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尼克·奈特／著 张 明／编译
【摘要】国外学者关于毛泽东对辩证唯物主义规律的理解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即“正统说” 与“异端说” 的尖锐对立。对马克思主义尤其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必须保留正统概念。评价毛泽东关于辩证唯物主义规律理解的正统程度必须首先确立评价所依据的正统标准，而所谓的正统实际上处于不断的建构过程之中。苏联１９３１－１９３６年所确立的关于辩证唯物主义规律的正统———对立统一规律处于核心位置，而随着１９３８年《论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出版，这种所谓正统已然发生相应改变。倘若以苏联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初至中期所确立的正统为衡量基准，那么毛泽东对辩证唯物主义规律的理解毫无疑问具有正统性。
【关键词】毛泽东；辩证唯物主义；苏联哲学；正统性
中图分类号：Ａ８４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４）０５－００３２－１０
毛泽东研究中的“正统”问题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一大批以前从未公开的毛泽东著作在中国和西方被出版发行。在这些资料中，有许多是毛泽东从１９３６年至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中期对苏联、中国相关哲学著作所做的读书笔记和批注。上述哲学批注集的出版，对于近四十年来在毛泽东研究领域占统治地位的主题———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的“异端”———产生了极大的挑战。其中，一些主题已经被用于阐释毛泽东思想与“正统”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分歧。
诸如，用以解释毛泽东对由“正统”马克思主义所阐明的辩证唯物主义规律的理解程度、水平和准确性。一方面，那些毛泽东研究者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的著作，认为毛泽东机械地、照搬照抄了“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著作。这种判断的依据是将可得到的毛泽东《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与苏联２０世纪３０年代早期苏联哲学著作进行对比，二者之间存在相当多重复的事实被视为毛泽东在哲学领域是无能的业余者的证据，视为他只能机械地模仿正统去确立他的马克思主义的凭证。另一方面，一些毛泽东的研究者认为毛泽东对辩证唯物主义规律的理解完全不同于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尤其是较之于在辩证唯物主义中的其他哲学规律和范畴，他更为重视对立统一规律。实际上，施拉姆在毛泽东所掌握的辩证唯物主义规律中已经觉察到了一个新的观点，即毛泽东思想与作为整体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逻辑之间的一致性存在严重的问题。
然而，立足于毛泽东思想的这一正统标准做判定的话，其与“正统”马克思主义的著作是完全不一致的。现在存在的问题是毛泽东研究者对所谓“正统”马克思主义本质的理解要么是不清晰的，要么是缺乏必要的材料阐释清楚或缺乏连贯性。“正统” 是如何出现的？正统的核心概念和相互关系是什么？ “正统” 是如何实行的？面对这些问题，毛泽东研究者拒绝做出理论上的回答。“正统” 的本质是评判毛泽东思想是否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标准，然而这一问题却很少被提及，其结果就是在这一领域内的理论研究水平一直表现得不高。更长远的结果是不愿意接受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存在理论上一致性的可能，因为分析的目标是不变的，即评估毛泽东思想与“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偏离程度，当然有学者可能会说得更加夸张一些。对毛泽东思想“异端”的持续重视，会导致在很大程度上抹去系统分析毛泽东思想中所继承的马克思主义概念的可能性。诸如，对两者区别的追寻（实际上这种区别并不存在）由于缺乏寻找两者相同性的意愿，而变成了对毛泽东思想中的概念和关注点与马克思主义传统之间连续性的确认。但是每一项任务都需要一个详细的评价基准，这反过来需要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与迄今为止大多数毛泽东研究者相比更加富有经验。
因此，我的论点是：在毛泽东研究领域“正统”概念占据十分重要的、核心的位置。但是，我们如何去理解这一概念，如何运用这一概念去分析毛泽东思想？对于这一问题，存在明显不同的答案。如果不需要特别清楚明确表达的话，那么毛泽东研究者对其最明显的回答就是：从对经典作家马克思、恩格斯大量相关著作的毫无问题的经验主义阅读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个独一无二的马克思主义正统，其最显著的特征就是静态性。但是，如果马克思主义被视为是一种有时候包含大量理论上和政治上存在相反趋势并且处于发展中的传统而被接受下来，那么关于马克思主义正统是静态的命题就变得不真实了。事实上，这种结论在历史上也是站不住脚的。因此，如果想要在毛泽东研究中保持正统概念的有效性，就必须承认确定正统的标准是其自身，它们处于历史的变化之中。在本文中，我将会挑战下述观点，即认为存在于毛泽东思想中主题不同的、固定的马克思主义正统是可以被评估的。我将会指出，如同其他理论一样，马克思主义正统是一种理论的建构，它受到时间的变化和外部世界政治力量不稳定变化的影响，今天的正统将有可能成为明天的异端。因此，关于毛泽东马克思主义正统的判断需要确定什么样的正统才能被运用于这种比较之中。如果这种比较是比较有意思的话，那么对于正统严格的理论建构仍然需要加以讨论。
为了寻求这一论据，我同样将会指出必须提升对于主题的分析，因为我们不能假设在毛泽东思想中确立一个正统主题的同时，又将这一正统假设为其他的主题，也不能将毛泽东的思想视为是一个同质性整体。毛泽东思想中的辩证唯物主义规律就是在本文中被用来加以分析的主题。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这一主题在毛泽东研究领域是一个持续被关注的热点问题，尽管主流观点认为毛泽东对辩证唯物主义规律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是非正统的。我将会挑战此观点，我立论的基础在于对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在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流行的所谓正统（直接先于毛泽东对辩证唯物主义的认真学习，同时也包含在毛泽东的相关哲学著作中）的重建。对辩证唯物主义规律进行谱系学地考察，不仅提供了对毛泽东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的基本评价形式，同时也是理解在后毛泽东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轨迹所必须的，因为它与解释被毛泽东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视为正统的辩证唯物主义之间有着密切联系。在本文的最后部分我们将简要介绍这一观点。
只存在唯一的马克思主义“正统”吗？评价辩证唯物主义
在确定保留“正统”概念之后，现在我要挑战将正统视为静态的观点，阐发这样一种分析效用，即将正统视为动态的实体并且其历史可以由完全引人注目的非连续性所标志。我同样将会考察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 的历史，尽管辩证唯物主义已经被普遍视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正统而接受，但我将会证明其内容经历了巨大的变化。其结论是，在使用正统并将其视为评价观点的基准时，有必要去确定什么样的正统被使用了。
有一些评论家认为西方哲学中的辩证唯物主义，最早源于对自然现象、运动和变化的解释之中；还有一些人经常强烈地、批判地认为其源于恩格斯尝试去建构自然哲学———人类社会历史都可以从中推导出来———之中。后一种观点是基于这样的设想，即确定辩证唯物主义的正统性是十分重要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是可以被视为一致的，马克思知道并同意恩格斯为唯物主义的历史概念提供哲学基础。然而，恩格斯对哲学的突然袭击在很多基本方面都违背了马克思的意图，其中最重要的是：马克思并没有将人类历史表述为如自然一般，自然受外在于人类社会的基本哲学规律的控制（被动的）；而人类历史则相反，人类历史是自然和对自然规律主动反应、互相作用的结果。在里希特海姆看来，马克思因此放弃纯粹通过哲学去解释人类历史的做法，在这里他形成了具有自己特色的政治经济学———人类在其中被赋予批判的理性，有能力与变化的自然以动态的方式相互作用。
在我看来，那种将辩证唯物主义视为源于恩格斯而非马克思主义的做法，仍然是将马恩两者思想的一致性视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正统出现的前提。从一些最早将辩证唯物主义体系化学者的著作中，尤其是第一个创造和使用“辩证唯物主义”的乔治·普列汉诺夫（可能是在１８９１年），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们都将恩格斯在哲学上的著作尤其是《反杜林论》视为马克思思想的逻辑延续。在此种程度上，哲学上正统的出现可以追溯到马克思并可以在他那里获得合法性证明。
随着俄国革命的爆发，尽管并非是普遍，但人们广泛地接受了辩证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关于哲学的推测和争论都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合法的成见。不仅是普列汉诺夫和艾克斯罗德写了大量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著作，列宁于１９０８年也写了经验主义的争论，在其中他确立辩证唯物主义是“正统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在认识论上，这种观点坚决反对马赫主义的继任者如波格丹诺夫和巴扎罗夫。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对我们的教导是：首先，马克思主义哲学正统的概念在本世纪早期就已经被很好地确立了，列宁认为必须在很大程度上保卫其完整性以及所具有的政治上的意义和影响；其次，列宁争论的语调清楚地反映了在马克思主义革命运动中存在着相当多对马克思主义正统内容的不同理解。列宁随后以《哲学笔记（１９１４－１９１５）》的形式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攻击，表明其对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解并非是固定不变的，他所声称去保卫的马克思主义正统与他所想相信的正统并不一致。特别是，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对认识论的理解表现得相当机械，而在《哲学笔记》中由于受黑格尔的影响而表现得更加辩证。
列宁至少在２０世纪２０年代早期曾坚决地保卫他自己所理解的辩证唯物主义，但是在布什维克中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合适内容有很大的争论。雷内· 阿汉伯格（ＲｅｎｅＡｈｌｂｅｒｇ） 认为：“在２０世纪前半期，马克思主义哲学一点也没有被详细地阐述。” 在这些争论中，主要的代表人物是米宁（Ｍｉｎｉｎ） 和茵科曼（Ｅｎｃｍｅｎ），他们认为哲学本身是阶级社会留下的不符合时代潮流的产物，应该被科学所丢弃。这种观点后来被布哈林批判为“庸俗唯物主义”。经验主义者波格丹诺夫试图在实践和主体经验的基础之上实现主体与客体的统一； “机械唯物主义者” 的代表思特潘诺夫（Ｓｔｅｐａｎｏｖ） 和季米里亚捷夫（Ｔｉｍｉｒｙａｚｅｖ）是从机械运动、必然因果性和线性运动形式去看问题的。辩证唯物主义支持者所反对的是后一种哲学趋势，他们于１９２９年战胜了机械主义者，这为后来１９３１－１９３６年建立哲学正统拉开了序幕，而这一哲学正统对毛泽东哲学思想产生了巨大影响。
将辩证唯物主义视为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正统的代表人物是艾布拉姆·德波林，雷内·阿汉伯格在其传中记将其称为“被遗忘的哲学家”①。在１９２５－１９２９年期间，德波林领导了对“机械唯物主义”的批判，推进了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系统化工作。以德波林为代表的辩证唯物主义者在大量的基本哲学条件问题上与机械唯物主义展开了激烈争论。后者在很大程度上是从恩格斯的哲学著作出发，采取决定论的姿态———以进化论的观点看待发展，而这是建立在外因决定论基础上的；他们公开反对辩证法并将其视为“经院哲学”，强烈要求废除在苏联学习和教授哲学和辩证法，认为它们应该被客观的科学所代替。德波林激烈反对对辩证法的攻击。他紧跟黑格尔和普列汉诺夫的步伐，将辩证法视为逻辑学、本体论和认识论的统一，认为辩证方法构成自然科学的基础。他坚持发展是以辩证方式展开的，发展是由包含在现象中的内在矛盾所推动的。事实上，他将辩证法中的对立统一规律视为理解客观世界的基本法则，坚持将其视为客观物质世界的理论基础。德波林所理解的对立统一规律的优先性与接下来讨论由毛泽东所继承的辩证唯物主义规律的正统程度的问题有着密切关系，因为这种优先性表明在构建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唯物主义正统的早期，就存在有影响的支持这种观点，即辩证法规律之间的地位并不平等。我们接下来将会回到这一观点。
德波林及其支持者对辩证唯物主义基本命题（对立统一、内在原因和跳跃式法则） 的保卫和详细阐述，并不是仅仅停留在理论争论的层面。在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后半期，由德波林所提议的坚持辩证唯物主义者，在不断努力之下控制了关键组织，诸如科学研究机构（声名显赫的苏联科学学院就是最显著例子）、大学和专业机构。关于专业机构，由德波林所领导战斗的唯物辩证法论者协会至１９２９年为止，已经建立了覆盖整个苏联的组织网络，并且德波林在１９２６－１９３０年也成为苏联最主要的哲学刊物《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的主编。这些支持辩证唯物主义的组织持续不断增强的影响力，至少部分反映了共产党对哲学和科学领域不断增长的控制力，这些领域逐渐地被视为对维持党的统治具有重要意义。党在１９２９年４月对机械唯物主义所提出的判断（其“明显地背离了马列主义哲学”） 也因此成为终结将哲学视为可以自由争论领域的预兆，同样此时所提出的观点即党是确定各种各样马克思主义谁是正统的最终决定者从１９３１年开始也正式被确立下来。
“正统”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辩证唯物主义的规律，１９３１－１９３６
随着德波林学派对阵机械唯物主义的胜利，辩证唯物主义在１９２９年获得了正统的地位。这一正统地位也因此成为维系信念的功能之一，其认为较之于机械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本质更加密切；毕竟机械唯物主义者在恩格斯的著作中可能会找到实证主义和进化论的主题，而辩证唯物主义者不说能证明其辩证主题更加具有合法性，至少也和机械主义者一样，正如同普列汉诺夫和列宁的观点一样，他们都将辩证唯物主义视为马克思主义的“正统”。辩证唯物主义的优势地位及其理论和概念的说服力，部分地依赖于其早期著名提倡者诸如恩格斯、普列汉诺夫和列宁是意识形态领域内的权威。就此而言，德波林毫无疑问受到黑格尔和普列汉诺夫哲学的强烈影响，他坚信辩证唯物主义的优先性并竭尽全力地宣扬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通过他的著作和活动，他能够让苏联新一代的哲学家相信辩证唯物主义的优先地位。①
然而，将辩证唯物主义视为正统，其功能同样是通过党的支持和干涉以增强其对关键组织的控制；因为现在被牢牢掌控在斯大林手上的党，决定像哲学和科学这样追求知识的领域是如此重要，以至于不能出现任何与党所认为的社会主义需要相敌对的观点。党对哲学统治的不断增强和最终完成，不仅解释了德波林和辩证唯物主义者在１９２９年对机械唯物主义者的胜利，同样也解释了德波林自己在１９３１年１月魅力的减退。早在１９３０年月，德波林学派就受到米丁、尤金等红色教授学院成员的批判；这些批判并不是主要针对德波林及其追随者理论上的观点，而是批判他们“直接限制党的实践政策”。在１９３０年６月《真理报》上发表的文章中，德波林学派被指控“缺乏党的意识”、“形式主义十分严重，蓄意将哲学与国家的实践问题相脱离”。在１９３０年１２月，德波林的观点最终被斯大林打上“孟什维克唯心主义”的标签，这是一个毫无意义的绰号和诋毁，因为在１９３１年之后，德波林哲学的基本内容就不再受到批判了，尽管在现实中它们在被解释时较少地被提到黑格尔的精神。然而，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德波林所重视的对立统一规律在１９３１年之后并没有消失。苏联哲学在１９３１年之后最显著的标志就是它完全由党所控制。“正统”现在被确定和赋予了政治的含义；这将导致完整地建构辩证唯物主义，在建构的过程中，思索性和创造性的思想将消失，取而代之的将是党所支持的哲学原则的不断重复。
可以相对简单地将２０世纪３０年代早期在苏联哲学中流行的形式主义和重复正统的本质与毛泽东所读过的辩证唯物主义进行一个对比，我们将在下面进行对比。在对比之前，有必要简单地重构苏联辩证唯物主义的正统。我们将集中探讨这一哲学的前提和规律、相对的意义。这一重构将被视为参考的观点，这种观点直接反对我们所被告知的关于毛泽东所理解的辩证唯物主义规律的正统程度的判断。
在德波林受批判以后，米丁成为苏联哲学的卓越发言人。他认为，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前提是物质的普遍性和客体都是由物质组成并且独立地存在于人们的意识之外。物质世界的运动、变化、发展受一系列客观自然规律的控制，最主要的是对立统一规律（有时将其描述为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或者是对立面的统一和相互渗透）。这一规律将客体和过程假设为由对立面（或矛盾）的存在所导致的。对立构成客观事物，而存在于对立面的统一则是客观事物存在的本体论前提；但是对立又是事物不可避免的变化发展的前提，同时对立面之间存在统一，也存在相互斗争，这确保了宇宙间万物没有谁能够摆脱变化发展的必然性限制。运动、变化和发展的基本原因是内因。正如对立面或矛盾的存在为客观物质世界的运动变化提供了原始动力，对这一规律（对立统一规律） 的描述，构成了辩证法最为重要的规律。毛泽东为了准备其关于辩证唯物主义著作而大量阅读了米丁的《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书①，米丁在书中认为：
因此，对立面的一致、相互贯通就成为辩证法中最为基本、最为重要和最具决定性意义的法则……列宁在他的哲学笔记中将对立统一规律视为辩证法的实质。
对立统一规律是客观世界和认识的最为普遍的规律。②
在苏联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中期的其他哲学著作中，也能看到相似的判断。毛泽东在１９３６－１９３７年，对西洛可夫和爱森堡等合著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一书也进行了认真阅读并做了大量的批注，该书同样将对立统一规律视为“辩证法的基本规律”及其“决定性要素”。同样，拉里察维基在由米丁所主编的《新哲学大纲》（尽管毛泽东所读的副本已经遗失，但毫无疑问他肯定阅读过此书）中，也评价了对立统一规律的决定性和普遍意义。苏联的另一本哲学著作《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大纲》，也将对立统一规律视为辩证法和辩证逻辑的基础。因此，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从２０世纪３０年代早期开始，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正统的中心前提是对立统一规律，在辩证唯物主义各种各样的规律与范畴中，对立统一规律是最基本的，它占据了绝对的优先地位。当我们开始批判那种认为毛泽东强调对立统一规律而以牺牲其他规律为代价，因此将其视为是马克思主义异端的判断时，上述结论的意义将会变得更加明显。
辩证唯物主义第二和第三个规律分别是质量互变和否定之否定规律。对立统一规律揭示了变化和发展的本体论基础，其他两个规律是关于发展过程和为什么发展是以跳跃式而非均衡式方式展开的原因的论述。米丁认为，质量互变规律彰显了变化的多样性：变化是逐渐的、累积的，在没有改变事物的本质时是量变；但是，量变最终达到一定质点，在这一阶段矛盾的相互斗争将变得非常激烈，以至于关于事物的本质将会被改变为完全不同的东西，但在新的事物中将会部分保留原有事物的因素。米丁和苏联其他十分注重对立统一规律并将其视为是辩证法最基本规律的哲学家们，都运用否定之否定规律来解释上述现象。这一规律揭示了事物发展过程中矛盾斗争的方式。矛盾对立的双方，一方是保守和旧事物的代表，另一方是新事物、变化和发展的代表；它们两者之间矛盾斗争的解决将最终导致后者战胜前者，新事物否定旧事物（否定之否定）导致进步和发展，然而在新事物中部分保留旧事物的因素。米丁是通过运用黑格尔的“三题” （正题、反题和合题）来表达否定之否定规律的，合题同时代表了对正题和反题的否定以及对两者部分因素的保留。在米丁和其他苏联哲学家看来，否定之否定规律解释了周期性变化的（为什么是以跳跃的形式）发生以及为什么变化不是随意的而是朝着前进的方向发展。
简言之，上面论述是关于２０世纪３０年代早期至中期在苏联哲学正统中辩证唯物主义的三大规律。通过对苏联哲学著作的对比，我们可以发现其具有明显的模式：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唯物主义规律中最为基本的规律，质量互变和否定之否定规律是对立统一规律的具体表现，其影响不能与对立统一规律相提并论。官方对对立统一规律的定位，得到许多苏联马克思主义评论家的认同，但不幸的是这在对毛泽东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相关研究中需要进一步强调。
自１９３１年所确立的正统，在德波林垮台之后，于１９３６年经历了“另一个彻底转变” （卡门卡［Ｋａｍｅｎｋａ］ 语），米丁和他的同事被指控为“抽象化、经院化理解马克思主义和政治上的无知”。换言之，在他们那里，哲学并不能有效地满足党的需要，并且经常提到托洛斯基和季诺维也夫的著作也是有罪的。米丁因此做了自我批评，保证“‘在哲学上’紧跟党的路线”①；哲学也因此被更加紧密地置于党的控制之下。而且，随着１９３８年斯大林《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公开出版，对辩证唯物主义公认的定义也发生了改变。斯大林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描述为“四个基本特征”：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依存，运动和变化的永恒性，质量互变导致事物由简单向复杂形式的转变，一切事物内部都存在矛盾斗争。很明显可以看出，上述对辩证唯物主义“基本特征” 的公式化表达不同于在１９３１－１９３６年间被视为正统的辩证唯物主义。首先，其具有四个“基本特征”，而不是三大基本规律。其次， “对立统一规律” 并没有被提到，而是强调矛盾的相互斗争。而且，尽管斯大林将“对立双方的斗争” 视为“发展过程的本质内容”，但是这一辩证法的“基本特征” 是在最后部分被列出的，而在先前的表述中，正如德波林所强调的那样，对立统一规律在辩证法中被赋予优先地位。再次，尽管提到质量互变，但是无论如何也没有提到否定之否定规律。斯大林对这一规律的忽视产生了深远影响，导致否定之否定规律从此在苏联哲学中消失，这种情况一直到他去世之后才有所改变。②
毛泽东思想中的辩证唯物主义规律：“正统”还是“异端”？
很明显，在苏联哲学中，被视为正统的辩证唯物主义规律并非一成不变。２０世纪３０年代早期至中期所确立的正统，随着斯大林在《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中的相关阐释而发生了相应变化。所以，结论是：当我们在评判毛泽东对辩证唯物主义理解的正统性程度时，必须首先指出我们用于比较目的的正统究竟是什么。这里有说服性证据证明可以使用１９３１－１９３６年间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流行的正统作为评判毛泽东思想中辩证唯物主义的基准。毛泽东第一次对辩证唯物主义的集中学习是在１９３６年末至１９３７年初，这段时间关于哲学的学习是非常重要的。在此之前，大量苏联哲学著作被翻译成中文。这些著作都是２０世纪３０年代早期在米丁的主持下写成的，它们都将辩证唯物主义表述为上面所提到的方式；同样从它们经常出现的辩论的语调即苏联著作打算将其内容视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正统中，也可以很明显证明上述判断。毛泽东对此引证上述苏联哲学著作，表明了他受苏联哲学正统基本前提和概念的影响程度。而且，许多翻译这些苏联哲学著作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尤其是李达和艾思奇），他们关于辩证唯物主义漫长的论述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１９３１年后的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毛泽东不仅阅读和批注了李达和艾思奇的相关哲学著作，而且通过通信和当面接触等方式保持与他们的联系。这毫无疑问加强了苏联哲学著作关于辩证唯物主义的解释在毛泽东思想中的正统地位。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毛泽东自己的哲学著作诸如《实践论》与《矛盾论》（写于１９３７年７、８月间，是一系列关于辩证唯物主义讲授提纲的组成部分） 中，关于中国和西方的研究表明其深受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初至中期苏联哲学的强烈影响。这些影响包括吸收了一些关键概念，甚至援引了苏联哲学著作中的一些用语。毛泽东上述两篇哲学著作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重要地位表明他从苏联１９３１－１９３６年间哲学著作中汲取的哲学———在１９３７年被其视为正统，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了持续、深远的影响，尽管苏联哲学在１９３８年之后已经完成了逻辑“异轨”。为了理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指出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初至中期苏联哲学的正统是十分必要的，因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很长时间内与这一早期正统具有很强的相似性。同样，如果我们要去正式评判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正统性，指出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初至中期苏联哲学的正统也是很有必要的。
现在，我们转向简单地分析毛泽东对辩证唯物主义规律的理解。我们的目的是证明：如果承认１９３１－１９３６年间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相关正统的结论，那么，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上的地位毫无疑问是正统的。
毛泽东哲学思想最显著的特征是将对立统一规律视为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规律。正如我们在上面讨论的，毛泽东对苏联哲学著作的批注非常明显展示出其直接受到这一观念的影响。这些批注首先这样写道： “辩证法的本质即对立统一法则。”有趣的是，这些批注出现在西洛可夫和爱森堡合著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中，而此书正是对伯恩斯坦和普列汉诺夫正统———不赞成将对立统一规律视为“辩证法的决定性因素”———的背离。苏联哲学著作决不允许怀疑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基本规律的正统地位。同样，毛泽东在米丁的《论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将对立统一规律置于绝对优先地位———上留下了如下批注：这一法则“是客观世界和认识之普遍的法则，一切过程都不能外”①。
毛泽东《矛盾论》解放前版本的措辞与米丁关于对立统一规律基本性质的相关论述十分相似：
这一规律是辩证法的基本规律。列宁说：“辩证法在一定情况下是研究客体内在本质矛盾。”因此，列宁经常将这一规律视为辩证法是本质；他同样将其视为辩证法的核心。正是因为如此，在我们研究辩证法的过程中，争论应该围绕这一问题展开，而且应该得到对此问题较之于其他问题更紧密地关注。②
很明显，毛泽东重视对立统一规律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地位的观点并没有改变。２０年之后，在他《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重要讲话中，他再次重申： “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这个规律，不论在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们的思想中，都是普遍存在的。” 事实上，毛泽东留下许多关于这一正统性的文字，因此也不需要过度解释这一观点。
然而，更有争议的是毛泽东对辩证唯物主义其他规律的处理，尤其是否定之否定规律。这些争议的出现，源于毛泽东在１９６４年发表的“关于哲学问题的谈话”。从关于这次谈话的文字记录中，我们可以认为毛泽东作了以下评论：
在恩格斯看来，有三大规律。但是，我并不赞成其他两大规律。（对立统一规律是最基础的规律，质量互变是对立统一的质和量，否定之否定实际上根本不存在。） 一方面，将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和对立统一规律并列是“三元论”而非一元论。最基础的东西是对立统一规律。质量互变是对立统一的质和量，并不存在否定之否定。肯定，否定，肯定，否定……在事物发展过程中事件之间的联系都是肯定和否定。③
如何对待毛泽东的上述评论？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我们对待上述评论———尤其是毛泽东明确对否定之否定规律的拒斥，实际上取决于我们在比较中所选择的正统。如果从表面上或孤立的角度来看，上述评论可以被视为毛泽东对１９３１－１９３６年所确立的哲学正统信仰衰退的佐证。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利用１９３８－１９５３年间所确立的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正统（深受斯大林《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影响）来看，毛泽东对否定之否定规律看似漫不经心的否定态度就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了。
尽管如此，我还是倾向于运用１９３１－１９３６年间确立的正统作为评价毛泽东对辩证唯物主义理解正统程度的基准。难道我就要被迫服从于上述引证的毛泽东１９６４年的谈话而认为毛泽东的正统性是值得怀疑的？难道没有其他文字上的证据可以反驳上述观点？尽管这一拒斥否定之否定规律的表述孤立地存在于毛泽东的文本之中，但是在毛泽东的其他文本中也有大量并非轻视否定之否定规律的相关表述。我们有权利去反驳一些建立在此空洞基础上进而将毛泽东视为异端的怀疑主义解释。正如我在其他著作中提到的那样，让我们将注意点集结到最近出版的《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中所包含的证据上，以这样的方式作出一些评论，即这些批注将影响到对毛泽东正统性的解释。
毛泽东于１９３６－１９３７年，在西洛可夫和爱森堡合著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一书第２７页关于否定之否定规律时，留下了如下批注： “普列汉诺夫在这里是正确的。过程中的阶段有表现为否定之否定的，社会现象中比例甚多。”① 紧接着，毛泽东又做了长长的批注：
形式论理学的错误在于把否定看作过程与过程间的外的否定，这是完全不理解现实的看法。辩证唯物论即科学的考察与此相反，物质的现实是自己运动的，并且这自己运动是互相联结的。任何过程都是由于矛盾的斗争而自己向前运动，经过突变转化到相反的方向去。任何过程都由正命题，对正命题之否定的反命题，及对反命题之否定之否定的合命题，构成其发展之全生涯。正命［题］之中已经包含矛盾或反命题在内，反命题之中也包含正命题在内，合命题之中又包含正命题反命题在内。所谓否定，如列宁所说： “不是完全的否定及胡乱的否定，也不是怀疑的否定及混惑的否定，而是保存联结的因素，肯定的因素，即不伴有任何混惑、任何怀疑的因素的否定。”否定不是破坏一切，一刀两断，不是绝对的否定，而是先行的东西中间包含有后来的东西，后来的东西中间包含有先行的东西。没有否定的运动，也就没有肯定的运动。一切过程都是如此。
通过将上述批注与原文相比，很明显可以发现并不存在概念实质上的不一致。这里最有意义的是上述关于肯定的批注（尤其是倒数第二句话），将肯定视为由否定之否定规律决定的发展过程的组成部分。其意义源于如下事实，即毛泽东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末至６０年代初经常将辩证法视为“肯定否定规律”；实际上，我们现在从毛泽东哲学批注中可以知道其最早在１９３９年时就使用了上述题目。施拉姆曾多次评论毛泽东对此规律的重提，认为从中可以看到他在１９６４年放弃否定之否定规律的“前奏”。我认为，在其他地方毛泽东曾经常将“否定之否定规律”视为“肯定否定规律” （包括前面提及的１９６４年“谈话”）并没有预示着他将要放弃这一规律，而是为了更加清楚地证明这一规律是宇宙最为基本规律即对立统一规律的表现而改变了名称或表达方式。毛泽东将“肯定否定规律”视为能更有效表达矛盾图景，而不是以更加常见的名字表述这一规律。
然而，如此坚决的是施拉姆十分强调毛泽东在此问题上的异端性，他将“肯定否定规律”英译为“否定的肯定规律”，他用这一不准确的翻译去强调毛泽东的无政府主义倾向。施拉姆同样运用毛泽东在１９６４年“放弃” 否定之否定规律（并非真正放弃） 来证明他对马克思主义历史概念信心的衰退及其随之转向佛教和道家的根源。实际上，施拉姆认为毛泽东对历史发展过程的理解，“其思想与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逻辑一脉相承的一致性出现了严重的问题”，而这很明显是由其放弃否定之否定规律所引起的。施拉姆基于上述变形的证据不仅没有作出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正统的重要判断，而且他这么做也根本没有指出在理解辩证唯物主义规律时，何谓马克思主义正统标准。施拉姆判断的基准是什么，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逻辑”是什么？当然，应该将施拉姆如是判断与其判断所建立其上的标准加以结合起来考虑。我认为１９３１－１９３６年间的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代表了正统，我们应该以此为标准评价毛泽东对辩证唯物主义规律的掌握；但是，同样需要指出的是，苏联哲学自身也并不是静态的，也经历了一系列变化。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逻辑”，我们不能采取一种静止和无争议的观点；实际上，许多非马克思主义者也并不拒斥本质和“基本逻辑”等概念，这些概念到处散落于马克思和列宁的相关文本之中并成为显著特征。如果毛泽东研究者认为毛泽东是正统，那么，我同意这种观点———这是理解毛泽东思想的合理的途径（这并非唯一途径），他们有必要详细说明他们用以比较的正统为何物，而不能如施拉姆那样对此问题视而不见。正如赫斯特正确地主张： “所有‘正统’ ……都是剔除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部复杂文本中存在的可能性之后而得出的理论成果。”② 施拉姆所运用的但没有进行解释的“正统”代表了阅读马克思主义的一种可能性，他夸张地运用这一正统得出毛泽东思想中马克思主义影响减少的结论。尽管如此，如果我们不认同施拉姆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逻辑”的理解，那么，我们在这一问题上将得到与其完全不同的结论。
我们都知道，毛泽东在１９６４年８月之后曾两次提及“否定之否定规律”，他并没有拒斥这一规律。在１９６５年１２月召开的杭州会议上，他重申关于对立统一规律是“基本法则” 的观点，并进一步认为“肯定否定规律”是对立统一规律的表现形式。１９６５年前后，毛泽东在李达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内部讨论稿） 上留下了如下批注：
辩证法的核心是对立统一规律，其他范畴如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联系、发展……等等，都可以在核心规律中予以说明。……至于各种范畴（可以有几十种），都要以事物的矛盾对立统一去说明。例如什么叫本质，只能说本质是事物的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①
上述文字揭示了认为毛泽东在１９６４年“完全拒斥” 否定之否定规律说法的荒谬性。实际上，上述引用的批注表明毛泽东的辩证唯物主义直接源于１９３６－１９３７年苏联哲学，它对毛泽东的思想产生了深远影响，这种影响一直持续到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中期才有可能改变。
上述引用的批注同样对毛泽东理解质量互变规律具有重要的启发。这一规律也经常出现在毛泽东的哲学批注中，尤其是出现在其对于西洛科夫和爱森堡合著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一书的批注中。例如，毛泽东评论道： “因为量的变化产生了质的变化，反过来质的变化又产生了量的变化。”② 这些批注是写在西洛可夫关于这一规律的解释之后，因此，很明显在这一问题上，毛泽东与他的理论来源之间并无任何差别。在哲学批注和其他著作中，他关于辩证法规律的理解表明他真正理解了辩证法，诸如否定之否定规律虽然重要，但仍不及辩证唯物主义基本规律的对立统一法则。这一非常明确的观点出现在１９６５年杭州会议讲话和上面所引的１９６５年批注中。至少，从上述两个部分看，毛泽东在１９６４年并没有如施拉姆所言“拒斥”质量互变法则和其对于此范畴的理解有异于１９３１－１９３６年苏联哲学的标准。
结 论
毛泽东相信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规律，其他哲学规律和范畴都从属于对立统一规律。这种观点源于２０世纪３０年代早期至中期苏联正统马克思主义的确立，而毛泽东思想正是以这种正统为衡量标准的。当然，这个结论并不是没有问题的。首先，用于特定比较的目的而选择的正统是被解释和建构的，正如在复杂文本中清楚地存在以下的可能性，即会产生不同的著作。毛泽东的著作亦是如此，不能保证其所有著作都存在连贯的一致性。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施拉姆优先选择１９６４年“关于哲学的谈话” 去极力主张其下述观点，即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是非正统的。同样的，我们并非一定要认可上面所提到的毛泽东的著作，因为这是仅有的可以证明毛泽东放弃否定之否定规律的文字。阅读与毛泽东其他哲学著作在观点上相异的文字，尤其是其关于哲学的批注可以形成完全不同的结论，它揭示了１９３１－１９３６年苏联哲学著作对毛泽东思想的持久影响。
第二，毛泽东不同的著作存在着不同的政治含义。关于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是否是正统的争论不能摆脱政治的影响。非常明显，对于毛泽东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早期著作的解读（尤其是科亨和魏特夫）强调毛泽东对苏联马克思主义的依赖，处处强调毛泽东在理论和实践方面缺乏原创性，这样解读的目的是为了证明中国共产主义从属于苏联的政治利益。同样，其他学者（诸如史华慈和施拉姆） 也选择这些著作去强调毛泽东的异端，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们也同意毛泽东的政策并不是中国的，而是源于苏联的影响。毕竟，毛泽东采取了既不同于西方依靠资本主义和自由市场的发展模式，也不同于苏联依靠国家计划经济的发展模式。他的思想是非正统的，是异端的、奇异的，因此会受到反对。本文中的分析是基于完全不同的政治形势。我们在这里同意科亨①和魏特夫②的观点，即毛泽东在形成其哲学思想时的确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苏联哲学的资源。但是，我们的目的是同意对毛泽东思想中的这些资源进行重构，这种重构并不认为毛泽东对苏联马克思主义的利用有任何不妥。我们所关注的是去探索毛泽东思想与主流马克思主义的符合程度。因此，我们的分析认为，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并非是被动反应地理解马克思主义，他们有能力去解读和理解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传统著作；我们的分析同样也承认这样的事实，即中国人过去和现在在文化上都不存在阻碍其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不可逾越的障碍。从表面上看，这些并不会产生很大的要求，但是在东方学者所流行的假设中（其中许多都是关于毛泽东的研究）却赋予它们附加的意义。西方毛泽东研究领域存在许多这样的假设，即过分强调中国传统文化和直接的中国实际经验对毛泽东理解具有西方理论渊源的马克思主义的程度的极大限制。当然，这些毛泽东研究者（大部分都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却不考虑或不承认他们文化上的限制对研究毛泽东的影响。他们在从事中国毛泽东思想研究时，不但不能超越其文化和历史的情景的限制，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还不变地将其与“马列主义基本逻辑”进行不公平的比较。在他们尚不能估计中国毛泽东时，他们是如何达到这种超越文化的研究视角呢？他们从来没有解释这一矛盾。同样，东方学者认为，毛泽东思想并非仅仅是政治领域斗争的直观反映，也是思想领域固有利益的反映。东方学者并没有给予西方思想简单不屑的对待，事实上，他们对西方哲学和社会科学（诸如社会学知识） 的思考方式，经常被用来解读毛泽东思想（当然是“客观的” 解读） 和推导其所具有的政治环境。本文的分析明确反对东方学者的观点，这种观点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马克思主义视为是基本思想利益的代表，并非将其仅仅视为中国特定环境或权力斗争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
２０世纪３０年代苏联正统马克思主义哲学对毛泽东思想的强烈影响，同样应该对于我们今天理解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方式有重要影响。在中国，辩证唯物主义同样被认为是毛泽东思想的哲学基础，毛泽东与此相关的哲学著作在１９８１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也被认可。“决议”特别提到毛泽东对对立统一规律的阐述，认为对立统一规律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核心”。中国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的哲学著作继续重复上述观点。１９８６年出版的一本辩证唯物主义著作，也提出相同的观点。③ 这些观点从何处而来，为何它们现在仍然流行呢？从本文的相关内容中很明显可以看出，它们实际上源于对１９３１－１９３６年作为苏联正统辩证唯物主义的解释，他们的经久不衰也是由于毛泽东的哲学著作将其视为正统，并且这种正统地位在后毛泽东时代的领导人那里仍继续得到坚持。
因此，有必要回到本文的中心主题。我已经提出，在分析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时，必须保留正统概念，但是不能假定正统的本质和特征；将正统运用于比较时，需要建构和阐释。正统时来时往。我们到底应该选择什么样的正统，如何阐释正统？而且，毛泽东思想中的不同主题，可能需要与不同的正统进行对比。比如，因为毛泽东对辩证唯物主义规律的理解主要是源于１９３１－１９３６年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且以苏联哲学的标准来看毛泽东的理解也毫无疑问属于正统，因此我们不能假定毛泽东对其他主题（诸如历史观） 的理解同样是正统的或源于同样的正统。许多其他毛泽东研究者曾推论到： “毛泽东思想是一致的，属于马列主义整体的基本逻辑。”但是我们不能这样。理论上更深的复杂性需要对毛泽东思想中的概念进行谱系学的考察，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更应该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