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冲
【摘要】阅读经典文本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前提。《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自出版以来，就成为影响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经典文献。从文本阅读视域出发，立足２０世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分析该文本的阅读主体、文本内容、阅读方法等要素，是省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客体和方法的基本维度，兼具学理反思价值和时代意义。
【关键词】文本阅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
中图分类号：Ａ８３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４）０６－００５１－０６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前苏联经典教科书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建构研究”（１４ＣＤＪ００５）的阶段性成果。作者简介：许 冲，（广州５１０６３１） 教育部高校辅导员培训和研修基地（华南师范大学）、华南师范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如果缺少对经典作家及其文本的反复阅读和讨论，将是一个“错误”。如德里达所言，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理论的、哲学的和政治的“责任”。①从文本阅读视域省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要是立足读者、文本、阅读方法等要素，展开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客体和方法的辨析，借以建构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整体性反思。众所周知，２０世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充满“俄国味道”，尤其深受苏联教科书的影响。《联共（布） 党史简明教程》（下称“《党史》”）正是苏联教科书体系中的范本。在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推介下，它对各社会主义政党领导的革命实践，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本土化进程影响深远。自１９３９年以来，中共就将《党史》奉若圭臬，在干部教育、整风运动和社会主义改造等重大实践中，按部就班地加以阅读和实践。通过对该文本的政治实践性阅读，中共既获得了苏共的理论指导、经验借鉴和方法启示，却也因袭了个中的教条与窠臼。坦白地说，《党史》影响了几代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的阅读、理解和实践。因此，本文拟从《党史》阅读要素分析出发，就文本阅读视域中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相关问题，做一简要梳理及反思。
一、《党史》读者要素分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省思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首先是马克思主义文本的阅读者。《党史》是体现斯大林“为政治而党史”编撰逻辑的经典文本，其读者主要有两种类型。一是意指的读者，即《党史》编写之时作者所要面对和意欲影响的对象。按照斯大林的指示，《党史》是为“党员和积极分子” 提供的一本经过中央审定的教科书，以便通过“统一解释”，解决“精通马克思主义” 的任务；② 同时，还要使其能帮助“联共（布） 及其宣传部门”，消除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宣传中相互分离的现象。③基于实现上述任务的对象都是《党史》意指的读者。二是现实的读者，即能够跨越时空界限，在苏联以外各自的“现实生活”中阅读《党史》，并不一定是其意欲面对和直接影响的对象。共产国际各支部及其党员、干部和群众，都可以在共同时代主题下，根据不同实践需要“现实的”阅读。
纵观《党史》问世之后的各类读者，就阅读缘起而言，实践需要是阅读的根本性主体诉求。以中共为例，１９３８年毛泽东正式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命题，而《党史》作为马克思主义基础知识的“百科全书”，既相“伴” 而生，又应“运” 而来。考察中共内在需要，阅读《党史》可为即将开始的整风运动提供政治技术，亦可为之后的理论学习和革命实践提供理论参考。所以，从１９３９年２月到１９４０年３月，中共中央连续发出《延安在职干部教育暂行计划》、《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中央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等文件，规定以担负领导工作且具有相当文化理论水平的老干部为主体，将《党史》作为“做到马列主义的中国化” 首先必须深刻研究的“马列主义”，进行系统学习。① 考察该学习主体，最为关键的就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政治领导群体。究其缘由， “基于一些极其深刻的原因，实际上往往是那些不是职业哲学家的政治活动家和政治领袖懂得从哲学家的角度阅读和理解”② 《党史》。所以，考察毛泽东阅读《党史》的读者身份、阅读方式和阅读旨趣，就成为省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的重点。
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身兼政治家、理论家、革命家等多重角色，具有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付诸实践的政治热情。事实上，毛泽东确实反复阅读了《党史》，并极力将其中有关党的建设、武装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方面的理论和经验，在中国实践化、政策化和行动化。虽然毛泽东阅读的是域外的《党史》，但却反映了一个政治家对２０世纪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等“现实生活”的高度关注，具有典型的主体意义和示范价值。正是基于特殊的政治地位和领袖权威，毛泽东对《党史》的阅读和推介，也实际开启了中共领袖阅读和领袖传播的先河。延安时期，毛泽东就曾率先向全党高度肯定《党史》，称其为“一百年来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最高的综合和总结，是理论和实际结合的典型”。③ 并且，还从实践层面确定了阅读的基本态度，既将《党史》作为学习马列主义的“中心材料”，同时要求“废除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④通过毛泽东的评价“定位”， 《党史》具有了其他文本无可比拟的影响力。如果说，《党史》在马克思主义和读者之间充当了“转译者”角色，毛泽东也在《党史》和中国读者之间扮演了同样角色。这一点从毛泽东的阅读行为即可见出。
毛泽东个人是《党史》的忠实读者，也推动《党史》阅读由“个人行为” 向“政党行为”、“国家行为”的转化。概括地说，毛泽东早期阅读《党史》，是为借鉴斯大林的政治和理论逻辑，中期是为干部教育和整风运动寻求理论资源和技术指南，后期是为社会主义建设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参照。由此不难理解，为何毛泽东一再向全党推介《党史》，称其“是本好书，我已读了十遍。奉劝各位也多读几遍”。⑤ 并且，毛泽东的上述阅读号召，也在中共党内逐步演化成为系统的学习要求与规范。这主要归功于从１９３９年至１９６４年间，毛泽东至少２１篇次的读解和推介《党史》。详细考察其背景，几乎全是关键时期党和国家的各级各类会议；而文本阐释的基本形式，主要是会议讲话、报告、演讲以及全党政治报告等。不仅如此，围绕不同阶段《党史》的学习目标，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还先后发布多达１１项政策文件进行规范。虽不能说毛泽东以一己之力，掀起了《党史》学习运动高潮，但领袖阅读在中共政治传播系统中的示范效应已然显现。若要深入理解毛泽东的阅读行为，还需考察其阅读观念。毛泽东阅读的是教科书式的《党史》，而非经典马克思主义文本。这就决定他的阅读目的不完全是回到马克思，而是为了推动中国社会变革。因此，采用一种政治上和策略上高度灵活的阅读方式是必要的。换言之，阅读《党史》就是为了“有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是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而去从它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⑥也就是说，毛泽东是基于“探寻” 而非“朝圣”的阅读心态和理论旨趣，通过阅读《党史》寻求对俄国马克思主义的准确理解，以及对中国现实问题的切实解决。但是，在实际阅读过程中，尽管毛泽东极力消解“教条主义”、“本本主义”的消极影响，却仍将《党史》视为理论联系实际的“完全” 典型，视为俄国经验、俄国道路的“唯一”正本。① 不管是出于从政治功利上丰富中共革命战略和策略的考虑，还是希望通过阅读《党史》来具体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毛泽东对该文本的阅读无疑具有功利色彩和拔高之嫌。对此，考察毛泽东阅读《党史》的结果就可以明了。虽说任何阅读都是一种“被引导的创造”②，但毛泽东对《党史》的阅读却更多表征为是以某种“意义预期”为基础的。实际上，在毛泽东的阅读目的之中早已经预设了阅读结论。毋庸讳言，毛泽东现实地选择并阅读了《党史》，特别是其中以斯大林为中心的革命战略与策略，借以加强中共思想建设和开展党内斗争；但同时也“选择性”地漠视了文本中的诸多问题。诚然，毛泽东并非《党史》的唯一读者，但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最重要的读者。延安时期以来，毛泽东作为党和国家最高政治领袖，既可能秉承高度的理论自觉，持有政治上和策略上的灵活态度，将俄国马克思主义成功地运用于实践，切实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可能在其自身多次强调的反对教条主义、本本主义的政治实践中，陷入一种新的形而上学的阅读模式，造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本认知偏差。所以，当前在阅读《党史》抑或对其他经典文本时，读者既要联系中国的客观实际，又要充满活力和开创性，建构一种独立的、自觉的和批判的经典文本阅读观，成为科学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性诉求。
二、《党史》文本要素分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客体省思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客体，主要是原生态马克思主义和次生态俄国马克思主义。基于消解２０世纪中国民族危机、国家发展和政党存亡等难题的需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化”内容，往往不是作为学说和学术的马克思主义，而是作为革命和建设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考虑到历史环境、语言障碍、语境差异等因素，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某些流行久远并对实践产生重大影响的理论观点，实际可能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解，或根本就是附加给经典作家的。③ 因此，对诸如《党史》之类的经典文本进行追“本” 溯“源”，有利于辩证地省思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客体要素。
众所周知，马克思的文本在理论气质和表现风格上，具有鲜明的逻辑性和修辞性。它既能唤起读者强有力的理智感，又能激起读者丰富的情感的关联。同时，也使其在语言和意义的表达上、在读者的认知和理解上，不至于产生偏差。《党史》的文本逻辑以及修辞，虽不能与马克思的文本相媲美，却也包含丰富的理论内容，并运用诸多修辞手法。它在使读者领略俄国马克思主义思辨性的同时，也能让读者感受其修辞魅力，并兼顾到普通党员群众的大众化需要。然而，“积极修辞”也有可能造就一种另类的“话语陷阱”，以至遮蔽文本逻辑上的缺陷。这恰是深入省察《党史》文本内容的重要原因。
首先需要厘清的是《党史》文本的科学性问题。一般观点认为，依据２０世纪苏共所处的时代条件和历史任务，从教科书的社会政治功能出发，应该肯定《党史》的书写模式及其内容。就争议颇多的“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部分而言，它是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理论基础而纳入《党史》。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书写方面，它起码具有三点特质：一是扼要地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内容，使之易于广大人民群众理解；二是从两种对立的世界观、方法论和历史观阐明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使之易于在对比中加深理解；三是重视马克思主义哲学对无产阶级政党实践活动的指导作用，并从哲学原理中得出实践结论。① 显然，这是基于革命与战争的时代主题，从苏共党内斗争的复杂性着眼，从接受群体的阅读能力等层面的考量。那么，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 《党史》真的是中共理论学习和实践参照“范本”吗？这仍需要具体分析。事实上， 《党史》包含了多维层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内容和实践经验。比如，在方法论上，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在革命发展规律上，强调要由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在过渡到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政策选择上，强调新经济政策的运用等。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上述内容都构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理论来源。实际上， 《党史》作为“帮助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共产主义者获得俄国布尔塞维克党的历史经验”，实现自身解放、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的理论文本价值，② 早在传入中国之初就被中共充分肯定。但不容忽视的是，《党史》中也存在对马克思主义的背离，对俄国革命和建设经验的非科学性概括。比如，脱离实际的“社会主义高速度”观点， “一国建成社会主义” 思想，农业全盘集体化中的消灭富农政策，以及斯大林阶级斗争尖锐化理论等。其中，既含有对经典作家理论设想的具体化，也包括应对国内外严峻形势的策略之选。但是，将未经实践充分检验的制度设计和政策选择绝对化、理论化和模式化，无疑是非马克思主义的。马斯洛夫就曾指出， 《党史》造成的“最消极的后果是，一些伪造的被篡改了的思想和观点、一些对历史事件和现象所作的歪曲的评价、一些对史实扭曲了的解释、一些教条主义的和庸俗化的理论在整个社会科学领域确立下来，并且多年来一直束缚着人们的头脑和思想”。③ 而在长期的理论宣传中，将《党史》视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百科全书”、“马克思主义基础知识的百科全书”、马克思主义的“圣经”，是名不副实的。
其次是辨析《党史》积极修辞的话语悖论。学界公认《党史》是简明流畅、叙事生动、史论结合的经典范本，但也存有难以消解的话语“痼疾”。一方面， 《党史》独具特色的大众化语言艺术，确实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俄国风格和俄国气派，也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大众化提供了“技术”参照。具体说来，一是运用富有平民特点和阶级色彩的革命话语，传递党的理论政策主张，力求简洁明了且“泾渭分明”；二是采用完成时的政治语态，解释和宣传苏共的指示与结论，建构政党的话语权威；三是使用多种形式的修辞格，用艺术话语诠释苏共的历史、理论和实践；四是引用俄国文学俚俗典故，增添文本的民族风格和俄国气质。正是基于此特质，政治家和史学家们才称《党史》是有史有论、以论为主、文字简明、利于普及的范本。但另一方面，作为一种符号载体与方法手段， 《党史》的大众化语言或语言艺术，在书写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却又陷入“话语为政治服务”的历史尴尬。究其缘由，语言或语言艺术虽是一种“相对独立的存在”，但作为思想表达和实现的工具，在遭遇斯大林多元而复杂的《党史》编撰目的时，必然成为书写和形成特定意识形态的工具。可以说，无论是将联共（布）党史“简化” 为路线斗争史、革命领袖活动史，将马克思主义“僵化”为封闭的理论体系和模式，还是“神化”斯大林的历史地位和领袖权威，甚至不惜“丑化”党的其他领导人和理论家，都实际铸就了《党史》的“话语陷阱”。这并非话语和修辞本身之过，但却让缺乏分辨能力的读者、政党和国家深陷其中，最终将一国、一党、一时、一地的理论经验，奉若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而照搬照抄。④
可以说， 《党史》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最具影响的苏联文本之一。历史地省察该文本的理论内容和话语修辞，有助于启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在阅读经典时，必须明晰哪些是对马克思主义继承和发展，哪些需要结合新的实际不断丰富和发展，哪些是必须破除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哪些是必须澄清的附加在马克思主义名下的错误观点。也就说，要通过辨清经典文本的多维结构与价值，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兼具科学性和修辞性的客体资源。
三、《党史》阅读方法分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方法省思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方法，是主体所能选择和运用的一切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观条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读者运用自己的思维能力组织、阐释和发挥文本的能力，决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效果。长期以来，形成了蚂蚁式、蜘蛛式、蜜蜂式等多种阅读经典的方法，而读者对不同方法的选用，将直接造成选择性阅读、理解和结论。① 因此，考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的阅读方式、路径与方法，揭示其背后被遮蔽的理论目的、意识形态及其他因素，构成判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效果的重要维度。一般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主体选择阅读方法的首要因素是其世界观。鉴于斯大林通过政党和行政力量，将《党史》变为“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下面的一个委员会在斯大林同志的领导及亲自积极参加下编写” 的官定党史范本②，读者必须对马克思主义秉持科学的观念，才能形成正确的阅读态度和方法。此外，文本结构也是决定阅读方法选择的关键性因素。《党史》以大众化语言呈现的“表层结构”性内容，因共产国际和苏共的推介而广为人知；但历史为政治服务、理论为政策服务、集体为个人服务的“深层结构”性意蕴，却被遮蔽其中。由此， “症候式”阅读是可取的，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未能完全实施。再则，阅读目的和环境是决定阅读方法选择的又一重要因素。在革命与战争时代主题下，阅读经典文本的目的是现实取向的，即为实现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化” 和“化本土”，它体现了理论运用与理论创造、政治操作与理论操作高度同步。所以，实有必要再从微观层面省察中共阅读《党史》的具体方法。
长期以来，政治实践性阅读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具有重要地位，也是中共阅读《党史》的基本方法。它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一是阅读发起者主要是毛泽东等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实践者和领导者。早在１９４１年５月，毛泽东就向党高级干部发出号召： “应以《党史》为中心材料”，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③ 二是阅读主体主要是中共党员，特别是党的中高级干部，１９５３年以后才演变成全国学习运动。这主要是“为了适应全党在进入经济建设时期的需要”，而系统学习《党史》第９至１２章。④ 三是阅读目的是直接政治性的，即为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实际问题，基本方式是进行理论补充与理论动员、政策移植与政治实践。如１９４１年９月，毛泽东为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错误倾向，强调要从《党史》中学习列宁、斯大林与党内外各种“反对派”斗争的经验和方法论。⑤ 四是阅读方式是将《党史》相关内容在中国实践中移植、运用、创新，并与中国民族传统文化融合。如建国以后，学习《党史》就是要使“全党主要干部都能有系统地了解苏联实现国家工业化、农业合作化和完成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规律，以便在我国经济建设过程中根据我国具体条件正确地利用苏联的经验”。⑥ 五是阅读成果既是为了推动中国实际问题得以解决，又是为了促成共生成果的建构。最典型的就是《关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制定和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实施。概括地说，这是典型的学以致用式的“即时性共时性阅读”方法。
由此可以理解，中共为何在《党史》阅读路径的选择上，主要依靠自上而下的政治力量，而非自下而上的学术自觉了。建国以前，阅读《党史》多属“政党行为”，主要以干部教育运动、延安整风运动等作为实践载体，以“联共党史”课程设置作为基本形式，以“联共党史结束语”作为学习重点。如在全党层面，将“联共党史作为中级课程，在职干部平均每日学习两小时，并使之持久化与经常化；① 在党校系统中，中央各分局训练中级干部，要保证每日学习八小时；②在在职干部教育中，除“甲类干部” 外，乙类干部和丙类干部在经过文化课和党建课程学习后，都要转为学习《党史》。③ 建国以后，中共执掌行政权力，进一步强化对《党史》的政治实践性阅读。先是发布１９５３至１９５４年干部理论学习指示，中央详细规定学习《党史》的主要内容，并且要求在学习时间上，保证每周四至六小时；在学习方法上，高级组和中级组分别以自学和上课为主；在理论教员方面，要以各种形式的短训班解决教员短缺问题；在学习考评上，采用定期考试和平时测验、答问、写论文相结合的方式。④ １９５３年，还将“联共（布） 党史” 课程纳入我国高等教育体系，成为各类高等学校及专修科“马克思主义基础” 课程学习的中心。⑤ 可以说，中共特定时期关于阅读方法和路径的规范，有利于保证马克思主义基础知识社会化，以及俄国革命和建设经验具体化。然而，在学习过程和学习规范中，过分强调《党史》要“为实践服务、为政策服务”，工具主义的学习倾向难以避免。这使得对《党史》的学习，仅囿于应用科学的层面，影响和削弱了马克思主义理论高度抽象的普遍性品格。这主要是因为，在自上而下的文本阅读模式中，权力与知识内在的结合在一起，造成了《党史》被过度政治化阅读，弱化了读者独立批判现实和研究问题的能力，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必须时刻警醒的。
此外，还要对“自学为主” 的《党史》阅读方式进行历史的评价。延安时期，中央规定在职干部学习《党史》， “努力自习是基本的方法”；⑥在进行策略教育时， “亦须用个人研究的方法”。⑦１９４０年１０月，中宣部总结延安在职干部学习经验，认为学习质量不高是因“许多干部至今还没有养成自习与独立思考问题的习惯”。⑧建国以后，１９５３至１９５４年干部理论教育指示也明确规定， “高级组的学习方法以自学为主”。⑨为何强调自学为主？这一规范主要源自苏联。
１９３８年１１月１４日，苏共发布《关于〈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出版后怎样进行党的宣传》，以决议形式规定“独立研究应当成为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要方法”。瑏瑠并就学习内容、要求、制度等一系列问题，做出极其完备的规定，而且“不容许有任何随意的解释”。瑏瑡的确，“自学为主”可以促进独立思考和主动探索，但重知识形态而轻思想方法的本质是显见的。如此一来，《党史》的阅读方法实际决定了阅读结果，读者只能获得一种“唯一的”关于俄国马克思主义的“叙事体系”和解释体系，而无法从整体上进行科学系统地阅读。这是长期以来形成的苏联教科书体系影响的结果。客观地说，在特定的历史时期，该阅读方法是有利于普及、宣传和深化马克思主义基本思想的，而基于独立、批判和开放的理论概括与创新，以及经验教训的总结与升华方面则明显不足。这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亟待消解的方法论难题。
综上可见，阅读经典文本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基础。通过对中共阅读《党史》史实的微观省察，在获得一次解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素历史契机的同时，也启示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唯有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文本阅读的读者自觉、文本明辨和方法科学，才能切实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