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建勇，任颖卮+
【摘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理论来源是多元的。具体来说：“问题与主义”之争可视为毛泽东提出这一命题的思想铺垫，抗战爆发后党的理论工作者关于“民族形式”问题的讨论形成了思想共鸣，斯大林“民族文化”和“民族形式”的论述则为其提供了理论借鉴。总之，毛泽东是在实践的基础上，经过理论的长期交流与探索，提出这一影响深远的重要命题的。
【关键词】毛泽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民族形式；学理渊源
中图分类号：A8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 - 7660 (2012) 02 -0051 -06
关于毛泽东在1938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所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学理基础问题，理论界已有学者作专门的研究，其主要观点是：五四以后知识界所逐渐形成的学术“中国化”共识以及当时部分马克思主义学者对“中国化”问题的论述、中国共产党人逐步累积成熟起来的有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识、共产国际七大关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运用到“具体环境”和“具体条件”中去的思想观点等，为这一命题的提出提供了宝贵的学理资源。①还有一些论著中提及过这一问题，但并不系统。本文拟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通过若干史料的梳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提出的学理渊源问题作再讨论，以期完善对此问题的认识。
一、思想铺垫：“问题与主义”之争及其对于毛泽东的影响
有关史料和理论界的研究表明，五四后国内思想界关于“问题与主义”问题的争鸣对于毛泽东产生过重要影响。而中共早期领导人也产生过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进行结合的朴素思想。这些思想可视为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思想铺垫。
五四前后，各种西方思潮和主义涌人中国，思想文化界呈现出热闹的景象。“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故“求进步的国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也看。”②在这其中，“社会主义”是一个热门话题。不仅热衷于追捧新思潮的青年，而且不少政客如安福系首领、众议院议长王揖唐等人也挂起了社会主义研究的招牌。这引起了信奉实用主义的胡适的极大反感。他在1919年7月出版的《每周评论》（胡适时任该刊的主编）第31号上发表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檄文，对于鹦鹉学舌式的高谈进口“主义”的现象进行了批评，提出“请你们多提出一些问题，少谈一些纸上的主义”；“请你们多多研究这个问题如何解决，那个问题如何解决，不要高谈这种主义如何新奇，那个主义如何奥妙”③。
胡适的文章发表以后，旋即招致李大钊等人的批评。李大钊在寄给《每周评论》的《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中，针对胡适的观点，提出： “问题”与“主义”有不能分离的关系，解决问题离不开主义，而有了主义，才能更好地解决问题。胡适则又接连撰写了<三论问题与主义》和《四论问题与主义》进行答辩，继续阐发自己的观点。
胡、李二位先生对于“问题与主义”的观点虽各有不同，但后人注意到，他们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却是相通的：胡适所发表的系列文章，内容主旨是：一切主义，一切学理，都该研究，但都只可认作是一些假设的见解，不可认作天经地义的信条。输入学说要注意当时发生这些学说的时势情形，注意“论主”的生平事实和他所受的学术影响，注意每种学说已经发生的效果。而李大钊固然不赞同胡适的有关论点，表示：“我的意见稍与先生不同，但也承认我们最近发表的言论，偏于纸上空谈的多，涉及实际问题的少。以后誓向实际的方面去作。”①他还强调，“大凡一个主义，都有理想与实际两方面。”“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昕以现代的社会主义，包含着许多把他的精神变作实际的形式使合于现在需要的企图。”②两人对于外来学理和主义要适应“中国今日的时势”的问题上是有共识的。
有研究者认为，李大钊的这些话实际上提出了把马克思主义与本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思想。而同时，作为非马克思主义者的胡适，他对于“问题与主义”的认识虽有其片面性，但却点中了问题的要害，对于李大钊形成相关认识具有一定的启迪作用。马克思主义者吸取了胡适的部分观点，对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问题进行了初步思考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它促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萌芽。③
“问题与主义”之争对于毛泽东及其他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如瞿秋白、张国焘等人都产生过重要影响。在1919年，毛泽东起草了“问题研究会章程”。《章程》第一条指出：“同人今设一会，注重解决如斯之问题，先从研究人手，定名问题研究会。”在第二条中，毛泽东罗列了拟研究的71个问题，包括教育问题、女子问题、孔子问题、东西文明会合问题等等，并特别强调：“问题之研究，须以学理为依据。因此各种问题研究之先，须为各种主义之研究”。④1920年3月在解释自己为什么不出国留学时，毛泽东先是介绍说普问询过胡适等人的意见，“他们都以我的竟（意）见为然，胡适之并且作过一篇《非留学篇》。”又说：“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微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⑤到了1930年，深受教条主义之苦的毛泽东则在他的理论名篇《反对本本主义》中提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共产党的正确的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这就是说要在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因此，我们需要时时了解社会情况，时时进行实际调查。”⑥在他论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那段文字中，毛泽东又说：“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⑦在一定意义上讲，毛泽东后来的这些思想或可视为是要把“问题与主义”结合起来思想的历史延续和再发挥，二者存在着历史脉络的延续性。
二、思想共鸣：抗战爆发后党的理论工作者关于“民族形式”问题的讨论
早期中共党人受无产阶级“世界革命”思想、五四前期反传统的文化激情、敌对政治势力片面强调中国的国情和文化的特殊性并以“民族主义文学”等旗号围剿左翼文学和文化运动的负面影响，以及自身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不足等主观因素的限制，在文化问题上，较为重视时代性、革命性和阶级性等特征，对于文化的民族性、继承性总体来说是相当轻视和忽略的。甚至于还常常用文化的“时代性”来说明、取代，或竟以其去根本抹煞不同文化间的“民族性”区别问题。关于这一点，我们从土地革命时期诸如“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列宁师范学校”、“高尔基戏剧学校”、“少共国际师”等名称便可窥其一斑。
这种情况在20世纪30年代后，因为唯物辩证法传播的深入、民族危机的日益加深、共产国际所指示的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影响、以及“中国本位文化运动”与“全盘西化”论争等因素的影响而得以改变，文化的“民族性”问题受到了左翼文化人和中国共产党人的逐渐重视。①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所开展的新启蒙运动中，陈伯达、艾思奇、何干之等人对于文化的民族性问题进行了讨论和反思，强调对于旧传统思想文化，除须进行“有系统的深刻的批判”之外，还应该重视整理、发挥和利用其中积极的合理性的一面。1937年夏秋，陈、艾、何等人先后奔赴延安，他们同毛泽东、张闻天等中共高层领导人有着较为密切的交往，其中陈伯达还担任了毛泽东的秘书。这就为他们将新启蒙运动的思想特别是文化民族性意识带人中共党内提供了方便。1937年11月，他们中有人在以“丛贤”为笔名在中共机关刊物《解放》上所发表的《现阶段的文化运动》的文中，不仅强烈地宣示了对于文化“民族性”的强烈体认，而且还提出了文化“中国化”的问题。其中写道：“文化运动现在是要最积极地担负起它在抗战中应尽的任务。”“民族的文化是要能够激发民众的民族意识的东西。在这一方面，我们的民族自然也有可贵的传统，值得我们加以发扬。”“要使我们的文化运动充分中国化！过去的新文化运动，外国气味实在太重了，这是它不能成为大众文化的一个原因。我们不是反对接受优良的外国文化。马克思主义和辩证法唯物论就可以说是在外国文化中接受过来的。然而不是生吞活剥地简单接受一个死东西，而是要把它种在自己土地上，使它适合中国的营养条件。”②
同期所发表的李初梨的《十年来新文化运动的检讨》也认为当前“马列主义的具体化与通俗化，仍然不够”，呼吁要“使马列主义更具体化、中国化，同时更广泛地深入地进行通俗化大众化的工作。”③
1938年5月以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名义发表的《我们关于目前文化运动的意见》，指出日寇的侵略使得中国文化遭逢着旷古未有的大灾难，但文化界还是有人不愿科学地和理智地去理解自己民族的历史。文章列举了中国自古至今最优秀的文化圣贤孔子、墨子、鲁迅等人，指出他们“不但为我祖国河山生色，而且也正是我民族长存至今之重大的因素。”认为，从抗战动员的需要上：“在文化工作上疏忽自己民族的历史，疏忽自己民族的特点，或者不去理解自己民族的弱点，这是错误的。”“我们文化界的战士，必须明确不易地宣布：我们是真正的中国文化和东方文化传统的继承者。”“文化的新内容和旧的民族形式结合起来，这是目前新文化运动所最需要强调提出的问题”，“苏联各民族文化的伟大发展的经验，在这点上正是足资我们深刻的参考的。从我们过去一切文化运动的经验已证明了出来，忽视文化上旧的民族形式，则新文化的教育是很困难深入最广大的群众的。因此，新文化的民族化（中国化）和大众化，二者实是不可分开的。忽视民族化而空谈大众化，这是抽象的，非现实的。在伟大的抗战前面，我们急须唤醒数万万同胞的兴起，以争取民族之伟大的胜利。这种抽象的、非现实的、不切实际的空谈，在文化上，是需要立即抛弃了的。”④
在毛泽东发表《论新阶段》报告之前，陈伯达于1938年7月1日发表了《我们继续历史的事业前进——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十七周年而作》一文中，陈不仅论证了中国共产党是“彻底代表民族利益的政党”，而且明确地阐述了中国共产党、马列主义和中国民族传统三者之间的关系，说明了马列主义与中国民族实际相结合、在中国实现其“具体化”的必要性和必然性问题。文章说：
中国共产党信奉马克思列宁主义，但中国共产党并没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当成死的教条。马克思列宁主义最伟大的特点之一，便是应用在各民族的具体历史斗争中，能够善于考察、研究、探索和熟悉各民族的特殊和固有之点——我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度，我们这里有自己民族的特点，有许多特殊的历史斗争条件，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我们这里的应用，就需要具体地估计到这种特点和历史条件，并根据这种特点和历史条件，能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善于加以具体的发挥和充实，善于规定自己奋斗的方法和步骤。
中国共产党信奉马克思列宁主义，但这并不是说，中国共产党就不要中国的固有文化传统，不要中国民族历史中一切优秀的人物所创造的学说的。恰恰相反，中国共产党是继承中国一切最好的固有的文化，中国一切最优秀的学说的。中国共产党认为自己是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革命精华的继承者，是近代中国维新运动和革命运动中一切优秀启蒙思想的继承者，是中国古代一切最优秀文物的继承者。①
1938年9月艾思奇所发表的《共产主义与道德》则认为：
如果有人说共产主义者只是国际主义者，不能同时成为真正的民族主义者，因此在中国的共产主义者也不能谈民族道德的发扬，这就完全是一种公式的、形式论理学的曲解……中国的共产主义者能够同时是革命的民族主义者，而且本来也就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优秀的子孙。共产主义者必须而且已经以继承着和发扬者中国民族优秀的传统，不论是一般文化方面的或单单道德方面的。②
在陈、艾等人的文章中，不仅使用了“中国化”的概念，而且还谈论到了文化的“民族形式”问题，讨论了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相统一的问题。如果我们对比一下毛泽东谈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那段文字中对于“中国化”、“民族形式”等概念的运用及对于文化民族性问题（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极力强调，以及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相统一的说法，便不难发现二者从概念表述到内容甚至行文的相似性。这一时期毛泽东正废寝忘食地攻读马列主义的理论，并曾专门指派在西安的叶剑英等人购买真正是通俗的而又有价值的著作例如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柳浞的《街头讲话》之类供干部学习，③还时常同陈伯达、艾思奇等人讨论理论问题，特别是对于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哲学与生活》等进行过仔细的研读。④1938年9月经由毛泽东倡导，艾思奇、何敬思等人还在延安发起成立了新哲学会。考虑到这些，可以认为毛泽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受到了这些理论工作者们的直接影响。
美国学者雷蒙德·怀利认为，陈伯达对于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产生了直接的影响：陈“为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实践的统一起来提供了口号以及基本原理rationale（不是基本概念，这是毛泽东自己独立阐明的）”。⑤另一位美国学者舒衡哲也认为，陈伯达关于中国开展中国化运动的观点“传人了毛泽东的耳朵里”，毛泽东“发现中国化的概念十分有用，使他能够把自己共产主义思想适用于中国的实践经验，提升为普遍性的原则”后，将其运用到《论新阶段》的讲话中。⑥笔者认为怀利、舒衡哲的判断虽然有一定的道理，但有商榷余地。应该说是20世纪30年代后期以来中共文化民族性的觉醒、包括陈伯达在内的众多中共理论家对于“中国化”、“民族形式”等问题的阐释和运用，为毛泽东形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氛围和思想素材，而且，毛泽东对于“民族形式”思想的了解渠道可能是多源的，并不局限于他身边的这些秀才们。例如，按照一些学者的考证，张闻天在1936年已经初步形成了必须使马列主义“中国化”、“民族化”的思想。1937年9月IO日他在中央政治局党委扩大会议上讨论宣传教育工作时，提出宣传教育工作目前主要问题是不适合于情况与具体需要，“宣传教育工作就是要向什么人说什么话”，“主要原则是理论与实际一致，事实上这一点做得很少，理论一定要与实际联系，要中国化”，后来，他又在《解放》周刊上撰文，进一步提出了“文化运动中国化”、“马列主义具体化、中国化”的主张。⑦显然，张闻天的这些认识毛泽东应该会有所了解。又有学者认为，毛泽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是“受到了梁漱溟的启发”，理由是1938年1月，二人曾在“延安的窑洞里有过六次十分深入的交谈”，而梁是一个“中国文化至上论”者，他向毛泽东说明，正是由于过去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是外来的，而中共不了解中国社会的特殊构造，拿外国的办法到中国来用，才造成中共过去十年劳而无功。①还有研究者提出，晏阳初在20世纪30,年代初便曾提出过“以中国的社会事实一般的学理原则，促立中国化的社会科学”的目标，比陈伯达等人使用这一概念的时间要早得多，且晏、毛二人素有交往，1938年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之前两位同龄人还曾相聚延安，融融晤谈，因此毛泽东从晏阳初那里借用“中国化”概念，不全无可能。②不过这些结论推测成份比较大，尚待史料的进一步验证。
问题的关键还在于，从“民族形式”思想的渊源来讲，它并不是中共理论家们的发明，而是另有来源。这就是斯大林所提出的民族文化理论。三、借鉴创新：斯大林“民族文化”
和“民族形式”理论
1925年斯大林在东方大学发表了后来以《东方大学的政治任务》为题的演讲。其内容主旨是要回答一封布雅特的“同志来信”所提出的苏维埃共和国各民族文化与无产阶级的全人类的文化的关系问题。这封“同志来信”的主要内容是：
务恳将下面的几个对我们非常重要而困难的问题加以解释：共产党的终极目的，是统一的全人类文化。怎样经过我们各个自治共和国境内所发展的民族文化而转到统一的全人类文化呢？各个民族文化的特性（语言等等）怎样能同化起来呢？③
斯大林对此的回答是：
什么是民族文化呢？如何把它与无产阶级的文化联合起来呢？……如何把建设民族文化、以本地言语发展学校和训练班、培养地方干部，跟建设社会主义建设无产阶级文化相配合起来呢？这里有没有不可超过的矛盾？当然是没有的！我们是在建设无产阶级的文化。这完全是对的。但是无产阶级的文化，其内容是社会主义的，它在被卷入社会主义建设各人民当中，依语言、风俗等等的不同，而采取了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和方法，这同样是对的。内容，是无产阶级的；形式，是民族的——这就是社会主义所走向的全人类的文化。无产阶级的文化，并不是取消民族的文化，而是给它以内容。反之，民族的文化，也不取消无产阶级的文化，而是给它以形式。当资产阶级当政，而民族的团结是发生在资产阶级秩序保护之下的时候，民族文化的口号，乃是资产阶级的口号。当无产阶级当政，民族的团结是发生在苏维埃政权保护之下的时候，民族文化的口号，乃是无产阶级的口号……
无产阶级的全人类的文化，不但不排斥，反而以民族的文化为前提，反而要滋生民族文化，正如民族文化不但不排斥，反而补充无产阶级的全人类的文化，使它更加丰富。④
斯大林“民族文化”观的核心是“民族化”，是主张通过“民族形式”来推行和发展无产阶级的文化。认为无产阶级文化和民族的文化不是相互排斥的，而是互为依存补充的：各民族的文化可以补充丰富无产阶级的全人类的文化，无产阶级的文化则应以民族的文化为前提，并滋生民族文化。斯大林运用列宁主义的民族观点，依据不同历史条件和环境区分对待，将“民族文化”做无产阶级所属和资产阶级所属区别，使得曾被认为是狭隘的、资产阶级常说的民族文化得以成为“无产阶级的口号”。归根到底，“民族化’意味着将外来的文化与本民族的文化结合起来化成民族自身的文化，“民族的形式、社会主义的内容”就是将二者统一起来的最好方式。⑤
斯大林关于苏联的“民族文化”学说在1937年由延安中苏文化协会所主办的刊物《中苏文化》杂志介绍到中国来，对于毛泽东等人产生了重要影响。陈伯达在1938年7月所写的《论文化运动的民族传统》一文中，便曾指出：“如果检讨十年中新兴文化运动的缺点，可说是有些文化工作者对于文化的民族传统还注意得不够，还发挥得不够……有些文化工作者对于旧文化形式的利用，还没有给予适当的注意。一些文化工作者还没有具体地注意到、理解到斯大林关于苏联文化发展所提出的社会主义内容和民族形式的名论，而去根据自己民族的革命运动，根据自己民族的特点，根据自己民族所需要的文化运动，把这名论在实际中最广泛地具体运用起来。”①1939年初，陈伯达在《关于民族形式问题的杂记》一文中又指出：“民族形式问题，也就是‘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的问题。”②从而将“民族形式”问题与毛泽东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联系在一起。在20世纪40年代文艺“民族形式”论争当中，郑伯奇、郭沫若等也曾明确指出毛泽东的“民族形式”命题来源于苏联斯大林的“民族文化”理论。③
试比较毛泽东在《论新阶段》中对于“民族形式”术语的运用，可以看出他对“民族形式”的理解与斯大林“民族的特性”的表述本义是一致的，表述方式也是如出一辙，后者对于前者的影响和借鉴关系是明显的：所谓“民族形式和国际主义的内容”正是对“社会主义的内容、民族的形式”的借鉴，所谓“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④，正是对斯大林“宣传的民族化”主张的接受和具体实践。1942年，整风运动期间在延安干部会上的讲演（即《反对党八股》）中，毛泽东非常明确地指出他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的讲话是有关宣传的民族化的。⑤1940年1月在《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和新民主主义的文化》讲演中再次提出“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民族形式。民族的形式，新民主主义的内容——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新文化。”从论证“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相统一”并提出民族的形式和国际主义的内容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到形成“民族的形式，新民主主义的内容”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毛泽东不仅借鉴了、而且还创造性地发展了斯大林的“民族文化”和“民族形式”的有关思想。
对于上面所说明毛泽东形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理论渊源及其身边的理论家对于他形成这一思想的可能影响，要给予恰当的估计。韩国学者金良守在他的《论“民族形式”论争的发端问题》一文中认为，由于陈伯达先于毛泽东使用了“民族形式”的术语，所以“在民族形式概念的定位过程中，陈伯达与毛泽东的关系怎样呢？我以为，陈伯达是在为毛泽东提出‘民族形式’做理论上的准备……总而言之，按照1938年陈伯达和毛泽东发表的文章的内容和当时两人之间的关系，陈伯达对‘民族形式’所奠定的理论基础，毛泽东把它发表于《论新阶段》中。”⑥
金良守（以及前文所引舒衡哲的所谓陈伯达关于中国开展中国化运动的观点‘传人了毛泽东的耳朵里’，毛泽东‘发现中国化的概念十分有用’后，将其运用到《论新阶段》的讲话中）的判断的问题在于：(1)“民族形式”问题并非是由陈伯达奠定理论基础的；(2)毛泽东对于这一理论的了解并非仅仅只有陈伯达一个渠道；(3)措辞上似乎认为毛泽东有挪用抄袭的嫌疑，很不妥当。应当说，伴随着中共文化民族性的觉醒和政治上对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倡导，对于“民族形式”问题的重视是中共政治家和理论家们的共识。毛泽东与身边的秀才们进行理论交流也是非常正常的工作行为和政治活动。作为中共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能够在繁忙的政务活动中，把握文化动态，完成“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最高决策，本身就是非常值得称道的。毛泽东的论述是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对于斯大林有关理论灵活的借鉴和创造性的运用。
总之，可以认为：毛泽东是在实践的基础上，经过理论的长期交流与探索，提出了这一影响深远的重要命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理论来源是多元的。
（责任编辑 欣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