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一场虚无主义运动——尼采的一个不合时宜的评判

作者:汪希达 来源:现代哲学 发布时间:2016-03-14 阅读量:0

汪希达作者简介:汪希达,(广州 510275)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暨哲学系博士研究生。

①[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董果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年,第4页。

【摘要】

与我们通常把现代民主运动看成是历史进步,认为民主是一种普世价值的观点截然相反,尼采对我们的时代做了一个不合时宜的评判,认为包括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在内的现代民主运动,实际上都是对基督教的“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的继承和世俗化而已。基督教的价值在尼采看来是反自然和敌视实在的,这种价值起源于奴隶对高贵的人的怨恨起义,现代民主运动向往一个更加理想的社会,同样也是为了用一个“彼岸”世界来贬低我们生存的“此岸”世界。于是从基督教开始到现在的整个民主运动就被尼采评判为一场贬低生命的虚无主义运动。通过这场运动,大多数人占据了统治地位,生命本能的自我肯定和提高越来越得不到认同并受到压制。

【关键词】

民主;平等;虚无主义;基督教;社会主义

中图分类号:B51647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660(2014)02-0016-08

无论是就尼采对自己的评价来说,还是就我们对他的评价来说,没有比“不合时宜者”这一称呼更恰如其分的了。在其早期,尼采就写了一本名为《不合时宜的沉思》的书,后来又在《偶像的黄昏》中写了一章《不合时宜者的漫游》,这说明尼采对自己的不合时宜比谁都清楚。今天,尼采的不合时宜并没有随着100多年时间的逝去而变得顺应时代潮流。随便翻开尼采的一本著作,要找到尼采的一个不与我们这个时代格格不入的思想,那真是难事。本文不拟全面去探讨尼采是如何与自己的时代不相符的,我们仅就尼采思想的一个方面,即他把民主运动评判为一场虚无主义运动来看待他的不合时宜。

一、尼采对其时代不合时宜的论断

现代民主与古希腊民主相比有一个全新的特点,那就是强调所有人与人之间的身份平等。托克维尔早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就敏锐地认识到身份平等这件事将对人类历史带来重大的影响,他说:

我在合众国逗留期间见到一些新鲜事物,其中最引我注意的,莫过于身份平等。我没有费力就发现这件大事对社会的进展发生的重大影响。它赋予舆论以一定的方向,法律以一定的方针,执政者以新的箴言,被治者以特有的习惯。①

在托克维尔看来,身份平等对整个人类社会的影响是全面而深刻的。它不仅影响到政治措施和法律,还对政府和公民社会起到同样的钳制作用。更重要的是,对身份平等的追求无论是在制造言论、激发情感还是移风易俗方面,都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这使得他认为身份平等是一件根本大事,民主时代的所有个别事物似乎都是由它产生的。因此,托克维尔把身份平等作为他对美国民主制度进行考察的集中点。从美国反观欧洲,身份平等对社会的影响虽然没那么明显,但也正在欧洲迅速得势,日益朝着与美国相似的方向发展。

这一切似乎都在表明,民主已经成了一种不可抗拒的潮流,促进民主成了当前人类不可抗拒的历史使命。

面对民主这种不可遏制的趋势,托克维尔认为自己时代的重要任务是要对这股民主的潮流进行认识,然后加以积极引导,不让它成为一股大江般的急流,使人类只能盲目地被卷入其中。对这样一个全新的社会,需要的是一门新的政治科学,这样才能对民主因势利导,发挥其正面作用,尽量减少它的负面效应。

托克维尔对民主运动趋势的论断即使在今天看来也是理所当然的,只不过民主发生影响的范围远远超出了欧洲,成为一种极少有人敢于公开否认的普世价值,人人生而自由平等的观念早已深入人心,即使是少有民主或者没有民主的国家,在面对外界的“不民主的”指责时,也会断然进行否认,并坚称自己是民主捍卫者。

尽管如此,托克维尔对人类的民主化进程还是持一种比较谨慎的态度,并没有把人类的民主化过程明确地说成是一种进步过程,对这场民主革命将会对人类有利还是有害也没有做出清晰的评论。他想做的工作只是尽量使这样的革命有利于而不是有害于人类。

到了黑格尔那里,现代民主运动明确被表述为一个历史进步的过程,该过程表明:理性主宰着世界,人类的民主自由过程同时就是这个世界逐步合理化的过程,是绝对精神的自我认识和自我实现。[德]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第16—17页。

相比托克维尔和黑格尔对时代合乎适宜的看法,尼采的观点与时代背道而驰。无论是把民主看成人类历史发展的似乎不可违抗的一种趋势,还是把它看成一种历史进步过程,他都表达了强烈的抗议。

“这是一个大众人群的世纪。”[德]尼采:《善与恶的彼岸》,梁余晶等译,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7年,第256节,第251页;Nietzsche, Beyond Good and Evil: Prelude to a philosophy of the future, translated by Judith Norma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2002, p149.尼采在这样一个简明的对自己时代的评判里饱含了太多的感情:强烈的不满、憎恨、怀疑、厌恶和恨不得逃离这个时代。在他看来,人们用理想、正义、真理、平等、大多数人的幸福等冠冕堂皇的词语来描述这个时代,只不过是在历史中取得优势地位的大众用来美化自己的渺小、平庸、颓废的方式而已。他说:

对大话的批判。我对人们称为“理想”的东西充满了怀疑和憎恶:在这方面我持悲观主义,原因在于认识到,“高尚的情感”是造成不幸的根源,它使人变得渺小和贬值。[德]尼采:《重估一切价值》,林茄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43页。

他更反对把民主运动在现代的发展看成是一种历史进步。对此,他对黑格尔的历史哲学进行了猛烈抨击。黑格尔历史哲学的一个重要观点是把自己的时代看成是“世界过程”的必然结果,这样一种历史观使黑格尔把自己的时代看成了历史目的的自我实现和历史发展的顶点。在尼采看来,黑格尔这种做法只是在无耻地神化自己时代的贫乏而已。总结起来,尼采对黑格尔历史观点的不满有以下三点。

第一、黑格尔的历史观过于夸大了历史的作用,最后会导致人们用历史力量取代其他精神力量,例如艺术和宗教,历史成为唯一拥有主权的东西,成为“自己实现自己的概念”和“世界法庭”。它将会遮蔽人们从其他角度看待世界的方式,这是一种历史的强权主义。

民主:一场虚无主义运动

《现代哲学》2014年第2期

第二、黑格尔的历史观会使得历史学成为一种荒谬的乔装的神学。历史在黑格尔看来无非就是上帝的自我实现过程而已。这种历史观被人们讥讽为“上帝在地上的行走”[德]尼采:《不合时宜的沉思》,李秋零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10页。 ,具有神圣性和超越性的上帝对于他来说是显而易见和不难理解的,因为上帝就是在按黑格尔的辩证法进行自我启示而已,这使得黑格尔甚至可以认识到世界过程的巅峰和终点将会与它在柏林的实存相契合。

第三、黑格尔的历史观最严重的后果是将导致人们对于历史权力的崇拜,这种崇拜在民主时代则会转化为对大众的崇拜和屈服,在实践上会转化为对“成功的赤裸裸的惊赞”和对“事实的偶像崇拜”同上,第211页。 ,也就是只“考虑事实”。尼采认为,这种崇拜将会使人们放弃哲学的反思,最后使得人们只会在历史的权力面前卑躬屈膝和点头哈腰,最终导致人们成为中国式的木偶,对于在历史上取得成功的任何权力都俯首称臣。不管这种权力是一个政府,还是一种舆论或数量上的多数人,人们都会根据这种权力的牵动他们的节拍运动自己。尼采在这里表达的意思是,如果我们像黑格尔那样把一个时代的历史事实说成历史必然性乃至是上帝的自我实现,那么我们就会放弃对于自己时代的理性反思。因为,谁能抗拒必然性和上帝呢? 现代社会的所谓民主,只是大众的价值观取得胜利和占据了优势而已,把它说成是历史必然性和进步,对尼采来讲只不过是对历史事实的屈服,是对历史事实的偶像化和神化。这样一种历史观的后果是把广大群众的活动看成是历史上重要的和主要的东西,伟大的人物则只不过是人民群众历史洪流上面可见的小水泡罢了。它打着历史必然性的大旗,实际上不过是在对群众唱颂歌,把群众美化为伟大。尼采对此无论如何都是不认同的,在他看来,伟大是质,群众只是量的多而已,把群众称为伟大,是在混淆质与量之间的关系,群众没有资格成为历史的目的:

历史的任务就是在他们之间充当媒介,永远一再地为产生伟人提供机会、给予力量。不,人类的目标不能在末端,而是只能在人类的最高样本里。同上,第221页。

把民主说成是不可阻挡的趋势,这只能说明托克维尔和黑格尔是在为民主的偏见进行鼓吹和辩护。民主价值观的获胜,最终的恶果是伟大人物无从产生。一个屈服于民主价值观的时代,将会是一个平庸、渺小和没有价值的时代。尼采把民主运动认定为是一场虚无主义运动,是人的生命力衰退的结果。

二、民主运动的源头:基督教的虚无主义

尼采明确认为“民主运动是基督教运动的继承人”[德]尼采:《善与恶的彼岸》,梁余晶等译,第202节,第152页;Nietzsche, Beyond Good and Evil: Prelude to a philosophy of the future, translated by Judith Norma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2002, p90. ,因此先考察基督教在什么意义上对尼采而言是一种民主运动和虚无主义,然后再考察现代民主运动,我们才能够从整体上来把握尼采为什么要把民主运动看成是一场虚无主义运动。

把民主运动追溯到基督教,不是尼采一个人的看法。托克维尔以法国为例,认为民主首先表现为僧侣阶级对所有人敞开大门,因为基督教的原则是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从人人在上帝面前平等到现代社会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有内在关联的。黑格尔也认为,正是通过基督教的影响,整个人类才知道人之为人是自由的,人人生而自由平等的理念实际上首先是由基督教表达出来的。

尼采对基督教批判的矛头所向,就是这种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理念。这一理念在尼采看来就是基督教虚无主义的核心体现。基督教正是通过这一理念,颠倒了古希腊和罗马的古典价值观,使人类走上平庸和颓废的道路。

“在神面前灵魂平等”——这种伪造,这种所有卑贱灵魂的仇恨的借口,这种最终成为革命、成为现代整个社会秩序之观念和衰落原则的概念炸药——就是基督教的动力。[德]尼采:《敌基督者》,吴增定译,载《〈敌基督者〉讲稿》,吴增定著,北京:三联书店,2012年,第62节,第267页。

为了把基督教重估为一种虚无主义运动,尼采在《敌基督者》一书中在对基督教进行批判之前,首先鲜明地提出了自己的评判标准:

什么是好?——一切提升人之中的权力感、权力意志、权力自身的东西。

什么是坏?——一切源于软弱的东西。同上,第2节,第125页。

生命的本能和原则在尼采看来就是万物处于一种万类竞长、你追我赶的状态,“生命的整体方面不是匮乏状态和饥饿状态,而是丰富、茂盛甚至于近乎荒唐的挥霍——凡有竞争发生的地方,都是为强力而竞争”[德]尼采:《偶像的黄昏》,李超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81页。 。由此可见,尼采是以对自然万物生存景观的观察与总结来作为自己的评价标准的:在自然世界,万物互相竞争、恃强凌弱,奋力争取阳光和发展空间才是一种健康的生命体态,自然界没有所谓的万物平等,万物的不平等才是生命的正态。基督教的平等原则是一种敌视自然的价值观,随着这种价值观占据主导地位,人类的健康本能受到极大的戕害,基督教使人类成为疲惫的、病态的和最为失败的动物。

在源头上,基督教本身就是一种奴隶怨恨的起义,这种起义的后果是颠倒人类在古典时代所树立的健康的、符合生命本能和生命成长的全部价值观。基督教为何要颠倒符合生命生长规律的价值观,尼采把原因追溯到了创立基督教的犹太人那里。

在历史上,犹太人面临着存在还是不存在的抉择,他们怀着一种极端可怕的意识,不惜任何代价地追求生存,其代价就是对一切自然的、符合本性的和实在的东西进行彻底伪造,伪造的对象包括人的内在心理世界和外在的所有世界。这样一来,犹太人就创造出一种不同于其他民族的赖以为生的条件,这些条件完全与自然对立,他们“依次将宗教、崇拜、道德、历史、心理学颠倒为它们的自然价值的对立面”[德]尼采:《敌基督者》,吴增定译,第24节,第167—168页。 。

例如,起初“善”这个概念与无私的行为毫无关系,只是高贵的人的一种自我肯定和价值设定,他们认为自己和他们的行为就是善的,与他们相对立的就是下等的、卑贱的和庸俗的大众。高贵人就在这样的一种自我肯定中与下等人产生了一种距离的激情,正是这种激情激励着高贵的人追求和保持自己的优越性。

犹太人的奴隶道德起义则完全相反,他们认为“惟有苦难者才是善人;惟有穷人、无能的人,下等人才是善人;……唯有他们才配享天堂的至乐。——相反,你们这些高贵者和当权者,永远是恶人,……将永远遭受不幸,受到诅咒,并将罚入地狱!”[德]尼采:《论道德的谱系》,谢地坤译,桂林:漓江出版社,2007年,第18页。 又如保罗所说:“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德]尼采:《敌基督者》,吴增定译,第51节,第233页。

据此,尼采认为基督教是病人发自内心的仇恨,他们反对健康的人,反对本能,所有符合自然的、骄傲的、本能的东西都遭到了否定。

基督教的一系列概念,如“彼岸”、“末日审判”、“灵魂不朽”、“灵魂”看起来冠冕堂皇、超凡脱俗,实际上都是伪造。这种伪造就是为了贬低人类生活的感性世界和贬低人类自身。对于教士来说,这些词语就成为了他们折磨人和维护其统治的工具。

尼采一生中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就是要对这些不食人间烟火的词语追溯其凡俗的、卑贱的起源。一直以来,人们相信万物是不能由其对立面产生的,如真理不会出自谬误,追求真理的意志与欺骗无缘,无私的行为与自私和贪欲无关。人们坚持认为价值最高的事物必定有一种独特的来源,不可能来自我们这个充满变化的、妄想与欲念交织的、混乱的、没什么自在价值的世界,这些价值的来源只能在神的怀抱中,在永恒那里,或者是在康德的“自在之物”中,总之它们肯定有一个奇迹之源。

尼采对此坚决不予认同,他认为人类有意识的思维体系实际上是属于本能活动,看起来客观的思想体系实际上是本能在暗中操纵,无论是宗教思想还是哲学思想,都只不过是把人们的本能欲望合理化和体系化后的结果而已。真理与谬误不是天各一方,无私与自私不是无缘无分。

基督教关于神的概念,是人的生命本能蜕化的产物,神蜕化为生命的对立面,不像古希腊的神是对生命的美化和肯定,基督教的神表达的是对自然和生命的敌视。“彼岸”是对此岸的“诽谤”,“彼岸”只不过是弥天大谎。基督教在这里是在把虚化神化,因为彼岸本身就是虚无,对彼岸和天国的追求只不过是一种追求虚无的意志的体现,是敌视生命的虚无主义,这种虚无主义被基督教看成是神圣的。因此尼采认为,基督教的神的概念是人类关于神的概念中最败坏的概念,代表了神的最低水平。

由于有了基督教,人类的自然行为的结果不再被看作是自然的,而被看成是“神”、“精神”和“灵魂的产物”。人类的一切自然的行为都被与道德结合起来,“惩罚”与“犯罪”的概念作为一种“道德世界秩序”被植入到自然界中来,自然界不再是无辜的,人类的本能也不再是无辜的。这就是基督教对人类犯下的最大的罪过,这种价值观居于主导地位的时候,就是人类在进行自我戕害,自我贬低,使自己变得颓废和失败的时候。于是,一切损害生命的东西都被叫做“真”,提升、强化和肯定生命的东西则被叫做假,古代健康的价值判断完全被基督教头足倒置。

这一切都是在基督教的“上帝面前灵魂平等”、“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旗号下进行的。基督教胜利的结果,不是真理和正义的胜利,而是大多数人的胜利,民主制是基督教的本能。

基督教教人要同情弱者,甚至把同情变成唯一的德性,尼采则认为同情低贱者,会给生命带来一种阴郁的、怀疑的面向,给生命带来无法驱除的阴暗。同情会劝人们走向虚无,这种虚无还被人们美化为“彼岸”、“神”、“真正的生命”,在同情的后面是敌视生命的倾向,同情是大多数人追求平等的最有力的手段。

事实上,追求平等只是一种特定类型生命的征兆。因为:

人们必须一方面置身于生命之外,另一方面却能像已经经历过生命的一个人、许多人、所有人那样充分地认识生命,只有这样才可以触及生命价值的问题。我们有足够的理由明白这样一点:对我们来说,这个问题是一个遥不可及的问题。[德]尼采:《偶像的黄昏》,李超杰译,第36页。

也就是说,要对生命的价值做一个客观的判断是不可能的,因为人们不可能站在生命之外来判断生命的价值。人们本身就是在生命的激励下,通过生命的视角来谈论生命的。基督教通过上帝来提倡违反自然的道德,把上帝作为敌视生命的概念和对生命的判决,归根到底不过是一种生命的价值判断。必须追问的是:是什么样的人和什么样的生命做出了这种判断?尼采给出的答案是:是衰退的、疲惫的、被判决的生命。上帝的价值判断只能是这种类型的生命——他们拥有颓废的本能——做出的判断,而不是整个人类对生命的判断。

可惜的是,这样一种敌视生命的基督教居然在欧洲占据了主导地位,这表明犹太人作为道德上的奴隶起义的始作俑者最终在欧洲取得了全面胜利,结果是高贵的人被打败,卑贱者的道德取得胜利,占世界主导地位的价值观是奴隶的或民众的价值观,大多数人成了主人,这就是犹太人所完成的世界历史使命。

三、现代民主运动:基督教虚无主义的继承

现代的人们倾向于认为走出基督教占主导地位的中世纪乃是走出野蛮与黑暗,终于来到“文明”和“人性”化的欧洲,这是人类历史的一个进步过程,似乎人们通过这个过程已经与基督教断绝了关系。尼采认为这种看法只是现代人的一厢情愿,进步仅仅是一个现代观念,而且是一个错误的观念。人类在今天其实并没向所谓的更好、更强和更高的方向进步。与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人相比,今天的人相差太远。为什么?今天的欧洲人正在变得越来越相似和平庸,他们变成勤劳的、易于控制的群居动物。尼采预言未来的欧洲人给人的总体印象就是一群絮絮叨叨的工人,意志薄弱,非常适合被雇佣和被人管理。所谓历史进步,只不过是大多数人占据了统治地位,进步只是用来为这种大多数人的统治地位进行美化和合理化的一个词而已。

为了反对现代人的这种进步观,尼采把现代民主运动看作是基督教民主运动的继续推进,并明确指出民主运动是基督教运动的继承人。此外,我们必须指出,对于尼采来说,现代民主运动不仅仅指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运动,而且还包括了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等其他民主运动形式。尼采这样认为是有道理的,因为不管是社会主义还是无政府主义,都是对人人平等这一源于基督教的价值观的继续推进,平等对于它们三者来说都是最核心的。

因此,在我们在现代与基督教之间看到断裂和进步的地方,尼采提醒我们要去注意它们之间的历史连续性和相似性。在所谓的现代民主运动的旗号下,

欧洲人的命运还在被“上帝面前人人平等”掌握着。无论是法国大革命,还是尼采时代风起云涌的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运动,莫不是对这一基督教的原则的推进。追求平等的结果是大多数人如今在欧洲更加占据统治地位,有利于促进人的健康本能的人与人之间的等级差异和距离遭到压制,无法抬头。尼采要求我们不要低估从基督教一直蔓延到今天政治领域的灾难。由于平等的价值占据主导地位,现代人不再有勇气追求特权和统治权,追求同类对自己的敬畏。“我们的政治患上了这种缺乏勇气的疾病——思想的贵族制已经被灵魂平等的谎言埋在地下最深处”[德]尼采:《敌基督者》,吴增定译,第43节,第210页。 ,以致于一个人如果表现出不同于大众的价值观,他自己就会不由自主地感到良心的谴责,觉得自己好像是犯了罪似的。今天,人们无论采取任何行动、追求任何利益,面对公众时必须称自己是为人民服务的公仆,是实现公共福利的工具,不敢坦言做这些事只是为了提升自己和达成自己的目的。

尼采认为,平等价值占据主导地位,使得整个欧洲和受欧洲影响与支配的国家一起,在道德评判上都是一致的,现在欧洲人已经知道善恶到底是什么,而这是苏格拉底认为自己不知道的事,这说明人们已经知道了在伊甸园里蛇告诉人类始祖亚当和夏娃的事。今天所谓的善,就是群居动物的道德,就是占统治地位的大多数人对自己群居动物本能的赞美,这一本能如今得到非同寻常的发展,其他本能则受到压制,使得欧洲人在生理上越来越相似和同化。

“现代思想”为何不曾让我们走出中世纪?这又涉及到尼采的又一个不合时宜的评判。那就是,他认为基督教关于人人平等的价值偏见不仅仅是体现在社会现象上,实际上哲学家乃至科学家们的思想也受到了这种道德偏见的无形钳制。

在各种哲学的最根本性差异性背后,隐含着某种信仰平等:受道德隐秘意图的无意识引导,更清晰地讲,受大众化理想的引导——因而道德问题比认识问题更为彻底。[德]尼采:《权力意志》,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182页。

尼采认为,哲学家的血液已经被神学家所败坏,新教牧师是德国哲学的祖先。德国知识界虽然在哲学观点上有各种差异,但都可以同样在他们身上找到神学的本能。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无非就是一种乔装的神学。康德通过提出自在之物这个概念,使得人们找到了一条通往古老理想的隐秘道路,这种古老的理想就是柏拉图的“真实世界”、上帝的“彼岸世界”。于是道德作为世界的本质成了人类理性无法伸张其权利的地方,《纯粹理性批判》只是在宣告理性不能触及道德世界秩序而已,这样康德就置自然和历史对道德的反驳于度外了。换句话说,康德要对理性进行批判,其目的就是为了要使其信仰的“道德王国”成为理性无法攻击和无法把握的。尼采甚至认为康德如此一来,在某种程度上就退回到了基督教的“因其荒谬,故我信之”的水平上去。于是,这个人类理性不能触及的虚构的世界成了实在的、理性无法否定的世界。人类要向这个无法证实的世界屈服,听取实践理性的绝对命令。基督教的价值理想和价值判断在康德这里取得了成功。他的绝对命令、义务、善本身完全就是基督教道德的化身。这些道德的非人格化、普遍有效性的特征就像基督教道德的普遍性一样,只是一种幻觉。它们同样只是一种类型的人的价值判断,那就是生命衰落者和疲惫者的价值判断。促进生命本能提高的东西,决不是在这种非人格性的掩盖下的民主本能,而是那种每个人自己为自己发明的德性,自己给自己下达的绝对命令。

由此可见,尼采认为基督教的民主运动决没有与现代社会断裂,相反,它在所谓“现代思想”的名下得到了推进,大多数人在现代社会更加占据统治地位,基督教的价值观念在后基督教时代对人们的影响更加深入,进入到意识的更深层面。这就是欧洲今天的虚无主义,对于尼采来说,现代民主的提倡者跟基督徒一样,都是颓废者,都是奴隶怨恨道德起义的体现,他们对一切持久、伟大、肯定生命的东西怀着致命的仇恨,同样是虚无主义。下面我们就以尼采对三种现代民主运动之一的社会主义的批判,更具体深入地了解尼采对现代民主运动的态度。

四、社会主义的虚无主义

我们通常认为社会主义的目标是要推翻资本主义,二者之间是互相对立的,但在尼采看来,社会主义同样也是一种民主运动,只是这种民主运动比资本主义的民主更激烈罢了。同样,这种民主也是对基督教的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的进一步推进。

当基督徒谴责、诋毁、丑化“世界”时,当社会主义工人谴责、诋毁、丑化社会时,他们是出于同样的本能:“末日审判”本身也是报复的甜蜜慰藉——革命,即社会主义工人所期待的那种革命,只不过是被设想得稍微遥远一些……“彼岸”本身——倘若它不是一种丑化此岸的手段,那么,要一个彼岸干什么?[德]尼采:《偶像的黄昏》,李超杰译,第97—98页。

也就是说,无论是基督教对彼岸世界的向往,还是社会主义对一个理想社会的期待,在尼采看来,他们的共同之处就是把“虚无”神化,从虚无中构造出一个压根就不存在的、违反自然的世界,目的是为了贬低和丑化我们生存的世界。

无论是对基督徒还是对社会主义者来说,他们的这种虚无主义具有这样的共同特征:“虚无主义者是这样一种人,对于如其所是地存在的世界,他断定它不应当存在:对于如其应当是地存在的世界,他断定它并不实存。”[德]尼采:《权力意志》,孙周兴译,第418页。

社会主义民主制比资本主义民主制更激进,它希望实现一个没有剥削的理想社会,把资本主义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推进到经济领域,要求经济平等。

信仰社会主义的人认为现在的财产分配方式是不公正和暴行的结果,强烈认为有必要进行革命,改变现状。尼采则认为这种财产分配方式没有什么不正常,人类文化的过去本身就是建立在暴力和奴役的基础上,我们作为过去的继承者,没有办法同过去断绝关系。他明确反对社会主义的强制性的新的财产分配方法。对社会主义者热情洋溢地宣扬未来社会剥削将不存在,他讥讽地认为这是人们在幻想的一种生活方式,在这种生活方式里将会免掉生命的所有组织功能。剥削实际上是生命的本质——权力意志所导致的结果,剥削决不是意味社会主义者眼中的腐败、不完善或不人道,而是权力意志必然导致的一个基本事实。权力意志的本性就是要努力成长、进行扩展、占领优势。如果不敌视生命,不否定生存的世界,我们就应该把剥削作为历史的基本事实加以接受,而不是去伪造一个没有剥削的彼岸世界。

于是,尼采对社会主义要求权利平等的公正观进行了价值重估:“不正义从来就不在于权利的不平等,而是在于对‘平等’权利的要求。”[德]尼采:《敌基督者》,吴增定译,第57节,第253页。 自然界里本来就不存在所谓的平等,不平等是自然界的常态。实际上的公正是“对平等者平等,对不平等者不平等”[德]尼采:《偶像的黄昏》,李超杰译,第120页。 ,所谓的人人平等是反自然、违反生命本能的,这样的平等恰恰不是平等的实现,而是平等的终止,没有比平等学说更毒的毒药。

因此,他认为工人们应该做的就是满足于自己的现状,而不是被社会主义的主张所蛊惑,开展各种各样的运动来争取所谓的平等。如今之所以存在一个遍及欧洲的工人问题,其根源不是工人的存在,而是工人被虚荣心唤起,提出了非分的权力要求。在一个结构合理的社会里,形成一个勤奋踏实、安分守己、老老实实干活的工人阶层是最好的,这个平庸的阶层将会成为高级文化产生的优良土壤。只可惜的是,这在今天的欧洲已经不可能。为什么?因为社会主义的信徒们对社会主义的宣传,已经损害了劳动者对其卑微存在的认同,损害了他们的老实本分本身会带来的快乐和满足感。这无疑唤起了工人们的妒忌心和复仇心理,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激发起了他们的仇富和不平衡心理。像中国古代起义的农民一样,认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尼采认为工人们的这种不安分将会使他们比古代的奴隶更加不幸,由于被唤起的权利意识和虚荣心,使得他们把生活的不公感觉为艰难的命运。

同时也可以想象,社会主义的乌托邦就算得以实现,也不会是什么黄金时代。一个人人生活得安逸舒适的社会如果真被达到了,那么天才般的人物得以成长的土壤将会遭到破坏,人类也将会变得更加虚弱。这不是人类的进化,而是人类的堕落,是人类从人到群居动物的堕落,如果人们透彻地思考了人在这样一个社会的可能性,将会对人类的这种未来感到恶心。为了人类的提升和发展,必须警惕这种打着平等旗号的社会主义革命。

五、对尼采批评民主运动的评论与反思

尼采把整个从基督教开始的人类的民主化运动评判为虚无主义,认为这种虚无主义的发起乃是奴隶道德的怨恨起义,是一场旷日持久的贱民对高贵的人发动的战争,通过这场战争,我们的时代成为了一个大众人群的时代,这是生命的退化和颓废。

对于民主价值已经深入灵魂,习惯于把平等自由看成是普世价值的我们来说,尼采对民主价值的颠覆性的重估对我们来说既显得不合时宜,又让我们从感情上无法接受。与尼采的态度相比,托克维尔对民主的态度合理得多。他认识到民主的出现是教育、科技发展、工业进步等多种因素共同促成的结果,肯定民主的发展势不可挡,同时也意识到民主带来的不一定是一片光明的前景,人们需要学习一定政治艺术,对民主加以积极的引导。他不是像尼采那样,把民主仅仅归结为奴隶价值观占据主导地位,对历史进行粗暴的简化。

尼采的缺点是显而易见的,这点无需我们再多说。如果民主像托克维尔说的那样,对之如不加以积极引导,对人类可能会带来弊大于利的影响。那么,我们应该冷静下来想一想,尼采对民主进行激烈的批驳的时候,他是不是也正确的看到了民主可能会带来的一些弊端。例如,对于民主会导致多数人的暴政,使得精英分子难以脱颖而出,尼采看得还是比较准的。他说:“只要大众占了上风,它们就会对特立独行者实行暴政,使之丧失自信而成为虚无主义者。”[德]尼采:《权力意志》,孙周兴译,第408页。 对此,托克维尔很早就敏锐地认识到,人们也可能在对民主的追求中有一种对平等的病态爱好,那就是弱者想方设法把强者拉到跟他们一样的水平,这些人在自由和平等面前,对平等的爱慕远甚于自由。他跟尼采一样,对民主可能带来的多数人暴政有深刻的认识。因此,他只承认上帝有资格拥有无限权威,除此而外,就算是人民拥有无限权威,他也认为是一个坏而危险的东西。他说:“我认为‘人民的多数在管理国家方面有权决定一切’这句格言,是渎神的和令人讨厌的。”[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董果良译,第316页。

雅斯贝斯和海德格尔对这种多数人的暴政也有经典的论述。雅斯贝斯说:“在群众秩序的生活中,大多数人的教化倾向于迎合普通人的需要。精神因其散漫于群众之中而衰亡,知识则由于被合理化地处理到让一切浅薄的理解力均能接受的程度而贫困化了。”[德]雅斯贝斯:《时代精神的状况》,王德峰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第136页。 海德格尔则说:“庸庸碌碌,平均状态,平整作用,都是常人的存在方式,这几种方式组建着我们认之为‘公众意见’的东西。公众意见当下调整着对世界与此在的一切解释并始终保持为正确的。”[德]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北京:三联书店,1987年,第148页。

通过以上引证,相信我们已能认识到,撇开尼采激烈的言辞,他对民主制在运行过程中一些弊端的认识还是有一定见地的。拥护民主价值的我们,应该让民主政治多一些艺术和技术,以尽量避免产生尼采所认识到的那些缺点,让民主制更具有包容性,使各种优秀的人才能够得到发展壮大的空间。

(责任编辑林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