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继云
【摘要】“诗”是德国早期浪漫派的核心概念，“共和主义”传达的是浪漫主义者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以下简称弗·施莱格尔）的政治理想，二者之间的关系在于弗·施莱格尔以“诗”的方式表明其政治立场。从“诗” 与共和主义的逻辑与历史的维度可以看到，弗·施莱格尔把“共和主义”解释为一种历史的发展秩序，是“诗” 的形而上学。而浪漫主义形而上学思想的实质，是对知识论形而上学的批判，是以“诗”的方式追求人的完整性。因此，在“诗” 与“共和主义”概念之间，并非只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同时，二者的前后连贯性本身就表明了弗·施莱格尔关于进步与反思的观念。
【关键词】诗；共和主义；形而上学
中图分类号：Ｂ５１６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４）０４－００２６－０４
本文系２０１１年度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Ｌ１１ＤＷＷ０１１）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张继云，哲学博士，（沈阳１１０１３６）辽宁大学外语学院德语系教授。
一
什么是“诗”？浪漫主义者所崇尚的“诗” 的真实涵义是什么？是充满想象力的诗歌，还是另一种哲学思维？对这一问题的理解，是诠释浪漫主义形而上学思想的关键。进一步说，这决定着对西方哲学的整体认识与把握。从“诗” 与共和主义的逻辑关系出发，解读“诗”与共和主义之间存在的关联，不仅可以明确浪漫主义者的政治理想与立场，而且还可以澄清浪漫主义者对知识论形而上学的批判，乃至对哲学整体性还原的理论诉求，进而从这一内在的转换过程中把握西方哲学进路的变化与发展趋势。因此，辨析“诗” 与共和主义的关系，不仅可以理解弗·施莱格尔在政治领域的浪漫设计，同时也是诠释弗·施莱格尔形而上学思想的一个前提。
从历史的视域看，浪漫主义是与西方理性主义哲学的演进逻辑内在相联的。因此，当近代哲学以主体与对象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对世界进行逻辑的推演以及几何学的证明时，与此相对的是浪漫主义哲学家指出知识论形而上学的限度，从而提出在人的理性能力之外把握知识的可靠性。当启蒙哲学牢固地树立起理性的至上性时，其结果是理性主义哲学的认识危机。因为理性把追求普遍性、客观性、合理性作为中心原则，虽然使人类获得了丰富的科学成果，但是却遮蔽了生命的鲜活，因为理性逻辑说明的是抽象的、静止的、机械的对象（包括人自身）。同时，二元结构对主体与对象原初完整性的破坏，并未因为理性的无所不能而得以修复，相反，完整性彻底消失，人和世界都成为“碎片”。对此，浪漫主义者的理论努力是找到“整体性” 的可能。浪漫主义者认为，要想克服理性主义哲学的后果，一个根本的前提是要告别传统形而上学。因为在浪漫主义者看来，传统形而上学的本质是被描述成“ｏｎｔｏｔｈｅｏｌｏｇｉｓｃｈ结构的。因此，无论在哲学还是神学中，对始源问题的追问都是片面的，而回答也是简单的”①。之所以如此，其原因在于传统形而上学所遵循的逻辑原则“根本不会告诉我们什么是真理，同样，也很少能够向我们指出哲学的基本原则”②。在“科隆哲学讲演录”（１８０４－１８０５） 中，弗·施莱格尔把追问普遍性的传统本体论的“不变” 原则比喻为阿加利斯的后脚跟，认为它是本体论形而上学的致命弱点，因为它排除了个体生命的多样性。在弗·施莱格尔看来，近代理性主义哲学的形式逻辑无法把握活的意识。与此相反，只有“诗” 才能摆脱本体的控制而达到“自由”。因此，在这一意义上，海德格尔认为弗·施莱格尔打开了新的哲学视域③。
二
弗·施莱格尔把“诗”（Ｐｏｅｓｉｅ） 视为“看不见的精神”①，是与作为缜密的科学的哲学相对立的人类的另一种最高级能力②。显然，这里的“诗” 是把传统哲学作为其对立面来考察的。因为根据弗·施莱格尔对“诗”的规定， “诗” 是“超验的诗”，具有三个特征。首先，“诗”是流动的形态，即“诗” 是渐进的、发展和变化的，而不是僵死的、机械的形式。“诗” 的流动形态在于否定形式逻辑的充足理由律，因为充足理由律指向因果关系，致使思维机械化。诺瓦利斯把这种“思维的机械性”解释为“没有思想的话语”③。弗·施莱格尔甚至认为形式逻辑是“哲学的怪物”，因为“命题” （Ｂｅｈａｕｐｔｕｎｇ）无疑比“证明”更难④。概括地说，形式逻辑思维由于其形式的、抽象的结构而无法对生命本源的无限“充盈”进行判断。与此不同， “诗” 指向无限展开的趋向，从而避免了知识的抽象。正因为此，弗·施莱格尔才会把法国大革命、费希特的《知识学》以及歌德的《威廉·迈斯特》并称为那个时代的三个“趋向”，以表明对理性思维的批判以及对与之相对的“诗” 的致思取向。
其次， “诗” 是包罗万象的综合体，是可以包含差异性的统一，是对完整性的企望，而非分裂的、碎片的知识抽象。按照知识论形而上学，知性思维必定是“同一性思维”。具体而言，知性思维的“同一性” 是不包含差异性的绝对的“同一”，是脱离了彼此对立的共同性。因此，知性思维的结果只能是对象的“碎片化”，并使主体与对象失去原初蕴含的完整性。与此不同，“诗”的使命是“综合”，是“总汇诗”。“总汇性就是所有的形式和所有的材料交替的得到满足。”⑤ 既然如此，说明“诗”是一个能够显现事物千差万别的统一体，而不是排除差异的抽象的肯定性。这里，不仅要把属于“诗”的所有形式融合起来，以赋予“诗”无限的活力，而且形式和材料组织成为一个整体， “诗” 便获得了一个无限增长着的典范性。弗·施莱格尔说：“总汇精神的生命乃是一连串不间断的内在革命；所有个体，即最本质、永恒的个体就生活于其间。总汇精神是真正的多神论者，它胸怀整座奥林匹斯山上的全部神祗。”⑥ 在此，“诗”作为一个活的“综合体”，不是僵死的共相，而是其中的所有个体都能够无限发展的过程。“诗” 试图冲破的是知识论形而上学的限制，打破知识论形而上学对“法则”的固守，从而消除分裂，达到统一。如果说自近代以来的理性主义知识论的后果是自身无法弥合主体与对象的分离，那么浪漫主义者的理论努力就是尝试以“综合”的方式解决知识论形而上学的二元分裂。
最后，“诗”的反思是自由的。“反思”是对从主体到客体、或是从客体到主体的单向度的知性思维的克服，其理论指向是对知识论形而上学的消解，不是对经验事实，而是对价值的诉求。与知性思维相比， “诗” 的反思不是针对对象“是什么”的提问，而是把关注的焦点转向提问行为本身。这种基于提问方式的改变，可以理解为浪漫主义者试图扭转形而上学发展方向的理论努力。浪漫主义者的“反思”虽然源于费希特关于思维对自身的理解的学说，但却又与其不同，即费希特的“反思”拥有“边界”，即“如果在理论上，自我意识完全、绝对地把握住了自身，那么就意味着反思到达了边界。而浪漫主义者则不同，他们的反思是一个无限的过程”⑦。这说明浪漫主义者从根本上突破了知识论形而上学思维的限制，使“诗”的反思获得了“诗” 的本源性意义。“诗”的本源性意义在于“诗” 是无限的，它揭示了“诗”的自由本性。弗·施莱格尔指出：“只有它（浪漫诗）最能够在被表现者和表现者之间、不受任何现实的和理想的兴趣的约束，乘着诗意反思的翅膀翱翔在二者之间，并且持续不断的使这个反思成倍增长，就像在一排无穷无尽的镜子里那样对这个反思进行复制。”⑧“诗”的反思排斥任何限制自己的法则，只承认“无限的过程”。所谓“无限的过程” 显然不是知识论形而上学对实体的抽象理解，而是生命价值旨趣。就此而言，弗·施莱格尔通过“诗” 克服了知识论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并把“诗”的形而上学运用于对社会与政治的思考。其中，共和主义的理想便是浪漫主义的“诗”。
三
弗·施莱格尔说：“诗是一种共和主义式的讨论，一种本身就是自己的法则和目的的讨论。其中各个部分都是自由的公民，都可以参与决策。”⑨ 显然，弗·施莱格尔把“诗”与共和主义视为具有相同的本质特征。虽然说弗·施莱格尔的《试论共和主义概念》（１７９６） 所针对的是康德在《永久和平论》中对共和制的构想，但是从其后的《谈诗》（１８００） 中可以看到，弗·施莱格尔是用同一种方式解释“诗” 与共和主义的概念。在弗·施莱格尔那里， “诗” 具有无所不包的普遍性，同时指向一个不断发展的趋向和过程；而“共和主义” 只有通过其“普遍”和“完善”才有效，或者说，只有一种更为“普遍”和“完善”的“共和主义”才能确保公民的真正自由。由此可以看出，在“诗”与“共和主义” 观念之间内在的存在着一种反思关系，弗·施莱格尔的“人民的主权” 的构想就是浪漫主义的总汇诗，① 换言之，“诗”包含着政治的绝对命令。
事实上，弗·施莱格尔关于“诗” 的形而上学思想是源于欧洲启蒙运动所造成的后果：理性原则的至上性。由于理性的无所不能，使人们忽视了人的非理性能力与神秘经验，或者说，理性退去了知识范围内的人的内在性和超验性之间的紧张关系，只凸显了理性的绝对优势。正因为此，人的开化与摈弃蒙昧成为启蒙的根本。康德在回答“什么是启蒙运动？”时明确指出： “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当其原因不在于缺乏理智，而在于不经别人的引导就缺乏勇气与决心去加以运用时，那么这种不成熟状态就是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了。Ｓａｐｅｒｅａｕｄｅ！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② 显然，康德所指出的启蒙原则使启蒙概念获得了其确定性，同时，也使启蒙成为理性的自主活动。因为如果理性对于所有的人来说具有普遍性，那么理性就拥有了支配人的能力，现实的人在理性的支配下成为理性的工具。这种实体形而上学的结构就是启蒙时期在自然法原则下人的普遍权利观念。康德指出：“由一个民族全部合法的立法所必须依据的原始契约的观念而得出的唯一体制就是共和制。这首先是根据一个社会的成员（作为人） 的自由原则，其次是根据所有的人（作为臣民） 对于唯一共同的立法的依赖原理，第三是根据他们（作为国家公民） 的平等法则而奠定的。”③基于这种观念，人们达成契约或制订法律，这样，自然法为人的平等提供依据。这种服从普遍理性原则的政治结果，就是康德的共和制构想。这种构想的实质就是法国大革命原则在康德先验哲学体系中的提炼。换言之，是康德以理性形而上学的方式对人类终极目的———达到完美的国家制度———的向往。针对此，弗·施莱格尔并不满意康德的解释。在弗·施莱格尔看来，如果合法的“依赖性” 已经包含在国家宪法当中，那么，这种“依赖性”就不是共和主义宪法的特征。因此，共和主义的概念就只有“自由”和“平等” 了。对此，弗·施莱格尔进一步指出，康德的“自由” 和“平等”虽然正确， “却只是相对的正确”④。因为康德把“自由” 解释为不必服从任何外界法律的权限，除非“我”同意的法律。⑤
与康德不同，弗·施莱格尔所提供的实现人类终极目的的途径是“诗”。在弗·施莱格尔那里， “公民的自由是一种理念，是只有通过无限进展的接近才能获得的理念”⑥。正如在任何进步的过程中都存在着几个环节一样，获得“理念” 的“无限进展” 同样包含着“最小值”、“中间值” 和“最大值”。在弗·施莱格尔看来，康德对“自由”的解释以及关于外在合法的“平等”概念只是在“无限进展” 过程中的“最小值”。其中，公民“自由”的“最大值”是无法实现的，而“平等” 的“最大值应该是国家公民权力与义务的绝对平等，是所有统治及依赖性的终结”⑦。归根结底，康德的“自由”和“平等”仍然是依据理性国家的原则。康德的“共和制”意味着从理性出发论证“自由”和“平等” 的“天赋人权”，这一点内在的要求哲学以理性原则把握“共和制”的内涵与合法性。与此相反，弗·施莱格尔从法国大革命的失败中看到建立理性国家理想的破灭，便试图通过“诗” 传达其与理性原则截然不同的“共和主义”构想。在弗·施莱格尔看来， “共和主义” 并不能依据一个普遍的前提或是契约而推演出来，而“本身就是自己的法则和目的”，只有这样的“共和主义” 才能确保公民的真正自由。这里，可以看到弗·施莱格尔的政治理想与立场的实质是对理性形而上学的反抗。这首先表现为对启蒙时期理性国家的法律原则的强烈批判，即认为一个民族的政治秩序并不是由形式化的法律原则派生而来的，而是自身能动的结果。显然，这一批判所指的是理性原则对绝对自由的限制与扼杀。因为当理性被等同于某种逻辑的运行时，便妨碍了个体意志的实现，因而这种法律之下的自由是一种错误的自由。人只有在不断发展和完善中，免于规则的压迫而享有的自由生活才具有合法性。在浪漫主义者看来，“人类的历史存在只要不为抽象形成的观念所控制，它就能使自己成为法律习俗与风俗，凭其自身就极有可能反映与保证那些根深蒂固的自由”①。其次是对欧洲“普遍共和主义” 体制的设想。当神圣罗马帝国解体和拿破仑对欧洲统治地位确立时，浪漫主义者开始怀念神圣罗马帝国时期的欧洲体制。在《基督世界或欧洲》一文中，诺瓦利斯指出：“人类曾经有过光辉美妙的时代，那时欧洲是一个基督教的国度，那时有一个基督世界安居于这块按人性塑造的大陆上；一种伟大的共同的兴趣将这个辽阔的宗教王国的那些最边远的省份连接在一起。———虽然没有巨大的世俗财富，一位首脑却引导着那些巨大的政治力量并使之联合起来。”② 诺瓦利斯极力赞美基督教统一体的精神帝国，目的是批判理性国家对传统的暴政。因为理性统治的后果只能是法律形式的实证化，它遮蔽了人们的真实生活，从而使法律变为抽象的形式。因此，针对这种实证化的倾向，弗·施莱格尔提出在欧洲范围内的“普遍共和主义”的理念。一定意义上说，这一理念就是弗·施莱格尔关于“浪漫诗” 的综合思想在政治上的表达，它是基于一种有机秩序的合作体制。与单独的国家和民族的“共和主义” 相比， “普遍共和主义” 旨在强调各个国家的自治权平等条件下的联合。弗·施莱格尔认为，在这种合作的体制下，各种法律关联才能摆脱静止的自然法则，而以历史的方式永无止境地发展。其中，无限发展的过程为个体的绝对自由提供了保障。按照这一思路， “普遍共和主义” 力图把形式化的法律观念改造为具有内在精神的“综合体”。这种超验力量的政治秩序的实质正是“浪漫诗”的形而上学理想。
四
在“诗”的形而上学视域中， “共和主义” 不再是知识论形而上学的实体，而是历史的、渐进的“趋向”。这表明“诗”与“共和主义”二者之间具有高度的契合性。从“共和主义”对理性国家的自然法则的批判以及“普遍共和主义” 所包含的“对立综合” 的最高原则可以看出，弗·施莱格尔的“共和主义” 概念脱离了实体的束缚，克服了知识论形而上学的实体结构，是人的自身内在的、自由的、任性的思维与诗化。同时还应该看到，从“诗”的特性分析弗·施莱格尔的“共和主义”，可以说，二者并非只是具有内在的一致性，而且在根本上，“诗”就是“共和主义”的继续和发展。《谈诗》与《试论共和主义概念》的连贯性本身就表明了弗·施莱格尔关于进步的、反思的观点。
对弗·施莱格尔而言，传统形而上学的立场只会使公民的“自由” 与“平等” 停留在政治的“最小值”上。因为在知性分析的框架内，排除了国家关系所具有的历史的、不断完善的形式，于是，为了向“自由”、“平等”的“最大值” 渐进，知性思维面临着被突破的可能，这就必然呼唤“诗”的出现。因为只有“诗” 的“普遍共和主义”才能确保公民的真正“自由”。正是在此意义上，弗·施莱格尔赋予“共和主义”以“诗” 的特性。从哲学的角度观察，这一“诗” 的形而上学是建立在历史的、发展的维度上的，是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批判。
总之，在传统形而上学那里，本体论指向的是形式的普遍性，是对最高的普遍性“是什么” 的追问，因此本体论以逻辑学、几何学及算术等形式科学走向了先验。而强调个体本质、寻找最高根据的超验最终要达到的是神性。康德之所以在“物自体” 和现象界之间严格地划界，目的就是说明不能用本体论的方式解释神学。而弗·施莱格尔通过“每一个善的人总是愈来愈变成神”③的途径把形而上学引向人对永无止境的生命价值和意义的思考。正因为此，弗·施莱格尔才会把“共和主义”解释为一种历史的发展秩序，是“诗” 的形而上学。这一形而上学的演进方向本质上是与形式逻辑原则相对立的，与不变的恒定相悖，是对活的意识的建构，而这一建构本身具有诗意的反思特征，追求的是“自由的思维”。在“诗”的形而上学理解中，“自由的思维” 不受外在世界规律的限制，它趋向于“无限”。这里， “自由的思维”即是诗意的反思，它不仅超出了传统形而上学理性思维的局限，而且给予多样性的生命以无限发展的维度。在此意义上，弗·施莱格尔的形而上学获得了在当代哲学中的地位与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