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丽玲
【摘要】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究竟敬不敬神，既是一个事实问题，又是一个哲学问题。《游叙弗伦》恰恰是柏拉图为苏格拉底的敬神问题所做的一场更具思想史意义的哲学辩护。正是在这篇对话中，柏拉图指出城邦诸神信仰的危机是苏格拉底不得不面对的思想处境。雅典民主政制发展是这一危机产生的内在原因，而游叙弗伦案例则展现了这一危机的现实图景。苏格拉底通过对虔敬问题的探讨，指明了解决古代信仰危机的可能方向。《游叙弗伦》表明，在思想层面上，苏格拉底作为哲人，对诸神信仰问题的反思和探究具有正当性和重要意义；同时，在现实层面上，苏格拉底竭力阻止年轻人游叙弗伦做出不虔敬的行为，又为苏格拉底的两项罪名做了最好的现实辩护。
【关键词】虔敬；申辩；苏格拉底；游叙弗伦
中图分类号：Ｂ５０２２３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４）０４－００６０－０５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项目“德性如何可能———柏拉图伦理转向问题研究”（１１ＹＪＣ７２００１５）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顾丽玲，浙江宁波人，哲学博士，（杭州３１００５８）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政治学系讲师。
希腊宗教学者布克特教授曾这样说： “自从柏拉图并经由柏拉图，希腊的古代信仰变得与之前有了本质性的不同。”①这意味着，古代信仰在柏拉图那里发生了某种根本转变，而《游叙弗伦》为我们理解这种转变提供了最佳途径。在古希腊思想史上，发生过一场有关“意见”（δóξ ） 与“真理”（ λ θει） 的争论。所谓的“意见”也就是赫拉克利特所说的那些生活在自然观点中的“多数”人（πολλóι）的观点，而“真理” 或者说哲学则将我们从这种有限境域的私人梦幻世界中唤醒过来②。如果说雅典城邦原先的诸神信仰代表的就是一种“自然观点”，即多数人的“意见”的话，那么，柏拉图所开启的则是一个“知识的”、“哲学的” 或“真理的”信仰世界。苏格拉底的敬神之审判，表面上关涉的是个别人和“多数” 人之间的信仰之争，但实质上是“真理”与“意见”或习俗信仰之争。柏拉图正是通过苏格拉底的审判这个特殊事件来展现真理与意见在古代信仰问题上的这种张力。
苏格拉底遭到两项罪名的指控，不敬神和败坏青年，前者是后者的内在原因。也就是说，苏格拉底受到雅典城邦的根本指控就在于不敬神：苏格拉底自己不敬神，还教青年不虔敬。苏格拉底究竟敬不敬神，这既是一个事实问题，又是一个哲学问题。《申辩》是柏拉图为苏格拉底作的一场事实辩护，以虔敬为主题的《游叙弗伦》则是柏拉图为苏格拉底所作的一场哲学辩护。正是在这篇对话中，柏拉图指出城邦诸神信仰的危机是苏格拉底不得不面对的思想处境。雅典民主政制发展是这一危机产生的内在原因，而游叙弗伦案例则展现了这一危机的现实图景。苏格拉底通过对虔敬问题的探讨，指明了解决古代信仰危机的可能方向。《游叙弗伦》表明，在思想层面上，苏格拉底作为哲人，他对古代信仰问题的反思和探究具有正当性和重要意义；同时，在现实层面上，苏格拉底竭力阻止年轻人游叙弗伦做出不虔敬的行为，又为苏格拉底的两项罪名做了最好的现实辩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柏拉图通过《游叙弗伦》事实上为苏格拉底作了一场更具思想史意义的哲学申辩。
一、古代信仰的危机
古代信仰在希腊城邦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位置。为何到了柏拉图时代，城邦诸神信仰就出现了问题？事实上，这与当时雅典社会的政治思想处境，尤其是民主政制的发展紧密相关。柏拉图通过《游叙弗伦》对话发生的场景，暗示了这一思想处境。
在对话开场，游叙弗伦问：“苏格拉底，什么风把你吹这儿来了？这会你怎么离开卢凯宫（λ κειον） 的老窝，上国王门廊（βασ λειο στο ） 这儿来消磨时间。”③柏拉图由此点明，苏格拉底的生活场景由原来的老窝卢凯宫转到了国王门廊，这不仅表明苏格拉底生存处境的转变，而且通过对这个对话场景的思想背景的暗示，表明古代信仰所面临的问题与雅典民主政制的发展有着紧密的内在关联。
如果说卢凯宫是苏格拉底作为哲人的属地，那么，国王门廊作为一个专门处理宗教法律①事务的场所，显然是一个包含着浓厚政治意味的地方。对雅典人来说，国王门廊就是城邦传统权威的象征，也是雅典民主政制发展的见证者。著名的梭伦法令的三角板就竖立于此，而梭伦正是雅典民主制序幕的开启者。随后雅典政治家、立法者德拉古关于谋杀罪的建立，亦立据于国王门廊②。在雅典贵族制时期，出身贵族的德拉古，在公元前６２１年制定了雅典城邦有史以来第一部成文法，这部成文法不仅规定了什么人具有公民权，还改变了政制的基础。它规定执政官不再由贵族议事会选拔，而是由城邦公民选举产生。这无疑是一场深具民主含义的政治改制③，而且对后来的政制和立法产生深远影响。门廊不仅立有梭伦、德拉古的法律条文，官方宗教献祭的日历也一同刻在上面。官方文件最初以刻文的方式出现在国王门廊上，这展现了雅典法律与宗教生活的公共性，它使得法律和宗教的种种责任对所有城邦民来说都成为公共的并且是可行的④。这在某种程度上，也使得法律和宗教事务成为普通城邦民可以参与理解的某种东西。游叙弗伦指控父亲的行为表明，雅典民众已经开始以自己的方式来理解传统虔敬观，而不像祖辈那样仅仅以习俗的方式来践行虔敬。
雅典民主政制的发展是古代信仰出现危机的内在原因，同时，伴随民主制发展而来的智术师运动是古代信仰的直接冲击者。普鲁塔克认为，到公元前５世纪中叶，雅典民众开始从束缚中解放出来，推翻了一切曾经被遵守的古代法律和习俗，其结果就是伯利克利所推进并维护的彻底而纯粹的民主制⑤。正如修昔底德所言，这种民主制依赖于两大原则，它之所以被称为民主制，乃是因为公共事务的管理不是委托给少数人，而是面向多数人，但一方面法律在公共事务中建立起人人平等的原则，另一方面我们也允许个人在其中充分发挥其价值⑥。这两大原则意味着，一方面权力应当在全体人民手中，而不是为一部分公民所把持；另一方面，肩负向民众提供意见、代理民众事务之职权的高级官职，应当委托给那些最适合、最有能力执行这些职责的人⑦。这样一来，倘若一个社会以这两个原则为基础，它必然会强调某种关于公开演说和论辩能力的特殊技艺。因此，雅典民主政制的发展带来两个重要后果，一个是公开论辩成为政治生活的基本形态；另一方面，对这种特殊技艺的重视极大地刺激了智术师运动的发展。雅典公民为了出人头地，尤其在公开演讲中展露才能以谋求仕途或者在法庭辩论中取胜，纷纷向智术师拜师学艺。虽然智术师学说使希腊哲学转向研究人本身，并为青年的系统教育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然而其学说同时潜伏着一种巨大的危险，即他们不仅使人们对宗教和道德的公开探讨成为可能，而且更以其相对主义从根本上动摇了宗教、城邦和家庭现存的权威⑧。这一运动对雅典政治思想的冲击主要在于他们引发了一场关于习俗与自然的著名争论，即传统的宗教信仰、道德和法律究竟是基于各个城邦的不同习俗，还是基于自然⑨。这些智术师拥有一种攻击古老传统的热情，他们以辩论术为手段，用一种所谓的正义来替代古代的一切习俗之法。这种辩论术不可避免地将人们的思想引向了自由之境界，同时也极大地冲击了城邦生活的神圣基石瑏瑠。因此，如果说雅典民主制为虔敬的公开探讨提供了制度层面的可能性，那么智术师运动则在现实层面落实了这种可能性，尤其以其典型的相对主义价值取向令城邦诸神信仰陷入岌岌可危的境地。
柏拉图通过对话场景的思想背景的暗示，表明古代信仰的严重危机是苏格拉底不得不直面的问题，而危机的真正原因却与雅典民主政制的发展紧密相关。雅典民主政制的生活方式，使人们对传统的宗教信仰、道德和法律等问题的公开探讨成为可能。这种可能性尤其藉由智术师运动而得以现实展现。
二、危机的现实案例：游叙弗伦指控父亲
如果说古代信仰危机的内在原因可以归结为雅典民主政制的发展的话，那么游叙弗伦的案例则可以看作这一危机的典型的现实案例。柏拉图通过游叙弗伦这样一个具有两难瑏瑡性质的案例，表明对古代信仰即雅典城邦诸神信仰的反思不仅有思想上的必然性，而且有现实上的必要性。柏拉图为我们描绘了一个意涵丰富的案例。游叙弗伦家的一位雇工因酗酒杀死了家里的一个奴隶，游叙弗伦的父亲抓住了这位雇工，将他的手脚捆绑起来，扔在沟里。同时又派人到雅典城去询问解经师（ ξηγητ）① 该如何处置。结果，还没等派去的人回来，那雇工因为又冷又饿就死了。为此，游叙弗伦要指控父亲杀人，并自认为自己这么做乃是虔敬之举。而游叙弗伦的家人则大为恼火，认为儿子告父亲是不虔敬的。而且，游叙弗伦的做法也不符合当时雅典的法律规定。根据当时的法律，对于谋杀案，只有受害者的亲属才有权提出指控②。但游叙弗伦却无视这些祖先之法，以某种自以为是的虔敬之理解而提出指控。在这篇对话中，柏拉图为虔敬主题的探讨安排了一个非常恰当的对话者，即游叙弗伦。游叙弗伦的正式身份是预言家，正如苏格拉底所说， “只怕他们一旦认了真，这结果是祸是福，恐怕只有你们这些预言家（ μντο μ ντεσιν）才知道。”（《游叙弗伦》３ｅ３－４）这里苏格拉底用μ ντεσιν（复数）来称呼游叙弗伦，它源于μ ντ ，包含“说神示的人”或“能预见未来的人”两层意思。据雷诺德（Ｒｅｙｎｏｌｄｓ） 的考证，这些预言家后期被大多数的雅典人看成是“江湖郎中”，甚至成为喜剧嘲笑的对象③。可以说，柏拉图为虔敬主题的探讨特地安排了这样一位极具反讽意义的对话者。正如雷诺德所说，读者最好将柏拉图的对话理解为探讨哲学问题的戏剧作品。我们需要关注的并非人物和事件的真实性，而是将人物及其关系看作是柏拉图创作的某种理想类型，借此来探讨一些重要的哲学问题④。
正是这样一个自诩为诸神事宜专家的游叙弗伦，提出了不同于传统的虔敬之理解。当苏格拉底向游叙弗伦提出疑问：到底什么是虔敬，什么是不虔敬（《游叙弗伦》５ｄ７）？游叙弗伦回答，他现在所做的事即指控父亲就是虔敬。而且，他给出的理由就是，他现在的行为不过是模仿宙斯，做神所做。他说：
苏格拉底，关于这一习惯看法，我要给你一个千真万确的证据———我也跟别人提过这个证据，如果真有人这么做的话，告他就对了———不管他碰巧是什么人也罢，绝不能放过这个不敬神的家伙。那些人既相信宙斯是最好、最正义的神，宙斯的父亲不义地吞噬了自己的那些儿子，他们也赞成，宙斯以其人之道还至其人之身，将自己的父亲捆绑起来阉割了。我父亲做错了事，我要告他，他们却义愤填膺。看来，他们对神和对我的看法截然不同。（《游叙弗伦》５ｅ２－６ａ５）
游叙弗伦给出的这个关于虔敬的定义，其真实的含义就是，虔敬即做神所做。这一理解明显是对传统虔敬观的一种僭越。因为传统虔敬观要求人按照诸神的要求来行事。据韦斯特的考证，óσο （虔敬）这个希腊词通常指神分派给人的东西，包含两层意思：第一，神要求人完成的事情，包括人与人之间依据宗教法则而言的正确相处，以及人对神应有的态度；第二，神允许普通人做的事情，或赐予普通人的东西⑤。这里，对我们而言尤为重要的启示在于，一方面，虔敬表现为人与人之间依宗教法则而言的正确相处，尤其是作为家庭祭司角色的父亲与其他家庭成员之间的相处。那么，对家庭成员而言，他要成为一位虔敬者，首先必须做到遵从父亲，这是一个城邦民的“最神圣的责任”⑥。因此，尊敬父亲成为虔敬首要的且不可或缺的内涵。另一方面，对希腊人来说，人对神应有的态度，这里的“态度” 不仅仅是灵魂的虔敬之态度，而且更重要的是指许许多多具体的崇拜行为，主要包括形形色色的献祭、崇拜及净化的仪式。人们将这些未成文的仪式和惯例整个当成“祖先之法”，并且极为重视对这一祖先之法的遵从，它的重要性即使不超过至少也等同于世俗的成文法⑦。可以说，城邦的诸神信仰在外即表现为这种外在仪式性的诸神崇拜。
游叙弗伦极其自负，以至于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子告父罪” 的行为恰恰就是对虔敬的首要内涵即“尊敬父亲”的致命打击，而且他的行为本身对传统家庭和城邦的虔敬之实践必然带来极大的伤害，因此苏格拉底要极力阻止游叙弗伦的行为。倘若我们要追究游叙弗伦作为一个年轻人，他的观点是何种教育的结果的话，我们自然会联想到智术师的教育以及他们对传统信仰和道德所带来的冲击。虽然，柏拉图并没有为我们指明游叙弗伦是否受过智术师的教育，但我们从其思维方式上无疑可以看到智术师教育对雅典民众的信仰之理解和实践所造成的现实后果。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已经被败坏了的游叙弗伦，并不是苏格拉底所教导出来的，相反，面对这位已经被败坏的年轻人，苏格拉底以自己的方式对他进行了教导，试图阻止他做出不虔敬之举。柏拉图正是从这个侧面为苏格拉底败坏青年的罪名做了直接辩护。
游叙弗伦提出了对传统虔敬观的不同理解，然而，其虔敬之理解的内在依据却是与传统虔敬观的内在依据同出一辙，即诗人的神话神学。游叙弗伦首先搬出宙斯的例子来为自己的行为作证明，随后当苏格拉底问，游叙弗伦是否真的相信那类故事发生过，就像那些诗人们所描绘的那样？游叙弗伦以诸神事宜专家自居，自诩还知道很多一般人所不知道的故事，苏格拉底要想听，他还能讲上一大堆，并准保苏格拉底会大吃一惊（《游叙弗伦》６ｂ３－ｃ６）。因此，柏拉图正是在这篇对话中，借游叙弗伦之口，指出了传统虔敬观的内在依据即在于诗人的神话神学。而苏格拉底则表达了对这类故事的保留态度，因为在这类故事中充斥中大量有关诸神之间意见不合、相互争斗的事情。柏拉图认为，这一类故事会对城邦民产生误导，乃至产生这样的想法：“对一个大逆不道，甚至想尽方法来严惩犯了错误的父亲的人也不要大惊小怪，因为他不过是仿效了最伟大的头号天神的做法而已。”（《理想国》３７７ｃ－３７８ｅ）① 我们发现，游叙弗伦正是这类故事的典型受害者。柏拉图认为，无论史诗、抒情诗，还是悲剧诗都应该写出神之所以为神的根据，即神的本质。诸神只能成为好的事情的原因，而绝不能成为坏的事情的原因。也就是说，诸神只对人类一切好的事物负有责任（《理想国》３７９ａ－ｃ）②。事实上，柏拉图表明，城邦诸神信仰的危机外部因素是由于受到智术师运动的冲击，而内部因素正是由于它的内在依据即诗人神话神学本身包含相互矛盾，无法真正有效地引领人们走向善的生活。
从游叙弗伦的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到，对古代神话神学的不同解释，在当时至少已经成为部分人的现实行动了。既然对虔敬之信仰可以有不同理解，甚至据此得出完全有悖于传统虔敬观的实践行为，那么，这就使得对传统虔敬观之根基的彻底反思，不仅在理论上是必要的，而且在实践生活中也是必须的、不可回避的。苏格拉底作为哲人，义不容辞地承担了这一思想史和现实政治生活的难题。而他对游叙弗伦不厌其烦的“独特劝导”恰恰从侧面为苏格拉底的指控做了最好的辩护。
三、古代信仰的转向
既然信仰之危机已经成为一个不得不直面的问题，那么，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对此指明了一种怎样的可能之方向呢？
在对话中，苏格拉底一再追问“什么是虔敬” 或者“虔敬之理型”，试图以此克服诸神信仰自身所包含的内在矛盾。苏格拉底的这种追问可以实现两种效果。就消极层面而言，人们之所以在信仰中出现像游叙弗伦这样的问题，其前提就是对虔敬的本质知识缺乏了解。游叙弗伦本来对自己的判断信心满满，但经过苏格拉底的诘问，才逐渐意识到自己对此似乎并无确切知识。苏格拉底告诉我们，如果对虔敬之本质缺乏了解，而以一种包含内在矛盾的虔敬观来判定某事是否虔敬，那么这种做法是有问题的。在对话探讨中，游叙弗伦提出了对虔敬定义的三种理解，其中当然包含对虔敬的传统之理解，如虔敬即为神所喜，或者将虔敬理解为祈祷和献祭等，三种定义都被苏格拉底一一推翻。对话最后也没有得出最终结论，这就意味着我们每个人对虔敬并不拥有确切知识。这样一来，我们必须追问，如果米利都不知道什么是敬神，他凭何依据对苏格拉底提出不敬神的指控？与此类似，如果雅典的城邦民也不清楚什么是敬神，那么，他们又凭何依据最终判定苏格拉底不敬神？因此，从哲学反思的角度来说，雅典民众对苏格拉底提出的“不敬神”的指控和判决事实上是缺乏合理依据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柏拉图对虔敬之问题的反思和批判，实际上是为苏格拉底做了一场哲学意义上的申辩。
从积极层面而言，对虔敬之本质的探讨，对虔敬之知识的追求，乃是真正引导古代信仰走出困境，重新建立城邦共同体生活的神圣根基的一种可能方式。柏拉图在《游叙弗伦》中，多次提到虔敬的理型问题，虽然最终并没有对此理型给出任何实质性的规定。但是，柏拉图这种对确定的理型之探求，对古代信仰的出路来说，完全是开辟性的。
首先，柏拉图使信仰与个体灵魂的关系得以真正确立。在《理想国》中，柏拉图划分了两种世界：可感世界由肉眼所见，而可知世界由灵魂之眼见到。肉眼所见即各个具体事物，而灵魂之眼所见即事物的理型。虽然虔敬之理型是外在于人而存在，但对此理型唯有灵魂之眼才能把握。于是，柏拉图通过虔敬之理型的提出，在某种意义上实现了信仰的内在化转向，因为这里的灵魂已经成了信仰中一个不可或缺的关键因素。人只有实现灵魂的转向即从可感世界上升到可知世界，才能得到一种可靠的指引而达到一种真正善的生活。于是，信仰与灵魂的紧密关系得以构建。如果说古代诸神信仰是一种深刻依赖于神话故事而偏于外在仪式的信仰形式，那么，柏拉图在这里所提出的作为理型的虔敬所指向的是一种偏于内在化的信仰形式③，它使信仰与个体的灵魂真正发生内在关联。因此，柏拉图也特别强调对灵魂的完善，对美德的追求④。
于是，在柏拉图的笔下，苏格拉底呈现出这样一幅道德形象。苏格拉底使灵魂的提升这件事对每个人而言都成为一种强制的要求和一种可能性。他使美德不再是某个等级的特征，而成为人的普遍特征①。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弗拉斯托斯将苏格拉底的这种探求列为对人类的伟大贡献。因为它使道德探求成为一件普通的事情，对每个人都开放，使“一个人应该怎样生活” 成为每个人自己的事情②。但是，它对于每个人来说又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情。
其次，柏拉图通过苏格拉底与游叙弗伦对虔敬之定义的探讨，实现了古代信仰的某种转向③。一方面，虔敬之理型的提出，使得古代信仰超越了城邦的局限而获得了普世意义。智术师曾提出这样的质疑，各个城邦的宗教信仰道德和法律之所以呈现出差异是由于其基于不同的习俗，而非自然。柏拉图以这种具有确定性的虔敬之理型回应了智术师的在宗教和道德方面的相对主义倾向。另一方面，虔敬之理型的提出，也使得古代信仰由多样性的神转向了单一性的“一”。这个特征经新柏拉图主义者尤其是普罗提诺的努力而大放异彩，乃至对后世神学如奥古斯丁等产生深远影响。
苏格拉底对虔敬之理型的追问，不仅可以克服智术师运动带来的相对主义的冲击，而且，他使城邦的传统信仰由外在仪式转向个体的灵魂美德，也试图为城邦的政治秩序重新奠定扎实的基础。从后世的思想发展和历史进程来看，这确实是解决古代信仰危机的一种有效途径。
四、结 语
《游叙弗伦》向我们展现了城邦诸神信仰的严重危机。柏拉图通过对话探讨这种独特的方式，揭示了危机的外在原因与雅典民主政制的发展尤其是智术师运动的冲击紧密相连，而内在原因则是由于诸神信仰的内在依据即诗人神话神学的自身局限造成的。游叙弗伦的两难困境，使得对这一危机的解决具有现实的紧迫性。苏格拉底作为哲人，这是他不得不面对的思想处境和时代难题。既然对传统的信仰、道德等问题的公开探讨已经不可避免，那么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就以这种公开探讨的方式来反思古代信仰的本质。既然智术师以相对主义来质疑传统信仰道德，那么苏格拉底就以虔敬之理型的确定性来应对，并最终将信仰的根基建立在每个个体的灵魂美德上。这对解决当时的诸神信仰危机无疑是一种可能的并且是有效的方式。可以说，通过《游叙弗伦》这篇对话，柏拉图从一种更加宏大的思想史意义上，为苏格拉底的敬神问题做了一番深刻而精彩的哲学辩护。
那么，苏格拉底究竟为何而死？倘若苏格拉底是一位深山隐居者，那么他对虔敬问题的哲学反思和践行不会带来任何问题。问题在于，苏格拉底生活在城邦之中，而城邦的正统权威恰恰是由“多数人的意见” 所决定的。这样一来，苏格拉底的方式可能带来两方面的问题。其一，苏格拉底对其对话者似乎有强求之嫌。他不仅要求自己过一种反思的生活，而且通过与别人的对话交流希望对方也要过一种反思的生活。倘若对话者本人有这种意愿和能力，那么，苏格拉底确实可以说是在教导青年追求灵魂美德。但问题在于是否每个人都能成为苏格拉底恰当的对话者，或者说，苏格拉底的教导及其方式是否适合每个对话者？苏格拉底没有意识到，主动地提升灵魂、追求美德，这在每个时代都只能是少数人的行为，绝大数的人都是按某种代代相传的习俗方式而生活。习俗的生活方式有其自身的合理性，虽然不同时代的习俗的表现形式会有所不同。从这一意义上来说，苏格拉底确实缺乏希腊人所推崇的审慎之美德，或者说苏格拉底不够明智，以致于对某些对话者有强求之嫌。其二，退一步说，即使撇开对他人的强求之嫌，苏格拉底自身对虔敬问题的反思和实践以某种方式展现在众人面前时，也会出现某种紧张局面，因为他以这种方式质疑了多数人的赖以为生的“意见”。于是，代表多数人的城邦要对苏格拉底提出指控。事实上，也可以说，这是“多数人的意见”对苏格拉底的质疑的一种反抗。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苏格拉底最终被城邦民宣判死刑也是情理之中的。因为雅典的民主制恰恰保证了多数人“意见” 的权威性，投票表决的方式其最终结果就是将“多数人的意见”作为唯一权威。但是我们必须区分，城邦对苏格拉底的审判，审判的是作为城邦民的苏格拉底，而非作为哲人的苏格拉底。苏格拉底作为哲人并没什么过错，相反，诸神信仰危机的思想处境是他不得不直面的问题，而且他以哲人的方式为解决这一危机指明了一种可能的方向。但作为城邦中的一员，他必须要面对他与其他多数人之间的这种紧张关系。民主政制的前提就是要允许各种不同的“意见”存在，没有不同的意见，也就没有所谓的民主。然而，民主政制公开辩论和表决的结果代表的只是“多数人的意见”，它并不必然导致“真理”。
因此，从思想史的角度来说，苏格拉底对古代信仰问题的反思和实践代表着一种哲学的或真理的世界，这种真理具有正当性并且影响深远。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柏拉图为苏格拉底所作的这场哲学申辩无疑是成功的。但从现实政治层面而言，雅典的民主政制本身保障了“多数人的意见”的权威性，真理往往得让位于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