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 鹏
【摘要】本文试图以罗森（Stanly Rosen）对“金苹果”的解释——在银箔之下只是更多的银，并没有什么金苹果，在这里表面便是本质——为路标，通过对《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所呈现出的三个最重要、最直观的面相——帝国、僭政和虔敬——进行细致的分析，以展现这部史著的内核以及作者的教诲之所在。修昔底德以字字血泪般的热情，为消逝的海洋帝国铸就了一份“不可忘却的纪念”。而这份“不可忘却的纪念”也激励着后伯罗奔尼撒战争时代的无数雅典人，不管从言辞层面，还是从行动层面，去追求那一个远逝的“帝国残梦”。
【关键词】海洋帝国；僭政；爱欲；虔敬
中图分类号：B502.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660（2014）03－0066－08
公元前431年前后，雅典的海军大将，修昔底德敏锐地觉察到，眼前所爆发的战争将是一场伟大的战争。交战双方规模之大，战争持续时间之长，空前绝后。在战争过程中，更呈现出不义与正义、暴虐与和善、野蛮与文明、低俗与高贵等之间无尽的交织与抗争，这一切都冲击着人类生存秩序的界限。修昔底德急切地感到，必须记录下这场战争所发生的一切以示世人。在第1章将近结尾处，他就从容而自信地写道： “我所撰写的著作不是为了迎合人们一时的兴趣，而是要作为千秋万世的瑰宝”。然而，如果我们从该部史著最直观、最突出的表面——记述主题、以及作者直接的政治身份——去品读的话，那么，其亦可称作“雅典海洋帝国沉浮录”。这是他以字字血泪般的热情，为消逝的帝国铸就的一份“不可忘却的纪念”。并且，这份“不可忘却的纪念”也激励着后伯罗奔尼撒战争时代的无数雅典人，不管从言辞层面，还是从行动层面，去追求那一个远逝的“帝国残梦”。
一、帝国兴起所潜藏的“危机”
雅典海洋帝国兴起的风云激荡过程，都呈现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卷1“帝国考古”的那一系列章节中。然而，任何细心的读者都会发现，修昔底德只讲述了雅典帝国如何在兴起的过程中一步一步地提高自己的邦际地位，换言之，他只向读者展现了雅典帝国的“外交政治”。在此，我们不禁要问，修昔底德为何会对雅典帝国兴起过程中的“内政改革” 不置一词，保持沉默，尽管他只顺带提及了雅典的僭政和梭伦立法？远的不说，修昔底德为何不提及第一公民——伯里克利——的重要内政改革呢？难道修昔底德认为对于帝国的形成而言，内政改革不重要，重要的只是军事势力的增强？稍有政治常识的人都会认为这种解释幼稚不堪。第二种解释是，就著述战争史而言，肯定要挑与战争有直接关系的事件来撰写，军力与战争的关系最明显、最直接。然而，在笔者看来，这种解释亦难有说服力。直接相关的东西非必是根本的原因。况且，一个没有强大的“内政” 支持的“帝国”，即使其军事势力再强大，那也是一时的“愚勇”而已，外强中干罢了。如此以来，修昔底德对伯里克利治理下的雅典“内政改革”未置一词，难道是出于其他考虑？在回答这一问题之前，我们有必要梳理一下伯里克利时代的雅典内政改革。在经过克里斯提尼改革、梭伦立法之后，雅典形成了以德莫为军事和政治基础的城邦民主制。在海军的保护下，雅典的商业、贸易迅速发展起来。商业、贸易的发展所带来的经济利益反过来又为海军的发展提供了丰厚的“军费”。然而，商业、贸易的发展最受益的还是商人、手工业者和雅典的外邦人。由于阿提卡地区土地贫瘠，根本不适合种植粮食作物，这一地区的农民在梭伦时代就开始种植橄榄等经济作物，食物的进口、经济作物的出口，依靠从事海外贸易的商人，由此，这些人在雅典的重要作用越来越突出。为确保帝国的安全，就必须将他们纳入到雅典的政治结构之中。伯里克利就必须采取一系列措施，来扩大雅典的民主范围、巩固民主的基础。首先，伯里克利利用储藏在雅典的提洛同盟的贡金，在雅典大兴土地，大搞市政基础设施建设，修建剧场，体育馆等大型艺术工程。这些工程，一方面为雅典的许多公民提供了劳动就业的机会，另一方面，也改善了雅典的城市面貌，丰富了雅典人的精神生活——为人们提供了许多节目，如看戏、会餐、游行、竞技等，也鼓励了文学和艺术创作的开展。在伯里克利的诸多内政改革中，尤为重要的是，伯里克利密谋推翻了长期由贵族把持的战神山议事会，把司法审判的权力交到人民手中。此外，伯里克利的改革还将公民划入不同的司法地域系统，扩大了政治领域中直接代表的数额，并且对每个参与公共事务的公民发放补贴。这一系列改革最终受益者是生活在雅典城和比雷埃夫斯港的商人、手工业者等，这也进一步促进了他们的生产、贸易的积极性，帝国的利益与他们的利益纠缠在一起。然而这一系列改革，却挫败了生活在阿提卡乡间过着休闲生活的传统土地贵族阶级。伯里克利的改革将海军、商人、手工业者、橄榄种植者的利益与帝国利益捆绑在一起，有力地促进了帝国国力的发展。然而，伯里克利的内政改革却给帝国的发展埋下了致命的隐患。
第一，在推翻战神山议事会，并把城邦的政治权力交给公民大会和陪审法庭之后，直接民主的政治治理方式就暗含了民主暴政的巨大危险。在和平时期，传统的宗法、道德伦常还能维系。在法律得以遵守的时候，这种直接民主的政治运作方式能够得以顺利运行，一旦战争爆发的紧急状况之下，以及当道德伦常废弛、物欲横流的情况下，直接民主的暴政能以什么样的措施加以制止？
第二，伯里克利利用同盟国的贡金向陪审法庭的参与者支付薪金的做法，打开了一个更为恶毒的口子。这使得人们参与城邦事务成为一种谋取利益的方式，欲壑难填，人民的私欲越涨越大，对城邦公共事务的关心越小越少。公民大会、人民、陪审法官逐渐变得为私人利益所主导，这就必然会导致许多巧舌如簧的“民众煽动家”的产生，进而破坏城邦民主的基础。
第三，“民智的开启” 为雅典帝国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作用，而且伯里克利凭借其个人的威信、机智、能力等等，能顺利地驾驭雅典民众。难怪修昔底德会说：
其所以如此，是因为伯里克利无论就其地位、他的才能、以及他的众所周知的正直而言，都确确实实是一位能够独立控制民众的人物——简言之，是他领导民众，而不是民众领导他……一言以蔽之，雅典虽名义上是民主制，但事实上权力掌握在第一公民手中。
但这种仅靠个人魅力、个人威信去约束民众的做法，缺乏强有力的制度性约束，很难说是一种英明的策略。伯里克利在世时，还能确保雅典民主制的顺利运行，并显示出极强的生命力。但是，从伯里克利死后的历史来看，在没有英明神武的舵手的驾驭下，雅典这条大船却变得野蛮和堕落。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伯里克利的内政改革把雅典帝国的命运交给了“偶然”。
在此，我们或多或少都可以理解修昔底德为何会对帝国兴起过程中的“内政改革” 未置一词。或许，在修昔底德看来，在雅典帝国强大而伟岸的外表下，其覆灭的毒瘤已深深地埋藏在帝国的肌体之内。修昔底德对帝国“内政改革”的沉默是一种暗示，提示读者去对比雅典帝国的“外在身躯”与“内在灵魂”之间的反差，从而也促使读者去思考雅典海洋帝国覆灭的根源何在。
二、帝国衰落与对僭政的恐惧
“三十年和约” 的签订，标志着雅典和斯巴达彼此承认两个大国并立的事实。然而，“和约”并没有带来真正的和平，双方小规模的摩擦一直持续不断。雅典帝国的扩张势必引起斯巴达的恐惧，而且帝国版图的扩张也势必破坏斯巴达的利益之所在。在科西拉和波提狄亚事件之后，雅典与斯巴达之间战争就在所难免。伯里克利审时度势，竭力说服雅典人要英勇无畏地直面即将爆发的战争，不能对伯罗奔尼撒人做出丝毫的让步，要坚定意志和决心，相信自己的实力，不遗余力地以各种方式抵御敌人，巩固和守护伟大的帝国，让帝国的荣耀传承万世。
从伯里克利的战斗动员中，我们似乎可以发现，伯里克利自信已经找到了一种有效的战略，可以确保雅典帝国与斯巴达之间的邦际关系重新确立在一个坚实的基础之上，也能让斯巴达人与雅典重归于好。但在战争爆发的第二个年头，雅典爆发了可怕的瘟疫。这场瘟疫使雅典有将近三分之一的公民丧生，也让曾经以文明自诩的雅典人变得野蛮不堪，对诸神的敬畏和对法律的尊重早被抛至九霄云外。城内瘟疫肆掠之际，斯巴达人再次入侵阿提卡。在内忧外患之下，雅典人脆弱的心灵变得喜怒无常，他们把怒气与怨恨撒向伯里克利。伯里克利早知雅典民众本性亦是如此，于是他召集公民大会，利用自己的精彩演说，一方面恢复了民众的自信心，另一方面则把民众的这种愤怒的情绪引向较为平和，且更加充满希望的精神状态。但突如其来的瘟疫匆忙地带走了第一公民的生命，伯里克利在战前的战争动员中对雅典公民的告诫成为一份“被背叛的遗嘱”：
如果你们一致同意不再利用战争来实施新的征服扩张计划，如果你们不主动地把自己牵入新的危险中去，我还可以举出许多理由来说明你们是有希望取得最后胜利的。事实上，我所担心的不是敌人的诡计，而是我们自己的失策。
对于伯里克利的离世，修昔底德写下了其史著中的第二份，也是最长的一份“悼词”。在对伯里克利的哀悼中，修昔底德大肆赞扬伯里克利对民众的掌控能力、驾驭能力，谴责伯里克利的后继者对民众幻想的一味迎合，让伟大的帝国荣耀臣服于个人的营营私利。修昔底德还明确指出，西西里远征是后伯里克利时代诸多错误政策中的一种。然而，如果我们以这句断言去揣摩修昔底德对西西里远征的否定态度，则还过于草率。修昔底德虽然指出西西里远征是一次错误，但是，他后面紧接着又指出，尽管雅典在西西里丧失了大部分的舰队和其他军队，尽管雅典城内发生了革命，面对着原来的以及新近加入了西西里的敌人，雅典人还坚持抵抗了8年，直到因内部的纷争，才向敌人投降。
其实，修昔底德讲述这番话时，其深层的意图要复杂得多。在他看来，雅典人的竞争和内讧才是导致其在这场漫长的战争中失利的最重要原因。从后面各卷的表述来看，修昔底德对西西里远征的态度绝非简单的否定二字可以涵括。通常读者会以为西西里远征严重背叛了伯里克利的“遗嘱”，阿尔喀比亚德所鼓动的西西里远征是雅典人输掉整个战争的主要原因。这样的看法固然不会有太大的偏差，而且也有一些文本的理据支撑。但是，如果仔细阅读这部史著的话，可以发现，修昔底德对于阿尔喀比亚德和西西里远征的态度要更复杂得多。
在讨论西西里远征是否背叛伯里克利的“遗嘱”之前，我们须仔细分析伯里克利制定的“国是大纲”。如上所言，在伯里克利的战前动员中，我们可以发现伯里克利似乎找到了一条万全之策，可以将雅典与斯巴达的邦际关系置于一个牢固而坚实的基础之上。战争开始时，伯里克利就动员生活在阿提卡郊区的雅典公民搬到城里来居住，在铜墙铁壁般的城墙的保护下，可以避免与斯巴达人展开陆战，因为雅典的陆军力量明显敌不过斯巴达。另一方面，伯里克利还派遣雅典浩浩荡荡的海军去闭锁伯罗奔尼撒，对其沿海的城市、村落进行破坏、抢掠。简而言之，伯里克利的战略就是：让雅典公民安全地生活在城内，而让海军和伯罗奔尼撒同盟打游击战、拉锯战。其目的是要让斯巴达人自觉地发现“你们跟我们雅典人是耗不起的，你们斯巴达人是战胜不了我们雅典人的，接受雅典帝国不可战胜的事实吧！”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伯里克利的战略其实是一种防守型的持久战，更是一种“心理战”。
然而，伯里克利的战略建立在如下几个致命的假设之上：第一，雅典的财政收入一直保持平稳，并且能充裕地支付雅典的军费开支；第二，提洛同盟的成员国不会发生暴动，并且按时按量地缴纳贡金；第三，斯巴达人的海军实力永远保持现在的低级水平；第四，盘踞东方的波斯帝国不会与拉栖代梦人结盟，或者波斯帝国不会资助斯巴达发展海军，增强其海上实力。
事实上，战争爆发的第二个年头所发生的瘟疫已让雅典损兵折将、元气大伤。而且，伯里克利在战前动员中所作的“战争预算”，加上雅典所用的财政收入，以及雅典娜女神雕像上的四十他连特的纯金在内，只可以支持雅典与斯巴达打完4-5年的“持久战”。很难想象，雅典人在这场旷世的持久战争中坚持了二十多年，作战的花费靠什么来支撑？修昔底德没有明确地指出。其实，我们可以推想，除了向提洛同盟加倍征收贡金之外，难道雅典人还有别的什么重要的“生财之道”？由此我们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在接下来的年头，有那么多的同盟国“自愿”发生暴动，以及雅典人为何会对暴动如此恐惧。在科西拉革命和密提林暴动之后，雅典的东西方两条“阵营”已面临着可怕的危机。因此，雅典人要想赢得战争的胜利，就必须改变伯里克利的“防守型战略”。
细心的读者可以发现，在阿尔喀比亚德登上政治舞台之前，其实已有两位“鹰派人士”发现了伯里克利一手制定的战略的局限。他们便是德摩斯提尼和克里昂。特别是派罗斯和斯法克特里之战的胜利让雅典开始掌握战争的主动权，并且也从局部修正了伯里克利的战略。然而，第力安德败绩和爱菲波利斯的陷落却再次把雅典拉入防守的被动之地，对麦加拉、波奥提亚的控制权再次被斯巴达人夺了回去。然而，双方主和派领袖所签订的《尼基阿斯和约》并未给雅典带来真正的和平，双方的摩擦一直持续不断。
阿尔戈斯为了让雅典加入由自己和科林斯、曼丁尼亚组成的新同盟，便派使节前往雅典进行游说。阿尔喀比亚德在此刻表现出了绝佳的政治天赋。他敏锐地觉察到，这对雅典而言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如此便可以让斯巴达后院起火，争取将战火烧到斯巴达境内区，从而导致其首尾难以相顾，为雅典赢取战争的主动权。因此，阿尔喀比亚德略施小计，瞒过了斯巴达人的代表，说服雅典人与阿尔戈斯、曼丁尼亚、伊利斯结为同盟。新的同盟让斯巴达人感到无比恐惧。公元前418年，斯巴达人几乎倾巢而动，在曼丁尼亚与阿尔戈斯展开了一场大战，结果阿尔戈斯被击败。
让人感到不可饶恕的是，雅典和伊利斯的援军居然在战斗结束之后才姗姗赶来。并且，雅典居然只派了1000名士兵来参战，雅典人的失策实在令人为之扼腕叹息。如果雅典和伊利斯的援军提早赶赴曼丁尼亚，如果雅典派遣已修整好的海军出征斯巴达，从海上入侵斯巴达的本土——因为当时斯巴达国内只有少数军队镇守各个城市，这样就让斯巴达腹背受敌，首尾不能相顾，那么雅典的胜利简直就是探囊取物。我们在此难免会询问，为什么雅典人没有想到这一点呢？是谁在让雅典军舰停在比雷埃夫斯港，让英勇的海军将士躺在甲板上，沐浴着春日的暖阳呢？如果我们去查阅相关的历史记载，就可以发现，在公元前418年这一年，积极鼓励雅典加入阿尔戈斯同盟的推手——阿尔喀比亚德——没有被雅典人选举连任将军。在这一年被推选为将军的是《尼基阿斯和约》的主要“缔造者”——尼基阿斯。
公元前417年春，来自西西里的爱吉斯泰的使者奉命来雅典救援，这让雅典人欢欣鼓舞。因为，雅典人表面上装作援助他们在西西里岛的同族人和其他同盟国，其真实意图则是要野心勃勃地征服西西里全岛；因为，西西里拥有着那么多让雅典人为之神往的东西，丰富的物产、森林资源以及地处通往西地中海要冲的有利位置。其实，《尼基阿斯和约》签订之后，雅典就必须调整他们的战略，这是因为：第一，斯巴达人不肯归还色雷斯重镇安菲波里斯，雅典帝国的木材供应将受到极大的影响，从而导致海军的装备更新面临原料短缺的问题；第二，连年的征战使得阿提卡地区的土地生产遭受严重破坏，雅典必须找到稳定的粮食进口地；第三，雅典帝国以前的势力范围或者统治基础是在赫勒斯湾、爱奥尼亚以及爱琴海诸岛，其帝国版图的扩张已达到了极限，再往东走，就是庞大的波斯帝国。况且，斯巴达人的势力已插入到这一地区，并鼓励一些提洛同盟国暴动反叛雅典。雅典要维护帝国的统治，如果不重新找到新的资金来源来巩固海军的实力的话，就势必加大对同盟国的搜刮力度，从而导致其他的同盟国发生暴动，进而加速帝国的覆灭。因此，雅典帝国必须向西开拓新的帝国疆域。
尽管尼基阿斯试图使雅典人放弃西西里远征的企图，但是雄心勃勃的阿尔喀比亚德利用美妙的言辞，向雅典人“兜售”了一个高贵的“帝国梦”。阿尔喀比亚德认为，西西里诸多城邦人口混杂，种族众多，彼此之间充满纷争和敌意；他们也根本没有一个统一行动，守护家园的共同意愿；在英勇顽强的雅典人面前，西西里人简直就是一群乌合之众；况且，西西里诸城邦军事实力薄弱，难以抵抗雅典的进攻。阿尔喀比亚德还作了一个具有远见卓识的“安全评估报告”：即使雅典派一部分舰队前往西西里，放在后方的海军也能抵挡伯罗奔尼撒的舰队；即使雅典在西西里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凭借着海军优势，也能全身而退。如果雅典在西西里获得了成功，那就不仅能切断斯巴达从西西里的粮食进口，为雅典赢得丰厚的军事生活资料，还能打通通向西地中海的要道，为帝国的新扩张打下坚实的基础。阿尔喀比亚德甚至还坦率地道出了帝国胜利的至圣法宝——“勇敢地援助一切请求援助的人”。
正当雅典人为远征作充分准备时，城内却发生了赫尔姆斯神像破坏事件。这刺激了雅典人脆弱而紧张的神经，他们不仅将其视为西西里远征遭神不悦的先兆，更把该事件当作蓄意推翻民主制的阴谋的一部分。桀骜不驯的阿尔喀比亚德被怀疑是这次事件的主谋。修昔底德在行文中也例外地“现身”，为阿尔喀比亚德鸣不平。在他看来，这主要是因为城邦中最嫉妒他的那些人抓住这个把柄不放，他们认为赶走了阿尔喀比亚德就可以从容地操纵民众，以便掌握最高的权力。
阿尔喀比亚德也当即反驳了这项指控，并且要求在出征前就接受审判，以便查明案情的真相。但阿尔喀比亚德的“言辞”没能让他获得这样的机会，他便带着重大嫌疑率部出征。不久雅典城内便对阿尔喀比亚德的案件作了过于草率的调查，命他回国受审。狡猾的阿尔喀比亚德自知此行必定“凶多吉少”，便设法逃至斯巴达，开始了第一次流放生涯。指挥在西西里“建城”的远征军的重任随即落到毫无“建城之爱欲”、不善“希望”的尼基阿斯身上。“建城” 本是一个充满荣誉和自信的爱欲行动，现在，让无此“爱欲”的尼基阿斯来担此重任，其结果便可想而知。雅典远征军兵败叙拉古也就成为早晚的问题。
在阿尔喀比亚德被召回后这一节之后，修昔底德居然插入了一段关于雅典僭政的“离题话”。这段“离题话”细细品读起来，却颇具一番深意。从修昔底德著述的前后顺序来看，最直观的印象就是雅典人对“僭政”的恐惧，直接导致他们对阿尔喀比亚德的不信任，因而才会千方百计地把阿尔喀比亚德除掉。修昔底德一开始就说：“雅典人并不比世界上其他人民更准确地了解他们自己的僭主和自己的历史事实”。言下之意，就是说雅典人对自己城邦的僭政的了解，居然是“道听途说”的，也不了解自己城邦的历史。不了解自己城邦的历史，那就意味着要关注“现在”和“将来”。难道修昔底德意思是说雅典人其实是没有真正的传统？对僭政的“道听途说”，表明雅典人对僭政的恐惧没有实质性的根据。因而，在修昔底德看来，在对待僭政、僭主的问题上，雅典人简直就是“神经质”。修昔底德接下来说：“实际上，阿里斯托吉吞和哈摩狄乌斯的勇敢行为是因为一起恋爱事件而促成的。”修昔底德的“僭政考古”一开始就把雅典人心目中无尚崇高的、英勇无畏的“弑僭” 行动还原为（或降低为）一桩私人的情欲纠葛。雅典人心目中的“英雄”其实并不崇高、也不伟大，一件出于“私心” 的报复，反而却被雅典民众尊为“大公无私”的牺牲。
通过一番“考古”，修昔底德把“弑僭”壮举的“低俗动机”揭示出来。“民主英雄” 的无上荣耀光环之下，其实隐藏着或掩盖着低劣而浓烈的情欲。在修昔底德看来，雅典人以及他们心中的“英雄”，在“爱的阶梯” 上看似爬得很高，但事实上其所处位置低得令人鄙弃。抑或，在修昔底德看来，雅典民众追求、热爱、尊敬“荣耀” 是假，沉湎于情欲才是真。故而，他们才会在其“民主英雄”阿里斯托吉吞和哈摩狄乌斯的“伪壮举”中聊以自慰。因而，当真正的追求荣誉的光辉呈现其眼前时，他们必定感到刺眼的疼痛，羞愧、记恨之情顿生于心。崇高对于他们弱小的心灵而言，显得太过沉重，难以承受，因而只有将卑微的平等当作最真实的慰藉和寄托，将放逐伟大成为他们的本性。因而，在这种意义上，雅典人放逐阿尔喀比亚德绝非偶然，因为“忘恩负义” 的雅典人连他们的“帝国之父”——地米斯托克利斯——都能放逐，更何况“稚嫩的”阿尔喀比亚德呢？雅典人对平等爱得太深，故而对伟大怕得太过。在这样的“怕和爱”的煎熬和摧残之下，雅典人的心灵早已被扭曲得面目全非。
因此，在修昔底德笔下，雅典其实遭受了两场“瘟疫”。一场是战争爆发的第二个年头雅典人肉体上所遭受的瘟疫，另一场则是在战争爆发之前雅典人早已遭受的那场致命的“灵魂的瘟疫”。在前一种“肉体的瘟疫”中，雅典人开始无视人法与神法，违法乱纪，无恶不作。在后一种“灵魂的瘟疫” 中，雅典人无视高贵与卑贱，伟大与低俗，变得蛮横、堕落甚至野蛮。前一种瘟疫让雅典人丧失近三分之一的公民，元气大伤，幸运的是雅典却能从这场“外在的瘟疫”中回过神来。而后一种瘟疫则“在雅典从来不曾退去”，它至始至终都在吞噬着雅典人的心灵，让雅典这条大船失去伟大的舵手，陷入内讧，迷失方向，从而变得风雨飘摇。雅典人的“怕和爱”让帝国雄鹰在西西里折翅，叙拉古城外的“大溃败”则成为帝国覆灭的开端。
三、“虔敬”的重负
修昔底德的“僭政考古”表面上是在批评雅典人错把“私情”当“公义”，实则也是在变相地批评阿尔喀比亚德错把“私心”当“公心”，二者都混同了“公”与“私”。在修昔底德看来，雅典人之所以会把赫尔墨斯神像事件与阿尔喀比亚德联系起来，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阿尔喀比亚德在个人生活习惯上“不民主”、“不虔敬”的放纵行为所致。换言之，阿尔喀比亚德的桀骜不羁，实在过于碍眼，让雅典人的心灵“很受伤”。甚至在帝国的另一位德高望重的将军——尼基阿斯——看来，阿尔喀比亚德极力鼓励雅典人进行远征，只不过是为了满足其私人目的，因为阿尔喀比亚德在自己的宅邸驯养了许多良骥宝马，这样的一批巨大的开销促使阿尔喀比亚德希望从指挥官的职位中捞得一些“油水” 来补贴“家用”。尼基阿斯，这只本应极目万里、高瞻远瞩的雄鹰，其胸襟之狭隘、目光之短浅，实则与一只在地上奔跑啄食的公鸡相差无几。
其实，阿尔喀比亚德也知道自己沉溺于驯养宝马和其他消费，个人生活和习惯上的放纵行为让民众感到惊恐不安乃至敌视。但是，在他看来，所有这些都是他追求荣誉，保持其在公众心目中的崇高地位罢了。
至于那些指责我的事情，那是给我的祖先和我本人带来荣耀，也是使城邦中受益的光荣之举。希腊人曾经认为我们的城邦已被战争所摧毁，而仅在希腊人的心目中，我们的城邦相当强大，甚至超出实际情况，原因在于我在奥林匹亚会上代表城邦所表现出的高贵和豪华。当时我有七辆双轮车入选参赛者的名单，过去从未有过私人用这么多的马车参赛，我赢得第一名，第二名和第四名，其他所有的仪式安排都与我取得的胜利相称。在习惯上，人们将这种事情视为一种荣耀，它会给人们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再有，我在国内所显示出的富丽豪华，如提供给唱队的花费或其他方面，自然引起我的公民同胞的嫉妒，但在外国人看来，这与其他事例一样，是国家实力的一种表现，当一个人花费自己的金钱不仅为自己，而且也为他的城邦谋利益的时候，这并非是徒劳无益的愚蠢行为。
在阿尔喀比亚德的意识世界中，他自己从来都是与城邦、或者帝国的荣耀联系在一起的。换言之，他的热情或爱欲不仅拥抱了他自己，也拥抱了整个城邦。这种炽热的爱欲促使阿尔喀比亚德不满足于城邦赋予他的荣耀和崇高，相反，这种本真的爱欲不断地鞭笞着他要为整个城邦或帝国赢取荣耀。因而，阿尔喀比亚德把城邦视为自己所面对的一个“对象”，而他自己则已超越了城邦的界限，不再是一位“城邦中人”。正如福特（Steven Forde）所言：
他（阿尔喀比亚德）的多才多艺、他的热望以及他的整个心灵，都胜过了城邦。这使得阿尔喀比亚德不光超越了任何特定城邦的限制，而且如此超越了城邦政治的限制。在他和所有城邦之间有一渊深壑。
如此，在阿尔喀比亚德的眼中，城邦成为单纯的“一”，而不是由杂多所组成的“多”。在阿尔喀比亚德的意识中，也许只有三个意识对象：作为“你” 的城邦，作为“他” 的城邦的敌人或朋友，以及作为“我”的自身。政治领域对他而言只是一个尽情展现自我的舞台而已。那么，当单独的“我”面对城邦中杂多的“他们”时，阿尔喀比亚德必是孤身一人、势单力薄。在残酷而激烈的城邦政治生活面前，阿尔喀比亚德妄图凭一己之力来驾驭杂多的民众，还是显得幼稚与天真。在这一方面，阿尔喀比亚德还是赶不上他的前辈伯里克利。生性桀骜不驯、“不虔敬”的阿尔喀比亚德，其政治生命乃至整个人生注定要以悲剧收场。
我们在此难免会联想到“一生都专注于道德修养”、虔敬、敦厚的尼基阿斯。爱皮波莱战役之后，雅典大军本应全速撤离叙拉古。孰料天生异象——满月之夜竟发生月食，全军上下人心惶惶。虔敬的尼基阿斯谨遵神谕，在叙拉古无所事事地待了九天，结果敌人的大批援军赶到，雅典远征军错失了宝贵的撤离时机，导致无数远征军魂断叙拉古，尼基阿斯自己也丧生敌手。虔敬的尼基阿斯虽然给自己带来了道德的美名，却给帝国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不虔敬的帝国之花——阿尔喀比亚德——本能为帝国增光添彩，却遭到了无情的流放。如此， “虔敬” 似乎成为政治家不堪承受的“重负”。
其实，修昔底德没有如此悲观，在“僭政考古”一节中，他写道：
事实上，对于他们（波西特拉西图斯家族）的政府，民众们普遍感到尚能忍受，对于他们的统治也毫无怨恨；这些僭主们表现出高度的智慧和至高的美德，他们对雅典人所征的税不过雅典人收入的5%，而他们不但极大地改变了雅典的面貌，而且还进行了战争，并为诸神的神庙奉献牺牲。在其他方面，城邦完全按原有法律进行治理，他们只是设法确保其家族成员中的一人总是担任公职。
很难想象，修昔底德会用“高度的智慧”、“至高无尚的美德” 这些字眼去赞扬一些僭主。但在他笔下，地米斯托克利斯、伯里克利、尼基阿斯都未得到如此崇高的赞誉。这些僭主是如何展现高贵的智慧与美德的呢？无非就是“轻徭薄赋”、敬神爱民、谨守祖制遗训、慎施征伐、与民同乐，简而言之，即为“虔敬爱民”。此等表现，俨然是圣王、明君之所为。如此，修昔底德的意思是说，僭主都应成为圣王？然而，我们都知道，圣王乃天纵之才，实为罕见。难道修昔底德的言下之意是说，僭主应该学做圣王，或者把自己教育成圣王，或者被人教育成圣王？我们要问，将僭主教育成圣王谈何容易，况且这样的教师何处去寻？这样的教育如何实施？那么，抑或修昔底德的意思是说，即使僭主成不了圣王，也不想成为圣王，你至少也要装作圣王的样子。换言之，其动机和表现都为虔敬最好，即使动机不虔敬，其行为至少也要表现得虔敬。如此，虔敬最终成为一张难以割舍，也无法割舍的“面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