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德金
【摘要】马克思和利奥塔（JeanFrancoislyotard）对待犹太人与宗教的态度是截然不同的。在马克思看来，不能像鲍威尔那样从宗教的视角来解答犹太人问题，而应该在世俗社会当中寻找犹太人和宗教的秘密；也就是说，宗教的灭亡有赖于宗教需要的消除，而犹太人的解放也只能通过人类解放的计划来实现。在利奥塔看来，犹太人无法消除它的宗教特性，它始终是宗教、伦理和他者的代表，而政治解放的内在逻辑又蕴含着消除伦理（他律） 的渴望，于是就产生了政治解放与犹太人之间难以消除的张力，这构成了犹太人问题的核心。但是，利奥塔并不诉诸任何基于理性的政治计划，而只是试图通过唤醒人们心中的伦理（他律）观念来为他者（犹太人）留下足够的空间。`【关键词】犹太人问题；马克思；利奥塔；宗教；政治解放
中图分类号：B565.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660（2014）03－0014－06
如果说马克思开启了犹太人问题的现代性批判，那么利奥塔则开启了后现代批判。通过比较马克思与利奥塔关于犹太人问题的不同观点，或对我们今天回答“如何对待伦理和他者”的问题有所教益。
一、犹太人问题：马克思与鲍威尔
1843年，犹太人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已转化为另一问题，即在保留犹太人身份的同时，犹太人是否能够以及如何能够从启蒙后的欧洲中解放出来，并获得政治和宗教的自由。这或许就是犹太人历史命运特殊性与普遍性这一典型矛盾在那个历史时期的具体呈现。具体来说，鲍威尔和青年马克思所面对的是后拿破仑时代的德国，在那里，资产阶级通过对统一国家和文化的追求来加速巩固其统治地位。在这一进程中，犹太人被夹在中间，要么被资产阶级利用为替罪羊，要么在资产阶级的现代化进程中不断被清扫掉。在这种背景下，昔日的师友鲍威尔和马克思围绕何为犹太人问题以及如何解决犹太人问题这一论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在《犹太人问题》这本具有明显反犹主义倾向的小册中，鲍威尔试图通过宗教批判来解决解放问题。在他看来，犹太人的历史已然证明，犹太人是一群不配获得自由的人，除非他们宣布放弃他们的宗教身份取得人性。尽管这种指责既适用于基督徒又适用于犹太人，但是既然鲍威尔紧随费尔巴哈确信基督教是比犹太教更发达的宗教，那么他也就认为自由的目标离基督徒更近些。因此，所有批判就指向了“愚昧无知”的犹太人。
马克思要超越这位青年黑格尔学派的智识代表。首先，马克思批判了鲍威尔对犹太人问题的认识。鲍威尔认为，正是犹太宗教封闭、落后的特性，使得犹太人无法获得作为一般人的自由，无法寻求公民权利和政治解放。马克思批评鲍威尔只是在观察“安息日的犹太人”，而不是观察“日常的犹太人”，是站在宗教的视角批判犹太人的宗教特征，根本不顾及犹太人的现实生活世界。因此，马克思“不是到犹太人的宗教里去寻找犹太人的秘密，而是到现实的犹太人里去寻找他的宗教的秘密”。在马克思看来，现实犹太人的本质是利己主义、金钱至上，而不是自由自觉的存在，所以犹太人根本没有认识到劳动是人的现实本性。犹太人自身的本质异化，使劳动对象成为制约和统治人自身的目的， “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因此，与鲍威尔把犹太人问题归结为一种宗教问题不同，马克思把犹太人问题归结为世俗问题。其次，马克思攻击了鲍威尔关于宗教的批判。鲍威尔把消除宗教看作是人类解放的前提，而马克思认为关键是通过社会革命来消除宗教的需要。一旦人类解放得以实现，“无情世界的感情” 的宗教将不再需要去抚慰忍受非人生活的人类。在马克思看来，宗教只不过是对世俗世界的一种反映，是被压迫头脑的幻象，甚或是对社会控制的一种机制，而所谓的上帝也不过是人类在其史前史创造出来的毫无价值的东西。
总之，通过对鲍威尔的批判，马克思将犹太人问题转化为现实市民社会的问题，将犹太人的解放问题置于人类解放的整体关切之中。在马克思看来，唯利是图、自私自利的“犹太精神”，“不是违反历史，而是通过历史保持下来的”，“犹太人已经用犹太人的方式解放了自己”。当犹太人精神，也就是金钱原则，日益成为世界精神的时候，作为政治性质的宗教也将被市民社会的精神所消除。但是，犹太人和宗教的政治解放并非事情的全部。因为， “政治解放并没有消除人的实际的宗教笃诚”，相反它将完整的人分裂为具体的市民和抽象的公民。真正的问题是“人类从犹太精神中得到解放”。所以，只有消灭了宗教得以产生的世俗基础，宗教才会真正自行消失，只有消除了“异己”的世俗基础，犹太人乃至全人类才能真正得到解放。
然而，马克思关于犹太人问题的解放方案却遭到后现代主义者利奥塔的强烈拒斥。在利奥塔看来，马克思的方案本质上是通过世俗社会的构建最终同化犹太人的方案，与其它的同化方案（包括马克思批判的鲍威尔方案）一样，其根本的问题在于没有为宗教、伦理和他者留下足够的空间。因此，通过对现代解放逻辑和犹太宗教特性的分析，利奥塔试图为伦理和他者争取一席之地。
二、解放的逻辑：自治与他律
在马克思看来，政治解放只是划定了政治与宗教的界限，宗教被驱逐出公共政治领域，成为纯属个人信仰的私人领域。因此，宗教的存在和现代政治国家并不矛盾，政治解放的问题不在于它对宗教的驱逐，而在于它没有真正消除宗教存在的世俗基础，所以政治解放是一种不彻底的解放。与马克思的批判逻辑不同，利奥塔认为，“解放的政治目标总是包含着自治的尝试，即尝试摆脱对他者的依赖，以及摆脱伦理的束缚”。
在利奥塔看来，现代解放的目标就是追求自由和自治。他说，统治十九、二十世纪思想和行动的观念是解放观念，它以不同的叙述方式展现出来：基督教徒的叙述是，亚当的罪恶通过爱来救赎；启蒙者的叙述是，通过知识和平等主义从无知和奴役的状态中解放出来；思辨者的叙述是，通过具体的辩证法实现普遍的观念；马克思主义者的叙述是，通过劳动力的社会化使之从剥削和异化当中解放出来；资本主义者的叙述是，通过技术和工业发展使人类从贫穷状态中解放出来。尽管这些不同的叙述为争论和分歧提供了基础，“但是它们都将诸种事件提供的材料置于一种”追求自治的历史方针当中。然而，在利奥塔独特的语言学视野中，这种自治诉求必将导致他律和伦理的缺失，并最终将主体置于无根的状态当中。
首先，自治话语本身就蕴含了对他律关系的排斥。他律（伦理）的关系是这样一种话语，它“将它的受众置于承担义务的位置”，而自治的关系则模糊了发言者和受众的界限，因为这两者都只遵循我们颁布的法律，也就是我们的自由意志。现代寻求解放的运动就是遵循这一自治原则展开的，因为在这一过程当中，那些起初外在于解放先锋派的第三方，最终变成现实（第一人称）或可能言说者（第二人称） 共同体的一部分，也就是最终只有一个由你和我构成的我们。对其后果，利奥塔这样描述道：
在这种传统当中，第一人称的地位事实上标志着话语和意义的统治者；让人民拥有一种政治声音，工人拥有一种社会声音，穷人拥有一种经济声音，让特殊性抓住普遍性，让后者成为前者！
也就是说，在紧随而来的一致性情景中，作为他律关系的第三方被彻底消除。其次，追求一致性的自治逻辑必然导致人性的矛盾。在利奥塔看来，“由于我们的解放使命”，人性必然陷入矛盾的困境当中：一方面，在现实的呈现中，人性总是表现出“奇异性、偶然性和不透明性”的特征；另一方面，就自治原则的承诺而言，最终要形成具有“普遍性、自决性和透明性”的人性。面对这样一种矛盾，就会产生这样的疑问： “我们是否应该继续基于一种人性历史的观念来思考和行为？” 面对这样的问题，我们实质上无可避免地陷入了两难困境：如果做出肯定回答，我们就成为了无视人性现实性的我们；如果做出否定回答，则会对建立在自治原则基础上的我们的身份提出质疑。于是，它必然要么哀悼一致性并寻求另一种思维或行为的模式，要么失去一种“客体” （或者一种主体的不可能性）：自由人性，从而陷入无法治愈的忧郁症。在任何一种事件中，我们都感受到一种悲痛。
最后，他律的缺失至少会从两个层面触动主体的地位。一方面，对确定主体的追求是永远不会终结的，因为他者总是会出来干扰这种确定性。利奥塔用比喻的方法加以解释：“眼睛确实总是在寻求着确认”，但是“呈现的视域每次都是绝对独特的”，并且在物体被确认后，“总是还有更多可看见的”。因此，越是想消除他者和他律，主体就越是陷入一种模糊不清、不确定性的状态之中。另一方面，排斥他者后，主体难免会陷入一种秩序的幻象当中。诚如利奥塔所警告的那样：
你们这些不信神的人，你们确实不信神。你们太相信那微笑，太相信事物和思想的共谋关系，太相信所有事物的目的性！和所有人一样，你们最终将在那个偏远角落里成为稳定的秩序关系的牺牲品。你们将会被你们所谓的自然，被思想和事物之间的和谐诱惑和欺骗。
所以，伦理（他律） 的缺失所带来的只是“对目的的不确定之感——对我们的身份的不确定感”，解放的主体失去了其赖以存在的伦理之根。
总之，在现代解放的话语当中，“我们” 颁布的法律并不是对你，也不是对你的伙伴公民或你的主体而言的，而是对他们而言的，是对第三方，对那些外在的东西而言的。也就是说，解放话语合法性的基础是我们，而不是他们。这就是对他者的暴力！或许，“纳粹主义就是这样一种哀悼和实践解放的方式”。
三、犹太人的秘密：宗教与伦理
在马克思看来，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宗教的秘密在于世俗世界的苦难；犹太人的秘密不在于它的宗教特性，而在于它独特的商人身份；因此，只要消除宗教赖以存在的世俗基础，实现人类解放，宗教问题和犹太人问题就会彻底解决。与马克思的回答不同，利奥塔认为，犹太人所具有的犹太宗教信仰是其无法摆脱的特征，犹太人问题深深根植于这种宗教特征所蕴含的伦理意义当中，根植于伦理（他律）与政治解放逻辑的矛盾当中。对此，利奥塔至少从三个层面揭示了犹太人的秘密。
首先，与鲍威尔一样，利奥塔更倾向于从宗教的视角来解读犹太人。在利奥塔看来，“犹太人并非家庭的一部分，尽管正如他们所说的他们被‘安置’在卡彭特拉斯已有一千多年，在布拉格、布达佩斯、莱茵已有几百年”。他们并非一个中世纪意义上的“民族”，也不是现代意义上的人民群体。他们“不是与一片土地和一段历史的联系，而是与一本书中字母的联系，与一种矛盾瞬间的联系”，因此，他们被镶嵌在“他们与立约事件和应许的关系”当中。可见，犹太人并不像其他欧洲民族那样扎根于一种秉性，而是扎根于犹太教的《旧约》之中。没有从世俗的层面来理解犹太人，与利奥塔对历史文化传统的独特理解有关。在他看来，不管是伊斯兰教传统，还是犹太教传统， “只有通过阅读由最早的见证人在‘圣书’ （le Livre）中记录下来并世代相传的书信，我们才能理解这种超验的、深不可测的戒律”。正是圣书中所蕴含的道德内涵影响着这些信徒的世俗生活。其次，利奥塔从宗教的视角出发旨在阐明犹太人作为伦理载体这一论题。在他看来，《旧约》所蕴含的是犹太人与上帝之间订立的一种契约关系。因此，对犹太人而言，《旧约》不是让他们去认识和代表他者（上帝），进而消除他们对他者（上帝）的债，而是持续地、永恒地提醒着他们不要忘记这种债：
像所有人一样，他们容易遗忘，但对他们来说这种被遗忘的东西总是不停地回来提醒他们。这种被遗忘的东西不应作为它过去是如何与现在是如何，不应作为某种不断被遗忘的东西来被记住。这某种东西不是一个概念或象征，而是一种“事实”（fact），一桩行为（factum），也就是说，人对法律负有义务，负有债务。
可见，犹太人无法克服他们起源的创伤，因为他们被禁止代表创造他们的他者（上帝）。结果是，犹太人不能将他们自身从他们对上帝的义务中摆脱出来，进而着手从事解放和自由的事业计划。因此， “他们是伦理的人格化，也因此是现代政治实践的他者”。
那么，怎么理解这种伦理关系呢？利奥塔借用弗洛伊德心理学的概念分别解读了上帝之于犹太人、犹太人之于欧洲人的伦理关系。
对犹太人来说，上帝意味着什么？利奥塔说，上帝“没有告诉他们任何东西”，关于上帝的“任何陈述和称谓都是禁止的”，犹太人“只需听从这种声音的调子，要服从一种音色”。因此，上帝不可能被认识、知道或称呼，它超越所有的知识和语言。就像弗洛伊德所谓的无意识的灵魂系统一样，被长期压抑着，不必被遗忘，也不必被宣泄。但是，它始终作为“无意识的自觉感情”或者“屏蔽的记忆” 而存在着，并永恒地困扰着犹太人：一方面，因为契约是“（不可称呼的）上帝”强加在犹太人身上的，所以他们“并不甘心屈服于它和尊敬它”；另一方面，他们却始终等待着弥赛亚的到来，因此“先知们再次激烈地把上帝的约定和承诺唤回了记忆之中”。利奥塔似乎是要表明，正是这种欲罢不能的、矛盾的感觉承载着犹太人对上帝永恒的债。作为他者的上帝，已经内化为犹太人内心不可或缺的部分。
那么，对欧洲人来说，犹太人意味着什么？利奥塔用同样的逻辑加以解释。一方面，犹太人因其“上帝选民”的伦理意味而成为了伦理呈现的一种永恒符号，也因此成为了异质于解放和自治逻辑的现代政治实践的他者。另一方面，作为政治他者的犹太人本应脱离于政治，但它又总是呈现在欧洲人当中，成为他们解放事业的一种挑战，因此，欧洲人总是想排斥它。然而，“他们是在希腊化时代的希腊和基督教时期的罗马之后就不断重复的控制妄想、控制领土的冲动和帝国热情中都不能被驯化的一群人”，它总是以一种“不在场”的方式“在场”。也就是说，这种不合时宜的、欧洲人极力摆脱的他者已然内化为欧洲精神的一部分：它内在于欧洲精神，却又抗拒这种精神；它存在于欧洲人的意志当中，却又妨碍这种意志；它贯穿于欧洲的成就和进步的进程，却又一直在揭示着这一进程的创伤。欧洲精神就是这样一种矛盾的综合体。这似乎暗示道，作为外在的（有意识层面的）他者，犹太人似乎是可以排斥的，但实质上它深嵌于欧洲人的无意识当中，成为欧洲人无法摆脱的内在的他者。
概言之，在利奥塔看来，犹太人的秘密根植于它的宗教信仰当中。犹太人无法摆脱它对于上帝的债，因此是永恒的伦理化身。这种伦理（他律）的逻辑与政治解放排斥伦理（他律） 的逻辑之间的矛盾，构成了欧洲人与犹太人冲突的根源。然而，作为他者的无意识，有意识无法排除，作为他者的伦理，政治也无法排除，相反，他者已内化为自我和政治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或许，这就是宗教的秘密所在，也是犹太人作为伦理载体的隐喻所在。
四、解放的哀悼与他者的拯救
马克思试图构建一种现代政治计划来实现人类解放，进而彻底解决犹太人问题。但是，利奥塔却表达了对任何现代政治解放计划的失望，只是试图通过伦理式的写作来唤醒人们关于伦理（他律）的记忆，吁求为他者（包括犹太人） 留下一席之地。
就现实而言，相关的历史事实和历史符号已经证明现代政治解放计划的失败。对此，利奥塔通过举例逐一批判了各种解放的宏大叙事的教条：“所有现实的是合理的，所有合理的是现实的”这一思辨教条被“奥斯维辛” 事件所拒绝，因为这一事件是现实的，但不是合理的； “所有的无产阶级是共产主义者，所有的共产主义者是无产阶级”这一历史唯物主义教条被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等事件所否定，因为在这些事件中工人们起来反对当时由苏联扶持的、不代表民意的共产党；“所有民主都是依靠人民并且为了人民的，反之亦然”这一议会自由主义教条被“1968年五月风暴”所拒绝；“只要不加干涉，供求的规律会带来普遍的繁荣，反之亦然” 这一经济自由主义教条被“1911和1929年的危机”所拒绝；而后凯恩斯主义教条也被1974-1979年的危机所否证。这些不同的叙事尽管可能产生相互的争论，但它们用来构建事实的认知程序和用来确证符号的思辨程序具有一致性，即都受到现代解放逻辑的制约。也就是说，这种认知和思辨程序的无效宣告了任何现代政治解放计划的无效。
就理论逻辑而言，尽管现实展现了解放宏大叙事衰退的情况，但若能给予它足够的可信性，那么它仍然是令人向往的。但问题是，继续保持现代计划是否在我们的力量或能力的范围之内？利奥塔的回答是相当悲观的。在他看来，对解放宏大叙事的追随就像是对影子的追随一样是徒劳的，因为“衰落的宏大叙事蕴藏在西方思想的初始阶段，隐藏在赫西奥德和柏拉图的思想当中”。要维持现代计划，就需要更大的力量和能力去修复“理性的、祛除宗教神秘性的和实证主义思想”给主体所造成的创伤。问题是，在现代权利的话语中，权利问题往往转化为义务问题，所以“我们是否能够保存宏大叙事”的问题也就转化为“我们务必做这样的事还是那样的事”的问题。这样一来，关键不再是我们要不要做出回答，而是面对现代性失败后诸多选择的时候，我们该如何选择。糟糕的是，我们连描述这种失败情况或者回答这一问题的开端都无法给予。这也是“后现代主义”这一词语可以同时涉及诸多相互分离情景的原因。
那么，面对现代计划的失败我们还能做些什么呢？利奥塔认为唯一能做的就是哀悼的工作。用弗洛伊德的话来说，所谓哀悼就是从失去爱的客体当中恢复过来，从失去的客体中提取力比多来修复主体，从他者那里提取力量来修复我们。在诸多的方法当中，利奥塔反对继发型自恋（secondary narcissism）这种目前处于支配地位的哀悼方法，因为这只是对早期哀悼冲动（通过哀悼上帝产生了现代征服计划）的盲目重复，而征服计划的重复难免会产生恐怖和暴力（如奥斯维辛）。利奥塔试图“既避免无思考地拒绝现代主体，又避免拙劣模仿或愤世嫉俗的重复暴虐”，因此更推崇修通（workthrough） 这种方法。通过修通来拒斥现代性的语言交往结构，重置我、你、他、她之间的地位与限度。
据此，利奥塔试图拯救他者（如犹太人）。诚然，利奥塔并不像列维纳斯（Lévinas）那样确立他者的绝对他性，但仍赞同列维纳斯赋予伦理义务对于认识的优先性。“他者是降临到自我上的”，并不是源于自我。“他者一贫如洗地出现在我的感觉领域”，“没有属性”，“没有场所，没有时间，没有本质”，“他者只是他的要求和我的义务”。所以，他者的涌现并不是认识事件，而是情感事件。也就是说，我承担对他者的义务，并非出于理解和认识，而是出于情感和感觉。因此，利奥塔并不诉诸基于理性的宏大计划来解放他者，而只是试图通过他的写作来唤醒（修通）被我们所遗忘的、但仍深深烙在我们无意识当中的东西——他者。
写作绝非强制性的计划，而只是“倾听自己的心声”，“倾听杂乱无章的词句发出的吵嚷声”。写作的主体，与其叫做作者，不如叫做“签名人”，因为“签名也是一种记载”，它警告人不要忘记那种似乎“注定要被遗忘的存在”。也许“无概念交流”才是最崇高的艺术，但是，为了唤醒他者，针对他者投射到主体的感觉，“利奥塔写就了这些证词”。比如，亚历山大城博物馆就是“可能之纪念碑”，它永恒地发出远古“沉默的声音”，因为它是“另一个时代”、“另一种文化”的见证，是现代共和制的他者。就犹太人问题而言，利奥塔写作旨在凸显大屠杀额外的伦理意义，即永恒地提醒人们不要忘记对于他者的义务。诚然，大屠杀自身就是摒弃伦理的一种更深远的尝试，因为它似乎“在处理某些例外的东西”，“在处理他者”。在这里，与犹太人最初立约事件相似，大屠杀和犹太人都成了欧洲人有意遗忘的他者。尽管大屠杀超出欧洲政治或外在于欧洲人的理解，因为欧洲人压根不了解大屠杀，他们可以很快、很容易地将它忘记。但是，奥斯维辛始终藏匿于无意识的领域当中，并通过一种奇妙的感觉到达我们。它始终是一种巨大的提醒，提醒我们总是见证某些欧洲人不想知道而极力忘却的东西。这也许就是奥斯维辛的伦理意义。也正是通过强调一系列他者的伦理意义，利奥塔试图为他者留下一席之地，不管是外在世界，还是内在世界。
综上可见，马克思和利奥塔分别从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视角对犹太人问题展开了批判性研究。面对普遍性与特殊性、同一性与差异性、我与他者之间的这种现代性典型矛盾，马克思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基于理性计划的、更强调外在路径的同化方案，而利奥塔则表达了一种基于无意识的、感觉的、更强调内在省思的后现代态度。诚然，马克思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具有着实的科学性，但是，利奥塔无疑开启了一条审视西方精神传统的新路径，为我们重新思考现代性危机提供了一种有益的理论视角。更重要的是，利奥塔对犹太人问题的深入反思，特别是对伦理（他律）和他者的强调，对我们在全球化和现代化背景下回答“如何对待伦理与他者”这一突出问题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这恐怕也是我们深入研究利奥塔和犹太人问题的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