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承芳
【摘要】本文从法国理论家让·鲍德里亚与法国思想家保罗·维希留不同的学术思想背景出发，分别从“速度”何以超越“物”、“失神”何以超越“象征交换死亡”、“消失”何以超越“内爆”以及“超活”何以超越“超真实”等方面，阐述维希留如何可能取代鲍德里亚，揭示维希留的唯物主义的速度政治学内涵，突出他技术思维批判的技术批判思想，高扬他的“速度的高级牧师”的重要身份，最终回答了２１世纪为何是维希留的时代，而不是鲍德里亚的时代。
【关键词】鲍德里亚；维希留；物；速度；象征交换与死亡；失神；内爆；速度层；超真实；超活
中图分类号：Ｂ５６５５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４）０６－００２９－０８
作者简介：卓承芳，（南京２１００９３）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生、（南京２１００１２）三江学院讲师。
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以来包括后现代主义理论在内，法国激进社会批判理论逐渐成为引领欧美乃至世界各国社会思潮的风向标与策源地，产生了一批又一批的各领风骚的学术思想大师。正像《后现代状况》的作者大卫·哈维所说：后现代状况作为资本主义过度积累的历史地理学的一种神秘化的空间与时间体验，作为时空压缩的历史地理景观的一种主观文化症状，有四种激进的突围策略在这其中，有一种夸张的修辞学。试图通过建构一种能够反映并希望支配它们的语言与想象而骑上时空压缩的老虎。鲍德里亚与维希留狂乱的作品可以属于这个范畴。因为它们似乎死心塌地地要与时空压缩整合，要用自己的浮夸的修辞学来复制它①。我们不仅要问谁是维希留，为什么哈维要把他与鲍德里亚相提并论？本文还要回答的是为什么当今思想界已经不再是鲍德里亚的天下而是维希留的时代？
一、谁是鲍德里亚？谁是维希留？
让·鲍德里亚是当今时代最重要的，也是最有争议的作家之一。②鲍德里亚自１９６０年代初期在索邦大学学习德文，后来在一个中学教授德语期间遭遇了莫斯的人类学和巴塔耶的哲学，自此逐渐发展出了一种莫斯－巴塔耶的隐性逻辑。
１９６６年鲍德里亚参加了在高等实验学院的罗兰·巴特的研讨课，同时在著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大师列斐伏尔的指导下完成自己的社会学博士论文《社会学的三种周期》。鲍德里亚思想中的“多边性和一张非线性的厚度”也是深深令人折服的。③正如鲍德里亚对自己的全面总结：“２０岁是荒诞玄学家———３０岁情境主义者———４０岁乌托邦主义者———５０岁横跨各界面———６０岁搞病毒和转喻。”纵观鲍德里亚的学术生涯，很多人将其称为“后现代主义”思想的一代宗师，甚至“被誉为新纪元的高级牧师”。④
鲍德里亚的学术出场是从对自己老师列斐伏尔和德波等的左派政治立场的背叛开始的，而这种背叛就是“后马克思思潮”的逻辑缘起。鲍德里亚不仅“反对这个现代性”，更从根本上全力“批判和拒斥全部后现代景观”。⑤在早期《物体系》和《消费社会》中，鲍德里亚把自己的老师列斐伏尔、巴特、德波等人对资本社会最新变化的批判转喻成了一种抽象的哲学反思，而鲍德里亚的最初语境其实是“莫斯、巴塔耶那种以原始社会中的礼物回馈交换关系和非功利耗费观念为核心的草根主义历史观”。⑥而１９７２年完成并出版的《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可以看作马克思从后马克思语境中以叛逆的姿态，向反马克思主义逻辑通道的最早转变。鲍德里亚先是对德波的“景观社会”观念符号学做了修改，之后彻底“告别马克思”，“提出了自己的聚焦于生成差异性能指的象征劳动和符号价值存在的当代资本主义批判逻辑，并直接批评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和经济拜物教理论”。①在１９７３年出版的《生产之境》鲍德里亚已经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作为直接攻击和否定的“靶子”，指出马克思的错误是将资本主义所特有的经济学构架普遍化了，只在“交换价值体系”中才会出现的“劳动生产”、“使用价值”和“生产方式”，被马克思泛化为“人类生成的一般模式”。②在《象征交换与死亡》中，鲍德里亚在“受到晚期拉康思想”的影响下，从“消费社会”到“符号社会”，再到“拟真社会”，走向了真实存在意义上的死亡，而反对客观存在的资本主义统治的“现实革命”却最终演变成一种唯心的“观念造反”。③鲍德里亚的思想来源之丰富，不仅在于其欧洲左派老师的深刻影响，更来自其深层的莫斯－巴塔耶的逻辑的影响，同时还来自与他一起共事了三十年的法国著名建筑学家、哲学家、媒介理论家、城市规划师保罗·维希留的影响④。
保罗·维希留１９３２年出生在巴黎，父亲是意大利的热内瓦的共产党，和母亲信奉法国天主教。维希留在１９３９年在南次港口，二战期间精神上受到希特勒的“闪电战”⑤的重创。尽管维希留未曾接受过系统的建筑学培训，但在巴黎的美术工业学院受到培训之后，与杰出的现代主义者马提斯一起在法国首都的各种教堂绘制彩色玻璃的艺术家工作，这种职业经历为维希留顺利进入了建筑学领域创造有利条件。维希留在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时期随军加入了殖民军队做军事服务（１９５４－１９６２），之后维希留在巴黎索邦大学学习胡塞尔的现象学，并听到了梅洛·庞蒂（ＭｅｒｌｅａｕＰｏｎｔｙ）的现象学课程，而梅洛·庞蒂的身体现象学也成为他的速度本体论的重要依据。在１９６３年维希留遇见了建筑师克劳德·巴朗（ＣｌａｕｄｅＰａｒｅｎｔ），同年二人一起建立了“建筑学原则”（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组织，并发表了多篇有关建筑学的文章，在学界产生较大影响，而他的“都市主义”（ｕｒｂａｎｉｓｔ）的自我风格也逐渐展露。“倾斜功能”⑥（ｏｂｌｉｑｕｅｆｕｎｃｔｉｏｎ）是维希留与巴朗提出的极为重要的理论，直接推动了建筑学的后现代转向，在英语世界也掀起了革命浪潮。维希留的“倾斜功能”具有的双重含义：外在是针对建筑学领域的创新，内在是意图掀起一场声势浩大的革命浪潮，并由此到达广泛意义上革命。这种聚焦于新的“拓扑学”（ｔｏｐｏｌｏｇｙ）的“第三城市秩序”，“被固定的表面”和尝试“水平的城市”的理论。⑦“６８运动”期间的维希留是充满了激情的马克思主义的“同情者”，他身处“革命的中心”，参加“革命运动”，行动中无不展现了马克思主义者的解放决心和革命激情。二十世纪６０年代的维希留一直致力于“地缘政治学”的研究，但是“６８运动”之后，他认识到“没有获得政权”是“不可能干涉空间”的，于是他放弃了“空间”而转向研究“时间”、“速度”、“速度学”等主题。⑧这种“认识论断裂”被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马克思的“认识论断裂”相比较。
维希留创造的第一部主要作品，一个关于战争建筑学的摄影和现象学研究，《碉堡考古学》（ＢｕｎｋｅｒＡｒｃｈｅｏｌｏｇｙ）（１９７５）。“战争”让维希留开始对大西洋墙的碉堡感兴趣，发现了神秘的而难以理解的建筑结构，它们像复活岛的形状。十岁时维希留就开始质疑这些结构，通过勾勒和拍摄那些碉堡希望能了解战争的“极权主义”的维度，《碉堡考古学》的第一张照片是在１９５７年拍摄，最后一张在１９６５年拍摄。⑨作为一个战争婴儿（ｗａｒｂａｂｙ），维希留承认“战争是我的大学”⑩。正如约翰·阿米蒂琪（ＪｏｈｎＡｒｍｉｔａｇｅ）在《维希留访谈录》中说的：“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维希留的主要观点是“倾斜功能”和“投射”，并运用格式塔理论或者被感知的精神形式的“事件”心理学理论瑏瑡；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提出了“当代城市空间的无止尽的军事化”是促使了“速度的来临”或者“时间政治”和“城市空间”的“解域化”（ｄｅ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而针对信息传播中的电讯技术革命，维氏开始质疑“速度空间以及研究军事技术和文化空间组织的联系”。此时以维希留写的《速度与政治》和《大众防御和生态斗争》为代表作；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维希留通过“消失的美学”的观点进入另一个重要的阶段①；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维希留关注“过度暴露的城市”，“战争”，“电影”和“知觉的后勤学”的“碎片化”阶段。②这些都是基于《消失的美学》（１９９１）、《消失的向度》（１９９１）、《战争与电影：知觉的后勤学》（１９８９）和《视觉机器》（１９９４）；二十一世纪文化理论集中在《极地惰性》、《沙漠之屏》、《马达的艺术》、《信息炸弹》、《整体意外》和《期满的策略》③。维希留从建筑学领域中生发出的以“速度学”为核心的速度政治学批判，最终走向全领域批判的“全能政治”的“加速现代性”批判。
二、维希留为什么与如何可能取代鲍德里亚？
（一）为什么是“速度”而不再是“物”？维希留吸收了鲍德里亚的对“物”的几重解读：首先“日常生活消费之物”，是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和人经常打交道，和人发生日常生活关系的物品；其次包含了“高科技成分或者元素的技术之物”；再次包含了“高科技产品结构中非本质的部分”或者说是“从技术本质所引申出的意义的层次”；鲍德里亚的“物”是区别于“一般之物”，是“差异之物”或“符号之物”，提出了“速度不是一个现象，而是现象之间的关系，即是相对性本身”。而在这点上无论是维希留的“速度”还是鲍德里亚的“物”，皆由德国的包豪斯设计流派的“物只有在它的形式被解放为一种符号功能的时候才真正的存在”④的观点的历史生成性的发端。鲍德里亚指出，只是在包豪斯的在场中才出现了“物的革命”，而“正是包豪斯学派建构了幻境的普遍的语义学，在其中每一件东西都成为了功能和意指关系的凝结物”。⑤至此，“所有的东西才成为物”，而在维希留的“速度”理论中表现为有了“速度”，“所有的东西才成为物”。
维希留的“速度”不仅是“相对性本身”，还是“环境”（ｍｉｌｉｅｕ），“既包括两点之间的，又包含由交通工具激起的环境”，换言之，“速度”是一个让我们逃离的环境，是一种我们直接录制后通过录像磁带机器，通过信息科学和“自动化”（ｒｏｂｏｔｉｚｅｄ）的体系参与的环境。⑥“速度”构成“在我们面前展现的世界”，而“现象”是事物“表征”的，能被人“知觉”到的一切情况，而“环境”（ｍｉｌｉｅｕ）是“指以人为主体的外部世界，是地球表面的物质和现象与人类发生相互作用的各种自然要素与社会要素构成的统一体，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也是与人类健康密切相关的重要条件”⑦。
维希留的“速度”范畴要比鲍德里亚的“物”的范畴大，维希留对身体的关注主要就集中在对“速度”的研究，维希留认为“速度是看作认识的最初特征，而时空被看作速度的产物”。首先，“速度使我们可以‘看’”，速度除了可以很快地到达目的地，更“使我们可以看见和预见，用摄影和电影来看，用电子产品，计算器和计算机来预见”。其次，“速度改变着世界的视野”。１９世纪通过运用摄影和电影，视觉变成了“客体”，而今天视觉变成了“电子客体”，电视机和多媒体正在使时空的近景崩溃。最后，“速度使我们看见不一样”，“速度”在维希留的现象学展望中是“世界视域或者说是世界知觉的一个完整的部分”。⑧在分析科索沃战争时，维希留提出了“速度就是战争的本质”。⑨因此，维希留的“速度”是包含了所有与我们相关的一切，而鲍德里亚的“物”是基于消费社会的研究，而维希留的“速度”则是基于日常生活的各领域。鲍德里亚通过消费社会的批判来解决经济问题，是一种赋予戏剧性的，根本无法实现实质性问题。瑏瑠相对于鲍德里亚而言，维希留对“速度”的研究更加具体全面，而不是仅限于一个领域，这也决定了“速度”思想可以走的更远的重要原因。
（二）为什么是“失神”而不再是“象征交换与死亡”？
鲍德里亚从具有某种象征性含义的“非等价”的交换到“象征意义上的死亡”，而“死亡”则是具有“象征意义上的死亡时间”。鲍德里亚用“一种否定性的目光来看待物品的功能化世界”，表现出“海德格尔的技术批判”，即一种“让物物着”的“浪漫主义情怀”。在《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物的差异性操持”被鲍德里亚指称为“人与人关系的化身”。①而鲍德里亚宣称的“一种拟人的方式的在场”也给了维希留极大的启发。鲍德里亚指出广告生产出了自主购物的消费主体，其实是幻觉主体，真实的消费主体是无。②鲍德里亚认为，“大众传媒假手影像和流行媒体塑形出来”的“真相”是以“我并不在场”为前提的，这种“实际不存在但有偏偏存在的事实”就是“幻影”，因而“我们从大众交流中获得的不是现实，而是对现实所产生的眩晕”。③正因这种暴力的“无目的和无对象”，才使它变得无法控制，而“技术的缺陷”和“故意的技术破坏”，是“代替生产的根本方法”。“今天消费社会之功能的物质生产塑形的质性被颠倒了”，生产物品恰是为了早日死亡。④此时商品死亡的“加速”的力量已表露出来，“加速”对资本积累的影响已经初露痕迹。鲍德里亚的“死亡”不仅是消费主体的“死亡”，也是“商品”的死亡。广告等大众传媒在实行“无动机是最大的驱动性”，“无强制是最大的强制”，“无压迫是最大的压迫”的阴谋。这种“温柔地对你进行掠夺”是“一种可以在你不知不觉的伪构境中控制大众的购物行为”。大众传媒“无意识的劝诱”使我们消费了一种‘心中的宁静’，一种意识形体构序之下的伪宁静”。⑤
维希留汲取了鲍德里亚的“象征意义上的死亡时间”，将之放宽到日常生活中经常出现的“死亡”，只是“死亡在维希留的著作中仍然是弥散的”。维希留自创了“失神”（ｐｉｃｎｏｌｅｐｓｙ）一词来代替“死亡”以表示其对“死亡”的重视，“失神”（ｐｉｃｎｏｌｅｐｓｙ）指的是暂时性“死亡”或者“半癫痫（ｓｕｂｅｐｉｌｅｐｔｉｃ）”的无意识的状态。在维希留看来，人类世界在面对最终死亡之前经常被这样的短暂的“死亡”打断。而这种“死亡观”是人类经常有的无意识行为，而并非被设计的“死亡”假象，既然是人类本能行为就是有可能改进和提升的，并非无能为力的，这里可以发现维希留“失神”思想中的唯物主义的一面，同时也是对现实的积极反应，并非如鲍德里亚一般消极无助的思想。
（三）为什么是“消失”而不再是“内爆”？
维希留从鲍德里亚基于现代信息和媒体技术的发展提出了“内爆”（ｉｍｐｌｏｓｉｏｎ）概念中，看见了我们所处的“高科技时代是一个新的仿真时代”，主要的特点在于“计算机、信息处理、大众媒体和生物克隆等前沿技术主导着我们这个社会”。⑥随着信息技术和大众媒体的渗透到处都是，整个社会，以及社会组织都处于技术和大众媒体的控制之内。鲍德里亚指出在这样的一个仿真社会中，在这一信息爆炸和被符号支配的现代技术世界里，不但传统哲学的意义消失了，能指与所指分离了，能指不再有所指了；而整个社会处处都在发生内爆。⑦鲍德里亚用“大众媒体”来分析“内爆”，认为在现代技术社会中，由于大众媒体的“无孔不入”，导致了“信息泛滥”；人们面对着媒体的“狂轰滥炸”，面对着各种各样的“广告宣传”，大众感到“厌倦和麻木”，并充满了“厌恶之情”，“内爆”导致的结果是“媒体的终结或消失”。大众媒介不再是“传播社会意义”和“轰动性社会事件”的载体，而仅仅是信息。“媒体的内爆”终结的是“实在、意义、内容、信息交流等具有意义和表征性的东西”，因此“媒体和社会内爆”的结果自然是一切“终结了”。这一点既表现了鲍德里亚对“资本运作”的批判，也表现了他“虚无主义”的精神特质。⑧
维希留认为加速的现代性必将导致人类走向“消失”，这是媒体和社会内爆的结果，却不是“虚无主义”的结果，实际上是指“我们不断地牺牲空间来换取时间，甚至在天文时间之上争取机械时间”。而通讯工具的极速发展，所“删除”的不仅是“大西洋或者太平洋”而已，而是整个地球；所缩减的不再是任何一国的领土，而是将地球缩减成“一个没有延展度的点”；所争取的不仅是“有间差”的“机械时间”，是没有“持续性”的“实况时间”。①在加速社会中，不仅是鲍德里亚说的“媒体的终结或消失”，而且是整个世界虽然走向了“内爆”，我们将生活在“无人之地”与“全球在线”的双重时代。
鲍德里亚对于“内爆”的研究纠缠于“信息技术”，主要是一种基于消费社会的经济学领域研究，而维希留将之发展到了各种领域。维希留的速度在很大程度上是军事的形成。“大众通信的加速”同时意味着“过时的工业战争让位于信息炸弹和信息战”，而“军事冲突”逐渐变成“光速战争”。②维希留揭示的新的“内爆”形式：加速的信息技术将军事生活与人民的日常生活划上了等号，即全民皆兵，而人民的日常生活成为时刻的战争准备或者战争本身。除了军事的形成，维希留“消失”旨在揭示“技术脱域化”带来了“这里和现在”的消失，以及“虚拟门户”（ｖｉｒｔｕａｌｐｏｒｔａｌ）或者伴随着“技术上帝”（Ｇｏｄｏｆ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的“幽灵会议”（ｔｈｅｍｅｅｔｉｎｇｏｆｓｐｅｃｔｒｅｓ）的出现。维希留在《速度与政治》中提出了“加速的继续不断”暗示了“自然地理空间”的“消失”（ｄｉｓａｐｐｅａｒａｎｃｅ）和“一种实时的新型政治”（ａｎｅｗ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ｏｆｒｅａｌｔｉｍｅ）的出现。③
鲍德里亚认为“冷漠和沉默”是“大众抵抗现代技术媒体”的方式的“内爆”，而维希留则认为我们面对“内爆”时不仅可以选择“冷漠和沉默”，更好的选择应是选择一种摆脱技术控制的“慢生活”。维希留的“消失”已经从单纯的“信息技术内爆”走向了地理空间、军事、政治等更加广泛的社会现实批判，并进一步提出如何走出“消失”的策略。
（四）为什么是“超活”而不再是“超真实”？维希留认为在速度作用下，社会已经从鲍德里亚的信息技术走向“信息炸弹”的时代，他赞同鲍德里亚关于现代信息技术的“超现实性”几乎模糊了现实与非真实的界限的观点，并由此提出了超越“超真实”的“超活”概念。维希留的“超活”概念既存有“超真实”的含义，即“比真实更真实的”，更暗示了加速网络时代的人类其实活了两次：一次是现实中的，一次是网络中的。鲍德里亚则认为仿真是超真实的状态。而真实或实在消失之后出现的就是超真实。④然而“现代数字技术的魅力和魔力”就在于其“超真实性”，因此，以追求真实、理性和反思批判精神的科学技术的无限发展，在消灭原始的“实在”的同时，导致了“超真实”景观的出现。科技的发展，特别是现代数字技术和媒体技术的高速发展，导致了整个社会都发生整体的“内爆”，在各个领域都出现了“超真实”现象。维希留继承了鲍德里亚的“非真实代替真实”，同时还原了真实世界的存在，因此维希留的“超真实”要更加符合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并没有否定物质世界的存在，仅仅留恋于虚拟世界。维希留的“超活”概念深刻阐释了人类对速度的追求亦如对财富的追求一般，个人到国家皆迫切。当代资本主义试图用“和平策略”来奴役人，而“速度”成就了人类“超活”的可能，信息技术的“加速”让人类实现网络全球化，并不断地引爆信息炸弹，在视觉机器的监视和威慑中，人类穿梭在现实与虚拟之间，双重威慑促成人类“超真实”的生存状态。“全球化”让人身心皆疲的“机器人”，沦为“全球化”暴力统治下的工具，维希留从全球化的极端统治模式的批判出发，希望找到一种摆脱“速度暴力”的全球魔咒，力图回到一种摆脱信息技术义肢的主宰和控制的生活，还原身体本源的知觉世界的方式和体验真实自然的唯物主义情怀，他追求的是“一种城邦的那种新亚里士多德主义式的主体间性”。较之鲍德里亚揭示的经济策略，维系留则将“超活”对资本主义“新政治”策略的分析批判更为深刻全面，而摆脱“超活”的途径也更具实践可能性。
三、维希留何以可能超越鲍德里亚？
（一）唯物主义的速度政治学：马克思主义的后现代主义反对后现代主义的马克思主义？鲍德里亚从“消费社会”到“符号社会”，再到超真实的“拟真社会”制造了本体论的恐怖事件。①鲍德里亚推翻了马克思、弗洛伊德、索绪尔、海德格尔、列斐伏尔，巴特和德波等的理论，“告别了现代社会理论的问题群”。②鲍德里亚认为我们“只剩下理论暴力”，“必须用死亡来反对死亡”，张一兵指认他的传统逻辑已经自我消解了。③波斯特认为，当鲍德里亚指出，“只有死亡才能摆脱编码”时，他的立场已经从激进主义退缩为“一种消沉的宿命论”。④鲍德里亚从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来宣判马克思的劳动生产观念的过时，拟真则是他用来图绘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关键概念，而这正是他坠入“一种彻底悲观主义的思想情境”。⑤事实上，鲍德里亚离开对资本主义统治的现实反抗，即便是再吓人的语言恐怖主义也只能沦为“资本主义统治的同谋”。⑥鲍德里亚对马克思的理论成长过程绝对同质化的理解不仅表现了他的斯大林主义非历史解释模式，也说明了他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无知：马克思的广义历史唯物主义讨论了人类社会历史存在和发展的一般状况和规律性的东西，而狭义历史唯物主义则是针对资本主义社会历史形态中发生的特定历史现象的说明和批判。⑦因此，鲍德里亚认为马克思的认识论就没有跳出形而上学的陷阱。⑧这也是鲍德里亚的后现代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逻辑大厦注定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建筑，其命运必然是崩塌。
维希留对“速度”的关注原本是基于对闪电战的深刻伤痛记忆，而后转向了对“速度”本身的关注，由此开启了速度对人类的影响，速度原本是一个物理学的抽象概念，然而却被维希留赋予了实体的内容。在维希留的眼里，“速度不是一个现象，而是现象之间的关系，即是相对性本身”⑨，这已经超出了鲍德里亚的“物”的指涉，是对马克思的人的本质的另一种解读。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瑏瑠，而维希留认为“速度”是“现象之间”的“相对性本身”。维希留指出“速度暴力”已经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而非仅仅如鲍德里亚所说的大众传媒领域。加速的现代性本身将“空间”、“时间”、“人”以及“人的思考”一并删除，而人类人们对速度的迷信到达了速度拜物教的地步，“电传托邦”（ｔｅｌｅｔｏｐｉｅ）正快速地“吞噬我们以往熟悉的时间与空间”，人类已经成为不知不觉的受害者。
维希留的“速度政治学”旨在基于现实的批判上图绘一个平等而自由的未来，一种更加广泛意义上的启蒙主义思想，希望人类能够用自由平等天赋人权来反对速度政治学的专制和霸权，避免“速度”使“人类社会”变成一个“没有未来”的“全世界都远程在场的社会”瑏瑡。维希留经常无意识的表现出唯物主义革命战士的形象却毫不知情，这应该也是一种英雄人物的行为无意识的写实。这些都超越了鲍德里亚的仅仅限于意识形态批判的“化蝶”，而维希留确实始终坚守着理论与实践的紧密结合，他关注世界范围的革命斗争，热衷于革命斗争实践，曾全程参与“６８运动”，同情“巴黎公社”，相信“革命的抵抗”，无处不彰显着“马克思主义的后现代主义”特征。
（二）批判技术思维而非技术本身：马克思主义的后现代技术社会批判反对后现代主义的技术决定论？
鲍德里亚的技术反思引发出了对技术哲学中重大问题的思考，正如罗马俱乐部在《增长的极限》中的警告引起了人们对我们所生活的地球的关注和生态环境的重视一样。瑏瑢然而鲍德里亚试图将生产与现代技术相割裂，导致技术成为游戏的技术，瑏瑣同时认为我们的现实世界和现实生活全成了技术的幻觉，全成了一个数字技术的“模拟”世界。①鲍德里亚除了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和生产方式理路扣上了“唯心主义”的帽子，还从技术的仿真批判出发为我们描绘了一幅更为“暗淡的”人类社会未来的前景。②面对着技术与社会之间的复杂关系，鲍德里亚悲观的后现代主义的技术决定论实际上违背马克思主义对生产和科学技术的辨证观，将生产方式与技术方式相分离的极端化做法是极为偏激的。
维希留对技术的研究不像鲍德里亚那般脱离现实，变成对“符号”的象征暴力的研究，而是基于现实的研究，强调速度成为技术的“共谋”，即技术成为资本主义控制人的隐形工具。速度不仅使技术达成了资本主义奴役人类的目的，更让人们自愿形成一种技术思维的共识：发展（加速）正是我们所愿所想所需。在维希留看来，技术应是价值中立，而现实却并非如此，而他提出了对技术时代的生存论之思毫无疑问是比鲍德里亚的深刻的。尽管二人的思想中都流露着海德格尔的生存论的痕迹，维希留对技术的批判要更符合海德格尔的“让物物着”的思想。维希留的批判技术思维而非技术本身的思想则更接近于马克思的批判“商品拜物教”而非“商品”本身的思想颇为相似。③在面对２１世纪的技术时代时，维希留的加速本身就是矛盾的，他指出我们在“接受加速技术带来的自由和可能性”的同时“不得不接受暴力，排斥和剥削”④，也就是“新技术结构常常带给他们新的可能性和新的危险的真实情况”。⑤由此可以看出，维希留对技术的分析是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辩证客观地阐述了关于技术的思考，并非如拉什在《信息批判》中说“保罗·维希留的客体是无可救药的坏东西”，甚至认为维希留是“最具典范性的技术恐惧者”，对“技术怀着一种受虐狂似的迷恋”⑥，这种误认表明了拉什将鲍德里亚和维希留的观点不加区分的错误视角。而拉什认为“技术就是速度，就是意外”⑦，这更加偏离了维希留对技术的理解，维希留仅仅说“技术天生就包含着意外”，并未将技术直接等同于意外，等同于速度，这是更深层的误认。
维希留提出“意外是技术天生的本质”，这并非是其对技术的完全否定，而恰恰证实了其对技术的肯定，维希留的研究与鲍德里亚的研究基准不同便是在于此：维希留是在对技术的肯定中保有否定，这正是受到了马克思的历史观影响，并非如鲍德里亚一般以唯心主义的视角看待技术，看待世界。正如ＮｉｃｈｏｌａｓＺｕｒｂｒｕｇｇ在《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ＶｉｃｅｓｔｈｅＭｙｔｈｓｏｆＰｏｓｔｍｏｄｅｒｎＴｈｅｏｒｙ》中提到维希留坚持自己并非“反对技术的创造性”，而恰恰是“支持技术的”，原因在于“把艺术和技术分开是荒谬的”。
尽管与鲍德里亚一样对技术的发展有所担忧，鲍德里亚的“技术”倒是完坏的，他坚信大众在面对技术时只能选择“冷漠和沉默”，而维希留对技术之看法并非全是消极的，有其积极维度，在面对技术的意外时，不仅警示如果再继续加速我们将无法看清世界，世界将出现“灰色生态”危机，更重要的是提出“减速”或者“慢速”的建议。维希留在对待技术批判是审慎中带有激进，他号召我们要过一种“慢生活”，尽量不依赖技术，尽管媒介技术是我们身体的延续，可以增强我们的身体功能，但过分依赖只会带来极大的损失，即“加速的现代性是危险的现代性”。
维希留的速度政治学的研究“开始于绝望，终止于希望”，“绝望”在于“世界的加速”而希望则是“速度带来的可能性”。⑧由此看出，维希留对加速的理解是辩证的，是基于现实的思考，相对于技术本身来说，他深知那种控制着我们的技术思维是更加危险的，然而我们不仅全然不知，还全力支持吹捧，一味强调加速，强调效率，而这个速度政权为少数人掌控的现象是尤其值得反思之处。“技术”对人类的奴役居然无形之中成为了我们的生活方式，这正是维希留悲伤之处。从表面的依赖技术到思想上离不开技术，这种新型的技术政治模式使我们的生活成为一部技术生活。维希留之所以被称为“超现代主义者”（ｈｙｐｅｒｍｏｄｅｒｎｉｓｔ）或者“后现代技术文化的批判家”⑨，他以一种“马克思主义的后现代技术社会批判”视角出发给予了我们诸多启示：首先，警示世人对技术的依赖应当有所节制，尤其应当拒斥技术思维的统治；其次，号召“减速”过一种亲近自然的“慢生活”，归还身体的本能；再次，正视技术带来的可能性，善加运用，造福人民；最后，预见技术的“意外”，正确预防，辩证看待。
（三）“速度的高级牧师”的预言：马克思主义的后现代主义终结论反对后现代的虚无主义？
鲍德里亚的后形而上学玄学中的虚无主义成分与其悲观的后现代主义技术决定论在逻辑上是完全一致的。鲍德里亚对技术的未来前景具有一种“命定”的悲观论，认为一切都被命定为“虚无”了。①网络和虚拟空间对我们生活的侵入和骚扰，已经到了不可等闲视之的地步，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对虚无主义的拥抱和赞同，而鲍德里亚对技术的理解已经完全陷入了虚无主义的泥潭。人们在技术面前已完全沦为技术的奴隶。②鲍德里亚认为技术具有自身的自主性，人在技术面前只能束手就擒，坐以待毙，因此打算用技术虚无主义来反对甚至取代马克思主义的科技观，在这点上，维希留对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即科学技术就是生产力）则是持肯定的态度。
维希留认为技术加速带来了“战争时间的完善”，导致了‘全球极权’（ｇｌｏｂａｌｉｔａｒｉａｎ）国家的到来，即“通过一个普遍化的暴力和恐惧的时间控制和组织人民生活的全球军事国家”。③维希留注意到资本主义在利用当代信息技术进行剥削和压迫时，也十分注意策略，导致我们都情不自禁地跳入加速的社会中，丝毫未觉被压榨，却以被彻底剥削了。从“全球化”视角来研究速度和资本主义，发现“技术加速”培育的资本主义是将整个世界组织成“一个同质的体系”。④维希留质疑“被机器减少”或者“替代”的人类，指出当代艺术见证了“加速的技术”造成的人类身体的“苦难”⑤，他倡导与技术“作斗争”而不是在技术前面“麻木的”。维希留警示了加速的现代性试图将“技术文化”变成一种“法西斯主义者冲动”，并从“灾难性的”“技术的知觉”中预见到了“全面化的意外”将紧随大量出现的“技术科学”相继出现，这就是维希留所谓的“现代主义的终结”⑥。
维希留提出“速度本身就是一种权力”，这种以“速度”所产生的暴力作为权力的支配形式被称为“速度政权”。⑦“速度权力”的问题已超越存活的问题，而是“超活”的问题。‘超活’不只是存活，还必须是以更快的速度，更敏捷的思考才能存活的存活。”⑧维希留指出“速度政权”的暴力统治带来“灭绝”⑨，而“速度暴力”带来“消失”，它将事物“消除”，将“人与人的社会关系消除”，最危险的是它将“思考和反省能力都消除了”。瑏瑠维希留认为我们已经进入了速度掌控的全都市化时代，继人烟稀少乡间的“无人之地”，明日我们可以想象“无人之时”，“相对于大都会管理需要政治，全都会需要的是全能政治，而全能政治掌握绝对广度的绝对权力与绝对控制，一种结合知识／权力，速度／权力和资讯／权力的统治技术。”瑏瑡这种全能政治绝“不只是政治经济学想象的‘生产之境’之反射，而根本是速度政权‘电传真实’所辐射出来之‘生产之荧幕’”。瑏瑢与鲍德里亚的“没有快乐”，“没有能量”，“没有对更美好未来的希望”的“虚无主义”不同，维希留从未“丧失社会信仰”，而仅仅是“对政治感到失望”瑏瑣，一直尽力经营着“善业”瑏瑤，为无家可归的人建造房屋。维希留始终尽心做好一位“速度的高级牧师”的职责：用马克思主义的后现代主义终结论来反对鲍德里亚的后现代的虚无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