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韩庆祥
【主持人语】
“中国经验”引起世人关注。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实践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中，既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也有值得我们汲取的深刻教训。当今，确实已到该总结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经验教训的时候了。总结经验教训，是为了实现更好地发展与进步。毛泽东曾说，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是靠总结经验吃饭的。可以从不同学科且运用各种理论框架来总结经验教训，但哲学上的总结最根本、最深刻、最有效。因为哲学发源于问题，注重揭示本质和规律，它力求运用哲学方法论从根本上清理总结中国经验。需要我们从哲学上总结的，既有中国古代治国理政的智慧，又有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也有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经验，还有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经验教训，当然还有苏共的教训及其对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启示。本刊邀请一些专家学者，着重从哲学上来清理总结一些方面的经验教训，以求教于读者。
中图分类号：B17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660（2015）03-0015-10
作者简介：韩庆祥，河南孟州人，博士，（北京 100091）中央党校教授。
总结中国经验的哲学方法论
——邓小平的启迪
何建华作者简介：何建华，浙江淳安人，博士，（北京 100091）中央党校哲学部教授。
近十年来，围绕“中国模式”、“中国道路”、“中国经验”“有没有”、“是什么”、“有何价值”等问题，来自不同学科的学者展开了广泛讨论，相关研究也成为当今社会科学领域的热门课题。然而，在以往研究中，分门别类提出观点并以此为基础进行板块式组合的比较多，整体性、本质性的阐释比较少；专注于内涵、特点、价值等问题的研究比较多，方法论的探讨比较少。有鉴于此，哲学应该打破在该问题上的沉默状态，积极发声，为深化该问题的研究提供方法论指引。在这方面，作为中国经验的缔造者和总结中国经验的大师，邓小平为我们留下了极为丰厚的思想财富。他关于中国经验的一系列重要论述，既从宏观和整体层面回答了中国经验的内涵和价值等问题，又精辟阐发了总结中国经验的方法论，贯彻了本质性思维、整体性思维和过程性思维的要求。
一、总结中国经验要善于把现象问题
上升到本质层面把握
在《邓小平文选》和《邓小平年谱》中，邓小平曾十几次使用了“中国的经验”的概念，与此相关的表述还有“我们的经验”、“我们最大的经验”、“我们主要的经验”、“最根本的经验”、“首要经验”、“历史经验”、“基本经验”、“正面经验”和“反面经验”等。这些表述及其内含的思想，回答了为什么、是什么、如何总结等重大问题，蕴含着极为丰富的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
在总结中国经验时，邓小平首先坚持的一条方法论原则就是坚持本质性思维，把现象问题上升到本质层面去把握，不仅善于发现事物的一级本质，而且不断地去发掘二级、三级本质等，以揭示中国经验的精髓、实质。在同外国领导人的会谈时，他通过历史和现实、正面和反面经验的比较，反复谈到中国的“最根本的经验”。在他看来，所谓“最根本的经验”，就是反映规律、揭示本质且最为重要的经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最根本的一条经验教训，就是要弄清什么叫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怎样搞社会主义。搞社会主义必须根据本国的实际”。1983年5月22日在会见毛里求斯客人时，他对这条根本经验作了具体阐发。他指出：“我们最根本的一条经验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任何国家、任何地区都有自己的特点，我们应该根据自己的特点制订本国的方针、政策、目标和计划。”1986年6月14日在会见秘鲁领导人时，他又再次强调了这一原则：“一条最根本的经验就是，当我们完全根据自己的实际，遵照毛泽东主席实事求是的精神制定政策时，我们就会成功，否则就会受到挫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根据实事求是的原则和自己的实际情况制定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政策。”实际上，早在1982年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他就对此做出了精辟阐述：“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
很显然，将中国最根本的经验归纳为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两大历史课题，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鲜明地反映了邓小平透过现象揭示本质、善于从哲学思想路线高度总结经验的思维的彻底性。值得警惕的是，在分析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这一根本经验时，要特别注意防止两种倾向：一种倾向是，将中国共产党的实事求是原则等同于中国传统的实用主义或实用理性，即以经验为根据、重实效，只要行得通就行罗纳德·科斯与王宁在《什么是中国经验》一文中提出，中国经验之一是中国的实用主义传统复苏、激进主义破产。 ；另一种倾向是将中国党的实事求是原则等同于西方的实用主义。这两种倾向虽然关注到了实事求是在中国经验中的核心地位，但是却将这一原则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传统作了剥离，忽视了中国共产党人赋予这一原则的时代内涵和科学性质。
当邓小平从哲学思想路线高度将中国的根本经验概括为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之后，中国经验的普适意义也就呼之欲出了。它告诉世人，中国最根本的经验就是证明了世界现代化路径的多元一体。所谓“多元”是指路径选择的多元性，既有先发内生性的现代化，也有后发外生性的现代化。在后发外生性现代化中，又存在着主动和被动、自主和非自主的区分。中国的现代化选择的是一条主动而非被动地进行变革的发展路径，它没有照搬任何一个现成的模式，而是坚持亦此亦彼的思维方法，抛弃了发展道路问题上的市场原教旨主义和计划原教旨主义，对苏东模式、英美模式、德国模式、北欧模式、日韩模式等，既有所因循，又有所创新。它不是在做二选一的单项选择题，而是在做多项选择题。不仅如此，它还为世界现代化提供了一些可借鉴的发展经验。所谓“一体”，在泛义上是指现代化趋势的不可避免，在狭义上是指中国的经验证明世界各国现代化必须走自己的路，一切从实际出发，不能言必及欧美，这是具有普遍意义的规律性认识。对此，哈贝马斯关于普遍主义的一段话作了很好的注脚：“普遍主义究竟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在认同别的生活方式乃合法要求的同时，人们将自己的生活方式相对化；意味着对陌生者及其他所有人的容让，包括他们的脾性和无法理解的行动，并将此视作与自己相同的权利；意味着人们并不孤意固执地将自己的特性普遍化；意味着并不简单地将异己者排斥在外；意味着包容的范围必然比今天更为广泛。”
二、总结中国经验要善于把局部问题
上升到整体高度把握
在总结中国经验时，除了坚持本质性思维、善于把现象问题上升到本质高度加以把握之外，邓小平还特别注意把局部问题上升到整体高度加以把握，从而鲜明地体现了整体性思维的方法。他不是像时下许多叙事那样，只是满足于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历史层面进行单向度的描述和梳理，或者仅仅是将各学科的认识进行板块式组合，而是彻底贯穿了整体性的思维方法，力求做到观察和研究的多角度、宽领域，实现对中国经验的整体或宏观把握。
邓小平总结中国经验的整体性思维，首先体现在他的分析视野的开阔性。在他眼中，中国是一个活生生的有机整体，因此不能拘泥于某一领域的经验之谈，而必须在多重关系中做全面、整体性的剖析。具体而言：
第一，在中国与世界的联系中总结中国经验。如何才能从局部上升到整体高度去总结经验？邓小平的方法之一是立足中国与世界的相互联系，既带着中国的问题和需要去认识和利用世界的经验，又用世界的眼光审视中国的经验。他认为，世界和中国的无数经验教训反复证明，“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也离不开中国，“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因此，总结和谈论中国经验，绝对不能离开世界的视野，“我们最大的经验就是不要脱离世界”《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90页。 。只有站在这个视角上，才能深刻认识对外开放对于中国的极度重要性，也才能理解对外开放作为中国经验的根本地位。当然，另一方面，“国际共运历史的根本经验教训就是，各国党要根据自己的实际，决定自己的政策，才能取得成功” 。任何国家都必须根据自己的特点，决定自己的现代化道路和具体实现方式。上述两方面，就是邓小平立足中国与世界的有机统一而得出的中国经验，即独立自主基础上的对外开放。这一经验的获得，是整体性思维的思想结晶。
第二，在正反两方面经验的比较中总结中国经验。如何才能从局部上升到整体高度去总结经验？邓小平的方法之二是从正反两个方面总结。总结正面经验，可以增强信心、明确方向；总结反面经验，可以明确什么是不正确的、哪条路不能走。虽然在不同时期因为对象不同，他总结的侧重点有所差异，但是相比较而言，他更加重视的还是反面经验。1985年8月28日在会见津巴布韦领导人时他指出：“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我们的经验有正面的，也有反面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都有用。要特别注意我们‘左’的错误……中国过去就是犯了性急的错误。我们特别希望你们注意中国不成功的经验。” 1986年9月2日在会见美国记者迈克·华莱士时他又指出：“我们现在做的事都是一个试验。对我们来说，都是新事物，所以要摸索前进。既然是新事物，难免要犯错误。我们的办法是不断总结经验，有错误就赶快改，小错误不要变成大错误。”正是通过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邓小平得出了指导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根本方法论，即“对的要坚持”、“不足的加把劲”、“不对的赶紧改”、“新问题出来抓紧解决”，这也是邓小平所理解的中国经验。
第三，在统筹兼顾各项事业中总结中国经验。如何才能从局部上升到整体高度去总结经验？邓小平的方法之三是从各方面、各领域、各区域、各群体的相互关系中总结经验。现代化建设是多位一体的总体性、复杂性、艰巨性工作，因此在总结经验时，一要总结各方面工作的关系，例如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等各项事业的经验教训；二要正确总结各方面、各群体的利益关系，例如中央和地方、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在此基础上抓住最关键、最根本的经验，就是党的基本路线，即“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将中国经验提炼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这就是宏观层面、整体视野的一种把握。对于这条基本路线，邓小平看得最重、看得最高。1989年11月23日在会见坦桑尼亚领导人时他明确指出：“十三大确定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战略布局。我们十年前就是这样提出的，十三大用这个语言把它概括起来。这个战略布局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永远不改变。”其中，发展生产力是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中心任务，坚持这一点，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为了发展生产力，又必须坚持改革开放和四项基本原则。这是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特别是“文革”的经验教训所得出的一条基本结论，这一点绝不能放松，要紧紧抓住、扭住不放。正是通过系统总结各方面、各阶段的经验教训，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实现了工作重心的战略转移，“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也合乎逻辑地成为他心目中最为重要的中国经验。
邓小平关于总结中国经验的整体性视野，对于今天拓展和深化中国经验问题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它告诉我们，总结中国经验一定要上升到基本路线和思想路线的高度，这样才能做到高屋建瓴，更加明晰地向世人昭示中国经验的价值。中国的经验告诉世人，做任何事情都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在深刻认识、掌握社会基本规律和满足人民群众根本需要的基础上制定符合本国实际的路线、方针、政策，实事求是，这是具有普适性的真理。
三、总结中国经验要善于把眼前问题放在过程中把握
邓小平总结中国经验的第三种方法论就是以问题为导向，坚持过程性思维，把眼前问题放在过程中把握，既立足现实，又回望过去，更放眼未来，在过去、现实和未来的有机统一中发掘带有规律性的认识。
第一，立足中国实际、面向中国问题总结经验。邓小平认为，中国共产党总结中国经验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必须要面向现实的中国，面向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民群众，致力于解决发展中的一系列问题。问题是时代的声音，是人民的呼唤，只有带着中国的现实问题，总结经验才能做到有的放矢。1985年9月18日在会见加纳国家元首时他就指出：“如果说中国有什么适用的经验，恐怕就是按照自己国家的实际情况制定自己的政策和计划，在前进过程中及时总结经验。好的坚持，贯彻下去，不好的不大对头的就及时纠正，恐怕这一经验比较普遍适用。”类似的观点在《邓小平文选》和《邓小平年谱》中随处可见，也是他同外国领导人会谈时谈及中国经验必须阐述的一个观点。在他看来，按照本国的实际情况制定政策，最为重要的一条就是要善于发现、分析和回答历史和现实生活中提出的重大问题。例如，1989年3月23日在会见乌干达总统时，他就专门谈到了由于闭关锁国造成的“脱离世界”、由于经济过热带来的“通货膨胀”、现代化建设中忽视思想政治教育造成的“政治工作薄弱”、埋头经济而忘记艰苦奋斗传统出现的“腐败现象”等等。在他看来，只有心中始终装着这些问题，用心去想，特别是带着这些问题去总结历史和现实的经验，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道路和方法。
第二，在反思历史中总结经验。总结经验在本质上就意味着回望历史、总结过去，需要确立一种正确的历史观，既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又反对历史保守主义。在总结中国经验时，邓小平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做到既有所因循，又有所创新，特别是他倡导一种观察问题、总结经验的大历史、长时段的分析法。在谈到中国经验时，他总是会把分析的眼光投向中国和世界现代化建设的大历史，投向中国十几年、几十年、上百年乃至数千年的长时段。他对中国经验的反思、概括，根植于漫长的中国社会发展历程，根植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风风雨雨，根植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现代化建设的艰辛历程，特别是根植于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彻底地贯彻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发展观，做到了着眼其发展、着眼其长远。在他视野中的中国经验，不只是雷默等人眼中的1978年后的中国经验，也不再仅仅简单地将中国经验同经济转型、改革开放等同起来。即使在总结中国经济转型、改革开放的经验时，他也总是密切联系历史，特别是中国长时段的历史，关注改革前乃至近代以来的中国所经历的风风雨雨。他对中国经验的总结是建立在大历史观的基础之上的。惟有如此，才能在历史的延续性中找到具有规律性的认识，更好地揭示中国经验的时代渊源和路径演进，揭示出脉络清晰、传承有序、富有生命力的活生生的中国经验。
第三，面向未来总结中国经验。总结经验必须放眼未来，这样才能看得更远、想得更深、做得更好。着眼于未来，正是邓小平总结经验的一条基本方法。在总结过去和现在的经验时，他总是着眼于未来几年、几十年乃至上百年中国的发展，着眼于中国现代化发展战略的制定和落实，着眼于中国现代化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着眼于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求。在1992年的南方谈话中谈到总结经验时，他在强调“每年领导层都要总结经验，对的就坚持，不对的赶快改，新问题出来抓紧解决”之后，马上又指出“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的方针、政策，也将更加定型化”，“我们搞社会主义才几十年，还处在初级阶段。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
着眼于未来总结经验，才能对现实问题看得更透彻，制定政策更合理，也才能对中国的发展认识得更清晰。不仅如此，他还特别注意预判未来可能出现的重大问题，带着这些问题总结过去和现在的经验，做到未雨绸缪。例如，晚年在同他弟弟谈话时，他就经常思考中国发展起来以后怎么办的问题，认为发展起来之后，问题不是越来越少，而是越来越多；不是越来越简单，而是越来越复杂；处理起来不是越来越容易，而是越来越艰巨。因此，一定要随时注意总结经验，做到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不断地再实践、再认识。这表明，立足现实，放眼未来，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不仅是邓小平总结中国经验的基本方法，也是他极为看重的又一条中国经验。
中国共产党执政经验教训的哲学清理
孙要良作者简介：孙要良，安徽阜阳人，博士，（北京 100091）中央党校哲学部副教授。
中国共产党作为世界第一大政党，已经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取得政权并且连续执政近七十年。在此期间，中国共产党既完成了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伟大历史创举，也犯过文革那样的全局性错误，其经验教训值得从哲学上予以总结清理。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党要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两个百年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任务的繁重和使命的远大，需要我们对党的执政经验教训予以世界观方法论等最高层次上的哲学清理。哲学清理有很多维度——世界观、实践观、方法论、认识论、历史观、利益观等等，本文拟选取世界观、历史观、利益观三个最重要的维度来进行。
一、在世界观上必须遵循物质与意识之间的辩证关系，坚持实事求是
能否在世界观上遵循物质决定意识的科学原理、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直接决定着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成败。中国革命之所以取得成功，得益于党根据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基本国情探索出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而没有教条主义地照搬俄国革命道路。正是靠革命路线的实事求是，党取得了政权，但是在执政后之出现了大跃进甚至文革那样的错误，根本原因是脱离了基本国情，超越了社会发展阶段，违背了实事求是这个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脱离了世界统一于物质这块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成功开辟始于“实事求是”战胜“两个凡是”、“实践标准”战胜“领袖标准”。正是依靠思想领域的拨乱反正，党才实现了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转移，结束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确立了正确的思想路线；我们才科学认识了中国社会的基本国情和发展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它是当代中国最大的客观实际，是认识当下、规划未来和制定政策、推动工作的基本点。它科学定位了当代中国所处的历史方位，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依据”。中国改革开放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社会生产力、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已经大幅提高，抛弃粗放型的发展方式，转方式、调结构、要效益正成为“新常态”。新常态虽属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但却是这个“长过程”中的“新阶段”。现在强调认识、习惯、维护、发展新常态，就是强调主观与客观相符合，认识与实际相一致。
党在执政实践过程中为什么必须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这是因为它符合物质决定意识这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物质存在于人的意识之外、不依赖于人的意识、又能为人的意识所反映。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曾经对唯物主义给过两种定义。第一种是本体论的定义：凡认为精神对自然界来说是本原的、第一性的，组成唯心主义阵营；凡认为自然界是本原的、第一性的，组成唯物主义阵营。第二种更多是方法论的定义：唯物主义就是“人们决心在理解现实世界（自然界和历史）时按照它本身在每一个不以先入为主的唯心主义怪想来对待它的人面前所呈现的那样来理解；他们决心毫不怜惜地抛弃一切同事实（从事实本身的联系而不是从幻想的联系来把握的事实）不相符合的唯心主义怪想。除此以外，唯物主义并没有别的意义”。 。前者讲的是如何在认识中做到“唯物主义”，后者讲的是如何在实践中做到“唯物主义”。因此，恩格斯在同一文献中讲到唯物主义的两个定义是相通的。
实事求是离不开解放思想。邓小平曾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实践没有止境，解放思想也没有止境。三十多年前关于真理标准大讨论，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二十多年前关于经济体制的大讨论，为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起到了积极促进作用。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三个进一步解放”，其中解放思想是首要的，起到总开关的作用，是后两者的前提条件。
二、在历史观上必须注重对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的科学认识和正确运用，推动社会的整体发展
社会的基本矛盾是指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它贯穿社会发展过程始终，规定社会发展的基本性质和基本趋势，并对社会历史发展起根本推动作用。对社会基本矛盾的认识和应用水平直接决定着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社会发展的整体规划能力和掌控能力，进而决定其执政能力、执政水平、执政效果。近七十年的执政实践的成败得失直接与此有关。在十年社会主义建设的艰辛探索期间，正是由于没有十分科学地把握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规律，党建立了“一大二公”、纯而又纯的公有制生产关系，使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出现了曲折，付出了代价，蒙受了损失。在十年文革时期，党由于抛弃了物质生产是社会生活的基础、生产力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观点，把阶级矛盾当作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将阶级斗争看作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离开生产力和经济基础盲目鼓捣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领域中的革命，给党和国家的事业带来了巨大损失。改革开放后，党提出了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并将其纳入社会主义本质范畴中，其实就是对物质生产是社会发展根本动力的拨乱反正。党根据我国生产力落后的实际情况，打破了纯而又纯的公有制。中共十五大报告把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制度确立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中共十六大强调要坚持和完善这一基本经济制度，提出了两个“毫不动摇”。这些都是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辩证关系的科学认识和自觉应用。当前，全面深化改革涉的是“险滩”，啃的是“硬骨头”，其实质还是强调要不断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调整生产关系，不断适应经济基础发展完善上层建筑，要适应我国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变化来推进社会发展。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并不是单线式的简单的决定和被决定逻辑。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社会结构理论，制度体系、治理体系属于政治上层建筑部分。我们现在强调制度体系和治理体系现代化，就是对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上层建筑反作用规律的自觉运用，突出了以上层建筑的现代化来适应和支撑未来生产力和经济基础的现代化，强调治理体系现代化就是补上层建筑的“短板”。如果说以前的“四个现代化”更多是涉及生产力或者经济层面的现代化，那么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更多是涉及上层建筑的现代化。历史唯物主义事业中的社会进步是全面进步，是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全面推动的结果。恩格斯在致约布洛赫的信中指出：“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 只有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结合起来观察，把社会基本矛盾作为一个整体来观察，才能全面把握整个中国社会的基本面貌和前进方向，搞好全局和长远发展。
三、在利益观上必须坚持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的真正创造者，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力量之源，决定历史发展的前进方向。“如果要去探究那些隐藏在——自觉地或不自觉地，而且往往是不自觉地——历史人物的动机背后并且构成历史的真正的最后动力的动力，那么问题涉及的，与其说是个别人物，即使是非常杰出的人物的动机，不如说是使广大群众、使整个整个的民族，并且在每一民族中间又是使整个整个阶级行动起来的动机。”《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04页。 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必须时刻正确处理好政党、领袖与人民群众的关系，贯彻群众路线。但是，“群众路线”不等于“群众运动”，或者说群众运动不是贯彻群众路线的唯一方式。科学正确决策应是基于人民群众的意愿，从人民群众中来，到人民群众中去。建国后，党发动的数次群众运动，表面上看十分重视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实际上是自上而下的领袖个人主观意志的单向贯彻，“群众运动”变成了“运动群众”，“到群众中去”多于“从群众中来”。这种脱离人民实际意愿的群众运动并没有给人民群众带来多少实际利益，相反还酿成了很多历史错误。
无产阶级政党与资产阶级政党的最大区别就是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时刻为人民群众谋福利，时刻力求做到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因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党在中国要做到有效执政、为民执政、长期执政，必须很好地坚持密切联系群众这个最大政治优势，时刻意识到党的最大危险就是脱离群众。在“四种危险”中，“脱离群众”是最大的、根本的危险，能力不足、精神懈怠、消极腐败不过是党没有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人民群众利益的表现形式或者是直接侵占群众利益的表现形式。党与人民群众的距离有多近，就能走多远。苏共执政的经验教训值得中国共产党借鉴：共产党的战斗力和先进性与党员数量没有直接的或者根本的联系，因为损害群众利益的无产阶级政党与资产阶级政党无异，最终失去了力量之源——人民群众。党在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三者矛盾关系时，必须找到统一点或平衡点——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改革是新时期的“最大红利”，但如果“红利”没能体现在人民群众身上，改革就会丧失动力。发展是“硬道理”，但如果发展损害了群众利益，就会变成没道理的“硬发展”。稳定是“硬任务”，但稳定必须基于人民群众的合理诉求、正当利益得到充分满足，而不是简单粗暴地“摆平搞定”。党对人民群众利益的理解也是一个由简单到丰富的过程。各种利益中，物质利益是最根本的。除了物质利益，党也开始注意维护人民群众的文化权益、民生权益、生态环境权益。在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党和政府还要革自己的命，最大限度地增强社会活力和创造力。
对中国共产党执政经验教训的哲学清理与经济学、政治学、文化学、社会学等学科的分析不同，它属于最高层次、宏观视野的世界观方法论的分析。党要带领全国人民实现“两个百年”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将哲学上的经验教训贯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执政实践中去。
苏共的教训对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的哲学启示
都岩作者简介：都岩，辽宁丹东人，博士，（北京 100091）中央党校哲学部讲师。
苏联共产党的垮台和苏联解体是20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的重大事件。虽然有学者认为苏共拥有1500万党员，曾执掌能与美国相抗衡的超级大国，其解散原因至今仍是一个谜，因为目前所找到的任何理由都不具有摧毁性的力量。但是二十多年来，更多的学者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对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原因进行了总结，给出了“生产水平低下说”、“体制僵化说”、“蜕化变质说”、“和平演变说”、“民族矛盾说”、“宗教政策失误说”、“合力因素说”等几十种结论。我认为，苏共垮台不是一个孤立的、偶然的事件，促成其发生的原因也不是单一的、表面的，相关研究成果的丰富性说明了事件本身的复杂性。苏共创造了领导十月革命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辉煌历史，它的垮台值得全面、深入剖析。特别是对依然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来说，对苏共垮台、苏联解体原因和启示的追寻，与其说是一个理论问题，不如说是一个实践问题。
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苏共在领导苏联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存在的诸多问题都有可能导致日后的悲剧：经济发展方面，生产过于集中，将生产重心过多地放在重工业上，忽视轻工业生产，不能满足苏联人民发展的需要；政治运行方面，早期权力过于集中，导致党内民主缺失，官员腐败蜕化，工作独断专行，尤其是大清洗运动使党员和民众对党产生深深的怨恨和恐惧，而在执政后期，由于国家领导人进行全盘西化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大搞“民主化”，苏共的权力几近丧失；文化引领方面，多年以来以教条僵化的马克思主义学说作为意识形态宣传的手段，垄断真理的传播，“公开化”后又彻底放开媒体与社会舆论监管，任凭反对甚至污蔑党的言论在群众中蔓延，引进西方价值观念，颠覆共产主义信仰等等。实事求是地说，苏联早期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所采取的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集中化的方式，是在俄国历史遗留条件、战争与革命的时代主题背景下形成的，客观上推进了苏联快速进行现代化进程，建立了强大的工业基础，稳固了国防，取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是落后国家民族解放和走向现代化的一种探索。但是，世殊事异，在以和平和发展为主题的时代背景下，苏共依然坚持战时制度，对社会发展形成桎梏，等到戈尔巴乔夫等人主张改革之时已经回天乏术，企图通过走另一个极端的方式变革社会，实际上颠覆了社会主义，成了自己的掘墓人。
错误的思想路线来源于理论与实践的严重脱节，导致苏共不能在理论上把握时代，不能在实践中创造新的历史。苏共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理论与实践的脱节表现为：理论来源与检验标准均为教条主义，而非社会主义建设的鲜活实践。唯书、唯上是苏共理论教条化的表现形式：唯书，指的是理论来自于对简单化、公式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反复阐释，从概念到概念，从理论到理论；唯上，指的是将领袖的言论奉为真理，阿谀奉承，鼓吹宣传，二者是同一个过程。由于斯大林的威信与政治地位，苏联学界将斯大林的《联共（布）党史》、《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等著作中表达的思想奉为圭臬，学术研究过于政治化，继而教条化。虽然社会主义实践中存在的大量现象亟待总结归纳成规律性的认识，但“注经”显然是更流行、更安全、更快捷的理论生产方式。封闭、僵化与极端政治化的理论研究环境造成的是虚无主义的文化观，西方世界一切思想文化都被当作糟粕抛弃了，如当时本应予以注意与重视的西方学界比较成熟的对马克思异化理论的探讨基本未被触及，这使得苏联共产党人丧失了吸收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的可能性。
斯大林逝世后，特别是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发布以后，作为对长期压抑禁锢思想的教条主义的报复性反弹，人道主义思想逐渐成为理论研究的主流。戈尔巴乔夫宣传“新思维”改革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将“多元化”、“民主化”、“自由化”作为理论研究的基础，实际上就是用资本主义的新自由主义取代马克思主义对共产主义的追求，否定社会主义运动。看起来自由的学术研究实际上依然受到了教条主义的绑架，只不过这次的教条主义披上了“西方自由思想”的“洋”伪装。“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做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00页。 苏联人民和苏共能否具有“新思维”不是靠引进某种在其他国家地区行之有效的思想就能够达成的，精英制造环境、群众适应环境的二元论是机械唯物主义的观点。“新思维”并非来自于对当时时代的把握，或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前景的预见，或对苏联社会存在的问题与解决的途径的追问，而是来自于现成的西方经验，或者说来自于西方积极输出价值观的战略。如果说旧的教条主义禁锢了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用机械的条目和盲目的崇拜肢解了辩证法，那么，对西方自由主义思想的照单全收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抛弃与背叛。
理论沦为维护政权统治的工具，而非指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实践发展的武器。哲学社会理论本身就是在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的基础上发展来的，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个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马克思主义具有鲜明的阶级性，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对无产阶级及全人类解放的条件进行研究的学说，维护的是无产阶级的利益。相反，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述求，其鲜明的意识形态特性正是马克思主义可以科学地认识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前提。马克思主义作为无产阶级统治的意识形态同时是辩证的、历史的，最重要的是，它是代表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的。而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维护的是僵化的、封闭的、垄断的政治统治，脱离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实践，服务于沉迷权力的官僚的特殊利益。这样的理论站在错误的立场上，就不可能运用正确的方法得出正确的观点。这种理论宣传的目的是垄断和控制思想，维持政治统治。
同样，洋教条代表的是资产阶级的利益，而抛弃马克思主义的“人道的社会主义”实质上就是资本主义。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戈尔巴乔夫等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人自觉地将人道主义作为苏联新的意识形态，导致马克思主义作为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地位的丧失，也说明这个党的党性已经丧失，不再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的政党不过是徒有共产党的虚名。从放弃共产主义信仰，放弃社会主义道路开始，苏共已经走向垮台。
人民群众不再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主人。理论与实践得以统一的基础是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客观物质性的活动。无论是无视人的教条主义还是高呼人的人道主义，都将苏联人民群众贬低到客体的地位，人民群众的主体性无从体现。这样的理论不是来自于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也并不用于指导他们的实践；人民群众通过劳动取得的社会产品也没有用于改善人民的生活，实现人民福祉；人民群众始终处在“被解放”的地位中，连声称代表他们的党的解散也不过在总书记的一声令下完成。苏共脱离人民群众的后果是，人民也抛弃了苏共。
今天我们对苏共失败的反思，应该与总结中国共产党执政过程中取得的成绩与面临的问题结合起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所取得的成就，离不开中国共产党人对苏联模式的借鉴与反思。从以俄为师到以苏为鉴，中国共产党走上了适应中国国情和中国发展方向的道路。历史没有终结于资本主义的扩张，苏联的昨天并不会成为中国的明天。“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马克思主义具有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品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必须并且可以具备使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能力。始终坚持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就是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群众观点、坚持社会主义发展方向。道路问题是最根本的改革，我们的改革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不断前进的改革，正确道路的选择是通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前提和保障。这一认识的取得，来自于对他人失败教训的借鉴，更根本的是来自于对中国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和独特的国情的深入把握，来自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规律的积极探索与科学总结。
“共产主义是最近将来的必然的形态和有效的原则，但是，这样的共产主义并不是人类发展的目标，并不是人类社会的形态”，“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
如何坚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又好又快地谋求发展是中国改革正在探索的问题。目前改革进入攻坚区、深水区，在社会各个方面进行的改革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阻力。克服阻力的动力来自于为人民谋利益，带领人民奔小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克服阻力的能力来自于13亿中国人民的勤劳和智慧，来自于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地总结实践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并予以理论解答，继而指导实践继续发展的不断改革、不断推进社会主义发展的努力。
（责任编辑 林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