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飞
作者简介：魏飞，河北沙河人，（保定 071002）河北大学政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摘要】
在先秦诸子中，孟子提倡道德自觉，庄子赞同心灵自由。自觉要求心灵反身向内而获得道德的根基，其间更需要心灵付出辛劳以完成修养工夫。自觉的对象是人生全体，修齐治平的整个过程皆要有自觉作为保证。自由即自我超越，是生命本性和心灵的安顿。自觉更倾向于个人身心修养，自由更多关涉人与社会的矛盾。
【关键词】
自觉；自由；孟子；庄子
中图分类号：B22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660（2014）01-0096-05
自觉，即是自我的觉醒，它孕育于人心，发起自人心对世界的体察。在这个过程中，心灵认识到自身并不孤独，它与外界不断进行着交流，从而将自己置身于各种关系之中。从这个意义上说，世界便是心灵所要面对的各种关系的总和。在这个世界里，心灵惟有建立起为人处事的原则和规范，方能够实现自身与世界的和谐。自我觉醒，便是心灵构建或认可这些原则和规范。在孟子那里，这些原则规范即仁、义、礼、智之四德。自由，即是自我的超越。自由不同于自觉，它不是后天形成的，而是与生俱来。追求自由是心灵的本性，即便在与世界的纷杂纠葛之中，它也不曾断绝对自由的向往。如果说自觉是用道德来为人生保驾护航，那么自由便是人生这艘航船的目标。自觉和自由作为心灵的两个向度，在更多的时候却表现为一种紧张。自由抵抗着一切束缚，以至道德亦不例外。在先秦道家，特别是庄子那里，这种自由对自觉的反抗尤为显著。
一、“反求诸己”——孟子的自觉论
孟子主张性善，性善的根据在于仁义礼智等善端内在于心灵。个人的修养便是要践行心灵之善，使其实现于生活之中。在孟子看来，修养过程意味着心灵的历练，历练的关键在于心灵的自觉，而不是依靠外力的推动。孟子将心灵的自觉称为“反求诸己”，笔者认为恰是“反求诸己”这四个字中包含着自觉的三层含义。
首先，“反”意味着生活奋斗与道德自觉拥有不同的路径。生活要求心灵不断地向外探索，从而获得满足生存的各种资源。自觉则不同于这样的过程，它要求心灵反身向内，在心灵深处寻获道德根基。道德发源于心之四端，生活只是为四端之善提供了实现的场所。这样一来，道德惟有自觉于心才是坚实可靠的，因为生活多彩而富于变化，它所提供的场所亦是同样的状态。如果听凭心灵在生活中随波逐流，它所要遵循的规范必然型无所定。就实际生活而言，规范的型无所定意味对道德底线认知模糊，认知模糊会使心灵误入歧途，导致生活与善背道而驰，“反求诸己”便是要杜绝此种状况的出现。同时，“反”并不意味着自觉与生活脱节，而是从心灵深处寻找生活意义。孟子曰：“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①这便是说，生活所需的万物在“我”之外，它因我之奋斗方能完备实现。而生活始终是“我”的生活，其意义不能离开“我”的存在。此处的“我”便是心灵，它是道德自觉的起源和根据。于是心灵反身而诚，方才使道德实践衍化出诸如仁、义、礼、智的具体形式。
第二，“求”既不是带有神秘色彩的天启，亦不是随遇而安的放任，而是心灵的历练。自觉乃是自心的觉悟，但这种觉悟并非自动而来，它需要经历一番修养工夫，才能够将道德树立于心灵深处。所以，自觉犹如扪心自问，正如孟子所说：“仁，人心也；义，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人有鸡犬放，则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同上，第334页。 扪心自问并非轻松的过程，它要求心灵拒斥道德之外的诱惑，并时刻提醒自己沿着“善”或道德的路径前行。这其间既有一日三省吾身的孜孜不倦，亦有贫贱不移、富贵不淫的坚贞操守。在孟子看来，道德是心灵的正途，自觉则是对心灵的追问。他所说的人性之善并非虚灵的玄设，而是要落实在自觉之中。也就是说，对心灵的追问要用道德的实践加以体认，道德实践则是将心灵之“善端”化为行为之善。从这个意义上看，“求”不仅是求知的过程，也是躬行实践的过程。自觉并非一蹴而就的顿悟，也不是自甘愚昧的自欺，而是将心灵从知行两个方面归束于道德。
第三，“诸己”意味着自觉关涉的对象乃是人生的全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整个过程皆要有自觉作保证。在孟子看来，心灵是“诸己”的枢机，它的自觉与否决定了自我行动能否合乎道德原则。这里的“诸己”犹如心灵在生活中的投影，它们从不同的角度对心灵进行着诠释。当“诸己”离开自觉的指引，它对心灵的反应便失真于道德，而当“诸己”与道德不相一致时，心灵便难免遭遇冲突和矛盾。自觉的本意便是建构心灵和世界的统一性，对“诸己”的全面展开则是实现这一目的的必要途径。举例而言，修身乃是成德立人之本，而修身的标准则在于能否对道德有所自觉；齐家于修身更进一步，它希望心灵能够自觉地坚守道德来维持家庭伦理原则与规范；治国、平天下之道较齐家则将自觉扩展出更为广阔的空间，即用心灵之善的内圣推衍出礼乐流行的王道世界。总之，内圣外王之道皆本于道德理性之自觉。孟子“反求诸己”的核心是自觉，自觉既演绎了性善之可能，又安立了外王的基础。
二、“游乎方外”——庄子的自由论
然而，庄子却发现了理性自觉的矛盾。从这一发现出发，庄子更倾向于心灵自由，而不是陶醉在自觉的幻相中。《庄子》书中对自由的论述往往以批判伦理纲常作为开端，这得自于它一以贯之的逻辑思路，即自觉的本质是一种约束，而心灵自由的诉求则在于不断超越社会体制对本真个性的限制与束缚。如果说孟子式的自觉是要为心灵建造一座道德的大厦，那么庄子所追求的自由便是要敦促心灵从人造的大厦回归自然，游心方外，把心灵从世俗羁绊（礼法名教）中解放出来。由此看来，前文所述孟子自觉的三层意味多为庄子所不喜，他往往对此加以嘲笑和批判，而庄子所论自由的三个特点也正由此得以显现。
首先，自由是生命的本性。生命向外求取赖以生存的物质资料，往往表现为坚韧不屈。同时，生命在向外求取的同时，却又不愿被外物所支配，这时生命更表现为一种桀骜不驯。生命的这种品格便是追求自由的表现，而自由则是生命得以延续的保证和根据。道德自觉则并不符合生命的本性，因为自觉要求的是对规则的服膺。这种规则无论是发自心灵与否，对生命而言总有一层强制的意味。或许生命可以从约束中得到暂时安定，但此种安定若以牺牲自由为代价，那它便一定是暂时或相对的。庄子认为，相对的安定孕育着动荡的种子，对自由的漠视是在戕害生命本身。他说：“牛马四足，是谓天；落马首，穿牛鼻，是谓人。故曰，无以人灭天，无以故灭命，无以得殉名。谨守而勿失，是谓反其真。”郭庆藩：《庄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591页。 “牛马四足”乃是生命的本然，其无所拘束而能自由自在；“落马首，穿牛鼻”则是对生命本性的戕害，它将生命视作奴隶，将其禁锢在可以掌控的范围之内。庄子将生命自由视为天然，将对生命的禁锢视为人类的妄作（伪）。在他看来，孟子式的道德与其说是一种自觉，倒不如说是一种自缚。因为他不但没有从心灵中寻得自由的天性，反而为心灵设定了许多障碍。简而言之，自由是生命的本性，自觉则是异化的生命；生命一旦离开自由，便永远无法得以安宁。
第二，自由是心灵的安顿。心灵以其桀骜不驯外显为一种张扬之气，而张扬背后的心理基础是对自由信念的坚守。自由为心灵提供了无限空间，使其可以无拘无束而得以安顿。道德自觉则需要经过层层修养而得，其每一次境界提升都以生命的奔波劳累作为代价。小人碌碌而求其利，君子匆匆而追其名，圣人以天下为己任，总是将自己内心的疲惫推销给他人。于是庄子认为，自觉并不能给心灵带来淡定平静，而生活作为心灵的外显也必然随着心的躁动而风波不停。庄子追求心灵自由，故而拒斥带来众多麻烦的所谓自觉。在庄子看来，以伦理纲常处理人际关系只是自欺欺人的自作聪明，天人和乐的“至德之世”只有通过心灵的安顿方可实现，而心灵的安顿必然以自由作为它的家园。庄子以仲尼的语气说：“若一志，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听止于耳，心止于符。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同上，第147页。 心斋是心灵的自由之所。在那里，心灵没有关于求索自觉的负担。它不需要用罗网去限制自己，也不需要追问善恶的分别。在心斋之中，没有让心灵孜孜以求的所谓“至善”，也没有让心灵深恶痛绝的所谓大恶。无所谓善，心灵便可恬然自安而没有妄想；无所谓恶，心灵便会无所羁绊而能实现己意。从这个意义上说，自由便是心灵自然而然地呈现自身，而这种“呈现”只有在虚静中才可完成。
第三，自由是自然的实现。在庄子看来，自然是世界最为完美的状态，返朴归真是万物流转的真谛。自然的实现意味着天地万物都处于最为朴素的原初之态，心灵置身其间也定然流露着自由的本性。换句话说，自然的实现在天地万物那里表现为返朴归真，在心灵处则表现为自由自在。当心灵以自由去应对万物，便将自由的理念推广开来。这种推广不是强制的，因为自由与万物原初的状态不谋而合，它们皆是天然完美的体现。孟子式的自觉则有着穿凿的意味，因为自觉的主体时时刻刻要接受道德的审查。庄子认为，心灵可以去应对万物，但不能将一己私意强加于万物之上。万物的自然之态不应该受到心灵的影响，而应该与心灵在相互感通中产生共鸣，而自由是二者最为和谐的旋律。简而言之，心灵不去干涉万物的流转，此即尊重了世界的自然；万物亦不会去妨碍心灵，此即保证了自由的可能。孟子的“反求诸己”之说则是对此种和谐的否定，因为他试图用人为的自觉来取代本然的自由。对庄子而言，“反求诸己”只是私意用事，是心灵丧失自由后的幻相，亦或是摧残了心灵本然的结果。《庄子》有这样一则寓言：“南海之帝为儵，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浑沌。儵与忽时相与遇于浑沌之地，浑沌待之甚善。儵与忽谋报浑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同上，第309页。 儵、忽的错误在于抹杀自然，他们“日凿一窍”的穿凿附会是以牺牲自由来换取人为和刻意。孟子式的“反求诸己”亦是如此，其最终结果只能是剥夺自由而别无所得。自由是自然的实现，自然代表了世界的本真，而本真则意味着万物的和谐共生。
《庄子》一书以逍遥游作为开端，逍遥的本质是心灵自由。然而，逍遥却往往是神仙的专利，人间的自由更多地停留在精神的层面。这意味着庄子希冀的自由并非完美，它与孟子的自觉同样需要加以反思。
三、对孟、庄自觉和自由的反思
刘小枫在《拯救与逍遥》中这样评价道德的自觉：
如果君子人格内具礼法，融于仁义之中，就与大道同一了……由此同一所提供的君子人格意志自足的根据，导致的实际后果相当奇妙：君子人格因此而感禀到义不容辞的国家的道义担当，自居为国家的历史命运……君子人格的意志几乎就要成为“天”的意志了。但“礼”为君子的意志自足提供了根据，也为其划定了界限；必须从属于君王和国家的意志……只有君王和他代表的国家才是无上之天的体现。于是，由国家王道的命运内聚于人格自身而激发出来的拟天意志往哪里施展呢？只有施展于对君王和国家的效忠：君子人格的自足意志得之于“天”，自足意志的展开复又不可超逾“天”的化身——君王意志，意志自律（得之于“天”）又蜕变为意志他律。先儒诸贤说了那么多激荡人心的君子人格意志的话，结果可能等于零。
这里“结果可能为零”的人格意志实际便是心灵自觉的局限所在。这就是说，心灵可以自觉地服膺于某种道德，但是它却不能保证道德在理想与现实中的同一；心灵可以将这种道德内化为自身的信念，但它却很难在社会层面上实现自身的推己及人。
与此类似，自由的超越同样有着局限。刘小枫继续说到：
道家把个体本然生命退出王道历史，回复到超历史、超道德、超政治的“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本然真性看作价值生成。所谓“独与天地精神往来”，就是独与人自己的生命本然往来，个体的生命本然与宇宙大生命是二而一的。所谓“天地”、“万物”本来就有两种解释，一种是自然形态意义上的，一种是历史王道意义上的，儒家强调后一种意义，个体人格与历史（王道）的伦常形态同一，就是“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同一”；道家强调前一种意义，个体真性与自然大化的生机同一，就是“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同一”。无论在儒家还是道家，所谓的“超越”都是一个内在循环，并没有引导出真正的超越。同上，第109页。
《拯救与逍遥》说的超越需要有超自然或超历史的神性形态作为前提，而道家和庄子所谓的超越与自由并没有实现这样的突破。这里暂且不去讨论如是观点是否合理，但庄子的自由无疑也有着内在的矛盾。也就是说，庄子的自由往往徘徊在此岸与彼岸之间，仿佛永远没有落脚之处；同时，心灵的自由与社会的整合更像是两难的选择，逍遥与秩序之间是否有并存的可能？这些都是需要思考的。
这样看来，反思孟、庄的自觉和自由不妨从两个角度进行：其一是从理想和现实的异同入手；其二是从个人与社会的联系入手。此处的理想侧重于精神的建构，现实则是指精神的实现。在这一维度上展开比较，即是分析自觉与自由二者哪个更有实现的可能。此处的个人与社会则是考察自觉和自由二者的适用范围。虽然孟子和庄子建构学说时都以天下作为视域，但从其后的历史和今人的立场来看，二者理论的应用与其作者的初衷还是有较大的差异。
以理想和现实而论，孟子的自觉仿佛更贴近于现实，而庄子的自由更像是诗人的描述。因为孟子构建出一套修养的方法，并为此种方法寻得了形上和形下的理论根基。从形上来看，孟子设定了善的含义，这就为自觉的实现提供了理论的源头。从形下来看，孟子将自觉的实现视为修养过程，这就为自觉的实现指出了具体的途径。庄子对自由的阐发则远不及孟子的精妙，他更多地是用充满诗意的笔调去激发心灵对自由的向往。庄子反复批判着所谓自觉对自然的限制，断然不会为自由人为设定各种限制。也正是由此种放任的态度，使庄子的自由更加难以把握。笔者认为，后世儒家形成了一整套关于修齐治平的学说，而道家思想则更多地在宗教中得以延续，这并非偶然。因为道德的自觉可以在世俗中被反复演习，而心灵的自由则更为体现出彼岸的情怀。从这个意义上说，自觉更为现实，自由更为飘渺。
然而，自觉对现实的关注却使自身陷入了另一种困境，即它无力解决道德之善与现实之恶的矛盾。孟子所提倡的道德之说被后世学者反复论说并加以补充，但它所希望构建的人格和社会却很难得以实现。孟子所追捧的君子精神始终只能被少数人所演绎，更多的人则对现实之恶进行了妥协。孟子所歌颂的王道之治或是教科书式的讲演，或是吹嘘拍马的噱头，却很难让天下百姓看到它的落实。这样看来，让心灵自觉地服膺道德更多地显现为一种理想，它所谓的形上之源只是思想家的假设，而它的实现途径又难以经受现实的考验。
与之相反，庄子的自由恰好因其对现实的超越而能够穿透现实的困境，它并不纠结于自由实现的途径，而是坚定地相信自由的理念。心灵若没有自由，它便无法进行思考，而心灵没有思考，那它所面对的世界便会失去意义。自由为世界提供了拥有意义的可能，即便这种意义暂时没有实现的途径，但它却明确地告诉世人，自由的存在是毋庸置疑的。不同于自觉以心灵之善的假设作为前提，自由并没有以某种前提来限制自身。这样一来，自由这座没有基础的空中楼阁却始终屹立不倒，而自觉却因为对其理论根基产生的怀疑而变得摇曳不定。于是，自由便显得更为切近生命，而自觉却犹如镜花水月。
以个人和社会而论，孟子的自觉往往与其社会理想紧密相连，庄子的自由则倾向于个人的体验。孟子谈论自觉直接为了个人的修养，而个人的修养则与社会的存在不可分离。上至君王，下至百姓，他们的道德修养都要面对社会，并用来维系与他人的关系。之所以从修身之道能够推衍出齐家治国之道，是因为它们内在的理路是一致的。就自觉而言，家庭乃至国家都是个人的延续，修养也会从个人推广到家国天下。个人的自觉会带来国家的自觉，国家的自觉则意味着王道理想的实现。王道便是孟子所提倡的君子精神的最终目的，也是君子精神延其理论脉络发展的必然结果。庄子的自由则是另一番气象，它没有强调个人对家庭和天下的义务，反而将此种义务视作心灵自由的羁绊。在庄子看来，天下之戒，惟义惟命。心灵只有摆脱了义、命的束缚，才能够独立于世间。也就是说，自由首先实现于个人，而社会带来的义务则是对自由的反动。从这一意义上看，自觉更多地落实于社会，而自由更偏爱有关个体心灵的解脱。
可是从历史和现实来看，心灵的自觉却往往难以跨出个人修养的窠臼，它所追求的王道并不能简单地通过个人的修养来实现。无论是在孟子之前还是之后，做到自觉于心的君子圣人确有记载，但他们在历史舞台上却往往扮演着悲剧角色。他们无法用自我修养去改变时代命运，总是被时代无情地嘲弄。同时，社会如何来临摹个人的自觉也是悬而未解的问题，因为社会很难像个人那样完成自觉过程，而像“天人感应”那般拟人化的手法则更多地是一种情怀寄托，并非真正的实践途径。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今天，个人修养都有被边缘化的可能，又何谈通过自觉来完成稳定社会的目的？可恰恰如此，庄子的自由以其关注个人而有了新的价值。
庄子所论自由的主体乃是独立的心灵，而心灵则专属于独立的个人。这看似与社会的整合背道而驰，但却因其提倡自然而使其自由带有了互不干涉的精神。这种互不干涉并非自私，而是用开放的心灵去相互宽容。于是，独立的个体之间可以进行交流和对话，并在尊重彼此自由的前提下相互妥协，从而实现整个社会的稳定。自由首先是个人的，个人的自由方才可以实现社会的自由。不同于自觉强调个人对社会的义务，自由强调的是个人所享受的权利，以及如何与他们共享此种权利。笔者认为，现代社会需要这样的精神，而不是用道德的说教来完成社会的整合。这样看来，庄子的自由对社会更有意义，孟子的自觉则对个人的修养更有价值。
综上所述，社会对自由的追求恰如个人对修养的关注，而自由比自觉更有实现的可能。诚然，此处所说的自觉与自由已然超越了孟子、庄子两位大师的原意，但以六经注我的精神来看，此种超越文本的理解往往会给现实带来更多的启迪。
（责任编辑杨海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