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大平
作者简介：胡大平，（南京 210093）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摘要】
以结构主义为支撑的后现代激进思潮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叙事提出了诸多批评，从而亦给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解释带出了诸多争论。本文试图在有关历史变迁规律争论的语境中，阐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历史叙事的特色：其一方面坚持社会历史变迁动力机制普遍性假设，另一方面聚焦于社会形式的特殊变迁，从而揭示特定历史条件下历史变迁的直接动力、基本方向和可能形式。这一特征可以简单地概括为对主体与结构之间张力的协调，与黑格尔辩证法传统一脉相承，亦是全部欧洲现代性历史叙事的制高点。各种后现代话语多为那种张力的碎片化回应，并没有证明张力本身已经改变。因此，它们大都表现为一种立场的申诉。
【关键词】
政治经济学批判；历史叙事
中图分类号：B27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660（2014）01-0001-09
受结构主义影响，20世纪80年代以来，各种西方激进思潮不约而同地把本质论、实体性、同一性、主体性、目的论等传统历史叙事的核心观念送上审判台，弘扬异质性、非连续性、流动性、开放性、多种可能性等价值。尽管不同的思潮和理论动向提出的问题及其强度并非一致，但贯穿其中的是规律的消失、必然性和客观性观念的瓦解甚至确定性都无法保障。历史叙事不再是对假定有规律变化的历史之揭示，而是变成了不同话语对历史定义的竞争。这种动态给整个人文社会研究带了复杂的影响，所有承担元理论框架的话语都受到冲击。在其中，马克思主义十分特殊，所有新的激进话语都与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是受到其正面激励，就是将其作为靶子。这给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解释和理解以及实践上的应用都提出了极大的挑战。本文认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之历史叙事是欧洲现代历史之主体与结构张力的回应，它以黑格尔辩证法为逻辑支持阐明了历史变迁之客观的规律性，从而形成历史理解的一个制高点。到目前为止，各种后现代批判并没有实质性地为解决那种张力提供一种合理的替代方案，它们的意义只是以碎片化的方式打开了讨论空间。
一、客观性和时间：重新思考历史
变迁规律性的语境
20世纪80年代，空间成为人们处理历史唯物主义社会理论资源的平台。例如，大卫·哈维提出了历史唯物主义向历史地理唯物主义升级的计划Harvey, D. the Urbanization of Capital . Baltimore: the Johns Hops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5.；尽管吉登斯以否定目的论和主张偶然性名义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了批评，但他试图挪用马克思而努力“使时间性成为社会理论的核心”的结构化理论亦被认为是一种空间化的思路 。这些新的动态，都与另一个事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后来被称为结构主义的法国思潮，特别是其中的福柯，对传统历史哲学之时间优先于空间倾向的批评以及从空间角度深化社会理论的尝试。
不过，何以时间压倒空间的历史叙事偏好就是成问题的，说马克思具有这种偏好究竟是什么意思，以及空间化在打开一些新的理论空间时是否解决了传统历史叙事的难题，这些基础性问题并没有人认真地澄清。这使得有关历史叙事的问题更加复杂。
从历史唯物主义遭遇的批评史来看，尽管结构主义思潮是在法国语境中回应萨特的人本主义过程中产生，即其特点是以结构反对主体，但在直接意义上，这种包含多重内在张力和内部多样性的思潮，仍然是对人本主义旨在攻击的经济决定论的反应。后一问题是第二国际以来主流马克思主义一直面临的基本难题，该难题曾被左与右两种理论动态抓住不放。左，如西方马克思主义，从卢卡奇到法兰克福学派，实际上都发挥了主体性的方面，以期把马克思主义历史叙事的力量从经济决定论中拯救出来；右，如波普尔，则试图以此为入口彻底颠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地位 。20世纪70年代之前，左与右的区分，不仅仅是政治立场上的，而且涉及到历史认识论的基本主张，即是否承认历史发展具有客观规律性。西方马克思主义虽然批判经济决定论而发挥了唯意志论倾向，但并没有否认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而波普尔等人则采取了直接否认的态度。只是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的争论压抑了历史叙事中诸如规律客观性等基本问题，这也使得它们并没有得到认真的清理。
20世纪70年代，无论是政治上，还是历史认识论上，左与右的区分都失去了实质意义。在这一背景下产生了诸多相反的理论动向，例如，哈贝马斯通过告别历史唯物主义而占据西方思想的主流位置，而吉登斯则通过与马克思的调情而在社会理论中形成一个高峰。在此，我们用这两个例子来说明规律的客观性问题如何成为历史叙事的重心。他们两个人的成功当然具有偶然的性质，但是又不是纯粹偶然的，因为他们代表着德语和英语思想界“拯救”社会理论的方向：前者是通过主体间性重新探讨其哲学基础，这是哈贝马斯扭转霍克海默等人开辟的从哲学向社会理论突进道路重新回到哲学的原因；后者则通过空间化来加强其解释力。这两种思路实际上都以自己的方式回应了20世纪60年代法国思想界提出的问题，该问题通过列维-斯特劳斯与萨特的争论而清晰地呈现：历史是否可以简约成实质上由主体意志推动的不可逆的直线运动。争论引出了几个相互支持亦同时抵牾的命题：历史的客观性不在于其时间性而在于其非时间性或结构（列维-斯特劳斯）；历史是多种因素相互作用而“过度决定”的无主体过程（阿尔都塞）；历史表现为异质性和非连续性的话语构成（福柯）等等。与此参照，哈贝马斯实质上以主体间性重置了韦伯的理性假设从而为历史分析提供另一种理想类型，吉登斯则代表着把时间、空间重新黏合成地点或场所从而深化社会理论的思路。与这两种动态同时出现的则是后现代思潮的胜利，这一思潮全面地拒斥了诸如本质、客观、主体、进步等现代性思想。反决定论的思想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对历史规律的质疑决定性地转换成对历史叙事基本思想的质疑，客观性、变化、必然性等传统历史哲学叙事的基本假设都被重新评估。当后现代思想逐步被人文社会研究吸收，甚至占据制高点，“历史”这个对象便被问号包围，甚至它的含义丧失了确定性。
在这一背景中，时间并非直接呈现在台面上的问题，但它成为新的攻击焦点也并不令人感到意外。这是因为，诸如客观性、变化和必然性等诸观念不仅是以时间为内在依据的，而且同时亦是时间的表现。在历史叙事中，客观性与时间之间的关联，可以从这一命题中可见一斑：客观性乃在于其时间性。这实际上是一个十分古老的命题，在许多传统道德训条中都可见其踪例如，国人常称：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近代黑格尔主义历史哲学传统对此亦尤为敏感。当然，这不是说那两者之间没有差异。实际上，造成那种相似表象的是这一原因：历史时间不仅意味着变化，而且具有方向。历史规律的客观性假设，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只不过是这种观念：历史不仅意味着变化，而且具有方向。早期历史哲学，借助实体、神正论，或在起源点上或在终结点上锚定历史了方向，形成各种决定论或目的论叙事。随着近代科学的兴起，历史叙事也科学化了，不过改变的是决定论的逻辑而非决定论本身，时间之矢仍然支配着历史，例如启蒙确立的进步论。由此，不难理解，各种后现代主义对规律论、进步论、目的论等各种前现代的与现代的历史叙事进行攻击，便是试图在根本上解决决定论问题。
那么，对现代性叙事之时间偏好的攻击带来了何种新的东西？新的东西，简言之，便是把历史话语化。这首先体现在列维-斯特劳斯对萨特的论战中，他抽掉了历史对象中的主体意识并将之还原为时间可逆的结构，从而开放了历史，使之成为不同立场竞争的话语。在此基础上，福柯最坚决地主张异质性和非连续性的历史观，并直接将历史转换成话语问题。在他看来，“如果我们仅仅从时间连续性角度来对话语进行分析的话，我们就会把它看成是一种个体意识的内部生成。把话语的变换用时间性词汇来作比喻，必然会导致运用伴随着内在时间性的个体意识的模式”。因此，从反主体性出发，他指控既往历史哲学对时间（连续性）的依赖，并相反地突出空间在话语斗争的重要性。
二、 内容与形式：作为历史叙事的政治经济学
尽管福柯并没有对时间问题展开论证，他对权力问题的讨论也相当令人困惑，但他对近代知识型的批判却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其中，下述观点成为后来对历史叙事之时间依赖性批判的基本出发点，空间被现代用作规训工具，笛卡尔以降的历史叙事内在地依赖时间，因此不仅不足以形成对权力的实质性抵抗，反而成为其共谋。由此，对时间的依赖成了知识学上的落后征兆。
就如要求福柯在赞同或反对启蒙之间做出选择是一种政治上的要挟，要马克思主义在历史叙事上选择时间偏好或者空间偏好，同样是不恰当的。因此，即便需要对问题做出回应，也不必在福柯定义的地形上并按照他要求的方式进行。问题是在今天得以定义的那种话语霸权，实际上已经解构了马克思历史叙事初始语境，改写了其理论的原初旨趣和意义，从而可能将许多外在的东西强加于其上。例如，马克思是否具有这样的旨趣，超越欧洲视野为一般历史提供一种普遍的框架？在这个问题上，主流马克思主义采取了非常含混的态度，一方面尊重马克思自己将《资本论》视野和适用范围仅限于西欧的声明，另一方面则强调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而后一方面，正是包括福柯在内对马克思进行批评的原委。更复杂的是，批评本身并非要求在这两个方面做出明确的取舍，从而拯救出一个作为欧洲思想家的马克思。这一点在福柯那里也特别明显。尽管福柯在《词与物》中明确地把马克思归入近代知识型（这意味着它过时了），但他在阐述自己的新的历史认识论时，却不止一次表达了对马克思的敬意，将起点归功于马克思Michel Foucault ,The Archeology of Knowledge. London: Routledge, 2002, pp.12-13. ，并因此反对萨特代表的对马克思所做的人本化解释。
因此，我们首先简要地讨论一下经典作家关于自身理论成果的话语性质判断。这亦是我们在讨论完其历史叙事之时间视野之后重新加以评估的问题。关于历史唯物主义或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话语性质问题，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然而较少得到认真关注的问题。在一般的教学和研究中，它都被纳入哲学或含混的“原理”框架之中。不过，按照恩格斯的定义，它“结束了历史领域内的哲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57页。 ，因此不可能与传统历史哲学一样。 究竟怎样理解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话语性质，以及它与哲学的关系呢？
在这里，我们并不试图给这个问题一个终结性的回答，而是提出由唯物主义历史观产生的基本事实来探明其意味：它脱胎于历史哲学，而又表现为哲学终结之后的科学。这个事实表明：（1）尽管不是历史哲学，但它回应了历史哲学的主题，即历史规律；（2）尽管是像自然科学那样的科学，但它并非同等于自然科学；因此它所主张的历史规律并非自然规律。更进一步，如果马克思恩格斯曾经主张像自然规律那样铁的历史发展规律，那么其“铁的性质”便是需要理解和解释的。在这里，焦点问题是：马克思是否在主张客观的历史规律时，像传统历史哲学那样把自己的前提建立在含蓄的自然时间假设上？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这是因为，作为一种政治规划，马克思主义既没有把希望赌在任何救世主身上，也没有指望自然的时间过程。这是其作为真正现代意义上的解放政治学规划所带来的理论前提变化之一。尽管马克思的解放政治学规划仍然依赖时间，但这一时间绝非传统历史哲学之本体论意义上的匀质的绵延，而是一种社会建构。这正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谈及历史规律时的底蕴，因此亦是理解政治经济学批判之历史叙事特色的关键。
为说明这个问题，需要做复杂一点的论证。因为，毕竟马克思没有专门去讨论时间问题。当然，他亦无这种兴趣。我们的论证从这一个例子入手，这便是人口规律。在马克思看来，“每一个特殊的、历史的生产方式都有其特殊的、历史地起作用的人口规律。抽象的人口规律只存在于历史上还没有受过人干涉的动植物界”《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728页。。在人口规律问题上，马克思区分两种规律视野。这两种视野，简单地说，就是自然与历史有必要说明的是，恩格斯关于哲学终结（实际上是形而上学终结）提法支持这一区分。在恩格斯看来，自然哲学被自然科学替代了，历史哲学被历史科学替代了，而哲学似乎只剩下了逻辑学（即思维规律）这个领域。在这种视野中，历史规律当然是有别于自然规律的。不过，第二国际时代，受恩格斯关于马克思主义是科学之说的影响，人们不知何故在坚持唯物主义历史观时忽视了这种区分，从而以实证科学的视野把马克思主义形而上学化（自然化）了。卢卡奇为纠正第二国际之误则又走向另一个极端，以历史统摄了自然，从而把历史意志化了，正是这个原因，他反对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 。
暂时撇开西方马克思主义后来的理论进展，亦不讨论是否由此会带来二元论视角，我们先来讨论马克思那种区分对历史研究提出的问题。从人口规律出发，我们可以合理地推问：他是否以同样的眼光来看待一切历史现象？答案同样是肯定的。且不必说像价值规律这样的市场经济特有规律，诸如财富、货币这些看似自然的现象也无不如此。
在一般意义上，理解社会规律之非自然或人工性质并不困难。真正的困难在于接下来的问题：为什么那些甚至只是“特殊的、历史的”规律看起来却具有自然规律的性质？按照马克思的说法，这是不通过法令取消的，并因此获得了自然存在的外观。而这正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幻觉。在直接的意义上，马克思阐明现代社会结构的理论之所采取政治经济学批判这种话语形式，便是旨在打破那种幻觉和神话。这一点可以清晰地在《资本论》第一手稿《大纲》中看得出来。该手稿从货币、资本的历史形成过程出发揭示它们神秘化的机制，并阐明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起源。以货币为例，“形式规定和物体的自然存在再也区分不开了”，这使得人们习惯于以物化的眼光把货币、汇率、银行等等历史地形成的形式看作天经地义的自然事实。不过，一旦理解那些形式规定性的历史形成，我们就能够理解，诸如表现为物与物之间关系的商品形式只是“人们自己的一定的社会关系”。这些关系，往往“在人们试图了解它们的内容而不是了解它们的历史性质以前，就已经取得了社会生活的自然形式的固定性”②《资本论》第1卷，第93页，第93页。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核心旨趣之一，便在于揭露在此机制中产生的商品世界的拜物教。
正如上述例子表明的，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对“内容”似乎兴趣不大，他的重点始终在于形式。这到底有何意味？这涉及到马克思历史分析的程序，或者说，他对历史科学方法论的理解。作为黑格尔主义者，马克思坚持认为社会历史变迁的动力在于其内部矛盾，那些变化便是各种矛盾的展开形式。马克思为人诟病的地方在于，他坚持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这对基本矛盾，并予以生产力以决定作用，这使得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叙事具有经济决定论的意味。暂不讨论这种简化论的理解所包含的问题及其可能原因。首先值得强调的是，黑格尔主义者坚持从内部矛盾出发把社会历史变迁描述为客观的过程，但这并非泛论历史规律，对于他们来说，真正的问题在于如何看待那些以“社会生活的自然形式”呈现出来的规律的历史性质。比如说，“价值量不以交换者的意识、设想和活动为转移而不断变动着”，但是，价值规律本身却非人类历史任何阶段都存在的而只属于资产阶级社会的客观事实。
正是基于这一视角，马克思认为，“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从而对它的科学分析，总是采取同实际发展相反的道路。这种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就是说，是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的”②。实际上，在《大纲》的《导言》中，他以一个著名比喻描述了这一思路：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7页，第46页。。由此，我们理解在马克思的历史分析中，前提已经是“社会的历史产物”。基于此，我们亦能够正确地理解辩证法意义上的一般与特殊的矛盾，那一矛盾正是困扰着历史研究的基本难题之一。
马克思历史分析是一种形式分析，理解这一点并不困难。不过，我们仍然会问：政治经济学批判是否适用于历史全程？换句话来说，它是否是普遍的，不受时间限制的？这个问题的答案是，既不受时间限制，又受时间限制。这个表面上看起来费解的答案，正是黑格尔辩证法之具体真理视野：一方面是不受时间限制的形式普遍性；另一方面是在特定时间范围内存在的特殊内容。只有这两者的结合才可能成为真理。如果不能理解这一点，马克思关于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科学方法就不能得到理解。不仅整个《资本论》出版计划，而且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之分析前提，都体现了这种方法的运用。在此，我们以其在《大纲》导言中有关劳动的例子简要地说明其特色。在马克思看来，作为现代经济学起点的“劳动”概念是“表现出一种古老而适用于一切社会形式的关系最简单的抽象”，不过，它“只有作为最现代的社会的范畴，才在这种抽象中表现为实际上真实的东西”。通过概念史的分析，马克思指认：
劳动这个例子令人信服地表明，哪怕是最抽象的范畴，虽然正是由于它们的抽象而适用于一切时代，但是就这个抽象的规定性来说，同样是历史条件的产物，而且只有对于这些条件并在这些条件之内才具有充分的适用性。④
显然，在辩证法逻辑与历史同一视野下，最一般的抽象，亦即不同特殊条件适用于一切场合的简单抽象，它本身只是在最发达的社会形式中才能够成为科学的前提。也正是因为这一点，抽象在具体科学中承担着形式普遍性的功能。但是，它并非特定社会分析之科学性的先验保障。因为，那种分析的实际出发点，作为所有表象的前提，它恰恰是历史地形成而不同于抽象一般性的具体规定性。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分析过程中，不是劳动，而是雇佣劳动，才是科学的前提。关于这一点，马克思在许多地方强调，例如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中指出：劳动作为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占有自然物的有目的的活动，是人类生存的自然条件，是同一切社会形式无关的、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条件。生产交换价值的劳动则相反，它是劳动的一种特有的社会形式。而在《资本论》中，他强调：劳动首先是人与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人自身作为一种自然力与自然物质相对立。《资本论》第1卷，第207—208页。
为更简洁地阐明劳动概念，我们不妨将前一种称为人类学意义上的劳动，后一种称为历史学意义上的劳动。前一种劳动实际上是人类历史的前提。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草稿中，马克思恩格斯便是由此出发来勾勒一般历史的。但政治经济学批判显然不是直接从这个前提出发的。后一种劳动具有不断变化的形式，例如奴役式劳动和雇佣劳动，它们构成特定的形式规定性，然而它们本身又是历史地形成的。因此，理解这些形式规定性的形成便构成历史科学的内容。政治经济学批判作为一种历史叙事，它的焦点便是研究决定现代社会基本品质的那些形式规定性是如何历史地形成和作用的，在其中，最核心的便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形成（即资本的原始积累）。
在此，我们无法简单地重构马克思的完整分析思路，而只是强调如下至关重要的两点：第一，马克思历史研究的内容是“形式”——即使人类活动呈现时间变化的那种形式规定性，这种形式的实质是不同的物质生产决定的生产关系；第二，这些关系对于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的个人来说，往往呈现为自然形式，但归根结底却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实际上，福柯的思想史分析，与马克思的方法很接近，都是形式分析。这并非意味着不关注内容，而是说，他们强调了内容是由形式决定的。因此，历史研究的真正焦点在于决定着内容的那些形式的变换——形成和消失。正是在这种视野中，时间不是外在于人类社会生活并支配它们的客观力量，而是社会生活建构。
三、自然/历史：重新思考唯物主义历史观之规律客观性理解
我们现在把问题转到自然/历史这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上。这是理解唯物主义历史观之规律客观性理解的最方便法门，亦是今天有关争论的焦点。
从上面讨论看，在唯物主义历史观中出现的规律显然不可能是自然性质的，尽管自然构成历史的外在条件并因此作为其界限存在。这一立场实际上在卢卡奇代表的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思潮中不仅得到论证，而且甚至被不恰当地发挥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直接目标是分析资产阶级社会作为最现代化的人类历史形式，在其中，自然因为人的活动而改变了其原始的面貌，纯粹的自然似乎不再可能了。由此，卢卡奇甚至提出了“自然是一个社会范畴”看法，并由此为回溯性建构人的主体性思路打开大门。后结构主义反对决定论，也反对主体性和人本主义，在逻辑上，这意味着为随机性打开了大门。这也是其将历史理解为话语的深层原因之一。多数后现代主义者，仅仅是一种立场主张，他们对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现代性历史叙事的攻击，并不适合进行逻辑上的反驳。不过，各种后现代思潮在激进左派中引起的对马克思历史叙事的曲解，应该予以澄清。在此，我们简要地讨论三个问题。第一，辩证法视野中的自然与历史对立。通过这个问题，我们回应“自然历史规律”问题。第二，历史变迁的动力问题。通过这个问题，我们回应“自然辩证法”问题。第三，结构与变迁之间的关系。通过这个问题，我们回应决定论、断裂和开放性问题。
（一）辩证法视野中的自然与历史
既然历史规律不同于自然规律，那么为何马克思不止一次地将这些规律描述为“自然规律”？他以“铁的必然性”来描述社会历史过程究竟是何种意味？
要说清楚这个问题，需要回到自然/历史的界限问题。在现代思想史中，与自然的区分构成历史叙事的基本问题，但却很少有人深思这个问题，即究竟怎样定义它们之间界限才是合理的。关于这个界限，历来人们都依赖于人与动物的区分，并且焦点锁定在理性（意识、思维或心灵等不同说法）上。这便是所谓笛卡尔内在性主体的传统。马克思历史观的革命包括对这个不言而喻前提的革命，这在其《德意志意识形态》草稿中得到清晰的证明。在那里，他用物质生活的生产置换了意识，并将“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作为其唯物主义第一原理。
马克思的这一原理，在后来遭到许多曲解和批评。从左的方面，人们发挥了决定论思想，贬低了主体作用；从右的方面，人们批评马克思没有予以主体恰当的位置。然而，这都是对马克思的简化论理解的后果。实际上，马克思充分肯定了作为历史创造者的人的主体地位，这是确凿无疑的，但他也并没有因此就抬高历史的可塑性，而是强调其不能凭法令取消的“自然规律”。泛泛地说，马克思试图在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之间取得某种平衡。这也正是其强调自己揭示的原理之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的基本原因。
在马克思看来，人的主体性的增长是生产力发展带来的客观要求，但这一历史进程却表现为一个自然进程。其一，“劳动作为使用价值的创造者，作为有用劳动，是不以一切社会形式为转移的人类生存条件，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即人类生活得以实现的永恒的自然必然性”，可以将其称为历史得以发生和展开的自然前提。其二，可以套用“自然从来不飞跃”这一西方早期格言来说，“历史从来不飞跃”。当然，这不是否认社会历史的发展，而是强调发展本身具有条件性并因此是不以主体意志为转移的“自然过程”。这一思想清晰地体现在下列论断中：
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33页。
简言之，基于历史创造之自然前提以及历史变迁之客观性质，马克思仍然将历史理解为一个自然过程。正是这一原因，马克思强调了生产力在全部历史变迁中的基础性作用，甚至把人类历史的变迁解释成生产力进步的客观结果。
（二）历史规律与自然辩证法
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对于今天多数主张历史辩证法的来说，其基本观点是一种旧哲学的残余，即不恰当地坚持了辩证法之自然本体论的优先地位，从而把历史规律自然化了。这实际上是一种误解。固然，恩格斯的论证之中包含了不少值得进一步争论的问题，但他以自然科学的发展来论证规律本身的客观性时，恰恰比直接从充满争议的历史出发具有更大的清晰性和确定性。这可能是后来马克思主义原理体现建构，往往依赖于恩格斯并将自然辩证法牢牢地锁定在其根基上的原因。值得注意的是，不管那种体系建构出了何种问题，都不应该由恩格斯来负责。这不仅因为恩格斯断然强调过辩证法不是像黑格尔那样建构体系的工具而是历史研究的指南，而且恰恰因为在自然问题上我们多数时候错失了恩格斯的思想。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主旨是论证“在自然科学中，由于它本身的发展，形而上学的观点已经成为不可能的了”③，但是其绝没有假设与人的活动无涉的自然，亦不曾将其“发展”归之于其自身。关于自然，恩格斯的基本观点是“自然界不是存在着，而是生成着和消逝着”，而其基本原因便是人的活动。也正是因为这一点，恩格斯才断然地说：
人离开狭义的动物越远，就越是有意识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未能预见的作用、未能控制的力量对这一历史的影响就越小，历史的结果和预定的目的就越加符合。④
在这里，他为合规律的合目的性做出了一种令人信服的论证。更值得注意的是，他也并没有像后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那样，从自然是一个社会历史过程就无限地发挥主体性思想，否认“自然规律”或规律的“自然性质”。在恩格斯看来，在人与自然的相互作用中，自然界的边界不断消失，但它同时亦不断放大，人始终从属于自然过程，其主体性便体现在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认识到自身活动的后果。以恩格斯为参照，我们获得了一种理解马克思关于“自然规律”表述的思路：之所以存在着客观规律，不是因为它们源自自然，而是我无法摆脱自身行为后果的影响。社会生活中发生的物化现象，只是历史变迁这一特点的极化，在这种现象中，人最终屈从于自己创造的东西。这正是人类社会最纠结的地方。也因此，真正的问题既不是不动脑筋地把那种“规律性”归之于自然，亦不是挖空心思否定它们而没有根据地弘扬主体性，真正的问题是揭示变化的动力。这正是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唯物辩证法而在历史理解实现真正突破的地方。在这种视野中，相互作用是事物的真正的终极原因⑤。所谓自然便是由人与自然界、人与人之间相互作用所构成的画卷，其变化的原因并不在于其外——无论将其描述为神，还是抽象为时间或其他什么实体。在自然之中，时间、空间都表现为建构的特征。正是这一原因，在今天，谈论时间的社会建构性质、时间的多样性才是可以理解和接受的。
四、结构与变迁辩证法中的历史意识
按照我们的理解，历史时间的社会建构性质，这一观点正是政治经济学批判之历史叙事的核心主张之一，亦正是后现代历史叙事的出发点之一。当然，这样断言，并非取悦后现代思潮，将马克思解释为后现代思潮的同路人，而恰恰是提出这个问题：如果开放性或未来可能性是贯穿于多数历史叙事的人类基本梦想之一，那么马克思与后现代思潮的差异究竟在哪里，后者对前者的批评意义是什么？
前文已述，借助于福柯，后现代思潮把历史叙事严格地限定为话语领域，从而剥离其与历史之间关系，也因此取消了其与真理之间的关系。由于缺乏真理或本真的历史参照，各种历史叙事之间的差异也只是话语结构的差异，它们之间不再有优劣高下之分。也就是说，不同的叙事在科学或话语意义上是等值的。所以，在怀特看来，“以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为指导，人们的所作所为并不会比以其他历史哲学，如黑格尔、尼采和克罗齐的历史哲学为指导所做的更多或更少，即便人们在某种哲学真理的基础上，可能倾向于做不同类别的事情”，因此“成为一位马克思者的最佳理由是道德上的，正如成为一位自由主义者、保守主义者或无政府主义者的最佳理由一样”。人们选择一种历史叙事的理由，“与我们看待自己在现行社会建制中所处的地位的方式、我们对于未来的希望和恐惧，以及我们愿意相信的我们代表的那人性意象息息相关”。虽然怀特只是代表了一种典型的后现代立场，这种立场把话语差异最终还原为意识形态，但其却贴切地表征了后现代的基本旨趣：叙事的意义不在于寻求本真的历史，而在于为打开历史开放的空间进行立场的竞争。也正是在这里隐含着一个深刻的内在冲突：它倾向于把“历时性”理解成为绝对的“变”——如福柯的“断裂”，从而使这一视角本身物化了，而实际上，变化本身是有条件的。
在《资本论》第二版跋中，马克思谈到辩证法时曾经断言过，“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他把辩证法视为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理解、对其必然灭亡的理解、对其暂时性的理解。无疑，变化、开放性、可能性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之历史叙事的基本旨趣，但与后现代之“流动性崇拜”不一样的是，马克思要求对特定事件的理解从其条件性入手。由于条件的约束，历史才不是任意的。既不能任意地创造，它的变化亦非任意的而是有规律可循的。马克思关于社会研究的科学、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本假设以及他对特定历史事件的分析，无不体现了这一点。拒斥了条件性的后现代思潮当然不会认真地去体现这一点。
例如，海登·怀特正确地指出，马克思历史观有两个层面，或者说具有两个概念化的轴心：一个是共时性的，它与假定存在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不受时间限制的关系有关；另一个是历史时性的，与这二者的关系随时间而发生变化相关。②怀特试图把马克思的辩证法理解成为一种之比喻模式而将其纳入历史叙事的话语结构，从而为这一特点提供一种解释。但怀特不曾构想的是，马克思视野中的“时间”正是条件，它们既是前者作为一种结构作用得以实现的形式，又是那种结构真正作用的条件。
马克思承认和尊重规律，套用结构主义的术语来说，他承认在人类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之中存在着无时间的结构，即物质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方式。历时性，即变化过程，它表现为那一结构的展开。变化的基本动力在于那一结构组成要素之间的矛盾运动，而不同的历史阶段则是那一结构不同的表现形式。所以，在马克思看来，“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能够发生变化的，只是这些规律借以实现的形式” 。当然，马克思并非泛泛地谈论人的主体性、解放或者历史的可能性，而总是揭示特定条件之中的由其具体结构必然产生的趋势。这是马克思反对一般历史哲学的原因，亦是其政治经济学批判锁定“资本”的原因。
我们无须重复马克思对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批判。在这里，我们重新回应关于历史规律性的质疑，从而阐明主体性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地位。尽管把理性送上审判台的后现代思潮不可能与波普尔站在同一阵线上，但有一点他们恰又是一致的，即都反对历史规律说或决定论，反对以此为前提的集体规划。因此，亦产生了一个有趣的相像。在波普尔看来，“在任何条件下，理性规划的结果不可能成为稳定的结构”。因此，“一种社会科学若没有讲授理性社会构想的不可能性，那就是完全没有看到社会生活中最重要的事实，并且必定也不知道唯一真正有效和真正重要的社会规律” 。所以，他把历史意识（关于历史必然性的意识）视为对开放社会的真正束缚，把对权威的批判作为自由社会的前提［英］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郑一明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引言。 。后现代激进主义主张多种可能的未来，但不仅否定历史客观规律，而且把人文主义之主体性诉求也一并抛弃，试图通过粉碎任何确定的历史话语来保证那一点，这也使得它更加依赖于断裂、异质和偶然性。
从逻辑上看，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人文社会研究对决定论的批判转向了对流动性的崇拜，套用费耶阿本德在《反对方法》中的主张来说，“怎么着都行”（Anything goes）Paul Feyerabend, Against Method. London: Verso, 1975.p.14.。上述怀特有关不同叙事之间关系的断言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如果从社会史角度考察作为激进历史话语之后现代的形成，我们完全可以肯定其思想解放的意义。
不过，如果我们承认，话语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其在政治——广义的改造社会的集体行动——中的立场动员，就如我们改造世界并非只是说说而已，那么，把问题的根子仅仅赌在话语之上，或者仅仅试图通过开放话语而打开一种新的世界历史，无疑亦是一种更深的乌托邦。关于话语或思想解放的作用，并不是马克思思想中的缺失，不少当代激进主义理论家已经通过霸权问题做出了肯定证明。在此，我们强调相反的方面，即马克思并非简单地把问题赌在信仰或者意识形态上，而是诉诸科学的力量，科学的意义恰恰在于揭示事物的内部联系。在1868年的一封信中，马克思强调，“内部联系一旦被了解，相信现存制度的永恒必要性的一切理论信仰，还在现存制度实际崩溃以前就会破灭”《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81页。。在这一封信中，马克思谈到对历史规律的理解，也谈到了对资产阶级科学的评价。作为揭示事物“内部联系”的科学，在马克思看来，不是泛论历史规则的抽象哲学，而恰恰是对特定历史条件的批判。也由此，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他们的任务始终是理解现在，即对当代社会的科学分析。这也说明了，为什么他的赞同者和反对者都以各种方式共同分享着他对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发现，却对唯物主义历史观本身争论不休。
简言之，对于未来可能的追求是历史叙事的基本构成，不同历史叙事之话语结构及其性质差异并非由时间表征的历史意识。在当代，时间本身的社会建构已经得到了普遍的承认如芭芭拉总结的那样，人们普遍承认“所有时间都是社会时间，从根本上讲，时间蕴含在社会生活形式之中，这些社会生活形式构成了时间，同时也由时间构成”。马克思在这一思想形成过程中的贡献也得到广泛的承认。真正的难题仍然是对特定历史条件下影响变迁方向和强度的多种社会历史力量及其作用的揭示。对传统时间偏好的批判以及对空间的偏好在社会理论中渐成主潮，在直接的意义上亦是对这一难题的回应。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否认社会历史变迁中的长期结构及其客观规律性，相反，那些规律正是我们准确判断和诊断当前的基本依据。试图离开它们而仅仅通过异质性、断裂、偶然性声称来成就新的历史空间，显然亦是不切实际的乌托邦追求。
对于传统历史哲学（包括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叙事）的批判，并非简单地意味我们已经比先贤们站得更高，对历史的理解更加深刻和透彻。相反，它只是表明人类社会生活变化没有停止，它比先前更加复杂了。而我们仍然面临着这样的永恒任务：在理论上准确地揭示变化的性质和趋势，在实践上把握自身的命运。
（责任编辑林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