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爱读书，读了很多书，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但读了陈晋主编的 《毛泽东读书笔记精讲》，还是有振聋发聩、醍醐灌顶之感。一个忙于各种事务的党的最高领导人，读书多到如此地步，没有想到。 《精讲》 附录列出毛泽东一生阅读和推荐阅读的 31 个书目，就占用了 94页篇幅 （而这当然不是他一生阅读的全部），琳琅满目、浩瀚汪洋，令人愕然肃然。再看看毛泽东早年所发出的“读奇书、交奇友、创奇事，做奇男子”的心愿，他是说到做到了。毛泽东是书海、人海、政海、民族抗争之海的弄潮儿，波涛万顷，千帆竞发，兀立潮头唱大风！他读了古今中外多少书—— — 读了四书五经，读了二十四史，读了楚辞汉赋李白杜甫；还读了西方启蒙新学、马列经典、哲学、历史、自然科学；而且也读了少为人知、稀奇古怪的各种闲书杂籍。他眼到口到手到心到，写下那么多读书笔记，抒发那么多有趣的评论。他从实践出发，以书为机场跑道，起飞升高，翱翔万里，睥睨天下，在书海内外掀起风波，激起浪潮，真是亘古少有的奇观。
毛泽东在北京中南海书房
书海弄潮
毛泽东是坚定的唯物史观信奉者，他坚信人民是历史前进的动力，他提出密切联系群众是共产党的三大作风之一。但不能不承认，他是一个早早立下鲲鹏之志的伟人。在 20 岁的1913年 ，他就写下了读《庄子·逍遥游》 的感想。庄子说：“且夫水之积也不厚， 则其负大舟也无力”，毛泽东读后，“叹其义之当也”。他举李鸿章为例，说李是“置杯焉则胶，水浅而舟大也”，处理国务，总是失败，如大舟行于浅水。毛泽东明白，仅有大志未必有用，为了避免置杯而胶着于水底，避免“志大才疏”，必须早早准备大水大海，使积也厚！什么是水什么是海？书中自有洪波涌，书中自有大浪翻！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毛泽东做到了“踏遍青山人未老”，更做到了以有涯逐无涯地读书到生命最后一息！毛泽东深感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党、我们的干部“书养”太薄，他一次次呼吁，在各种会议上发放书籍册页，劝读、分享。把党建成学习型、读书型政党，这个在世界政党史上罕有的提倡也是从他开始的。
毛泽东不是天生的英雄，也不是一蹴而就的马克思主义者，他是从实践中摸爬滚打出来的，是在打击挫折下成长起来的。这个过程中，他不断地读书，武装头脑。 《精讲》 使我们看到一个革命家丰满充实的读书轨迹。
毛泽东是随着实践要求、身份转换而选择所读之书的。他的朋友、同学周世钊回忆：“毛泽东的思想大转变，是1915 年读了《新青年》之后”，那时，他从阅读经史子集的兴趣中走出来，站到了改造中国新思潮新实践的探索潮头。接触了服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后，他从此再无犹豫，以“吾道一以贯之” （孔子） 和“目标始终如一”（马克思） 的精神读书、学习、实践。他一生阅读最多的是马列、哲学和文史三类书。一本 《共产党宣言》，他读过 100 多遍。同时对中外理论家们的各类著作也广有涉猎。毛泽东把懂哲学看作是干成大事的必备条件，他说：“马克思能够写出 《资本论》，列宁能够写出 《帝国主义论》，因为他们同时是哲学家，有哲学家的头脑，有辩证法这个武器。”
毛泽东读史，以叛逆的姿态，从书海中寻找真理更挑出谎言。他不大喜欢无用儒术，更不喜欢天子神话，他宁愿得机会就表彰共工、盗跖、秦始皇、刘邦、曹操、马周、黄巢等来自基层的进取有为人物。他渐渐得心应手地以革命理论与书本知识联系中国实际，以中华文化与世界文化的睿智思考实际问题，不断消化，不断发挥，不断调整，不断创新发展，终于成为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革命家、思想家。
天马行空 独立鳌头
毛泽东是革命家、政治家、思想家、理论家、哲学家、军事家、诗词家、书法家，还是“读书家”。能与他的执着于革命相比拟的是他的执着于读书。早在延安他就说过，“如果我还能活十年，我一定读书九年零359 天”（按：中国老历法一年是360天）。根据《精讲》，他最后读书是在1976年9月8日读了约30分钟 《容斋随笔》，此时距他次日凌晨0时10分去世仅6个小时。读书是他事业的需要，也是他生命的需要。“我读故我在”，他的读书是一种生命体征，是他的存在感的验证，更是他的思想、精神、灵魂活跃于天地间的征兆，或可称为“魂征”。
毛泽东深感中国共产党员、党的领导干部需要读书，更需要在实践中用出门道。正如 《精讲》 序言 《学用之道—— — 毛泽东书山路上的风景》 中的精彩表述，他要“将有字之书”与“无字之书”结合起来读；既入书斋，又出书斋；“将书本知识转化为认识，将认识转化为智慧”。世上善读书苦读书的学者多了去了，有几人能像他读出那么多风景？能像他读出人民的痛苦，读出革命的路径选择从而大获全胜？世界上革命家政治家兼读一点书的人也多了去了，有几个能像他那样读得说得干得都如火如荼，惊雷闪电！
毛泽东不是书呆子，最瞧不起本本主义，他说过“教条主义不如狗屎”，“读书比杀猪容易”。他把“本本”读活了，他自己的说法是，当书的“联系员”与“评论员”。他读一本书往往兼及一类书对照读，他的读书评论妙语连珠，不但有的放矢而且独辟蹊径。他谈书论理从来都保持着自己的主体性、挥洒性、批判性。他有所专注、赞赏、选择、借题发挥、高谈阔论，也有所拒绝、蔑视、嬉笑怒骂。
比如毛泽东读宋玉 《登徒子好色赋》，指出宋玉“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罪过”，同时独步地指出登徒子与丑妻恩爱有加正是实行“婚姻法”的模范。毛泽东的分析不落俗套，又确实为登徒子戴了多年的“好色”帽子说了公道话，给了宋玉此赋巧言令色、抹黑他人的批评。在他的建议下， 《登徒子好色赋》 作为文件之一印发给 1958 年 1 月南宁中央工作会议的与会领导干部。联系历史背景，毛泽东要表达的，就是他说的，“并不反对对某些搞过头的东西加以纠正，但反对把一个指头的东西当作十个指头来反”，他觉得需要为正在发展的实践寻求文化依据。出入于书海，毛泽东能够自如地登高壮观天地间，挥洒肯綮与豪迈的才思，发挥他的大志大智。他有时是天马行空，有时是别具一格，有时是彻底推翻，有时是举一反三，有时是一通百通，有时是欣赏愉悦，有时是怒火义愤。他有所主张，有所热爱，有所痛恨，有所希冀。他在读书中激励意志，激荡思想，激动情感，激发灵感。
紧扣实践 读出真见识
毛泽东博览群书不是“翡翠兰苕上”的文人自赏，而是有“掣鲸碧海”的大作为大志向。他看重的是中国革命的伟大实践，把学用之道发挥得出神入化。
读史记 《高祖本纪》《项羽本纪》《郦生陆贾列传》 等，毛泽东认为，在楚汉战争中，项羽兵力远胜于刘邦，却屡失机会而败，“不是偶然的”，项羽最致命的缺点是“不爱听别人的不同意见”，而刘邦“豁达大度，从谏如流”。他的结论是，“项王非政治家，汉王则为一位高明的政治家”。他告诫说，我们的同志中也有这样的情况，“如果总是不改，难免有一天要‘别姬’就是了”。毛泽东认为项羽有“沽名”的弱点，为免负“不义”之名犹豫不决，但也赞赏项羽的羞耻之心，他在 1948 年为新华社写的述评说：“蒋介石不是项羽，并无‘无面目见江东父老’那种羞耻心理。”纵览中国历代开国统治者的业绩，毛泽东得出“老粗出人物”的感慨。当然他也说，没有知识分子的帮助不行。他分析楚汉战争：“刘邦能够打败项羽，是因为刘邦和贵族出身的项羽不同，比较熟悉社会生活，了解人民心理。”这使人联想起毛泽东在谈到“左”倾教条主义者时说：“他们不知道人活着要吃饭，打仗会死人。”
读 《南史》，毛泽东为梁武帝手下的将领陈庆之而“神往”。陈庆之出身寒门，以少胜多、战功赫赫；仁爱百姓，克勤克俭；忠正刚直，在不被信任的情况下秉忠进谏，在有人对他有拥立之意时断然拒绝。毛泽东视陈为楷模，还称赞梁武帝名将韦睿是“劳谦君子”，号召“我党干部应学韦睿作风”。读 《旧唐书·刘幽求传》，对于刘幽求不择手段谋求官位，打击异己，削贬后“愤恚而卒”的记载，毛泽东指出他心胸狭窄，“能伸而不能屈”。读《资治通鉴·汉纪》，蜀汉谋臣法正有利用权力泄私愤之劣迹，有人劝诸葛亮向刘备汇报，诸葛亮则以当时大环境不利于蜀国，而法正正辅佐刘备一图霸业，不能因为小事就限制他。毛泽东同意诸葛亮的看法，批道：“观人观大节，略小故。”由此可以看出毛泽东的用人之道。正如 《精讲》所说：“毛泽东读史真是读到了骨头里，历史的精髓尽取。”
毛泽东延安时期提出的“改造我们的学习”的主张，也正是他自己读书的追求与要领。他指出：“不注重研究现状，不注重研究历史，不注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应用，这些都是极坏的作风。”他读马恩列斯，更重视列宁与斯大林，因为后二人有革命与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他读苏联哲学著作，但是从一开始就认为那些著作对矛盾的统一性同一性讲得不明白不到位。直到斯大林的错误揭露出来，他重视从斯大林的思想方法、哲学观点、辩证法掌握得不到家，直至陷入误区等方面找原因。他在思想方法上一直注意克服片面性，克服形而上学；在治党治国上一直警惕脱离人民、腐化堕落，使共产党变质成为人民的对立面。他谈文学，喜欢描写反叛斗争、抑强扶弱，站在被压迫被剥削者一边的作品；读 《水浒传》，他说“没有法子，才上梁山。”他喜欢那些百折不挠、豪气冲天的文人诸如屈原、李白等。毛泽东非常喜欢鲁迅的作品， 《精讲》 辑录的关于鲁迅作品的笔记和讲话有 9 篇之多。毛泽东认为“鲁迅懂得中国”，他极其赞同鲁迅在 《门外文谈》 中“老百姓也可以创造文学”的观点，他号召全党学习鲁迅的政治远见、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
毛泽东对 《红楼梦》 的评价很高。他1956 年在 《论十大关系》 的报告中说：中国“除了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历史悠久，以及在文学上有部 《红楼梦》 等等以外，很多地方不如人家，骄傲不起来。”他读 《红楼梦》，是“当作历史来读的”，读出了阶级斗争、生产关系、封建与反封建、四大家族盛衰兴亡。但切不可以为毛泽东只会从政治历史方面品味文学作品，他对 《红楼梦》 无以复加的高看，还因为他认为其“语言是古典小说中最好的，人物也写活了”。他对许多文史篇目的批注，都反映了他的文学造诣和审美高度。
关于毛泽东对儒家学说的复杂态度，《精讲》 给予了梳理，使人们对此有一个全面了解。毛泽东对儒家学说并不欣赏，但他从未简单绝对地否定孔子。他常把孔子及其学说从道德和哲学层面分开分析。他说：“孔孟有一部分真理，全部否定是非历史的看法。”（1943 年） “我们共产党看孔夫子，他当然是有地位的，因为我们是历史主义者。”（1958 年） 他说：“说孔子的功绩仅在教育普及一点，他则毫无，这不合事实。”（1939 年）对于孔子的“正名”说，他同意从观念纲领上予以否定，但他认为从哲学上说是对的，“一切观念论都有其片面真理，孔子也是一样”。对于孔子“过犹不及”的命题，他认为这种中庸观念本身不是“发展的思想”，体现了保守性；但从哲学上说它“是从量上去找出与确定质而反对‘左’右倾则是无疑的”，他还说这“是孔子的一大发现，一大功绩，是哲学的重要范畴，值得很好地解释一番”。（1939年）对于儒家学说中的“知仁勇”“仁义礼智信”等道德范畴的说法，他说“‘仁’这个东西在孔子以后几千年来，为观念论的昏乱思想家所利用，闹得一塌糊涂，真是害人不浅。我觉孔子的这类道德范畴，应给以历史的唯物论的批判，将其放在恰当的位置。”总之，他似乎更同意对儒学进行批判性的改造，划清儒学中的精华与糟粕、儒学本意与历代统治者的曲解的界限，做出共产党人的新解。
如果说毛泽东留给我们的读书遗产是光彩夺目的庞大宝库，那么接受这份遗产则需费些力气。他读书量大、面宽、时间跨度长，笔记简详、深浅、独特性与概括性不一，整理起来可能是老虎吃天，无从下口。而读书笔记又常常最富个人色彩和随机性，有些还是进入自由王国的“任我行”之语。海量的精彩片段，令人难以形成完整全面的认知与结论。《精讲》 在这方面立了大功。全书 148万字，分为“战略” “哲学” “文学” “历史”四大卷，以现存有据的毛泽东批注过评点过谈论过的文字记录为依据，以观点为条目，每条由原文 （有些略去）、毛泽东的笔记和谈话、精讲 3 个层次组成。《精讲》 最具特点的确实是“讲”，讲得精准、精到、精确，富有学术性、思想性、条理性与全面性。读之深感，没有 20 世纪中国翻天覆地的历史洪流，没有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就没有毛泽东；没有那些浩瀚书文的化育、滋养，也不可能有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不可能有毛泽东的诗情、才情，高度、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