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金龙作者简介：陈金龙，湖南益阳人，（广州510631）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①《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177—178页。
②《毛泽东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35、237页。
【摘要】
毛泽东在探索和诠释社会主义建设基本方针、具体道路和社会主义建设辩证法的过程中，总结、利用和借鉴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经验。从中国实际出发、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独立自主与自力更生等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方针，包含中国革命经验的因子；协调各种利益关系、依靠农民力量、借力思想政治工作、通过群众路线制定方针政策、社会主义建设及其规律的把握需要一个过程等关于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观点，包含中国革命经验的元素；既要重视困难、也要藐视困难，既要民主、也要集中，既要艰苦奋斗、又要改善群众生活，既要学习外国经验、又不能照搬外国做法，这些社会主义建设的辩证法也借鉴与利用了中国革命经验。
【关键词】
毛泽东；革命经验；建设话语；建构
中图分类号：A4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660（2013）05-0028-05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营养剂，既是成为记忆的过去，又流淌在现实之中，影响与作用当下。中国共产党是善于总结、利用和借鉴历史经验的政党，毛泽东在探索和诠释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通过总结、利用和借鉴新民主主义革命经验，来诠释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方针、具体道路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辩证法，彰显了中国革命经验的实践意义与当代价值。可以说，中国革命经验是毛泽东建设话语建构的重要理论资源。
一、社会主义建设基本方针的革命经验因子
社会主义建设基本方针，是对社会主义建设具有全局意义的指南和方略。毛泽东结合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诠释了从中国实际出发、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独立自主与自力更生等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方针。
从中国实际出发。中国革命之所以能取得胜利，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中国共产党人突破了教条、本本的束缚，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从中国实际出发，选择了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对于社会主义建设而言，中国国情依然具有特殊性，建设方针的确立、发展道路的选择仍须从中国实际出发。
从中国实际出发选择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必须准确把握中国国情。毛泽东曾说：“除了别的特点之外，中国六亿人口的显著特点是一穷二白。这些看起来是坏事，其实是好事。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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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对于国情的把握和表达，带有一定浪漫主义色彩，但反映了中国当时的现实。在经历社会主义建设的曲折之后，毛泽东借鉴民主革命时期的经验，倡导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1961年1月，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搞一个实事求是年。他说：“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我们做调查研究比较认真一些，注意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但是建国以来，特别是最近几年，我们对实际情况不大摸底了，大概是官做大了。我这个人就是官做大了，我从前在江西那样的调查研究，现在就做得很少了。今年要做一点，这个会开完，我想去一个地方，做点调查研究工作。不然，对实际情况就不摸底。”
②在毛泽东看来，不根据调查研究来制定方针政策是不可靠的，很危险，心中无数。为了推动全党开展调查研究，毛泽东同意印发中央博物馆重新发现、写于1930年的《反对本本主义》一文，并将标题改为《关于调查工作》。他在介绍这篇文章时说：“文章的主题是，做领导工作的人要依靠自己亲身的调查研究去解决问题。”《〈毛泽东年谱（1949-1976）〉选载之四：一九六一年的全党调查研究》，《党的文献》2013年第3期，第21页。 “民主革命阶段，要进行调查研究，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阶段，还是要进行调查研究”。同上，第24页。 毛泽东不仅结合中国革命经验说明了调查研究、从实际出发的重要性，而且要求运用中国革命过程中创造的调查研究方法，来从事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国情调查与研究。
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中国革命之所以能赢得胜利，另一个重要原因是通过统一战线，调动了一切积极因素，凝聚了各方面的力量。这一成功之道，对于社会主义建设极富启迪意义。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指出：“提出这十个问题，都是围绕着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过去为了结束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为了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我们就实行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方针。现在为了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同样也实行这个方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82页。 事实上，社会主义建设需要利用多种资源、整合各种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革命经验，对于社会主义建设具有直接借鉴意义。“同样”二字，彰显了这一革命经验的时代价值。
中国革命经验与毛泽东建设话语的建构
《现代哲学》2013年第5期
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必须妥善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在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具体方法上，毛泽东同样运用了革命年代的经验。1956年12月，毛泽东在给黄炎培的信中指出，社会主义社会“人民内部的问题仍将层出不穷，解决的方法，就是从团结出发，经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达到团结这样一种方法”同上，第255页。 。这一方法是延安整风时期解决党内矛盾行之有效的方法，毛泽东拓展了其运用的空间，将之作为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进一步阐述了这一方法：“在一九四二年，我们曾经把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这种民主的方法，具体化为一个公式，叫做‘团结——批评——团结’。讲详细一点，就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使矛盾得到解决，从而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按照我们的经验，这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同上，第322页。 毛泽东具体解释这一方法，为的是让全党全社会更好地理解和运用它来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毛泽东明确表示：“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要在整个人民内部继续推广和更好地运用这个方法，要求所有的工厂、合作社、商店、学校、机关、团体，总之，六亿人口，都采用这个方法去解决他们内部的矛盾。”同上，第323页。 可见，“团结——批评——团结”这一处理党内矛盾的方法，被用来处理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人民内部矛盾，彰显了这一方法的时代意义。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中国革命的胜利，主要是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的力量、奋斗取得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重要经验。社会主义建设要取得成功，主要仍应依靠自己的力量和奋斗。我们需要外援，也不拒绝外援，但基点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1956年8月，毛泽东在修改中共八大政治报告时强调：“中国的革命和中国的建设，都是依靠发挥中国人民自己的力量为主，以争取外国援助为辅，这一点也要弄清楚。那种丧失信心，以为自己什么也不行，决定中国命运的不是中国人自己，因而一切依赖外国的援助，这种思想是完全错误的。”同上，第148页。 这里表达的意思是，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这一点上，中国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是相通的，中国革命的成功之道，实际上为社会主义建设作了注解、提供了样本。1958年6月，毛泽东再次申明：“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第273页。 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提到了社会主义建设“路线”的高度，实际上肯定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这一中国革命经验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启迪意义。
由上可知，毛泽东通过合理运用、选择性借鉴中国革命经验，阐述和诠释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方针，赋予了中国革命经验以新的意义和价值。
二、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革命经验元素
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具有不同的性质任务；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与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具有各自的内涵。然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根据地经济建设的经验，中国革命道路之中蕴含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因素，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和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过程，对于社会主义建设依然具有启迪和借鉴意义。毛泽东在阐释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时，引入了相关的革命经验元素。
社会主义建设需要协调各种关系。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从事根据地经济建设和其他各项建设事业的过程中，毛泽东十分注意“军民兼顾”、“公私兼顾”，重视各项建设事业的协调，如此才能动员群众、组织群众，赢得革命的胜利。他说：“在公私关系上，就是‘公私兼顾’，或叫‘军民兼顾’。我们认为只有这样的口号，才是正确的口号。”《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94—895页。 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面临更为复杂的利益关系需要协调和平衡。在诠释国家、集体、个人三者之间的利益关系如何处理时，毛泽东借用了革命年代的经验。他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指出：“必须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个方面，也就是我们过去常说的‘军民兼顾’、‘公私兼顾’。”《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第87页。 社会主义建设需要各方面协调配合，兼顾各方面利益，才能健康发展。1957年1月，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指出：“统筹兼顾，各得其所。这是我们历来的方针。在延安的时候，就采取这个方针。”“这是一个战略方针。实行这样一个方针比较好，乱子出得比较少。”《毛泽东文集》第7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86—187页。 “统筹兼顾，各得其所”是毛泽东处理社会主义建设各方面关系的基本思路，是革命年代根据地经济建设经验的转换和运用。
社会主义建设要依靠农民的力量。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民占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既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也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主要依靠力量。毛泽东在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写按语时断定：“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他们可以组织起来，向一切可以发挥自己力量的地方和部门进军，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替自己创造日益增多的福利事业。”《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第513页。 这里的“人民群众”，主要是指农民，是对农民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作用的高度评价。毛泽东从农业合作化的过程中，进一步体察了农民的力量。1958年5月，毛泽东在对刘少奇八大二次会议工作报告稿进行修改时强调：“在我国的六亿多人口中有五亿多农民，他们无论在革命斗争中和建设工作中都是一支最伟大的力量，我国工人阶级只有依靠这个伟大的同盟军，把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充分地调动起来，才能取得胜利。农民同盟军问题的极端重要性，革命时期是这样，建设时期仍然是这样。”《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第223—224页。 可见，毛泽东在论述社会主义建设的依靠力量时，没有忘记革命年代的经验，革命年代的经验强化了他对农民作用的认识，农民由革命的主力军变成了建设的主力军。
社会主义建设需要思想政治工作引导。思想政治工作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是动员革命力量、形成人民战争的重要手段。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指出：“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如果这个任务不解决，党的一切政治任务是不能完成的。”《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94页。 这是对思想政治工作功能的恰当定位。社会主义建设要动员各方力量、协调各种关系、汇聚各种资源，同样离不开思想政治工作引导。毛泽东指出：“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在社会经济制度发生根本变革的时期,尤其是这样。”“生命线”是对思想政治工作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地位和作用的提升。他力求通过思想政治工作，“反对自私自利的资本主义的自发倾向，提倡以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相结合的原则为一切言论行动的标准的社会主义精神”《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5册，第497页。 。1957年3月，毛泽东在南京干部大会上发出倡议：“我们要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拼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第400页。 而要保持革命时期的干劲、热情和精神，需要思想政治工作的激励、引导和支撑。可见，毛泽东在思考社会主义建设的动员、组织、引导问题时，采借了革命时期的经验。
社会主义建设方针政策的制定要走群众路线。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也是党的根本工作方法。1943年6月，毛泽东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一文中指出：“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99页。 这是经历中国革命曲折之后的经验总结。新中国成立后，在诠释社会主义建设方针政策的制定、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选择时，毛泽东仍然强调群众路线的重要性。他说：“制定一整套的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必须通过从群众中来的方法,通过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研究的方法，对工作中的成功经验和失败经验，作历史的考察，才能找出客观事物所固有的而不是人们主观臆造的规律，才能制定适合情况的各种条例。”《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35—36页。 这是革命经验的总结，也是制定社会主义建设方针政策的基本方法。1961年5月，在论述制定社会主义建设各项政策的方法时，毛泽东要求各级党委“坚决走群众路线，一切问题都要和群众商量，然后共同决定，作为政策贯彻执行。各级党委，不许不作调查研究工作。绝对禁止党委少数人不作调查，不同群众商量，关在房子里，作出害死人的主观主义的所谓政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9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494页。 将群众路线作为制定社会主义建设方针政策的方法，是对中国革命经验的升华。
从事社会主义建设、认识社会主义建设规律需要一个过程。中国革命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甚至多次陷入危险境地，正是经历挫折之后，中国共产党人才认清了中国革命规律，赢得了中国革命胜利。社会主义建设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各方面，加上中国人口多、底子薄，要想在短期内完成社会主义建设任务，事实上不太可能。1958年11月，针对当时急于求成、急于过渡的问题，毛泽东指出：“我们搞革命战争用了二十二年，曾经耐心地等得民主革命的胜利。搞社会主义没有耐心怎么行？没有耐心是不行的。”《〈毛泽东年谱（1949—1976）〉选载之三：第一次郑州会议至庐山会议前期纠“左”的努力》，《党的文献》2013年第2期，第5页。 这就借中国革命的历程，道出了社会主义建设不可能速成的道理。在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回溯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艰难地但是成功地认识中国革命规律”的历史，其目的“是想引导同志们理解这样一件事：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的认识，必须有一个过程。必须从实践出发，从没有经验到有经验，从有较少的经验，到有较多的经验，从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到逐步地克服盲目性、认识客观规律、从而获得自由，在认识上出现一个飞跃，到达自由王国”《毛泽东文集》第8集，第300页。 。社会主义建设必须遵循内在规律，毛泽东以认识中国革命规律的艰巨性为例，说明了把握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过程性、重要性。
从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具体内涵、把握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具体方法的诠释可以看出，中国革命经验是他建构建设话语的重要思想来源。
三、社会主义建设辩证法的革命经验记忆
毛泽东是哲学家，在诠释社会主义建设问题时，通过运用中国革命经验，使其建设话语富有辩证色彩、充满辩证思维。
既要重视困难，也要藐视困难。中国革命之所以能以少胜多、以弱胜强，与“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策略的运用密不可分。如何看待社会主义建设面临的困难？毛泽东借用了中国革命的智慧来说明。1955年3月，他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开幕词中指出：“要在这个国家里改变历史方向和国家面貌……要在大约几十年内追上或赶过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这是决不会不遇到困难的，如同我们在民主革命时期所曾经遇到过的许多困难那样，也许还会遇到比过去更大的困难。但是，同志们，我们共产党人是以不怕困难著名的。我们在战术上必须重视一切困难。对于每一个具体的困难，我们都要采取认真对待的态度，创造必要的条件，讲究对付的方法，一个一个地、一批一批地将它们克服下去。根据我们几十年的经验，我们遇到的每一个困难，果然都被克服下去了。种种困难，遇到共产党人，它们就只好退却，真是‘高山也要低头，河水也要让路’。这里就得出一条经验，它叫我们可以藐视困难。这说的是在战略方面，是在总的方面。”《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5册，第62—63页。 这就借助革命经验，从战术、战略两个方面，恰如其分地说明了认识困难的方法、对待困难的态度。如此，既有利于寻找面对困难、化解困难的路径，也有利于鼓舞士气，从容面对困难。
既要民主，也要集中。民主集中制是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的制度，是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行之有效的组织方法、工作方法，也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重要保障。社会主义建设既要有民主，又要有集中。民主能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确保决策的科学性，既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手段，也是社会主义建设的目的；集中则能有效利用国家资源，保证战略重点的建设与社会主义建设的方向。毛泽东将民主集中制原则用来诠释社会主义建设时说：“没有高度的民主，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而没有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第24页。 民主与集中是经济计划实施的必要条件，毛泽东运用民主集中制来阐发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包含革命年代民主集中制经验的借鉴。
既要艰苦奋斗，又要改善群众生活。中国共产党是在艰苦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素以勤俭节约著称于世。斯诺等到延安采访的外国记者，正是从中国共产党人的艰苦奋斗中看到了红军的力量所在、中国的希望所在。同时，中国共产党信守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强调“关心群众的痛痒”、“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的问题”《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38页。 。社会主义建设既要弘扬艰苦奋斗传统，又要改善人民生活。如何处理二者的关系？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我们历来提倡艰苦奋斗，反对把个人物质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同时我们也历来提倡关心群众生活，反对不关心群众痛痒的官僚主义。”《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第87页。 这里的“历来”主要是指革命时期，如此通过借鉴历史经验直接表达了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处理二者关系的基本思路。
既要学习外国经验，又不能照搬外国做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条重要经验，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中国革命过程中，既接受了共产国际的指导、借鉴了苏联经验，又突破了共产国际、苏联的束缚，反对教条主义。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缺乏建设经验，加上“一边倒”的外交策略，中国共产党人选择了向苏联学习。1950年2月，毛泽东访问苏联临别时就表示：“苏联经济文化及其他各项重要的建设经验，将成为新中国建设的榜样。”《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第266页。 类似的表态，毛泽东重申过多次。毛泽东一方面主张学习苏联，另一方面也反对照搬苏联经验。他以教条主义给中国革命造成的损失为例，说明了照搬苏联经验之害。在同音乐工作者谈话时，毛泽东说：“什么都学习俄国，当成教条，结果是大失败，把白区搞掉几乎百分之百,根据地和红军搞掉百分之九十,使革命的胜利推迟了好些年。”“必须反对教条主义，假使不反，革命就不能胜利。”《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第178页。 结合中国革命经验和教训，毛泽东阐明了社会主义建设学习苏联的正确态度：“一种是教条主义的态度，不管我国情况，适用的和不适用的，一起搬来。这种态度不好。另一种态度，学习的时候用脑筋想一下，学那些和我国情况相适合的东西，即吸取对我们有益的经验，我们需要的是这样一种态度。”同上，第357—358页。 显然，在阐释社会主义建设问题时，毛泽东结合中国革命经验说明了对待外国经验的正确态度。
可见，毛泽东在阐述社会主义建设辩证法时，同样运用了中国革命经验，展现了中国革命经验的辩证色彩。
四、余论
毛泽东在建构建设话语的过程中，之所以要利用和借鉴中国革命经验，有如下一些原因。其一，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所处的环境、面临的历史任务发生了变化，在缺乏足够的建设经验之前，很容易想到已经成为过去但却十分熟悉的革命经验。对于毛泽东而言，中国革命经验是刚刚成为历史的现实，具有铭心刻骨的印象，是最容易唤起记忆的资源。其二，中国革命经验已经过实践证明，以此来建构建设话语容易赢得全党全社会的理解和认同，可以减少建设话语建构的阻力，有利于建设话语的传播。其三，革命与建设的性质、任务迥然不同，但在道路选择、力量凝聚、关系协调的方法上，二者具有相通之点。
毛泽东借助中国革命经验建构建设话语，具有重要意义。其一，表达了对中国革命历史的尊重。建设由革命发展而来，没有革命的成功，建设无从谈起。毛泽东借助中国革命经验建构建设话语，实际上表达了对中国革命历史的尊重和缅怀。其二，有利于巩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中国革命经验是经过28年奋斗得来的，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也是中国共产党拥有的一种执政资源。借助中国革命经验建构建设话语，有利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塑造党的执政形象。其三，彰显了中国革命经验的时代意义。中国革命经验是一部教科书，借助中国革命经验建构建设话语，凸显了革命经验的时代意义。
当然，毛泽东在建构建设话语的过程中，并没有拘泥于中国革命经验，而是从社会主义建设的内在规律和中国国情出发，依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结合国际经验，从更广阔的视野来建构社会主义建设话语，中国革命经验只是建设话语建构过程中借鉴和利用的资源之一。不可否认，毛泽东在建构建设话语的过程中，也存在不顾时代条件变化而照搬革命年代经验的偏差。如对群众运动、供给制、平均主义的推崇和沿用，给社会主义建设带来了曲折。
（责任编辑 欣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