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自由表现在个体和社会的星丛之中。总体第一性中没有个人正确的生活，正如从个人的理性出发建构的道德共同体是软弱无力的一样。人的自由、应当的生活不是单从个人一极或从社会一极就能得到确立的。一种正确的、应当的共同生活是允许异质之物、他者存在的。存在一种一般和特殊相互批判、相互亲和的共同体，而这其中就蕴含了一种正确生活的可能性。
【关键词】道德；星丛；正确生活；阿多诺
中图分类号：B82 -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660 (2013)03-0010-07
黑格尔曾指出，考察伦理只有两条路径，“在考察伦理时永远只有两种观点可能：或者从实体出发，或者原子式地进行探讨，即以单个的人为基础而逐渐提高”。后者以康德为代表，以为个人的纯粹理性就能建立普遍法则；前者的典型就是黑格尔自己的伦理实体理念。后者自然是拔高了主体；在前者那里，个体也不像黑格尔自诩的那样，在整体中得到了充分的实现。本文考察了阿多诺提出的第三条道路的可能性，希望能为伦理学新的研究路径提供一些启示。阿多诺的这个设想，我将其总结为道德的星丛。在其中，特殊的事物、特殊的利益、个人的行为方式和特殊的人与普遍性、共同体、国家有一种亲和性，不能从主体第一性出发来建构一个和谐的共同体，也不能从国家第一性、从国家拜物教来设定一个既定的无问题的秩序。在道德的星丛中，个人和共同体、特殊和普遍是在相互批判中构成其亲和关系的。正是在个体和整体合理对抗构成的亲和关系中，阿多诺设想了一种可能的正确生活。
一、否定辩证法的亲和性和道德的星丛
根据阿多诺的理论，自由是个在诸因素中被纠缠的概念，“自由在双重意义上是一种因素：它是被纠缠着的，而不是孤立的；眼下它不过是自发性的一瞬间，一个历史的环节，在现存条件下被堵塞住了。”双重意义上即是空间和时间的意义上、现实和历史的意义上。在现实中，自由是和当时的社会环境纠缠在一起的；从历史上说，自由不是一旦以永恒不变的先验原则规定下来就完成了的东西，自由的实现是个历史过程。以阿多诺喜欢运用的一个术语来说，这可以把道德称为一个星丛式的东西。在阿多诺那里，星丛主要用来表达普遍性和特殊性的一个动态统一的图景。以马丁·杰的概括就是“星座，这是阿多诺从本雅明那里借用的天文学术语，他用来指并列的而不是整合为一体的一系列变化着的因素，这种变化的因素抵抗被约成公分母，基本内核或创造性的第一原则。”在这种星丛中，特殊和普遍有一种亲和性，即能有相对的确定性，有统一性，但这种统一体不是把特殊归纳于更高的普遍概念，最后把特殊和普遍的异质性吞没在普遍的理念中。而是指这种统一性体中，永远有向心和离心的张力，是一种非同一性的同一性，即统一中保持着各要素的异质性，不能把哪一个要素抬高成绝对的第一性原则。在星丛式的统一中不同于把概念、原则当成主体先天具有的，且以此先天固有的形式去综合被动的质料的康德式的观念论。在康德式的“我思”这种统觉中，主体被拔高了。以主体来规定客体，这其实同时是对主体的贬低。因为他把主体还原为具有一些不变原则在自身中的主体，这样的主体不以经验世界的变化来丰富自身的认识形式，而是把这些认识形式当作永恒的，因而这样一来就把主体客体化了、物化成了将死的东西。“我越是独裁地凌驾于存在物之上，我就越难以觉察地变成客体，就越讽刺性地废除了我的基础作用。”主体的这样被抬高不但是对自身的贬低，而且也是对客体本身的贬低。因为以一种不变的先验的认识形式难以全部把握住变化中的客体，把握不住客体在自身发展中表现出来的丰富的经验。同时，星丛式的统一也反对黑格尔的肯定的辩证法，反对仅仅把非同一性、把特殊性当成同一性、普遍性的运载工具。黑格尔那里其实首先以概念为开端，虽然这个概念一开始是完全没有规定的，内在的意谓指向的东西；但特殊是从自在的概念发展出来的，获得了丰富的规定性之后再返回到最初的直接存在。如果特殊是跟普遍概念有着质的区别的事物，那么概念的圆圈其实不可能得到完成。黑格尔的哲学圆圈之所以能够完成，是因为一开始规定了一个能包含一切规定的理念，把特殊事物还原成了特殊性的概念，即是说把事物概念化了，以认识上的规定代替了事物本身。因而，这是把同一性当作最终的、绝对的东西、作为普遍的强制机制来维护和巩固的东西。“把一切非同一的和客观的事物包含在一种被扩展和被抬高成一种绝对精神的主观性之中一定会导致这种调和。与此相反，在每一个别规定性中起作用的整体的力量不仅是它的否定、而且本身就是否定的、不真的。”
阿多诺并不反对同一性“人们可以看透同一性原则，但没有同一性人们就不能思维。任何规定性都是同一化”。他反对的是仅仅把非同一性当作同一性完成自身的工具，反对把同一性当成至高的原则，反对同一性自身不宽容它之外的任何东西。阿多诺把这种情形称之为“非同一性中的同一性”。在这里，绝对的同一性是最高目的，阿多诺称这种以同一性为最高目的的辩证法为肯定的辩证法，这种辩证法把矛盾理解为全盘同一化的一个运载工具。黑格尔内容哲学的基础和结果是主体的第一性，或用他的“逻辑学”导论中的一句著名的话说是同一性和非同一性之间的同一性。相反，阿多诺认为，普遍和特殊是相互批判并处于亲和性中的，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力场。关于力场，马丁·杰说道：力场(kraftfeld)阿多诺用它来指吸引和排斥的互相联系的作用，这种吸引和排斥的相互作用构成复杂现象的动力的、互相转换的结构。因而阿多诺的否定辩证法并非主张一切都是相对主义的、没有确定性解释的理论。他只是反对把同一性当做绝对的、最终的、将死的东西来维护的同一性哲学。“改变概念性的这个方向，使它趋于非同一性，是否定的辩证法的关键。对概念中的非概念物的基本特征的洞见将结束这种概念所产生的（除非被反思所终止）强制性同一。”坚持并思考跟概念相异质的东西，且不把这些异质的东西放在预先构想好的范畴中，如此一来是解放了同一性，不把同一性抬高成绝对完成了的东西。因为完全完成了的同一性其实是同一性的物化、将死了的静止物。因而阿多诺主张“同一性中的非同一性”，坚持思维的同一化中普遍和特殊、主体和客体的异质性，坚称特殊之物、客体不能还原为普遍的概念和主体。“适合于辩证认识的是探求思想和事物的不相称性，在事物之中体验这种不相称性”。这种不相称性、异质性事跟黑格尔在思想中、在理念中调和矛盾，通过否定之否定的公式达到的最终的肯定的辩证法是不相容的。“但这种辩证法是不能再与黑格尔相和好的。它的运动不是倾向于每一客体和其概念之间的差异中的同一性，而是怀疑一切同一性；它的逻辑是一种瓦解的逻辑：瓦解认识主体首先直接面对概念的、准备好的和对象化的形式。”
作为否定辩证法的运用的道德领域也是一样，自由表现在个体和社会的星丛之中。一种合理的秩序或如阿多诺所说的一种正确的生活，一般都要求个人和社会、特殊和普遍的、准则和法则的融洽。其实这也是伦理学的核心问题，“你们可以在这个或许是一个极其明显、毫无掩饰的例子中去认识——我想说的是——那种必须算作真正的道德哲学核心问题的事情：特殊的事物、特殊的利益、个人的行为方式和特殊的人与普遍性的相互对立关系。”阿多诺认为一种正确的生活存在于道德的星丛中。在道德的星丛中，个人不是绝对的因素，反对仿佛从个人本身就可以生发出真正自由的、普遍的、正确的生活。康德的设想就是想诉诸个体的理性来消除个体和整体的紧张关系，达到理想的和谐，这也是启蒙理性想要完成其体系的表现，但这种和谐不是此岸现实的。阿多诺指出在对抗性的社会中，康德式的道德可能性就是说服自己像一个温顺的动物那样生活。要消除个体和整体的紧张关系的另一种典型的设计表现在黑格尔的国家伦理学中。在康德那里是个人过渡到整体；而在黑格尔那里社会、整体是先行的，个人是整体实现自身的工具，虽然据说个人在实现整体的同时同样实现了自身的目的。阿多诺说，在这样的总体第一性中也没有个人正确的生活，正如从个人的理性出发建构的道德共同体是软弱无力的一样。人的自由、应当的生活不是单从个人一极或从社会一极就能得到确立的。从个人一极或从社会一极出发都达不到个体和整体的和谐，反而会把个人和社会本身都弄残缺衰败了。在道德的星丛中，个体和整体有一种亲和性，但这种亲和性是现实造成的，这种普遍和特殊相互批判、相互建构的贯彻着非同一性的共同体，是星丛式的共同体。它不把普遍抬高成脱离特殊的绝对原则，而是正视特殊跟普遍的异质性，公平的对待特殊性；特殊也不是最终的东西，特殊也要在正确对待与其他事物的关联中，完善普遍性。
二、个体或总体第一性不能造成和解
我们往往以为在个体利益和整体利益的紧张关系都消除之后才有一种正确的生活。这种紧张关系的消除一方面表现在康德的观念伦理学中。这种伦理学主张只要个人以自己的人格为目的，就能和整体利益达成一致。人格在康德那里是理性存在者的人的本性因而也通常称为人性的东西。人有理性也有感性，但人的理性构成人之为人的本性以区别于动物性。康德主张人性、人格这种理性的本性就是自在目的，因而只要以人格、人性为目的来规定自己的意志，就能拥有一条普遍的道德法则，“人性，一般说来，作为每个人行为最高界限的理性本性是自在目的这一原则，不是从经验取得的。首先，由于它的普遍性，它适合于一切有理性的东西，这一点经验是不能做到的。其次，由于在这里，人性不是主观地被当作人实际上作为目的的对象，而是被当作作为规律而成为一切主观目的之最高条件，被当作客观目的。”因而在康德那里，个人与整体的一致性是不成问题的，而且这种一致性的达成能从个人自身中取得。并且因此觉得这样就能获得一种正确的生活。“好像看起来人们在一定程度上只需要自身，只需要与自身相一致，人们就可以用这种方式过上正确的生活”。个人与整体这种无冲突的目的王国，就其无视俗世的幸福并作为彼岸的目标来追求是可设想的。但这种绝对命令、至上的善，或者导致如黑格尔所说的软弱无力性，或者因其禁欲主义的倾向而加强现实的权力对无权者的压制。“对个人的理智自由的赞美使得经验的个人更无情地承担责任，更有效地受到惩罚的约束，而这种惩罚的前景在形而上学上被证明是合理的。”
阿多诺指出这种简单的、纯洁的自由意志中其实包含着社会内容，自由意志之所以有其普遍的法则是因为个体是生存在社会中的，普遍法则已经是经过社会中介的东西。“凭靠分析心理学家所说的现实的检验，无数外部的——显然是社会的——现实性因素进入了用‘意志’和‘自由’之词所标明的这种判决中。”康德把个体从社会关联中抽离出来，把自由与不自由的问题交由个人来决断，是一种抽象的、贫乏的论断。把自由从经验中清除，看不到自由在经验中的实现。为了彼岸的幸福而要求对现世的屈从。这种自由的观念是和一种顺从现实的压迫性实践联合起来的，没有对生活中的自由或不自由产生积极的影响，因此阿多诺说这种自由很快便失去其效力。“自由的观念之所以失去它对人民的支配力，一个并非不重要的理由是：自由的观念从一开始就被非常抽象地和主观地对待，以致客观的社会趋势发现很容易埋葬它。”所以应该从历史境况中讨论人的自由问题，而不是一开始就把自由作为一种先验原则。如果社会本身没有自由，社会存在着的现实个体没有自由，那么主张人本身有一种不受这些情况约束的自由，主张自由和自然的矛盾只是思想方式的问题，就是一种概念拜物教，就是一种通过否定矛盾和掩盖现实矛盾的辩护词。如果任何有生命的个人身上都缺乏自由的话，那么作为假定的意识自由也是根本站不住脚的。而且康德很多对自由的经验上的证明的例子也是脱离社会环境，是经过思虑净化的东西，跟科学的实验类似。比如说一个人在打牌过程中以欺骗的方式赢了，他如果和他的内在道德律一比照，就会鄙视自己。阿多诺指出，这个人会不会鄙视自己完全是一个经验性的问题。他之所以会鄙视自己，是因为康德认定了他会承认康德式的道德律令，可是康德又要以那个人会鄙视自己这样的例子来证明道德律的经验运用，因而这里有循环论证的嫌疑。并且，如果那打牌的人在他的社会环境中不认同康德的道德律，那么他可能根本不会有鄙视自己的感觉。康德用以证明道德律的很多经验情景，都是表明自由意志能摆脱经验的、幸福的原则，能独立于感性冲动等等。自由与不自由就表现在对经验境况的屈从或不屈从的二者择一的决定上，这并不能在现实上证明一个活生生的社会存在中的人是否是自由的，“自由的人只能是不需要屈从于二者择一境况的人，而且在现存条件下多少可以自由地拒绝接受可供选择物。自由意味着批判并改造境况，而不是通过在境况的强制结构中作出决定来证明境况。”
要消除个体和整体的紧张关系的另一种典型思想范式，表现在黑格尔的伦理整体中。在康德那里是从个人的理性形式过渡到整体；而在黑格尔那里社会、整体是先行的。以整体在先来实现个体和整体的和谐，也导致了整体的压迫性。而且这种整体在先性发展到一定程度，把主体的责任与思考都褫夺过去了，使得主体的反应模式被先天地编排进预先制定好的总体可能性中，总体在先性导致了人对这种总体的先天的消极依赖，而不像总体自身允诺的那样个体可以在其中得到充分的发展。“实际上，概念理性(conceptualratio)赋予自由过多的理性环节，因而这里关于自由的论断就是不自由的符号。”从总体性造成的消极依赖状况来说，康德强调的个体的自发性似乎更具具体的发展要求，虽然这种自发性仍然是抽象的。总体性成了一种全面支配个体的异在的东西，而非作为个体的最高目的同时是个体的最高实现，“一种实际上始终如一的决定论将支持全体对个体的战争”。黑格尔觉察到了康德的个人主义的幻想，个人的这种理想要求是与社会相冲突的。但在黑格尔辨察到这一点时，他是把康德的理想倒转到了另一个极端，即整体是绝对优先的。“黑格尔辨察出了这一后果，而是在他支持反动的陋习时最尖锐地辨察出来的”。
总体的绝对在先性造成的所谓的和解，跟种族清洗还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反犹主义和总体性之间从一开始就存在着紧密的联系。盲目性包含了一切，只因为它一无所知。”理性的绝对总体性带来的不是自身的和谐，反而是对自身的憎恨。阿多诺表示反犹主义其实代表了总体性的自身憎恨，因而犹太问题不仅仅是个所谓无根的民族的区域性问题，而是事关整个人类的文明模式的问题，“反犹主义行为方式是在因为剥夺了主体性而变得盲目的人重新获得主体的情况下出现的。”主体被什么剥夺了？被总体性剥夺了！由于主体把其内在的世界投射到外在世界中，而这种投射式按理性设计好的固成规则投射(project)到外在世界的、以先天的规则建构世界。所以客观的外在世界其实是主体的设计，“主体则已经把外在世界装进了自己的意识里”，它把内在世界和外在世界混在一起了。阿多诺指出这种把一切归为主体的虚假投射是反犹主义的本质所在，“反犹主义是建立在一种虚假投射(Prozektion)基础上的”。为什么说主体的虚假投射成了反犹主义的本质？因为主体这种投射是对自然的控制，是把世界概念化。世界只是主体癫狂的投射自身的质料。在这种投射中，思想与实在都僵硬起来了。主体从客体中摄取了很多东西，但是不把这些内容归于客体，主体自身认为这些内容是其本身发展出来的。主体以这种方式似乎是丰富了自身，但主体这种肆意泛滥，一方面把主体拔高了，把主体当成了客观化的构造者，但这种构造却是主观目的的绝对专制，是主体的癫狂，“客观化思想，像不健全的思想一样，包含了一种主观目的的绝对专制，这种目的与事物相对立，并忽略了事物本身，最终把暴力行为付诸了实践。”但另一方面，主体的这种泛滥又是主体的衰弱，主体丧失了反思自身的能力，他把自身物化了，主体自身对自然地绝对控制把自身变成了纯粹自然的东西。“人类的逐渐变得绝对的统治原则，反过来把人自身当作绝对的客体以对抗人本身”。总体作为纯粹自然的东西，固守着自身既定的法则；总体的思想制定了一切，监视着一切从外部纳进来的事物，不允许有跟总体形式相异质的产物。“如果概念在逻辑框架中只是在表面上与事物的特质发生偶然的契合的话，那么，一切社会差别的表现就会遭到侵害。每个人如果不是朋友，就是一个敌人；两者没有一个持中的标准。由于很少顾及到主体的存在，因此，管理工作也会显得十分容易。人类种群就会被驱逐到一个又一个不同的区域内，带着犹太印记的个体则被送进了毒气室。”
这种病态的总体体现在社会中，就是每个群体都觉得其组织的规则具有普遍的真理性，对其他群体有一种偏执的态度。“而在人类范围内，则是更为先进的种族反对更为原始的种族，技术装备更为先进的种族反对在这方面稍逊一筹的种族。”这种病态的总体造成了病态的个体。个体受到总体的过分压制，使个体被禁止的冲动若不能升华为总体所需要的良知，便转化为一种对客体的侵犯行为，发展为对一种偏执狂式的破坏行为，在这种破坏中有一种对总体的憎恨的释放。“既然他不能拥有由自己本能产生的快乐，他就用妒忌和破坏的方式来攻击对方，就像被压抑的兽奸者追捕和蹂躏动物一样。吸引力是在普遍约束中产生的，或者是在不由自主中得以确立的；它有可能是通过谋杀总统这样的大人物建立起来的，也可能是对底层民众的真实屠杀建立起来的。”文明的总体造成了绝对的文明的人性，容不下异己的东西；其造就的个体人格就表现为不能容忍他者的偏执人格。他固守着理性及其一成不变的判断，而不去考虑其论断的欠缺，不能容忍内在与外在、个人命运和社会法则的微细裂痕，总是需要以有限的知识来弥补这样的缝隙，把所有一切都强加到它的贫乏的无限性之中，对外部世界进行武断的占领。在这种病态的总体中，个体的良知表现为遵奉特定组织的规则，他失去了内心选择的基础，责任便是与固定的价值尺度直接同一。“良心已经失去了它的对象，因为个人对自己和他人的责任已经被替代为个人对特定制度的尊奉，即使其中还残留着一种古老形式的道德评判。同时，良心法庭的发展也不再拥有内在的、本原的、发自内心冲突所提供的基础。内在化的社会法令不仅使其内部的联系更加紧密，更加开放，而且能够使其从社会中脱离出来，甚至成为一种反叛力量，然而，代替它的是与固定僵化的价值尺度瞬间和直接的一致。”
三、正确生活的可能性：个体和整体的合理对抗
因而阿多诺说，在这样的总体第一性中也没有个人正确的生活，正如从个人的理性出发建构的道德共同体是软弱无力的一样。人的自由、应当的生活不是单从个人一极或从社会一极就能得到确立的。从个人一极或从社会一极出发都达不到个体和整体的和谐，反而会把个人和社会本身都弄残缺衰败了。“对道德哲学来说，根本的是个人与社会既不应协调起来也不应被一种简单的区别分裂开。”个人的理性不能表现为脱离历史现实中的活生生个人，而以这种凌驾于个人和现实社会之上的理性去建构一种道德上的正确生活。也不能以凌驾于历史社会之上的总体理念来实现预先设定好个体和总体是和谐的。一种正确的、应当的共同生活是允许异质之物、他者存在的。共同体不必然是铁幕般的僵化固定的共同体，不必然是抽象原则至上而强迫造成的共同体，也可以存在一种一般和特殊相互批判、相互亲和的共同体。“普遍和特殊的相互批判，关于概念是否公平对待它包含的东西、特殊是否满足它的概念的同一性判断行为，构成了关于特殊和概念的非同一性的思维的中介。”这种普遍和特殊相互批判、相互建构的贯彻着非同一性的共同体，是星丛式的共同体。它正是个体和整体、个人和社会的矛盾；它不把普遍抬高成脱离特殊的绝对原则，而是正视特殊跟普遍的异质性，公平的对待特殊性；特殊也不是最终的东西，特殊也要在正确对待与其他事物的关联中，完善普遍性。“把矛盾理解为一种必然性，才能理解道德哲学的基本问题”。也就是说只有这样才能理解自由或非自由的问题，即把矛盾理解为实际问题，理解为产生于事情本身的问题，而不是把他们理解为那种轻而易举就得以消除的一种转瞬即逝的错觉。人们以前谈论自由问题、道德上的正确生活都是应该建立在无矛盾、无冲突的整体中的。无论是侧重从个体理性出发来建构，还是侧重从总体第一性的角度来建构。但这样构成的共同体恰恰导致了同一性的法则压制了自由或造成个体对整体的绝对服从。阿多诺批评尼采所持的观点同样适用于对康德批评，“恰恰在这个由个人出发、从主观的软弱愿望来建立新的规范和新的戒律的企图中，已经包含了软弱无力，我想说的是，这个愿望包含着任意性和偶然性。”而黑格尔的“责任伦理学的目的就在于，现在存在的东西对于主体来讲总是正确的”。阿多诺说这是黑格尔伦理学的一个重要理论观点，其得出的结论具有明显的压制性，政治上极为保守。
不过阿多诺在强调个人和社会的非同一性、个人和社会合理对抗的同时，并不是主张抛弃一切共同的生活中准则。“我始终认为，对目前情况最重要的是，我刚刚跟你们讲过的共同发挥作用是任何想继续生存的人都无法回避的事情。”他反对的是把自身当作绝对目的的共同体及其同一性法则。一种健康的共同体不是脱离个体的，而是在与个体相互批判，相互建构中相互发展的，两者都是动态的因素。因而阿多诺强调反思的重要性，一方面，人们要有自我批评的谦虚态度，“另一方面，人们不仅要经历自我批评的因素，还要对那种想在我们身上扎根的僵化和强硬加以批判。属于这个内容的，首先是对自己的错误的意识，我因此想说，自省、自我反思的因素在今天其实已经成为过去被叫做道德范畴的事物的真正遗产。”不能固守自己主观的东西以之作为正确生活与错误生活的区分标准；同时不能把自身隶属的组织设定为绝对肯定性的，以此去排斥否定其他东西。要意识到个人或组织自身的局限性，把权力给予他人。所以阿多诺指出，“反思是今天能够代表一种正确生活的事物的条件”。反思就要意识到自身的局限，强调双方在彼此非同一性中的批判性的亲和关系。
阿多诺所指的反思，“反思是一种思维的区别性的规定性”。区别要求过渡到其他事物中，一个东西固守在其纯粹的内在本身中无所谓区别，当然也可以说它是绝对的区分，因为它自身什么也不是，什么也没有得到规定。阿多诺说的反思的区别主要是针对特殊和普遍的关系。特殊物作为特殊物要得到规定，必然要关联到其他特殊物，关联到普遍。但是特殊物本身不能被归纳到普遍物之中，它和普遍有着质的差别。因而阿多诺这里所谈的反思跟黑格尔的不一样。黑格尔意义上的反思主要是指本质外化自身再回归到自身的过程，外化即是本质的自身规定。“本质是反思，即变和过渡的运动，它在自身中仍然存留下来，其中被区别开的东西完全被规定为只是自在的否定物，即映像。”黑格尔的反思仍是概念、本质自身的运动，它发展出什么样的丰富规定性都是概念内在的事情。而阿多诺强调的反思则着重指出特殊之物跟概念的异质性，不能归约为概念。阿多诺在道德哲学中强调反思，就是强调特殊事物跟普遍物、个体和社会整体的非同一性。不能把善的标准、归功于个人一方，同样不能把其归功于社会的一方。不论是个人还是社会本身，都要有对自身进行批判的一种非自我设定的开放性。这也就是阿多诺在其关于道德的理论中，没有提出高攀性的要求，也没有提出固定的道德法则，正如他对其学生说的，不能期待在他的讲课中直接得到正确生活的指南。他已经经历过崇高的道德律令是怎样演化成为“你必须遵守”的奴役时代，因而他才说“如果人们强烈要求我按照古代习俗指出根本德性，我或许而且只能含蓄地指出一种道德，即谦虚。”当然，阿多诺所谓的谦虚不是指一种乡愿式的接受一切的圆滑规则，而是包含着对具有他律性的一切具体事物的反抗、对从外部附加的道德形式的反抗。所以谦虚其实已经过渡到关于社会的建构的问题，“在今天也许还能叫道德的东西已经过渡到有关世界建构的问题，人们可以说，有关正确生活的问题将是有关正确政治的问题。”而正确的政治、公正的社会不是由个人的自由意识造成的；也不是在每个个体上台之前，国家就以某种先赋价值把每个人的角色都预先安排好了来造成的。一种正确的生活是容许个人与社会的合理对抗的，“一门道德哲学和一种道德实践如果不顾及整体与个体、普遍与特殊的利益之间的至高、合理的对抗，那人们无论如何会说，它必定会退回到野蛮与他治那里。”也就是说在铁幕一块的社会里，没有正确的生活，用阿多诺喜欢说的话来说就是，“错误的生活里没有正确的生活”(inwrong life right living is impossible)。
（此文得到刘森林老师的指正，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责任编辑 林 中）
作者简介：甘培聪，广东茂名人，（南京210008）东南大学人文学院伦理学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