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颖作者简介：王颖，（北京 100017）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一编研部副编审。
①［美］约翰·斯塔德：《1897年的中国》，李涛译，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第78页。
②穆玉敏：《1949北京全面禁娼》，《人民公安》2003年第3期。
【摘要】
建国初期，毛泽东在领导人民致力于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同时，十分留意扫除旧中国留下来的愚昧落后，推动社会风气转变。他摒弃孤立单一方式，运用强制打击、说服教育、经济保障、舆论宣传、群众动员相结合的手段，多管齐下，营造良好社会风气。他高度重视党风对社会风气的示范和引领作用，狠抓党风廉政建设，以党风带动社会风气转变。建国初期，毛泽东推动社会风气转变的基本经验，对于我们当前培育知荣辱、讲正气、作奉献、促和谐的良好风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关键词】
毛泽东；建国初期；社会风气
中图分类号：A4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660（2013）06-0059-06
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摆在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面前的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不仅经济处于崩溃边缘、民生贫困，而且社会风气问题严重，卖淫嫖娼、贩毒吸毒、聚众赌博等伤风败俗的社会丑恶现象仍然存在，封建迷信、包办买卖婚姻、铺张浪费等旧风陋习仍然在民间流行。
然而，经过几年至十几年的整饬，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社会风气发生根本转变，不仅种种丑恶现象销声匿迹，旧风陋习在群众中完全失去根基，而且以集体利益为重、平等互助的良好社会风气逐渐形成。
作为开国领袖，毛泽东当年采取哪些有效措施推动社会风气转变？其移风易俗的经验有哪些是现今可以吸取借鉴的？这是在深化改革开放新形势下值得我们认真总结思考的问题。
一、运用强制打击、说服教育、经济保障、
舆论宣传、群众动员相结合的手段，
推动社会风气转变
长期封建专制制度和传统文化造就了中国人封闭保守的社会心理。19世纪末，一位来华的美国人曾这样评价中国人的国民性：“中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国家之一。她大多数的观念、习俗、还有民众的个人习惯是多年传承下来的古老的传统，而且老百姓非常守旧，不愿意做出任何改变。”①新中国成立后，虽然社会制度的革新、社会结构的变动、社会关系的调整，有力地冲击了人们的价值观念和社会风气，但是要彻底打破世代沿袭的旧思想、旧习惯，并非易事，必然会遭到传统势力的抵制和反抗。
毛泽东推动社会风气转变并不排斥强制性手段。他认为在不良风气泛滥的时候，只有动用国家机器采取严厉打击的办法，才能有效铲除社会丑恶现象。1949年进入北京，了解到黄、毒、赌、盗、道等活动猖獗、危害人民群众的情况后，毛泽东指示公安部长罗瑞卿：“新中国绝不允许娼妓遍地，黑道横行，我们要把房子打扫干净！”②11月22日，北京市出动2000多干部和民警连夜封闭全市224家妓院，集中老板和领家424人，收容妓女1289人。在明娼现象消失后，北京又于1952年9月采取统一行动，对野妓、暗娼实行全面收容。天津、上海等城市虽然没有采用“北京方式”直接封闭妓院，但严格管理限制，使卖淫业逐渐萎缩，最后归于灭绝。
这些大刀阔斧的强制性行动表面看似简单易行，实际上是政府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准备工作。这也是毛泽东的一贯要求。在封闭妓院之前，1949年3月，经北平市人民政府批准，市公安局制定的《对妓院进行管制的若干暂行规定》下发执行。5月，由市有关单位抽调干部组成工作组开始调查工作，掌握了妓院数目、名称、地址，妓女数目，分布状况及老板领家之姓名、住址、罪恶、财产等。8月，北平市第一届各界代表会议讨论通过《改造妓女，参加生产，以减少寄生人口》的决议。9月出台《北平市处理妓女办法(草案)》，组成“处理妓女委员会”，为全市统一领导机构。11月21日下午，北京市第二届各界代表会议通过了封闭北京所有妓院的决议。经过这样一系列准备工作，才有了当晚的统一封闭妓院的行动，也才能“毕其功于一役”。1950年1月7日，中央公安部在关于封闭妓院的经验通报中总结了北京这次行动的优点，即“调查较精确，组织配合尚好，思想动员成熟，行动迅速”《中央公安部关于封闭妓院的经验通报》。 。
毛泽东虽然肯定了运用强制性手段转变社会风气的必要性，但反对一味地命令、打压，主张采取强制与说服教育相结合的方法。他后来说：“企图用行政命令的方法，用强制的方法解决思想问题，是非问题，不但没有效力，而且是有害的。我们不能用行政命令去消灭宗教，不能强制人们不信教。不能强制人们放弃唯心主义，也不能强制人们相信马克思主义。”他认为，强制性的行政命令“同用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是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为着维持社会秩序的目的而发布的行政命令，也要伴之以说服教育，单靠行政命令，在许多情况下就行不通”《毛泽东文集》第7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09—210页。。他还说：“对人民的教育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解决思想问题，不能用专制、武断、压制的办法，要人服，就要说服，而不能压服。”同上，第252页。
建国初期对妓女的改造，就完全贯彻了毛泽东的这一思想。1949年11月21日，北京市委书记彭真等向毛泽东报告封闭妓院的决议。毛泽东听完他们对妓院老板惩处、对妓女教育帮助的处理意见后，说“这个决议很好”。在这次统一行动之后，北京将妓女收容到生产教养院中，开始对她们进行改造。相比于封闭妓院，这是更为艰难的工作，需要极大的耐心和诚挚的感情。起初，大多数妓女对改造有抵触情绪，教养院里整天是哭叫声。针对这种情况，教养院干部逐渐摸索出一套“热情感化、耐心教育和严肃纪律相结合”的教育方法。组织学员劳动和学习，在日常生活中培养其劳动习惯的同时，着重进行劳动观念的教育。还向她们介绍党的政策，指出娼妓制度对新社会的腐蚀破坏作用，对社会治安以及她们本身的危害性。教养院还千方百计从生活上关心学员，花重金购买当时十分紧缺的药品为她们治疗性病。待时机成熟后，引导学员回忆往事，召开控诉会，结合个人的思想和经历揭发旧社会的黑暗和罪恶。今昔对比，妓女们深受感动，认识到是政府把她们救出火坑。经过一段时间的教育感化，学员们终于摆脱过去的恶习，开始了正常的生活。
建国初期毛泽东移风易俗的经验和启示
《现代哲学》2013年第6期
除了说服教育，毛泽东还认识到社会风气是社会意识的外在表现，是社会存在的反映，注重铲除旧思想、旧风俗存在的经济条件。早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就说过：“中国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地位，造成了中国农村中和城市中的广大的失业人群。在这个人群中，有许多人被迫到没有任何谋生的正当途径，不得不找寻不正当的职业过活，这就是土匪、流氓、乞丐、娼妓和许多迷信职业家的来源。”《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45—646页。 建国后，毛泽东认为要根除社会丑恶现象，必须为不良从业者找到生活出路。取缔妓院后，经过教育改造的妓女基本上都得到妥善安置。各地教养院对妓女的安置大都遵循以下原则：有家可归的送其回家，有结婚对象的助其结婚，其余的组织学习手艺进行生产以谋生活自立。如上海，1955年派遣1284人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工作，其中包括改造好的妓女964人。1956年，上海妇女教养所将所内经过初步改造的妓女1560人遣送白茅岭农场易地教养和安置，后来她们逐步转为国营农场职工。安置就业从根本上消除了妓女从良的后顾之忧，“妓女”群体在中国终于消失。
在毛泽东看来，新观念、新风尚的树立，同样需要与经济工作相结合。在推进农业合作化运动中，他说：“提倡以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相结合的原则为一切言论行动的标准的社会主义精神，是使分散的小农经济逐步地过渡到大规模合作化经济的思想的和政治的保证。这一工作是艰巨的，必须根据农民的生活经验，很具体地很细致地去做，不能采用粗暴的态度和简单的方法。它是要结合着经济工作一道去做的，不能孤立地去做。”《毛泽东文集》第6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50页。 毛泽东还在农业合作化过程中发现进一步扫除文盲、提高群众文化水平的有利条件。1955年，他在《山东莒南县高家柳沟村青年团支部创办记工学习班的经验》一文按语中说，消灭文盲这个严重的问题“必须在农业合作化的过程中加以解决，也只有在农业合作化的过程中才能解决。农民组织了合作社，因为经济上的需要，迫切地要求学文化。农民组织了合作社，有了集体的力量，情况就完全改变了，他们可以自己组织学文化”同上，第455页。 。在毛泽东的倡导下，工厂、农村中很快掀起扫盲高潮，人们把业余时间更多用在读书识字上，出现了“见字问字，见人问人，处处是课堂，一片读书声”的喜人景象。
采取强制打击、说服教育和经济引导的手段都需要舆论宣传的配合。毛泽东历来高度重视宣传工作，为移风易俗而进行的宣传更是要求大张旗鼓，1960年在重新发动爱国卫生运动时就说过：“必须大张旗鼓，大做宣传，使得家喻户晓，人人动作起来。”《毛泽东文集》第8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50页。 1952年11月26日，毛泽东亲自批转中央关于贯彻婚姻法的指示，要求各级机关“遵照执行，并在党刊上发表”。这份指示强调“贯彻婚姻法运动的首要工作，是宣传婚姻法，在广大干部和群众中进行教育，树立对婚姻法的正确认识”，要求“以1953年3月为宣传贯彻婚姻法的运动月，务期达到家喻户晓，深入人心，从而改变空气，移风易俗”《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3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第612页。 。根据中央要求，1953年3月全国掀起婚姻法宣传运动月活动。各地积极训练基层干部，组织由党员、青年团员、报告员、宣传员组成的宣传大军，在群众中大规模开展宣传活动。与此同时，报刊报导各地试点经验、介绍苏维埃婚姻与家庭立法原则等资料、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针对群众提出的有关婚姻家庭问题作的解答。这样大规模的宣传教育，使广大群众对婚姻法有了比较深入的认识，数千年来封建社会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等陈规陋习受到挑战和涤荡，婚姻自主和恋爱自由的风气开始形成，家庭关系逐渐变得和睦。
毛泽东非常重视宣传的教育功能，要求牢牢把握社会舆论导向。他说：“报纸、广播、文工团、剧团、文学艺术都是教育人民的。有人说，‘不讲教育，说娱乐好了’，这也可以，但是你演戏，总要影响人。”《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52—253页。 毛泽东曾指示新闻媒体要注意揭发坏人坏事，表扬好人好事，使社会能“发扬正气、压倒邪气”，“社会上的歪风一定要打下去”，“打的办法就是说理。只要有说服力，就可以把歪风打下去。没有说服力，只是骂几句，那股歪风就会越刮越大”同上，第197页。 。毛泽东又指出：“毫无疑问，我们应该批评各种各样的错误思想。不加批评，看着错误思想到处泛滥，任凭它们去占领市场，当然不行。”同上，第232—233页。
毛泽东指出，宣传思想工作要采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注意鲜明性和生动性，讲究宣传艺术，无论是写文章、作报告、作演说都要力求生动活泼，不能干瘪无味。他要求做宣传工作的同志要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因为人民群众的语汇是很丰富的，生动活泼的，表现实际生活的。要注意运用好各种宣传工具，如报纸、刊物出版、戏剧、美术广播等，把这些宣传工具和载体都搞好、加强，统统动员起来、动用起来。毛泽东还要求对旧社会留下的艺术作品进行彻底改造，使之符合社会主义时代的新生活、新风尚。当时改编了《十五贯》等旧戏，创作了很多优秀的电影、话剧和新戏，如《英雄儿女》、《龙须沟》、《刘巧儿》等，都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起到净化社会风气的作用。
毛泽东认为塑造良好社会风气，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他曾经说过：“无证民不信，不信民不从，搞典型才有证据，才能说服人。”《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下），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488页。 劳动模范有三种作用：带头作用、骨干作用和桥梁作用。《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新华通讯社编，北京：新华出版社，1983年，第433页。 他要求通过典型人物和事件，教育大多数人。1963年3月，毛泽东发出“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号召。周恩来将雷锋精神概括为：“憎爱分明的阶级立场，言行一致的革命精神，公而忘私的共产主义风格，奋不顾身的无产阶级斗志。”在这一号召下，学雷锋的活动风靡全国。先进典型来自群众，又高于群众，其先进事迹鼓舞和教育着一代又一代人，成为宣传思想工作的重要内容和激励群众前进的强大精神力量。
在推动社会风气转变过程中，毛泽东始终坚持一个原则，那就是尊重群众在社会风气转变中的主体地位。早在大革命时期领导农民运动时，毛泽东就指出：“菩萨要农民自己去丢，烈女祠、节孝坊要农民自己去摧毁，别人代庖是不对的。”《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3页。 建国初期，毛泽东发现土地改革和民主改革后群众中蕴藏的积极因素，在增产节约运动中采取竞赛等方式，层层发动群众，使广大工人、农民对国家、对社会主义事业的高度主人翁责任感增强，推动形成热爱劳动、勤俭节约的新风尚。在扫盲运动中，他也强调“政府领导，依靠群众”的方针。当时，提倡“以民教民，能者为师”，在师资力量不足的情况下，出现无数“十字先生”、“百字先生”， “亲教亲，邻教邻，夫妻识字，爱人教爱人，儿子教父亲”，男女老少都被动员起来，学习文化在社会上蔚然成风。
对于社会上存在的不正之风，毛泽东认为，只有经过群众参与、投入的方式，将不正之风、不良习惯亮出来，让群众自己去明辨是非才能彻底改正。1957年，他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说：“要勤俭持家，作长远打算。什么红白喜事，讨媳妇，死了人，大办其酒席，实在可以不必。应当在这些地方节省，不要浪费。这是改革旧习惯。把这个习惯改过来，要通过大鸣大放，也许是小鸣小放，争一番。还有赌博，这样的问题过去是没有法子禁止的，只有大鸣大放，经过辩论，才能改过来。”还说除四害“这是文化，要把这个文化大为提高”，也需要“全国动员一下”，并且在群众中间“要来个竞赛，硬要把这些东西灭掉，人人清洁卫生”。《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308页。 当时由于广泛发动群众，采取鸣放辩论等形式，群众很快认识到勤俭节约、“除四害”带来的实在好处，更加自觉投入到运动中，形成丧事从简、喜事新办、讲卫生的新风尚。
建国初期毛泽东以强制打击、说服教育、经济保障、舆论宣传、群众动员相结合的手段推动社会风气转变，效果自然也非一般宣传、倡导所能相比，强烈震撼了中国国民传统的社会心理结构。
二、狠抓党风廉政建设,以党风带动
社会风气转变
执政党的党风状况，直接影响和决定着社会风气的好坏。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就注意到这个问题，他说：“只要我们党的作风完全正派了，全国人民就会跟我们学。党外有这种不良风气的人，只要他们是善良的，就会跟我们学，改正他们的错误，这样就会影响全民族。”《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12页。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保持党风的清正廉洁，毛泽东付出了不懈的努力。
毛泽东对党风问题始终保持高度警惕，注意苗头，防微杜渐。1949年3月，他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号召全党警惕骄傲自满情绪，警惕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要求做到“两个务必”。1950年2月，毛泽东访苏归来，途经哈尔滨、沈阳等城市参观视察，受到当地“高规格”的接待。毛泽东没有留情面，提出严厉批评：“
我是不学李自成的，你们要学刘宗敏，我劝你们不要学。二中全会刚刚开完就忘了。我们还要继续贯彻二中全会的精神。我们不能这样做。《毛泽东传》（上），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205页。
在党内贪腐情况有所发展的情况下，毛泽东主张采用大张旗鼓、雷厉风行的方式，刹住歪风邪气。1951年12月1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开展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运动的决定。对于在“三反”斗争中发现的一些重大贪污受贿案件，毛泽东亲自过问，一抓到底，并严惩首要，杀一儆百。在公审刘青山、张子善之前，曾有党内的老同志为二人说情。毛泽东说，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20个，200个，2000个，20000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第108页。
1952年初，在“三反”运动正走向高潮之际，毛泽东又作出在工商业界发动“五反”运动的决策。据一位当时在北京的日本人回忆，解放之初，“每天晚上，北平的大饭馆到处是以‘业务需要’的名义举行的接待宴会或答谢宴会，弄得处处客满”，“经理、副经理、科长等比客人超过好几倍的人来作陪，一起大吃大喝、杯盘狼藉”。而“五反”运动以后，“整个北京稍微大一点的饭庄好像熄了火似的，拉拢人的宴会完全绝迹了。原来有点瞧不起共产党的不法资本家们像被狠狠地烫了手，‘果然，共产党和国民党大不一样啊。’”［日］山本市朗：《一个日本人眼中的新旧中国——北京三十五年》，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第117页。 。
作为执政党的领袖，毛泽东严于律己，以身作则。他毕生保持朴素节俭的生活作风，不吃山珍海味，不讲排场，衣着简朴，也从不利用自己的地位和权力为亲友谋取私利。他曾对身边工作人员说：“我们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能缺我们一个人、一家子吃的、喝的、用的、花的吗？不缺，但是有一条，如果说我要生活上不检点，随便吃了、用了、拿了国家和人民的，部长们、省长们、县长、村长们都可以，这个国家就没法治理。”《风范——老一辈革命家的故事》，南京：南京音像出版社，第131—132页。
毛泽东深刻认识到，党风问题稍有松懈，就会死灰复燃，尽管日理万机，他的注意力始终没有离开党风建设。1950年5月，他领导发动整风运动，要求“严格地整顿全党作风，首先是整顿干部作风”。1951年到1952年，他领导发动“三反”、“五反”运动。1953年，他要求“从处理人民来信入手，检查一次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分子的情况，并向他们展开坚决的斗争”《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255页。 。1956年，毛泽东在“八大”会议上继续重申七届二中全会的六条规定：不作寿，不送礼，少敬酒，少拍掌，不以人名作地名，不把中国同志与马、恩、列、斯并举。1957年，针对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党内仍存在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情况，毛泽东再次领导发动和整风运动。他说：“自己来批评自己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要使几亿中国人生活得好，要把我们这个经济落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富裕的、强盛的、具有高度文化的国家，这是一个艰苦的任务。我们所以要整风，现在要整风，将来还要整风，要不断地把我们身上的错误东西整掉，这是为了使我们能够更好地担负起这项任务。”《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75页。
建国初期，由于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领导注意狠抓党风建设，中国共产党在执政中做到勤俭廉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人民群众中树立了崇高威望，大大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感召力。上级的态度和喜好直接影响到下级的作风，而党员干部的作风又影响到老百姓的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在党风带动下，社会风气发生明显好转。
以推行火葬为例，长期以来，中国人有厚葬、土葬的风俗，占用耕地，造成很大浪费。1956年4月27日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毛泽东第一个在实行火葬的倡议书上签名，随后签名的还有朱德、彭德怀、刘少奇、周恩来等党内外130多人。从中央领导到一般党员干部的率先垂范，极大推动了在全国人民中实行火葬的习俗。
又以推行勤俭节约为例，经过“三反”、“五反”等运动，党内贪污腐败的现象得到极大扼制,多数党员干部能够廉洁自律，生活简朴, 不搞特殊，在国人面前树立了榜样，在全社会形成了以朴素为美、以节俭为荣的新风尚。
党员干部的模范言行成为社会风气的引领，同时，党员干部也受到社会风气影响，社会风气的好转为党风建设提供了有利的大环境，二者形成良性的互动关系，党风和社会风气都朝着健康向上的方向发展。
三、启示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高度重视社会风气问题，把移风易俗与改造国家的伟大目标联系起来，塑造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良好的社会风气。在很多人的记忆中，那是一个艰苦奋斗、乐于奉献、理想闪光、意气风发的年代。尽管后来党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出现失误和挫折，遇到严重的经济困难，但全国人民对党的热爱和信任初衷不改，紧紧团结在党的周围，艰苦奋斗，共度难关。毛泽东推动社会风气转变的理论和实践，对于我们当前培育知荣辱、讲正气、作奉献、促和谐的良好风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启示之一，社会风气问题是关系到社会主义事业成败的大问题。毛泽东一生非常关注社会风气问题。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就曾以“改良人心风俗”为己任，积极探索改造中国社会弊端的途径和方法。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后，他认识到社会存在对社会意识的决定作用，致力于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同时注意对人民群众进行启蒙、教育和发动。新中国的诞生，客观上为他的“改良人心风俗”提供了社会条件。这时，毛泽东从战略性、全局性的高度把移风易俗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重要任务和内容。1949年6月，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向全党和全国人民提出“教育自己和改造自己”的任务。1957年，毛泽东在领导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时，指出“除四害的根本精神，是清洁卫生，人人振奋，移风易俗，改造国家”《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606页。 。在毛泽东看来，移风易俗不仅关系到人民群众文明程度的提高,而且与改造国家的宏伟事业紧密相联。今天，我们依然面临改造国家、改造国民的任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同样需要铲除社会丑恶现象，改变旧风陋习，营造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相适应的良好社会风气。邓小平曾说过：“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会在另一方面变质，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发展下去会形成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邓小平文选》第3卷，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54页。 因此，我们必须站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高度，正确理解社会风气的实质和巨大作用，把改造社会风气作为一项重要的战略任务来抓。
启示之二，在中国推动社会风气转变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仅仅依靠某一方面的措施，难以真正达到目的，只有把它当作一个系统工程，采取综合性的手段，才能取得“破旧立新”的效果。用现在流行的话说，毛泽东推动社会风气转变是有“顶层设计”的。他对当时社会风气转变的目标、原则、途径、方法、步骤、重点都有全面的规划，特别是在方法上摒弃孤立单一模式，运用强制打击、说服教育、经济保障、舆论宣传、群众动员相结合的手段，多管齐下，营造良好社会风气。当前，转变社会风气的任务极为艰巨，同样需要采用综合性的手段。既要完善和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和各项规章制度，严厉打击各种社会丑恶现象，又要耐心细致做说服教育工作；既要开展切实有效的宣传工作，还要逐步铲除旧风气赖以存在的经济条件。只有重视社会风气问题的复杂性、联动性，采取综合手段，发挥聚合效应，才能有力推动社会风气转变。同时，要始终尊重群众作为社会风气转变的主体地位，想方设法调动他们参与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根据不断变化的新情况，及时深入了解群众的愿望和觉悟程度，确定“破”什么、“立”什么，引导如何“破”、如何“立”。
启示之三，端正党风是端正社会风气的关键。孔子言：“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毛泽东深刻认识到党风对社会风气的影响，坚持不懈抓党风建设。当他要求群众改变旧观念、旧习惯时，首先自己做到，并要求所有党员干部做到。这种示范作用是非常强大的，比发多少文件、讲多少话都有效果。邓小平说过：“为了促进社会风气的进步，首先必须搞好党风，特别是要求党的各级领导同志以身作则。党是整个社会的表率，党的各级领导同志又是全党的表率。”《邓小平文选》第2卷，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77—178页。 现在，党内出现的一些腐败现象，已经影响到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起到诱发、刺激不良社会风气滋长的反面作用。如果任由这种情况发展，一旦不良社会风气形成并占据主导，就不可避免会影响每个党员干部个体，那时再去惩治党内腐败现象，面临的形势将会更严峻，付出的代价将会更惨重。因此，扭转社会风气绝不是一句空话，必须与严厉整治腐败相结合，必须从党员干部的作风切实抓起。
（责任编辑欣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