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磊
【摘要】苏格拉底之死是西方哲学的最高事件。本文从政治哲学的视角重新思考苏格拉底之死问题，旨在重新反恩哲学与政治、哲人与城邦之间的关联。苏格拉底之死的原因在于，作为公民的苏格拉底与作为哲人的苏格拉底两种身份之间存在巨大冲突，但苏格拉底却没有能化解二者之间的冲突，以致在申辩中将哲学置于城邦的对立面。要化解二者冲突，政治哲人既要具有明智审慎的哲人品性，又要履行立法和教化的政治职责。
【关键词】苏格拉底；哲人；城邦
中图分类号：B502. 23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 -7660 (2013) 02 -0057 -06
苏格拉底在西方文化上的地位无以伦比，这不是因为他使哲学从天上转向地下，开创了道德哲学，也不是因为他的辩证法和理性主义，而是因为苏格拉底为哲学献身。苏格拉底之死与耶稣在十字架上受难，构成了西方哲学与宗教的最高事件。它们表明哲学与宗教作为真正的生活方式，其存在几千年来一直影响着西方人的心灵。人们通常的理解在于，苏格拉底是被民主社会错判而冤死的。美国学者斯东的《苏格拉底的审判》就把苏格拉底塑造成自由斗士，被政府法律迫害致死。①严群先生翻译的《申辩篇》将苏格拉底之死看作品行高尚的哲人为城邦的正义与善含冤致死，读后不禁让人为苏格拉底叫屈。②然而，如果我们从哲人与城邦的关系来看，苏格拉底被处死的责任并非仅仅在于城邦，苏格拉底这样的哲人在任何城邦，无论民主制、君主制还是僭主制，都不可能被完全接受，因为他忽视了城邦的礼法，无视政治活动的特质。
苏格拉底一生述而不作，没有写下任何作品。要理解历史上的苏格拉底，我们只能诉诸于柏拉图、色诺芬、阿里斯托芬以及拉尔修等人对苏格拉底的画像。柏拉图比苏格拉底小43岁，色诺芬还要更小一点。据说柏拉图20岁时拜师苏格拉底，苏格拉底收下了他“梦中的小天鹅”。③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是他对苏格拉底作为哲人生活方式的反思，这种反思贯穿其一生。色诺芬出身行伍，他最后一次见苏格拉底时至多不过24岁，此后离开雅典加入居鲁士的远征军，就再也没有见过苏格拉底。④色诺芬笔下的苏格拉底更是城邦中德性高尚的公民，作为哲人的苏格拉底则是非常隐微地体现出来。阿里斯托芬是与苏格拉底同时代的喜剧诗人，他对苏格拉底的讽刺揶揄极尽夸张之词，与柏拉图和色诺芬截然相反。但要理解苏格拉底与雅典城邦政治，我们离不开阿里斯托芬。柏拉图的对话很多时候都在回应阿里斯托芬，尼采认为阿里斯托芬具有可靠的直觉，因为他将欧里庇得斯和苏格拉底的出现看作希腊文化的衰退。⑤本文拟从政治哲学的视角，运用上述资料，汲取当代政治哲学家研究的精华，重新思考苏格拉底之死问题。苏格拉底具有公民与哲人的双重身份，政治哲学的真正开端始于苏格拉底之死，这意味着作为公民的苏格拉底与作为哲人的苏格拉底之间的冲突达到了极致。本文就是要考察这种冲突如何产生，如何化解，如何理解哲人与城邦、哲学与政治的关系。尼采早已警告我们，苏格拉底是最值得拷问的古代现象，他是超越人的尺度的人，是个“半神”①。
一、苏格拉底的两种面相：公民与哲人
苏格拉底生活在雅典民主的繁盛时期。他出生时，伯利克里还是一个年轻人。在埃斯库罗斯的《阿伽门农》上演时，苏格拉底只是一个孩子。他和雅典公民一起观看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得斯的悲剧，感受着雅典的伟大文化。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时，苏格拉底40岁左右。阿里斯托芬的《云》上演时，苏格拉底57岁。70岁时，苏格拉底被雅典城邦判处死刑。苏格拉底的父亲是一名工匠，他笑称自己的祖先是工匠的始祖代达罗斯，但苏格拉底却没有任何手艺。他体魄强健，相貌丑陋，类似林神塞利纳斯。苏格拉底生活异常节俭，由于没有什么收入来源，最后只能靠朋友学生接济。他酒量很大，但除非场合适当，否则滴酒不沾。一年四季一件长袍，赤足行走，冬天亦如此。在雅典城邦中，苏格拉底立下无数战功。柏拉图提到，苏格拉底以其非凡的勇敢而闻名。在《申辩篇》中，苏格拉底以自己作为一名出色的战士而自豪。②在《会饮篇》中，通过阿尔喀比亚德之口我们知道苏格拉底面对严酷的战役表现出的勇敢和顽强的毅力，远远超过他的同伴。③在《拉刻篇》中，拉凯斯将军评论道，如果其他雅典士兵都像苏格拉底一样勇敢，雅典就不会失去自己的光荣，大撤退的事根本就不会发生。④这表明像色诺芬这样的将军为什么会由衷地崇拜苏格拉底。但色诺芬笔下的苏格拉底不是以勇敢著称，而是以节制著称。他敬拜诸神，节制欲望，注重实践德性。他教人们虔敬友爱，锻炼身体，遵守法律，他自己几乎没有违背城邦礼法的地方。
关于苏格拉底如何对待法律，有两处史实可考。一是苏格拉底作为公民被推选为“五百人大会”议员，雅典人要集体审判十将军，因为他们由于风暴没有注意运回阵亡的士兵尸体。当时诸多议员迫于压力，只有苏格拉底冒着被逮捕和处死的危险坚持十将军无罪。虽然苏格拉底的意见没有奏效，但事实证明雅典人最后还是承认法律的宣判是错误的。在三十僭主统治雅典时期，议员苏格拉底受三十僭主的胁迫，要他判萨拉米斯的赖翁死刑，但苏格拉底坚持不去行不义。⑤另有一例是苏格拉底被判死刑，他本来可以缴纳一笔罚金，就可以改判，或者在克里同的帮助下逃往其他城邦，但他仍然选择死亡。除了作为哲人的原因，作为公民的苏格拉底深深热爱自己的父母之邦，违背法律是公民的耻辱，即使逃到其他城邦，也会被人耻笑。⑥由此可见，苏格拉底在危难时期的表现真正体现了一个负责任的公民如何履行公民义务。而对于法律，除了成文法的城邦法律之外，苏格拉底提到还有更高的不成文法。当他与希庇阿斯辩论法律和正义的关系时，提出“正义即守法”。苏格拉底这里意指守法包括城邦法和不成文法，而不成文法是神明制定的法律，诸如孝敬父母，禁止乱伦。⑦关于不成文法，亚里士多德举过安提戈涅的例子，从中引申出礼法本身的正当在于自然法。20世纪政治哲学家汉娜·阿伦特在其著名的文章《公民不服从》中，称公民不服从精神在于履行对原初社会契约的承诺，履行公民的政治责任。⑧苏格拉底服从法律实际上正是体现了阿伦特所说的公民不服从精神，彰显了真正的公民美德。
苏格拉底有大量闲暇，他每天在广场上和别人讨论问题，如正义、勇敢、虔敬，常常没有结果。苏格拉底不像智者一样担任专职教师，收受高额费用，也不是职业思想家，他并不想强制别人接受真理，他的观点是城邦中意见的一种。这种对话处在城邦敞开的空间中，是商谈( di-alegesthai)的对话。苏格拉底把这种商谈称为助产术。对话不是要摧毁意见，而是帮助公民使意见呈现出来。①阿伦特把苏格拉底解释成城邦的友爱者。-哲学在城邦中不是要提供真理，而是要唤起和帮助公民去思。意见也有真与非真，但是这种真是在对话的空间中展现，而不是在与世界隔离的思考中。苏格拉底以雅典公民的身份和公民交朋友，他和所有的公民都平等地处在空间中。苏格拉底开创了一种新的塑造共同体的方式——商谈的对话。这种对话不同于智者的修辞术，教人如何利用言词取胜；也不同于形而上学的逻辑，以绝对的真理压倒一切现象。
然而，如果苏格拉底仅仅如色诺芬描述的一样是城邦中虔敬守法的公民，或者如阿伦特设想的一样是城邦中与公民平等对话的哲学家，那么就不会有哲人与城邦的冲突，不会有苏格拉底被判死刑。以上所展现的仅仅是苏格拉底生活中作为公民的一面，这一面体现了苏格拉底高贵的公民美德，而且与城邦政治没有冲突。以下我们来考察苏格拉底作为哲人的另一面，这是理解哲学与政治的关键。
作为哲人的苏格拉底，被神称为有智慧的人，尽管苏格拉底称自己一无所知。苏格拉底的学问来源包括自然哲学家、智者、城邦诗人、俄耳甫斯教等。在《斐多篇》中，苏格拉底称自己早年对自然哲学感兴趣，曾经为阿那克萨戈拉的努斯思想的魅力所折服，但最后走向了理念的辩证法。苏格拉底和埃利亚学派的巴门尼德和芝诺讨论过，这表明他对巴门尼德的学说非常熟悉。关于城邦诗人，苏格拉底对从荷马以下的诗人作品如数家珍。《会饮篇》中苏格拉底与诗人的竞赛表明苏格拉底受益于诸多诗人。《斐多篇》中他多次梦见自己学习作诗，称哲学是伟大的音乐。②俄耳甫斯教对毕达哥拉斯和赫拉克利特等前苏格拉底哲人产生很大影响，在雅典城邦中也非常流行。苏格拉底“灵魂不朽”的学说来自于俄耳甫斯教。关于智者，苏格拉底从普罗泰戈拉、高尔吉亚等智者那里受益甚多，这在柏拉图的对话录中由于批评智者而被掩盖了。苏格拉底同样擅长修辞术，这很可能就是受益于智者。在诸多学问来源中，最重要的是苏格拉底与智者，哲学与诗的关系。
智者与苏格拉底在城邦公民那里没有区别。阿里斯托芬的《云》中将苏格拉底描述为智者，教授自然哲学和修辞术，结果教出来的人荒诞可笑，儿子打老子。《云》早在苏格拉底被审判前就已上演，其形象早已为城邦公民熟知，城邦对作为智者的苏格拉底的不满已有很长时间。我们可以从柏拉图那里看到作为哲人的苏格拉底在城邦中的形象，第一，苏格拉底是一只牛虻（《申辩篇》），他要不时叮咬城邦，使城邦处于不断思考和反省中。第二，苏格拉底是助产士（《泰阿泰德篇》），他要帮助人们净化他们的意见，去除那些未经反省的偏见。第三，苏格拉底是一支电鳐，他总是不断使自己处在瘫痪状态中，也使别人感到困惑。（《美诺篇》）③这就是苏格拉底的辩证法。在此追问中，个人的特质成为需要抽象的东西，这些都是意见，苏格拉底要追寻的是普遍的真理。尽管苏格拉底仍然处在城邦的空间中，但其思想可以摧毁各种既定的标准，瓦解城邦的伦理，而这些正是公民行动力量的来源。当思想的飓风吹到城邦时，‘不仅唤醒沉睡的城邦，使人们冷冻的思想解冻，而且会彻底击倒日常生活中的普通人，击碎他们对生活的信念。尽管苏格拉底并没有要城邦接受他的意见，他的问题本身却具有解构的力量，诸如什么是虔敬，什么是法。这种怀疑和摧毁旧的价值的思想成为西方启蒙运动的主导思想。尽管苏格拉底并不是虚无主义者，但从他的形而上学的抽象思考方式开始，西方就陷入到虚无主义的命运中。
显然，哲学与政治的关系在哲人苏格拉底这里处在紧张的冲突中。尽管苏格拉底之思化作城邦中的一种意见，还是对公民有巨大的威胁。问题不是说城邦排斥哲学家的思，任何一种优良的政体都离不开理论家的守护。理论的思考守护的是城邦的伟大传统，守护的是城邦的精神。苏格拉底与智者不同，他关心城邦的安危与城邦精神的传承。但问题在于苏格拉底不知道哲学之思以及哲学式发问具有如飓风一般的毁灭性，这样的思与问在整个城邦中传播，公民还会相信城邦神和城邦礼法吗？公民是日常生活中的政治人，彻底摧毁他们的信仰，政治就会陷入虚无。“上帝死了”与虚无主义的政治不正是近代形而上学政治酝酿的恶果吗？
二、苏格拉底的申辩
公元前399年，一个叫莫勒图斯的年轻人在雅典状告苏格拉底，说他不信城邦神并引进新神，败坏青年。于是苏格拉底在法庭上面对500人的陪审团做出申辩，但最后苏格拉底仍然被判处死刑。柏拉图的《申辩篇》非常生动地展现了这一过程，这篇对话虽然是苏格拉底的申辩，但却可以被看作苏格拉底与城邦的对话。①本来苏格拉底的朋友吕西亚要为他写一篇申辩词，凭其出类拔萃的修辞学技艺，肯定没有问题，但苏格拉底拒绝了。苏格拉底本人其实也颇擅长修辞技艺，但在法庭上他却不是想怎样利用修辞博得法官们的同情，而是讲他的真理，结果处处惹恼法官，以至于本来根本不会判处死刑的案子，法官只能照死刑判。苏格拉底把法庭上的申辩变成了他在雅典城邦面前的哲学陈述，即哲学在政治面前的申辩。②
申辩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针对第一拨控告者，他们正如阿里斯托芬的《云》中所描述，把苏格拉底看成研究天上事物和修辞术的智者。苏格拉底急于与智者划清界限，于是诉诸于德尔菲神谕。凯瑞丰从德尔菲女祭司那里知道苏格拉底最有智慧，这让苏格拉底非常不安，于是拜访了著名的政治家、诗人和工匠，发现他们实际上都没有智慧。苏格拉底最后悟道，神谕只是借他来表明人根本没有什么智慧，他的智慧就在于知道自己一无所知。③这种“无知之知”是德尔菲神谕“认识你自己”的另一种表达，正是因为知道自己无知，苏格拉底不像智者一样称自己是智慧的教授者。然而苏格拉底在城邦中的行为遭致诸多人的憎恨，他总是凭借自己通神，证明别人没有智慧，这就导致后来更多的控告者控告苏格拉底，因为苏格拉底在他们眼中比智者还要令人讨厌，智者不过想赚钱，赢得声名，苏格拉底处处让人难堪，不知所措。
第二部分是苏格拉底针对第二拨控告者，他们是政治家和工匠的代表阿努图斯，诗人的代表莫勒图斯，演说家的代表卢孔。诉状表面上控告苏格拉底不信城邦神，信自己的守护神( daimo-nia)，败坏青年，真实原因是担心苏格拉底对雅典民主制的威胁。亚西比德、克里提亚和卡尔米德都与苏格拉底有密切的关系，亚西比德背叛雅典，克里提亚和卡尔米德都是推翻民主制的三十僭主的成员。针对败坏青年，苏格拉底的回答是谁能使雅典青年变得更高贵更好，是公民大会还是诗人？这里隐含的问题是城邦教育本身出了问题，不是哲人，而是城邦教育败坏青年。针对不敬之罪，苏格拉底表明自己不是如智者一般相信无神论，而是相信阿波罗存在并遵守他的神谕，并以神的名字起誓。我们从诸多对苏格拉底的描述中可以看到，苏格拉底并非不相信城邦神，也没有否认城邦的宗教仪式。《斐多篇》中苏格拉底临终前年年不忘让克里同帮他向医神敬献一只公鸡。④作为公民，他遵守城邦礼法，从不违背城邦宗教。但问题出在苏格拉底的守护神上，他多次提到每次做事都能听到守护神的声音。在守护神与城邦神之间，苏格拉底相信神的存在，但他认为诸神并不是最高的，比如宙斯用暴力推翻克法诺斯，他更相信好的理念，苏格拉底的保护神是哲学的理念。凭借哲学的理念苏格拉底可以通神，甚至可以超越城邦神之上，这显然是对城邦宗教极大的威胁。然而苏格拉底却到处宣称自己的保护神如何灵验，这无异于将城邦对哲学的潜在恐惧彰显出来公告天下，哲学与政治的冲突由此被激化。
由此，我们才能理解，苏格拉底心里明确知道自己的罪行，于是在所谓的申辩词中却根本没有为自己申辩。正如色诺芬观察到，苏格拉底当时什么事都讲了，可是没有提到自己将要受审的事，于是问苏格拉底难道不需要为自己的申辩考虑一下，对此苏格拉底说，难道你不认为我一辈子都在申辩着吗？①苏格拉底说自己一辈子都在申辩，显然是指自己一辈子从事哲学的使命。他将自己与阿喀琉斯对比，阿喀琉斯为神而死，苏格拉底是为哲学而死。他听从神谕，只要一息尚存，就不能停止爱智，未经省察的人生不值得追求。然而法官已在神面前发誓，那么他的哀求就等于是自己在说自己不虔敬，而陷法官于不义。最后城邦对苏格拉底的评判正是对他的荣耀，②苏格拉底之死成就了他爱智和誓死捍卫哲学的荣耀。对此苏格拉底没有抱怨，他以诙谐的方式说自己一生都在帮助公民省察人生，一生都在服务城邦，本应该享有在市政厅用膳的荣耀。柏拉图在此用喜剧的方式化解了苏格拉底被判死刑的悲剧，苏格拉底丝毫没有感到悲伤，他称自己的守护神以前总是反对他做许多事，但这次从接受审判、申辩直至被判处死刑，都没有受到阻挠。守护神的缄默是对苏格拉底之死的认可。《斐多篇》中苏格拉底说哲学就是学习死亡，死亡意味着肉体的解脱和灵魂的不朽，这应该被看作对苏格拉底为哲学献身的最高赞美。③
苏格拉底的申辩凸显了哲学与政治的冲突。他讽刺政治家没有智慧，在《美诺篇》中，苏格拉底说政治家也许能做得很好，但并不知道真正的智慧。①苏格拉底已然暗指哲学的选择高于政治，因为只有哲学才能通向真正的智慧。《申辩篇》中苏格拉底说自己遵守守护神的旨意，不参加政治活动。苏格拉底暗指如果自己参加，可能比政治家做得更好。《高尔吉亚篇》中苏格拉底就曾说，智者教授的政治技艺对雅典城邦不过像给小孩子吃甜食，而自己不想那样做。⑤但苏格拉底选择了教育，他像牛虻一样，不断叮咬雅典这匹高头大马。教育当然是在城邦的公共空间活动，苏格拉底并没有离开政治，政治就是从教育开始。如果苏格拉底最初意识到自己不参加政治活动，是因为自己说话让人憎恨，会遭受不正义，那么在教育中，他就没有意识到自己同样会遭受不正义吗？然而，苏格拉底又说自己不是教师，谁想听话和提问都可以。他的对话是开放式的，就在城邦广场上进行。即使苏格拉底辩解，亚西比德和克里提亚自称为其学生的人，其实并不是他教坏的，但我们可以想象，这些人都是野心勃勃充满爱欲的青年，苏格拉底的教育没有让他们充分认识到自己的僭越和狂妄，而是以学习哲学和追求智慧助长了他们对城邦的不满，从而意图颠覆一切。苏格拉底当然是一位真正践行哲学的哲人，他真正热爱智慧，才会理解“无知之知”，但他对城邦青年的哲学教育却有很大危险。如果他没有真正理解应该对不同的青年实施不同的教育，既会教出亚西比德这样的狂妄之徒，也会教出儿子打老子，蔑视城邦礼法，以智慧自诩的斐狄庇得斯⑥这样的自命清高之徒。
三、苏格拉底之死与西方政治哲学的开端
对苏格拉底之死的反思，构成西方政治哲学的开端。政治哲学处理哲学与政治，哲人与城邦，自然与礼法的关联。柏拉图终其一生都在不断反省苏格拉底之死，这些反省的结果构成了柏拉图的政治哲学。阿伦特认为，在柏拉图看来，苏格拉底之死造成哲学与城邦之间的敌对，因此柏拉图构建一种形而上学的政治哲学，力图以哲学的理念论统治城邦。阿伦特称柏拉图将真理与意见对立，导致真理的暴政，意见被取消，而意见的多样才是真正城邦政治的传统。⑦这种观点源自尼采和海德格尔对发端于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形而上学的批判，阿伦特借此反对形而上学的理念政治。而在施特劳斯看来，柏拉图式的政治哲学应该是苏格拉底的“第二次起航”，即对苏格拉底之死的全面反省，而不是简单地憎恨和畏惧城邦。柏拉图和色诺芬笔下的苏格拉底不同于阿里斯托芬笔下的苏格拉底，其不再是反礼法、反爱欲、反缪斯的形象，而是清明审慎的政治哲人。①这样的哲人在城邦中是教育者和立法者，才能既为城邦所容，又能在城邦中实现自身的哲学使命。
如前所述，阿伦特并没有明确哲人在城邦中的位置。哲人可以和公民一起处在友爱的城邦政治中，但哲学之思并不是公民之思。苏格拉底可以帮助公民净化他们的意见，但他不能摧毁公民对城邦神的信仰。公民之思不是思考普遍的问题，不是终日使自己的生活处在这些终极而没有答案的问题中。因此，即使在城邦中苏格拉底与公民之间进行商谈，这种商谈仍然要因人而异，要考虑商谈的对方。事实上，虽然阿伦特意识到哲学之思的危险，但她坚持的仍然是苏格拉底和康德的启蒙传统。在她看来，批判不是摧毁，而是净化。批判缘于公民在城邦中承担的政治责任。批判是哲学对政治发生作用的途径。阿伦特对康德的启蒙思想评价很高，主张每个人都应该公开自由地运用自己的理性。思考不是职业思想家的特权，而是每个人天然的秉赋。②因此，阿伦特对哲学与政治的关系反省的仍然不够，但她开启了反形而上学的政治哲学，即交往政治哲学之路。
相比之下，施特劳斯对现代哲人的启蒙传统反省的更彻底，因此对苏格拉底问题的理解更深刻。施特劳斯从尼采对苏格拉底的理性主义和乐观主义的批判人手，他洞悉了尼采的深刻用意，却回过头来重新省察苏格拉底问题为什么是政治哲学的开端。施特劳斯说尼采只看到青年时期的苏格拉底，也就是阿里斯托芬的苏格拉底，乃非政治、反爱欲、反缪斯的智者，但他没有看到色诺芬和柏拉图笔下成熟的苏格拉底对政治和哲学的看法。在施特劳斯看来，色诺芬的苏格拉底既是明智的公民，虔敬守法，对政治事务具有出色的判断力，又是明哲审慎的完美哲人。施特劳斯将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描写成清明审慎的政治哲人，这尤其体现在从《理想国》到《礼法》中苏格拉底的转变。苏格拉底理解到政治事务的有限，哲学的求知正是对这种有限的超越，理论由此为政治提供更高的合法性，但哲学必然依赖城邦政治的土壤，哲学首先是政治哲学。政治哲人苏格拉底的成熟形象是《礼法》中为城邦制礼作乐的立法哲人。③
阿伦特与施特劳斯对苏格拉底问题的精辟见解都建立在对西方现代性危机的深刻洞察的基础上，深化了尼采指明的“苏格拉底文化”问题，即理性形而上学的问题，我们由此认识到苏格拉底的政治哲学对于当今时代的重大意义。阿伦特通过塑造公民苏格拉底的形象，提出克服理性形而上学的出路在于交往的政治哲学，它强调公民共同言说和行动的政治生活的意义。施特劳斯通过塑造政治哲人苏格拉底的形象，提出克服理性形而上学的出路在于古典理性的政治哲学，它强调哲人立法和教化城邦的政治使命和明哲审慎的哲人品性。这两种政治哲学的共同特点在于对现代性危机追根溯源，回归古典政治哲学，重新阐释哲学与政治，哲人与城邦之间的关联。
四、小 结
尼采指明的“苏格拉底文化”问题是对整个西方理性形而上学传统的反思。本文从政治哲学的视角重新思考“苏格拉底之死”问题，旨在重新反思哲学与政治、哲人与城邦之间的关联。苏格拉底之死的原因在于，作为公民的苏格拉底与作为哲人的苏格拉底两种身份之间存在巨大冲突，但苏格拉底却没有能化解二者之间的冲突，以致在申辩中将哲学置于城邦的对立面，他自身也实现了为哲学献身的使命。要化解哲人与城邦之间的冲突，首先要协调公民与哲人两种身份的关系，哲人既是虔敬守法的公民，又要具有明智审慎的哲人品性。其次作为政治哲人还要承担为城邦立法和教化城邦的使命，哲人不能用理性思考摧毁城邦的礼法和各种意见，而是要通过立法和教化来净化城邦，移风易俗。教化而非启蒙才是具有古典智慧的政治哲人在城邦中所需履行的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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