”在全球文献展系统中当属先驱，更重要的是，在“救亡图存”的爱国运动中，这是以“夫救亡图存，非仅恃一二才士所能为也；必使爱国思想，普及于最大多数之国民而后可”的精神鼓舞、引领中国地方文献展风潮，以苏州灿烂的文献彰显和唤起民族自信心与民族凝聚力，在强烈的爱国激情中又包蕴着文化的开放创新性与现代性。
“睹乔木而思故家，考文献而爱旧邦”。而今核查此次展览文物的目录，百不存一。为了让盛极一时的“吴中文献展”不成绝唱，我们以“苏州文献展”重返历史，按图索骥，追寻“吴中文献展”的遗存，这是历史的巧合，亦是必然。我们以“1937 年吴中文献展”为涓涓之源头，重新策划“苏州文献展”，尝试开创历史文献研究与国际当代艺术相结合的策展模式，期待另一种当代艺术在苏州发生。但这绝不是历史文献与当代艺术的简单结合，我们的策展理念深基于一种新的史观，生发于某种世界史图景的绘制变迁。在全球化——或者准确地说——世界体系视域中审视历史的今日，对世界史的新书写需以全局的目光，突破单纯的地方史、区域史、国别史和民族国家框架，在全球视野下采用散点透视、平行叙述的策略，对各地区和文明之间的有机联系与互动进行历史重构与解读，打破西方（或任何）中心主义，在平等全面的框架中铺呈出立体的历史图景。在这样的思维框架中，我们对于具有千年历史的中国传统城市，对于它的文化历史内涵的挖掘与演绎，不应止于传统、单一或内部的文化历史，而应以“多重时间”（多维度、体系的）关照为方法，将重要的传统城市及其文化视为构成世界历史体系的要素之一，关注其与世界的碰撞与交流，以及所构成的世界历史发展的动力性因素。在世界多元性、体系性的理念下，把世界时间和中国传统时间同时相对化，在当代全球主义和民族主义相并而行的情境中，让“多重时间”释放出的“城市——世界”的丰富性和可能性。
苏州，这座有着2500 多年历史、鲜明中国文化传统特征的城市，是我们在“多重时间”框架下理解中国传统城市的典型案例。
帝国时间与海洋时间
2009 年，一幅被称为“塞尔登地图”（17 世纪英国海洋法学者塞尔登所捐献的东西洋航海图）的中国古航海图，被遗忘了几个世纪后，在牛津大学图书馆揭开尘封已久的面纱。无论是海外汉学家还是制图专家，都未曾见过这样一幅地图。它凝聚着明代中国制图技法的精华，却因长久地流落他乡而被人忽视和遗忘。从“大航海”的视角分析，可以发现“塞尔登地图”是当时最精确的东西洋航海图，“无论是过去，还是接下来的400 年中，都没有另一幅地图能够望其项背”。而且这幅图还早于郑和下西洋（1405 年—1433 年）。郑和下西洋是皇帝的意志，但为中国航海史留下了最为浓重的一笔，留给后世以深远影响和未解之谜。塞尔登地图记录则是400年前东亚地区民间海上贸易的盛况。
与塞尔登地图同样有着非凡意义，且勾画了同一时代西方不同景象的则是1507 年马丁· 瓦尔德泽米勒绘制的，被称作美国出生证明的、西方最负盛名的一张世界地图。两幅地图都极为重要，但意义却各不相同。瓦尔德泽米勒的地图是在新大陆刚刚为人所知的时候绘制的。新大陆的发现迎合了欧洲的猎奇心理，这迫使他将现有的制图模板利用到极致，然而又不得不在九年后抛弃它，以顺应一种能更好涵盖整个地球的新几何学潮流。同样，塞尔登地图也是中国在地球另一端发现新大陆的激动下应运而生。它描绘了当时中国人所知的那片世界：西抵印度洋，东接香料群岛，南邻爪哇，北望日本。但是，塞尔登地图的绘图者创造出一种重要而不失美感的方法，从历史、地理、文字、法律和科学技术的角度，以中国的绘图方式重新设计了世界的版图。
两幅地图并置之下，以苏州太仓浏家港作为郑和下西洋出发地，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与世界在海洋时间与帝国时间的交汇。在那个时代，数以万计的普通人离开家园去寻找工作，既是谋生也是冒险。数以万计的船只往返于欧洲和亚洲各大港口之间，一个大洲的商品改变和建构了另一个大洲的经济。明代中国不仅是一个强盛的陆地帝国，同时也是一个富饶的海洋国家。但它并未以武力征服周边诸国，而是通过航海贸易在东南亚地区建立起了深厚的根基。
郑和下西洋创造的航海奇迹是以苏州时间为起点来刻画世界时间的叙事，从太仓浏家港进出的外交使节，开启了这一时刻，浏家港成为全国第一个享受海港待遇的内河港口，将创造和书写出时间碰撞中的交通史。可以说，在1843 年上海开埠之前，在近代中国变革之前，苏州已是“帝国与海洋”的多重时间的时针，苏州是被遮蔽的“另一种世界史”叙事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今天在探讨中国的、苏州的历史，必须同时以帝国时间与海洋时间为对照，以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的多重视角，洞悉世界历史的“多重时间”，以考察中国“海上丝绸之路”起源点上的全球贸易史，带出以苏州为线索和源头的经济文化变迁，参以古代丝绸之路与当下的现代贸易和交流新路线之间的关系，显现苏州在“海上丝绸之路”中独特的作用与地位。
明清的现代时间
苏州在开启亚洲、中国现代性的历程中也扮演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元朝时，苏州作为政府实施漕粮北运的第一码头，在太仓浏家港不仅建立了帝国的海运仓储和海事机构，统摄长江中下游地区、浙江温台等沿海地区，而且成为使日本、琉球、高丽、安南等国的商船都集结于此的“六国码头”，奠定了外向型发展的海洋文化基础。太仓库的盛衰反映了明代的政治、经济、皇权与内外臣的关系，以及内陆边疆与中原的关系变化，其后果是对沿海地区现代性的推动——明朝政府为了抵御蒙古和女真（史称“北虏”），军费耗资巨大。而军费越增加，内地的白银就越不足，纳税就越困难。于是，沿海的走私活动更加活跃。一条中国现代社会开启的重要线索——“银线”由此形成。“银线”涉及白银在中国各个区域的大规模流通状况，也从一个侧面描绘出19 世纪中国与世界贸易关系的轮廓。
与“银线”并置的还有中国的另一条线——“参线”。“人参”是当时东北亚边境贸易中数量最大宗的物品。来自南方的白银和来自东北的人参在此进行交换，购入的大量人参则是因为以苏州为中心的江南“温补”习俗的兴起。“银线”和“参线”的重合和循环，意味着由“边境社会”的视野重返“北方”与“南方”之间的关联，也清楚勾勒出明清时期在何时被卷入整合度较高的世界经济的复杂关联中。
就帝国内部而言，明清中后期，苏州出现了大量手工工场，形成了“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的资本与劳工的关系，这种中国工业主义和资本主义萌芽撕裂了传统的文明样式，技术的工业化、阶层变动、公众团体和市场、新兴的意识形态、权力格局的变迁都被强势压缩于江南时空中。中国乃至世界现代性的多种内核与复杂性、“多重时间”性在苏州有典型的呈现。
从明代中期至太平天国，苏州城市中已建立起一套完整的“市民”世俗世界，极具现代性的市民世俗生活的图景生动地保存在小说、诗文、评弹及戏曲中，尤其是在苏州桃花坞木版年画和宫廷绘画中更有直观的呈现。从清前期和中期，许多苏州桃花坞木版年画的画工和刻工，为了寻求更广阔的艺术市场，他们纷纷从太仓浏家港出发去日本长畸登陆，不但带去了苏州桃花坞木版年画的画稿、技术、材料，更重要的是带去了以苏州为中心的江南世俗文化与市民生活方式。从世界艺术史上看，苏州桃花坞木版年画影响了日本“浮世绘”的产生，而日本“浮世绘”又影响了法国印象派的产生。从思想史上看，苏州的市民文化的传播撬动了“明治维新”产生的可能。这是苏州文化与生活对日本影响最突出的一脉，也是被忽视的另一种世界史关照的角度。
明清贸易，市民世俗生活，文化艺术，以及近世以顾炎武为代表的新政治主张的联通，合力形成了中国近世“一种特殊的现代性”，也可称之谓由苏州引发的“明清的现代时间”。
活化的天下时间
苏州时间的民间活化历史，上可追溯至周、下可延至今日，颇像中国文化历史内部自我纵向打通并激活。苏州可能是目前中国唯一坚持按“周历”过年的城市。周代的过年的时间是冬至，自辛亥革命以来中国过年时间明确为春节，苏州地区的百姓每到冬至都口口相传至今的一句话：“冬至大如年”。这足以清楚地看出苏州市民迄今为止还享用着“周历过年”，象征着天下的周代时间仍旧是苏州时间之一。苏州的时间具有特殊性，不仅苏州市民一年中过了“两次大年”，而且苏州社会思想与生活习俗的变迁过程中已适应多种时间的并存。在苏州市民看来，另一种时间与生活不仅不违背现代，而且是美好和谐的，是构成城市自我认同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苏州还混杂着南北时间与文化。从南北文化而言，是苏州人的皇家建筑思想铸就了明清皇朝的“天下”视觉美学：从天安门城楼为开端的故宫，由苏州香山帮的蒯祥担任总设计师，几代苏州香山帮建筑设计师和工匠的手艺营造出巍巍壮观的皇家建筑群——故宫，这一皇权统治天下的象征物。苏州园林是苏州文化的重要元素，可是私家园林文化是对应宫廷文化的建筑，具有非常不同的美学特征。可以说，苏州人不但可以营造出苏州园林美学，也营造出皇家宫廷美学，不但拥有民间园林时间，也怀有庙堂天下时间。
时间中的飞地
苏州园林，中国传统文化、经典美学的结晶，人类建筑的瑰宝，像永恒的“时间飞地”，承载和传承着中国文人的浪漫情怀。古典园林与苏州文化的独特性密不可分，可以说，这一“时间飞地”——外界识别苏州的标志，凝聚交织着历代园主们的心灵，蕴含着这座城市的历史文化密码。同时，苏州园林作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符号，又蕴含着特殊的文化政治意义。园林，是时间和文化中的飞地。一方面，苏州园林是私人属性的建筑财产，承载着文人自身的情怀与审美，并由此演绎出丰富多彩的地方文化与文学样式，是关乎家族与地方的载体；另一方面，这些园林的主人大多官宦，身处朝廷，仕宦身份浓烈，园林也不可避免地成为天下时间的表征。可以说，园林成为观察中国、江南特性中民间与官方、天下与个人、公与私时间重合与交界的典型对象。苏州园林只是朝庭的“另一种在场”，大部分园主对朝庭是持不同政见者，或高官退隐，或被朝庭处分，园主们表面上筑起高墙、叠石、理水、栽花、雅集及寻欢作乐，常以“沧浪亭”“拙政园”和“退思园”等园名明志，实际上裹挟着怀才不遇的怨气，是用政治反讽式的园名禀告皇上，以园名表达自我反省、退身为隐士的政治表态。可是苏州园林的园主们没有真正甘心退隐，都是“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均为具有天下政治抱负之士，日夜期盼皇上开恩，飞来一叶诏书，园主们即吟“轻舟已过万重山”之句，快马加鞭，日夜兼程奔帝都，报国效忠。
对园林的探索和再现将勾连、重合、离散苏州时间、天下时间及世界时间。与园林邂逅是带着当代艺术的视角与对当代性的思考，恂恂重访私密的园林。在这些见证千年姑苏历史文化变迁与发展的场所，“多重时间”作为一种观察与思考的方法，将使当代艺术作品与园林邂逅，以园林之魅影的时间、解逅的时间、惊梦的时间等片段进行演绎，将更为多样的文学、戏曲、影像等媒介并置诠释，在这样的瞬间发明陌生的“在场”，历史流转中的时间飞地由此呈现，多重时间相互问候、相互动情、相互激活。
上述四个主题与纬度的建构，以新全球史视域来观察与诠释苏州这座城市在不同时空维度中的文化历史，以当代艺术的方式呈现、重绘苏州与世界的关联版图。以苏州作为一个点、一个城市典型进行讨论，使中国的历史、亚洲史乃至另一种世界史、全球史，彼此在关联中生动起来。这些多重时间会构成一种互补和辩证。同样，“多重时间”亦是可以指向具体问题和新型世界史视野的路径。以“多重时间”对中国传统城市做时间立体化的叙事，进行认识和想象，是在深入内部具体性、历史与现实的基础上将中国历史与传统的概念向外生展，在广泛的全球联系与历史对仗之中使一些具有特殊意义的城市（如苏州）的整体生存与全球视野紧密关联。我们尝试以新的全球史叙事方式，打通内陆史和海洋史分开审视的格局，又立足于东亚特殊的现代性（一种与欧洲不同的现代萌芽），在新的自我认识框架中以“多重时间”考察与发现苏州，以这些具有活力的史学新论、知识视野，作为“苏州学”诞生的宣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