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浩斌 王巍
【摘要】“实践”是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中的一个重要而又具有特殊意义的范畴，这种特殊性体现在卢卡奇所提出的“行动”概念上。卢卡奇的“行动”概念主要是针对康德哲学中自由与必然的冲突问题而提出的。他为了解决自由与必然的冲突问题，借助费希特的行动哲学思想，从理智直观、艺术审美性和历史性来阐述“行动”概念的内涵。理智直观是卢卡奇与费希特行动概念的相通之处；而审美性和历史性则是卢卡奇行动概念的独创之处。遗憾的是，卢卡奇的“行动”概念只是停留在理论层面且具有浓厚的浪漫主义倾向，因此最终走向了乌托邦主义。只有马克思的实践概念才真正具有革命性的意义，因为马克思的实践概念不仅仅强调批判，更是强调对现实资本主义的深刻理解与把握，是革命性与现实性的统一。
【关键词】卢卡奇；实践；行动；费希特；审美性；历史性
中图分类号：Ｂ５０５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４）０６－０００８－０８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资本论》手稿的经济学哲学思想新探”（１１ＣＺＸ００２）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王浩斌，（南京２１００９３），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的创始人，卢卡奇在其《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中提出的许多核心概念都深刻地影响着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逻辑，如总体性、阶级意识、历史等，国内学界对此进行了许多深入的讨论。不过，从德国古典哲学发展的角度来看，这些被学界所关注到的概念可能都不如“实践”概念来得重要；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实践”概念是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运思的思想基础。然而，这一重要的“实践”概念却没有得到应有重视，其原因可能是因为卢卡奇本人对其所提出的实践概念进行了自我批判。在《历史与阶级意识》新版序言中，卢卡奇说道：“我对书中的核心概念———实践———的理解，它遭到歪曲，并变得狭隘了。在这一问题上，我同样想把马克思作为出发点，企图把他的概念从后来所有的资产阶级歪曲中解放出来，并使它们适应当前伟大革命高潮的需要。当时我首先确信的是：必须彻底克服资产阶级思想的纯粹直观性质。因此，在这本书中，革命的实践概念表现为一种夸张的高调，与其说它符合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学说，莫若讲它更接近当时流行于共产主义左派之中的以救世主自居的乌托邦主义。”①此外，国内学术界虽有部分学者注意到了卢卡奇对实践概念的这一阐述；然而，由于国内学者主要是从黑格尔的角度来解读实践概念，过于强调卢卡奇的黑格尔主义来源，这就遮蔽了他思想的另一个重要的理论来源，即费希特的行动哲学，尤其是严重忽视了费希特的行动概念与卢卡奇实践概念的内在联系，从而不能准确地把握住卢卡奇的思想特质。在德国古典哲学史上，费希特或许可以说是一个带有悲剧性色彩的人物，他生在一个群星璀璨的时代，前有康德、后有黑格尔，他们的耀眼光芒遮盖住了费希特的思想魅力，导致他对卢卡奇的影响没有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受到应有重视，本文拟从这一视角展开分析。
一、自由与必然的矛盾：卢卡奇行动概念的德国古典哲学背景
国内学界对卢卡奇实践概念的理解主要有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是肯定卢卡奇实践概念的科学性，认为卢卡奇的实践概念与马克思的实践概念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卢卡奇的实践概念是对马克思实践哲学的科学表达。这种观点的问题在于，无法清晰地界定马克思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实践问题上的理论边界。第二种观点是批判卢卡奇的实践概念，认为它受黑格尔主义的影响，具有理论的局限性，无法真正回到马克思的实践概念。这一观点对我们深入理解卢卡奇的哲学思想具有启发意义。然而，这一观点由于仅局限于从黑格尔哲学的视角来解读卢卡奇思想，导致其分析不充分。其中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是，由于过于强调卢卡奇的黑格尔主义来源，从而遮蔽了他思想的另一个重要理论来源，即费希特的行动哲学。
在外国学者当中，美国学者汤姆·洛克莫尔曾注意到了卢卡奇与费希特之间的关系。他在《马克思是一个费希特主义者吗？》指出，“在卢卡奇看来，费希特观点的重要性在于他对主客体统一的论证表达得相当清楚，依照其论证，费希特将这种主客体的统一定位于精神能动，但事实上这种主客体的统一是由无产阶级的行动来实现的”①。不过，洛克莫尔把卢卡奇理解成费希特主义者，则是在另一个理论维度上走得太远了，这实际上是把马克思的思想倒退到德国古典哲学的理论境域中，从而忽视了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对德国古典哲学所产生的变革性，也忽视了恩格斯所指认的“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终结”的问题。以上这些问题，实际上涉及了从什么角度来如何理解和把握卢卡奇的实践概念问题。
总的来说，国内外学界的这些理论观点，只是抓住了德国古典哲学中的一个环节———或者是黑格尔，或者是费希特，而缺乏从德国古典哲学到马克思的哲学革命之整体思想史线索对卢卡奇的实践概念进行全面的把握。在此，本文选取四个关键性的理论节点———康德、费希特、黑格尔、马克思———对该问题进行阐述。贯穿其中的核心问题则是康德哲学中所提出的自由与必然的冲突问题。
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一书的“二律背反”的第三组命题中对自由与必然的冲突问题给予了系统的阐述。其正题是：“按照自然律的因果性并不是世界的全部现象都可以由之导出的惟一因果性。为了解释这些现象，还有必要假定一种由自由而来的因果性”；反题是：“没有什么自由，相反，世界上一切东西都只是按照自然律而发生的”。②也就是说，人在物自体领域拥有自由，而在现象界则受到自然规律的制约。那么，面对自由与必然的冲突时，人的行动该呈现何种状态呢？
康德认为，人的行动在现象界和物自体领域呈现为“两种实践”③状态。一是在现象界，人的行动是技术地实践活动。所以，人的行动是受到自然因果规律的制约，呈现机械的状态，人没有自由的行动。二是在物自体领域，人的行动是道德地实践活动。由于“道德地实践的各种规范完全建立在自由的概念上，完全排除来自自然方面的意志的规定，则构成了各种规范中的一种完全特殊的样式”④，所以人的行动不受必然规律的制约，是自由的、无条件的、应该的行动。也就是说，在物自体领域，对人的行动起规范作用的已经不是自然法则了，而是实践理性中普遍有效的、无条件的实践原理。人只有服从了实践理性中最高的绝对命令即“善良意志”，他的行动才能获得自由。因为“善良意志”是自由行动的价值源泉，与此同时，它也是主体先天所具有的。这就表明了，在实践领域一旦主体为自身立法，他的行动就遵从了自身的法则，那么主体行动就是自由的了，主体成为了自己的主宰者。由此可知，主体的自由行动来自主体内部，是由主体的意愿决定的，而不是外在的规定。上述两种实践活动，虽然在各自的领域内都有自身的合理性，都具有说服力，但是却很难统一起来，正如卢卡奇所说，“康德在哲学上的伟大就在于，在这两种情况下，他不是随心所欲地、独断主义地决定沿着哪个方向前进，从而掩盖问题的不可解决，而是坦率地、不折不扣地突出了问题的不可解决”①。由此可见，“二律背反是古典哲学的第一个高峰，是通向后来发展的出发点”②，也就是说，人很难摆脱自由与必然的冲突问题。所以，人类在实践活动中如何摆脱自由与必然的冲突问题成为康德之后的哲学家所要思考的哲学问题。
面对康德的哲学问题，黑格尔和费希特都给出了他们自己的解决方案。黑格尔主要通过主客体统一辩证法来解决康德的“二律背反”问题。虽然有其合理之处，但也存在着问题。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卢卡奇在认同黑格尔的同时，就尖锐地指出黑格尔通过主客体统一辩证法解决“二律背反”时存在的理论问题。一是卢卡奇认为，虽然黑格尔的主客体统一辩证法存在着解决自由与必然冲突的方案，但是最终“误入了概念神话的找不到出路的迷宫”③，走向了概念辩证形而上学体系，具有浓厚的泛逻辑主义色彩。也就是说，黑格尔主客体统一辩证法虽然包含现实具体的内容，但是它只是对现实对象的概念的、逻辑的和思辨的表达，具有浓厚的逻辑先在性、超感性、超历史性，缺乏对现实具体的、生动的把握，究其根本是概念的自我运动。二是卢卡奇认为，“黑格尔哲学已不可能在历史本身之中发现和指出同一的主体—客体，所以它被迫超越历史，并在历史的彼岸建立自我发现的理性王国。然后从这个理性王国出发，把历史把握为阶段，把出路把握为‘理性的狡黠’”④。黑格尔主客体统一的辩证法是脱离现实社会历史条件的，只存在于彼岸世界，其最终的出路是“理性狡黠”。实际上，黑格尔想通过“理性狡黠”告诉我们：理性是支配整个宇宙万物和人的历史活动的绝对力量，历史的运动发展是服从于理性的，是在理性的支配下向前运动的。具体表现为，在冥冥之中，理性将它自己的目的和意图施加到某个特殊的存在者身上，理性通过这个特殊的存在者将自己外化。这是对理性的地位和作用做了过渡的诠释———理性在某种程度上就相当于无所不能的上帝，这导致黑格尔陷入了“泛理性主义”（ｐａｎ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的泥淖中。
由此可知，卢卡奇意识到，当黑格尔的主客体统一辩证法陷入概念辩证形而上学和走向“理性狡黠”时，就注定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自由与必然的冲突问题。因此，当卢卡奇面对德国古典哲学的理论困境时，他并没有停下思考的步伐，最终在费希特的“知识学”中找到了解决康德哲学中自由与必然冲突问题的最优方案。因为，在费希特的代表作《全部知识学的基础》中，他通过提出知识学的三条基本原理来克服康德哲学中的二元对立，特别是在其第三条基本原理“自我在自身中设定一个可分割的非我以与一个可分割的自我相对立”⑤中，主体和客体、自由和必然的对立最终达到了统一。那么，能够保证费希特知识学中主客体统一的基本根据是什么呢？这个根据就是“本原行动”（Ｔａｔｈａｎｄｌｕｎｇ）。费希特指出：“本原行动是一切思维与行动的本原，是绝对能动的自我，因而也是主客统一体，而把握这样的本原行动只能是人的理智直观。”⑥这一理论指认与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提到的“要由行动（Ｔｈａｔｈａｎｄｌｕｎｇ）来证明和指出的主体和客体的统一，思维和存在的统一，事实上，在思想规定的起源和现实生产的历史的统一中得到了实现，并找到了自己的基础”⑦是一脉相承的。上述思想史梳理表明，在实践概念上，卢卡奇并不仅仅是从黑格尔的角度来阐释实践概念，他还从另一个角度进行了阐释，即从费希特行动哲学的角度来阐释实践概念。对于更强调主体性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卢卡奇而言，从费希特行动哲学的角度来理解卢卡奇的哲学思想，更能够洞悉卢卡奇的理论走向。既然康德哲学中的二律背反是在费希特知识学第三条原理中解决的，而第三条原理的理论根据又是“本原行动”概念。那么，“本原行动”概念具有什么因素使得它能够弥合自由与必然之间的冲突问题呢？第一，费希特认为，本原行动是主体纯粹自我意识的活动，而自我意识的活动中最为重要的因素是理性。在《伦理学体系》一书中，费希特明确指出：“理性不是一种特定存在和持续存在的物，而是行动，是真正的、纯粹的行动。”①也就是说，在费希特的知识学中，理性即行动，行动即理性，二者是同一的。由于“理性的本质特征在于，行动者和受动者是同一个东西”②，所以在理性的统摄下，主体和客体最终统一在一起了。那我们进一步追问，理性是靠什么将主客体统一起来的呢？费希特告诉我们，理性是依靠它自身的直观能力将主客体统一起来的，“理性直观它自身；它之所以能这样做，并且在这样做，恰恰是因为它是理性”③。理智直观是人所有意识活动的出发点，“理智直观对所有哲学来说都是唯一的、牢靠的观点。从这个观点出发，就能解释意识中发生的一切”④。由此可见，理智直观是自我体察自身的本能活动，是对自身生命的静观和把握，它以自我本身为对象，当自我通过反观自己的内心，真实的自我才能被发现，主体才能把握到真实的自我存在，这时主客体才能达到真正的统一。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理智直观是对于自我返回自身的行动的直觉，对行动的直观不同于对感性存在的直观，它所直观的不是经验世界中的客观事物，而是对自我的绝对的能动性或本原行动的直接意识，行动是与僵硬的存在相对立而得到解释的，它是我由以得知某物的东西。最后，理智直观是以自我自身的本原行动为对象的，直观者与直观对象是同一个东西，具有同样的力量和本质，二者处在一种不言而喻的直接同一性中，是一种当下了悟。”⑤也就是说，主体的生命力量源自于人的自我内心，主体对自我内心的静观成为主体生命力量的源泉，构成了改变世界的内在驱动力。由此可知，费希特的本原行动概念是其哲学理论的核心并且深深地影响了西方马克思主义，例如，“理性就是行动”这一费希特知识学的理论特质则在卢卡奇的行动概念中得到了继承和发展。
第二，费希特一方面认为理智直观是理性的本质性规定，另一方面他又赋予理性以艺术审美的内涵。艺术审美是理性所达到的另一种境界，是自我理解自身的直观活动，艺术审美“把这个世界看做是由我们所创造的……它是它自身内在力量的产物；这样人们便把它看做是充实的，有生命的。这方面的考察是美学的考察”⑥。在艺术审美中，自由与必然达成了和解，“艺术不是思、不是情而是融贯了人类所有主体要素和能力的对象化活动，它既合规律又合目的、既有心灵又有技术、既特殊而又普遍，是符合人类主观意义又适应客观社会规则的动态生存方式———真正的艺术必是一种文化技艺”⑦。由此可知，艺术审美是源自于自我内心的活动，是自我返求诸己的活动。艺术审美使自我脱离非我的规定，让自我独立自主地站立起来。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费希特所说艺术审美中“自我的内心活动”是主体先天所具有的能力。这种能力不是依靠后天的教育能够培养出来的，它是人的先天本质与后天努力的全面体现。任何的教育都会在不知不觉中束缚主体天赋的发展，都会扼杀主体天生所具有的创造力。费希特的这一观点实际上已经暗示了精英主义的立场，它与马克思所强调的代表普罗大众的无产阶级立场具有根本性的不同，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其理论思潮的发展进程中逐渐远离大众、躲到象牙塔之中，与费希特所暗示的精英主义立场不无关系！卢卡奇在此基础上，对其进行了进一步的理论阐释，也使得他的行动概念具有了浓厚的知识分子身上所具有的浪漫主义气息，也正是如此，使得卢卡奇的哲学思想引领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前进方向。
综上所述，费希特从理性的理智直观和艺术审美两个不同的方面诠释了“本原行动”概念的理论特质。当费希特的“本原行动”具有了理智直观和艺术审美的特点时，它便具有了强烈的意志主义和浪漫主义因素，倍受德国浪漫主义和人本主义思潮的青睐，也深深地影响了卢卡奇的“行动”概念。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卢卡奇的“行动”概念与费希特的“本原行动”概念是一脉相承的。
二、审美与历史：卢卡奇行动概念的独特内涵
面对德国古典哲学中对康德哲学问题的复杂争论，卢卡奇主要通过借助费希特的行动哲学来解决康德哲学中自由与必然的冲突问题，并基于费希特的行动哲学思想发展出具有马克思实践哲学意蕴的“行动”①（Ｔｈａｔｈａｎｄｌｕｎｇ）概念。它既有与费希特行动哲学的相通之处，又有自己的独创之处：相通之处体现在行动概念具有理智直观的特点；独创之处则体现在行动概念具有审美性和历史性的内涵。卢卡奇实践概念的独特内涵———审美性与历史性，成为日后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鲜明理论特点。
卢卡奇的行动概念与费希特行动哲学的相通之处主要体现在：行动概念具有理智直观的内涵，因为费希特和卢卡奇都认为自由与必然的冲突在主体的理智直观活动中得到了消解，获得了统一。在卢卡奇的哲学思想中，理智直观具体体现在主体具有自觉性和反思性两个方面。卢卡奇每每谈到无产阶级革命的时候，都认为主体的自觉意志是无产阶级行动能够取得胜利的决定性因素，因为“只有无产阶级的自觉意志才能把人类从即将来临的灾祸中解放出来。换言之，当资本主义最终的经济危机爆发时，革命的命运与此相关的人类命运将依赖于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成熟，也就是依赖于无产阶级的意识”②。也就是说，无产阶级要想改变既有的社会历史结构，如果仅仅依赖于客观经济的向前发展来获取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而不将“阶级斗争的经济必然性提高为自觉的愿望，提高为有积极作用的阶级意识”③，那么无产阶级最后将被资本主义彻底收编。由此可见，无产阶级要想取得革命的胜利，就必须“把决定发展命运的权力交给了人的自觉行动”④，只有当经济的必然性和无产阶级行动的自觉性合二为一的时候，无产阶级革命才能获得胜利。理智直观除了具有自觉性的内涵，还具有反思性的特点。主体在自我反思的过程中，既能够认识真实的自我，又可以把握真实的社会结构。也就是说，自我反思是自我意识的沉思活动，是人的主观内省活动，它要求主体回归自我，关注自我的本心。在回归自我，关注自我本心的过程中，一个纯粹的自我才能够得以展现出来。当真实的自我呈现出来之时，主体依靠自己的先天直观能力透过虚假的现象去把握真实的社会存在。也就是说，当无产阶级不断地反思自己的行动，它才能不断地认识到真实的自我存在，它才能依靠他的先天直观能力，透过资本主义物化社会的层层迷雾，真实透彻地把握资本主义社会。正如卢卡奇所说：“无产阶级不能害怕自我批评，因为只有真理才能给它带来胜利，因此，自我批评必然是它的生命因素。”⑤理智直观的自觉性和反思性连接着主体的内部自由世界与外部的必然世界。当主体的内部自由世界与外部的必然世界合二为一的时候，无产阶级的生命力量就会被源源不断地被激发出来，从而让整个社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当卢卡奇通过用行动的理智直观内涵弥合了自由与必然的冲突后，他在此基础上又赋予了“行动”概念以审美性和历史性的独特内涵。当行动具有了审美性和历史性的内涵时，卢卡奇的哲学思想的二元分立状态就愈加明显了，即他的行动概念既具有马克思实践概念的外壳，又添加了浓厚的浪漫主义因素。卢卡奇行动概念的审美性与历史性内涵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卢卡奇认为，当主体通过对艺术作品进行鉴赏和创造活动时，横在主体面前的自由与必然不可逾越的深渊消失了，因为“艺术作品的内在完善能够掩盖横在这里的深渊”⑥。也就是说，当主体进行艺术审美活时，主体就摆脱了自由与必然的冲突。那么，艺术审美活动是如何使得主体摆脱自由与必然的二律背反呢？卢卡奇认为，由于艺术审美具有方法论功能和世界观原则，所以它才能弥合自由与必然的冲突。
一是艺术审美活动具有沟通物自体世界和现象界的方法论功能，这其中主体的自我意识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费希特也曾提纲挈领地谈到过应该赋予这个原则的方法论功能：艺术‘使先验的立场变成为普通的立场’，这就是说，在先验哲学中只是一种可以用来解释世界的问题的假设的东西，在艺术中以完善的状态存在着。艺术证明了，先验哲学的这种要求必然来自人的意识结构，这种要求必然根植于这种结构中。”①二是艺术审美活动能够重新建构主体的世界观，主体在其指导下不断地摆脱近代西方传统哲学中机械化的、科学化的、实证化的思维方式，最终把握到整个社会的本质。因为纯粹的艺术审美是非实证主义的、艺术化的、创造性的活动，它将主体置身于一种纯粹美学的境界。当主体进入到艺术审美境界时，主体就如同艺术家对世界的观察那样，通过一种纯粹的直观把握真实的客观社会结构。也是就是说，艺术审美活动能够使主体回到社会现实本身，即人类要想认识世界的根本途径是纯粹的审美直观。诚如卢卡奇所言：“对我们来说，唯一重要的是，指出造成这些问题的社会历史根源。这个社会历史根源赋予美学，即关于艺术的意识，以一种世界观性质的意义，这种意义是以前的艺术发展阶段从未能拥有过的……这一时代的艺术原则获得了体系理论的、世界观性质的意义。”②
卢卡奇意识到，艺术审美的方法论功能和世界观原则的核心内涵是主体自我意识的活动。因为，只有在艺术审美活动中充分发挥主体的自我意识活动才会有效地解决自由与必然的冲突问题，“只有当主体（意识、思维）同时既是辩证过程的创造者又是产物；只有当主体因此在一个由它自己创造的、它本身就是其意识形式的世界中运动，而且这个世界同时以完全客观的形式把自己强加给它的时候，辩证法的问题及随之而来的主体和客体、思维和存在、自由和必然等等对立的扬弃的问题才可以被看作是解决了”③。在艺术审美活动中，主体将自我意识中的渴望和追求发挥到极致，主体通过主观的努力才能领悟到自身存在的意义和认识真实的社会存在。艺术审美活动的主体是对客观世界的建构不是一种反映式的接受性直观，而是先天直观。当主体对客观世界进行主体创造性建构的艺术审美活动时，人和世界存在的意义才得以彰显。然而，当卢卡奇“行动”概念具有了浓厚的艺术审美内涵，其浪漫主义色彩也就更加浓郁了———从某种意义上说，艺术审美是一种双刃剑，它既可能直观地把握世界，也可能陷入乌托邦的浪漫主义幻想。
第二，卢卡奇认为，行动就是历史，历史就是行动，“历史一方面主要是人自身活动的产物，另一方面又是一连串的过程，人的活动形式，人对自我的关系就在这一串过程中发生着彻底的变化”④。自由与必然的冲突也在主体的历史性行动中得到了弥合。那么，主体的历史性行动是如何弥合了自由与必然的冲突问题呢？在这一点上，卢卡奇主要是通过对无产阶级历史性行动的未来指向性和自由性的阐释来回答上述问题。那么，什么是无产阶级历史性行动的未来指向性和自由性呢？
首先，卢卡奇认为无产阶级历史性行动的未来指向性是指其对既有物化社会结构的改造并在此基础上创造一个新的社会存在，也就是说，无产阶级行动是要“摒弃社会结构的僵化性、自然性和非生产性，它揭示了社会结构是历史地形成了的，因此在任何一方面都是要服从历史的变化的，因而也必定是要历史地走向灭亡的”⑤。回顾整个人类社会历史，可以发现变化和流动是其永恒的主题，诚如卢卡奇所言，“历史的本质恰恰在于那些结构形式的变化”⑥。也就是说，人类社会历史总是从一个瞬间推进到另一个瞬间，从过去推到现在进而推进到未来。当人类社会步入到资本主义社会，人受必然性的统治越来越深的时候，无产阶级承担起了解放人类，争取自由的历史使命，因为他们渴望打破既有的社会存在，渴望创造一个自由与必然和谐统一的未来社会，以“过程的名义对现在采取行动”⑦。当无产阶级开始对未来社会进行创造的时候，他们需要依靠不屈不挠的顽强意志改变着既有的社会存在。具体体现在，无产阶级要通过阶级内部个人之间的联合，组成一个强大的有机整体，在这个整体中，无数个人将自己的意志汇聚成一股巨大的意志之流。在意志之流的引领下，无产阶级开始对未来社会进行创造。当无产阶级开始对未来社会进行创造性的行动时，他们就在自身中体验到了创造的力量。无产阶级在创造中不断发展和完善自身，在发展壮大自己中学会创造。无产阶级的使命就是在物化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无限地去接近这一目标。真正的行动是不断地创造和变化。在创造和变化中，行动与灵魂深处的自我达到同一，从而改变整个世界的存在方式。创造的过程是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是要通过无数次的自我努力才能实现。
其次，卢卡奇认为无产阶级的历史性行动是自由的行动，“自由———正如德国古典哲学家所理解的那样———是实际的东西，是一种活动”①。无产阶级在进行历史性行动时，首要就要求无产阶级能够自由的行动，自由的行动是指无产阶级能够按照自己的主见来做事情，其具体体现在无产阶级能够摆脱外在的各种羁绊和束缚，把主体内在的自我灵魂释放出来，不断创造纯粹自我的过程。当无产阶级挖掘自我的本心和把握真实的自我存在时，“靠这种内在的信念”②才能真正领悟到客观世界的本质，从而进行自由的行动和创造。这种内在的信念体现在阶级意识上：“阶级意识的能动和实践特征是直接影响所有个人具体行动的原则，另一方面，它在同时又是有意识地参与决定历史发展的因素。”③也就是说，无产阶级只有具有真正的阶级意识，在真正把握自己时，他的行动才具有真正的自由性。自由的行动的内在动力是源自于主体的生命，并以主体的生命为中心向外喷发出巨大的能量。由此可见，主体的生命中充满了内在冲力和无限激情，这种巨大的、无限的力量使得无产阶级征服和改造整个世界。总而言之，在无产阶级历史性行动的过程中，无产阶级的自由行动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客观的经济发展只能确立无产阶级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这种地位决定了它的立场；客观的经济发展只能赋予无产阶级以改造社会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但是，这一改造本身却只能是无产阶级自身的自由的行动”④。因为，无产阶级的自由行动更意味着是一种创造性行动，是一系列相互链接和相互渗透的创造性行动，它能够打破既有的历史存在状态和进程，“历史正是在于，任何固定化都会沦为幻想：历史恰恰就是人的具体生存形式不断彻底变化的历史”⑤。
三、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与卢卡奇行动概念的反思
以上分析表明，卢卡奇的“行动”概念通过充分发挥主体的自觉性和反思性，以及培养人的艺术审美境界和提倡人的自由性和创造性来建构具有灵魂性的革命主体。在革命战争年代，无产阶级这些宝贵的品格是不可或缺的，这可谓是卢卡奇行动概念的精深之处。但遗憾的是，卢卡奇的“行动”概念过于强调自我意识和艺术审美的内涵，忽视了对无产阶级行动所需要的具体的、历史的客观社会条件的剖析，尤其是忽视了对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生产方式的解剖，这也构成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一个重大理论缺陷。
如果行动最终只是具有自我意识和艺术审美的内涵，那么无产阶级革命只能停留在革命浪漫主义色彩的冥想之中，只能立足于软弱无力的文化批判之上，革命最终将在血淋淋的现实教训中走向破产。因此，当哲学成为一种时代精神，当哲学从理论走向实践时，哲学的目光不能仅仅停留在审美层面，从某种意义上说，那只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情调”。当然，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行动；然而，这种理论不是审美，不是哲学，而是对社会的解剖，是实事求是的社会调查研究。从这个意义上说，当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发生之后，哲学所要面对的根本问题就是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解剖。
马克思哲学革命以及他的实践哲学（实践的、历史的唯物主义⑥）告诉我们：只有“从实证的现实科学研究中才能引发出来的新的现实批判张力！”⑦这主要体现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当中。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过程中，马克思的实践概念摆脱了审美意蕴下的沉思和冥想以及形而上学的抽象，摆脱了对资本主义外在的哲学批判，深入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领域中。马克思洞察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本质关系即经济问题的背后隐藏着政治关系与阶级关系，也就是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而以卢卡奇所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则远离了现实政治经济关系的分析，甚至远离了现实的阶级关系，而只是着眼于阶级意识———从“思维与存在关系”的哲学角度来说，这是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视域从存在转向了思维。也就是说，卢卡奇的行动概念只是停留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哲学批判上，而马克思的实践概念，已经摆脱了对资本主义外在的哲学批判，深入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领域中，对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进行了科学的解剖。
马克思认为，上层建筑（即政治与文化公共领域）不过是经济基础的反映。这也是第二国际经济决定论的基础逻辑。当然马克思、恩格斯创始人并不是这么简单的认为上层建筑的作用。恩格斯的说法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是辩证关系，但在他们逝世之后的马克思主义传统中，基本上是忽视政治与文化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而第二国际的经济决定论则又拘泥于马克思的理论模型，死抱着封闭的经济决定论，从而导致在理论和实践上的破产。随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国内经济矛盾的淡化，“经济决定论”作为第二国际对马克思主义的“正宗”解释，早已声名狼藉。作为对“经济决定论”的历史反思与理论反拔，西方马克思主义在理论关注点上必然要走向了经济问题的对立面———文化与上层建筑。因此，他们对马克思实践概念的理解必然也是从客观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解剖走向强调审美内涵的主体性逻辑。这也是卢卡奇在实践问题上走向费希特行动哲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潮内部因素。
此外，在２０世纪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由于资本的输出与垄断，国内的经济问题可以外部化———转移到帝国主义国家与殖民地之间，阶级斗争被民族冲突所掩盖，民族解放运动实际上已取代传统的无产阶级革命而成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新形式。这是从国际政治经济的层面来分析。就国内斗争而言，在欧洲资本主义国家中，经济领域也不再是阶级斗争的主战场，而政治、文化、意识形态方面的冲突则凸现出来并加剧。卢卡奇因此提出：“不是经济动机在历史解释中的首要地们位，而是总体的观点，使马克思主义同资产阶级科学有决定性的区别……无产阶级科学的彻底革命性不仅仅在于它以革命的内容同资产阶级社会相对立，而且首先在于方法本身的革命本质。总体范畴的统治地位，是科学中的革命原则的支柱。”①这种总体性反映在社会结构的把握上，强调不仅关注经济方面，更要关注文化政治与意识形态的因素。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判由此勃兴。
在此，需要关注到的问题是，在１９世纪７０年代的第一次全球化高潮之后，马克思就开始把目光转向东方社会，开始关注殖民地问题，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也有关于全球化的课题，但马克思没有来得及深入系统地探讨这一问题。而西方马克思主义则没有意识到资本主义经济的全球化对欧洲革命所产生的重大影响，于是单纯地把欧洲革命的失败归结为文化与意识形态的问题，这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思路的局限性所在。这就使得卢卡奇只能通过激活“行动”概念的审美内涵并且从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来思考革命的问题。这一历史与理论教训提示我们：虽然“问题不仅仅在于解释世界而在于改变世界”，虽然革命需要勇气与决心；但革命者在行动过程中的理智直观、自我理解以及审美意识，实际上都是要建立在对现实实践———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的深刻理解与把握之上。这正是马克思实践内涵的深刻与精妙之处！
由于从政治经济学走向哲学、从存在走向思维，卢卡奇的思想之路正好与马克思的思想发展历史相反，即从马克思成熟时期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倒退到马克思早年的哲学思考之中———这也是卢卡奇的思想与《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时期的青年马克思更为接近的原因。当然，需要指出的是，虽说卢卡奇的“行动”概念最终偏离了马克思的科学实践观，但是这种偏离是一种深刻的偏离：正是由于卢卡奇从审美和直觉的层面来对马克思的实践概念进行了一种虽然片面但又十分独特和深刻的解读，使他成为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开山鼻祖，也使得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哲学与文化上取得了不俗的理论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