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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志高
【摘要】张闻天在较长时间内在党内负总责，他的态度直接关系到毛泽东能否顺利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张闻天对“民族化”、“中国化”的强调，为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思想铺垫。六届六中全会上张闻天又旗帜鲜明地呼应和支持了毛泽东的主张。但由于思想的局限，张闻天在实际工作中没有很好贯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张，引起了毛泽东的批评。张闻天虚怀若谷，到实践中“补课”，以实际行动支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事业，并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
【关键词】毛泽东；张闻天；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中图分类号：D23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 -7660 (2012) 02 -0057 -06
众所周知，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第一次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命题。需要注意的是，此时的毛泽东在党内的最高领导地位还没有完全确立，张闻天从遵义会议以来一直在党内负总责。毛泽东能否顺利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张闻天的态度显然是个关键。在延安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张闻天经历了怎样的心路历程？毛泽东和张闻天是怎样互动的？本文试图对此作出初步的分析。
一
教条主义曾在中共党内盛行一时，并带来严重危害。在长征途中，毛洛合作推动了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初步纠正了“左”倾错误，并逐级形成新的领导格局。其核心是实际上的军事统帅毛泽东同党中央负总责的张闻天的合作，“毛洛合作”格局一直持续到1938年9月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①这种合作是有着共同基础的。毛泽东历来反对照搬照抄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的本本主义，而张闻天在革命实践中也逐渐认识到教条主义的危害并从“左”倾错误领导集团中分化出来。此后，张闻天的思想认识在实践中进一步深化，并提出“中国化”的主张。
1935年11月中旬，共产国际七大的精神传到陕北。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七大上强调，要“使我们的工作免于僵化的刻板公式”，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应用到特殊国家的具体环境中”②。共产党人绝不能把斗争的现成方式和方法“从一个国家机械地搬到另一个国家”，必须“学习如何把单一的国际路线有效地应用到每个国家的实际生活的特殊条件上去”③。张闻天积极响应和贯彻共产国际七大的精神。1936年3月20日晋西会议上，张闻天就如何贯彻共产国际七大决议时提出，“决议中关于欧洲的问题讲得多些，我们应该使之民族化，使之适合于我们的具体环境。”④
1937年9月10日，张闻天又提出，宣传教育工作“主要原则是理论与实际一致，事实上这一点做得很少，理论一定要与实际联系，要中国化。”⑤同年11月14日，张闻天在特区文化协会成立大会上所作的报告中评价了当时流行的通俗读物，指出这些读物能够进一步把马克思列宁的理论具体化、中国化，贡献自然不少；可是具体的程度还不够，而且犯了“差不多”的毛病。他指出今天文化界的任务：第一要适应抗战，第二要大众化、中国化。①
查阅当时领导人的言论，可以看到“国际化”、“中国化”的提法在当时是不多见的。张闻天的这些观点有其积极意义，但也存在不足。提出将共产国际决议民族化，相较于照搬照抄国际决议的教条主义而言，自然是很大进步。但其认识前提却是肯定共产国际决议的真理性和权威性。宣传工作的“中国化”与毛泽东所讲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还有着相当距离。但应该看到，以张闻天当时在党内的特殊地位，他所倡导的“民族化”、“中国化”，为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所发挥的思想铺垫作用是可想而知的。
1938年9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郑重提出，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②
毛泽东的发言得到了张闻天的呼应。张闻天在发言中提出“组织工作中国化”、“马列主义中国化”的命题。他说：“在组织工作中必须熟习马列主义的基本原则。但必须严格的估计到中国民族的、政治的、文化的、思想习惯的各种特点，来决定组织工作的特点，来使组织工作中国化。”③张闻天反对将提倡民族化指责为“狭隘的民族主义”，并批评关门主义“不要求马列主义的深刻的研究与实际经验的苦思”④。他主张把布尔什维克的原则的坚定性与实际工作中策略上的灵活性，把抽象的马列主义的原则与具体的实际工作经验统一起来。张闻天指出，在教育工作中，“要认真的使马列主义中国化，使它为中国最广大的人民所接受。”⑤
从大会发言情况来看，王稼祥作《国际指示报告》，主要是传达共产国际精神，肯定中共政治路线的正确和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周恩来、朱德、项英、陈云、刘少奇等分别作关于统一战线工作、八路军工作、新四军工作、青年工作、党规党法等方面的报告，贺龙、杨尚昆、关向应、邓小平、彭真、罗荣桓等人分别作了有关地方工作的报告。这些报告大多涉及具体某一领域或某一方面的问题，没有涉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而张闻天的发言则专门谈到这一问题。考虑到此时的张闻天仍然是主持中央常务工作的书记，他的表态显然是对毛泽东的重大支持。
王明在大会发言中也不得不承认，“马列主义理论中国化问题——马列主义理论民族化，即是将马列主义具体应用于中国，是完全对的。的确，只有使马列主义深广的中国化，成为中国人民血肉之亲的东西，成为中国历史发展和社会进化的必然产物，成为继承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从孔子到孙中山），才能够真正家喻户晓和深入人心。”他表示，“毛、洛报告提出的全对”。
二
鉴于共产国际明确主张“领导机关中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⑦，张闻天在六中全会期间向毛泽东提出“把总书记一职让掉”，并“推举毛泽东同志为中央总书记”⑧。尽管没有得到毛泽东同意，张闻天还是有意识地把自己的工作职责向宣传教育工作转移。宣传教育工作恰恰是在全党确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意识的关键所在，这也正是毛泽东所非常关注的。在1939年2月8日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毛泽东提议设干部教育部，以张闻天为部长。从这一职务的人事安排看来，毛泽东对张闻天是抱以很大期望的。张闻天也确实兢兢业业地努力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工作。
在宣传工作方面，张闻天要求宣传部门要“提高理论水平，使马列主义中国化”，要“继续翻译与出版马列丛书，更多地注意中级读物的编辑与审查”⑨。张闻天特别注意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译著工作。在他的提议和组织下，从1938年起，经过前后六年的努力，相继编译出版“马恩丛书”（十册）、“列宁选集”（共二十卷）。其中“马恩丛书”包括：《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政治经济学论丛》、 《马恩通信选集》、《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资本论）提纲》、《哥达纲领批判》、《拿破仑第三政变记》、《法兰西阶级斗争》。张闻天还亲自参与了《法兰西内战》的翻译工作。这三十本马克思主义经典书籍的翻译出版，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推进提供了重要基础。
在干部教育工作方面，张闻天也倾注了很大精力。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张闻天就指出，党校教育方针的第一条即要求注重“理论与实际的联系，特别着重于马列主义的革命精神与方法的教育，着重于拿实际问题说明马列主义的原则。”①在1940年1月发出的《中央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又指出，“全党干部都应当学习和研究马列主义的理论及其在中国的具体运用。”②同年2月，张闻天起草的《关于办理党校的指示》规定：“各级党校的基本任务是在以马列主义的理论与实际来教育干部”，“求得理论与实际的一致，是党校教习的中心目标”③。
为了落实理论联系实际的要求，张闻天在课程设置上也颇费心思。他在《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指示》中特意规定：甲类干部的课程为：联共党史、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哲学；乙类干部的课程为：文化课与中国问题同时并进，然后转入甲类课程；丙类干部的课程为：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党建）、中国问题，然后转入甲类课程；丁类干部的课程为：文化课与党建同时并进，党建学完则学中国问题。还要求时事问题为一切在职干部必须经常研究的课目。④
在张闻天直接负责的延安马列学院教学中，同样考虑了课程安排。学员除学习理论知识外，还学习时事政治和中央政策，经常听中央领导人和各根据地负责人报告，参加劳动和社会调查。张闻天对马列学院的教学颇感满意。他说，学生“有充分时间学习看书，开会很少，采用宽大的民主的办法，教育方法活泼，没有教条主义。”⑤
然而在毛泽东看来，延安的教育工作是不能令人满意的。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对教育工作进行了严厉批评。他说，“在学校的教育中，在在职干部的教育中，教哲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革命的逻辑，教经济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经济的特点，教政治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革命的策略，教军事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适合中国特点的战略和战术，诸如此类。其结果，谬种流传，误人不浅。”⑥
7月，根据毛泽东的讲话精神，延安马列学院改组为马列研究院。8月27日，毛泽东再一次对延安干部教育提出批评。他认为，延安的学校是一种概论学校，缺乏实际政策的教育。过去我们只教理论，没有教会如何运用理论，就像只教斧头本身，而没有教会如何使用斧头去做桌子。改造学习要采用革命的精神，对干部教育、学校教育、国民教育都要有一个大的改造。⑦张闻天表示同意毛泽东的意见并解释说，为使理论与实际的联系，过去马列学院也采用过一些办法，如学西方史、中国史、联共党史等。如每周有党日请中央同志作报告，注意当前的策略问题。要改造教育则要规定各校的课程比例，加强党内实际政策的教育。马列主义概论是否还要教，政治经济学概论要教多少时间，这些都需要考虑。⑧
毛泽东的批评让张闻天感到“有点苦闷”，大约在这年的六、七月间，毛泽东找张闻天谈话，严厉批评张“有狭、高、空、怯、私的毛病”，并指责其“不顾全大局，无自我批评精神”。张闻天“听了虽然不舒服”，但“仍然承认了自己的错误”⑨。
12月1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张闻天提出学校教育改造计划。毛泽东认为这个草案很好，但有缺点，只强调研究实际，未说明研究理论的重要。过去教育，主要缺点是只教学却没有注意教人家去用。最容易是只教学，最难的教用，要教人家拿来分析问题，研究中匡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草案中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际联系问题没有解决好。张闻天解释说：关于理论与实际的问题，过去马列学院是看重学习理论的，但也有发生偏向的。目前这个草案是着重于多搞些实际政策教育，以纠正过去主观主义与教条主义的错误。确实最近又有些人发生另一种偏向，说理论不要学，或者读列宁左派幼稚病时读一章就再读一篇党的文件。①张闻天所起草的干部教育草案或偏于理论忽视实践，或侧重实践而缺失理论，在理论与实践之间，张闻天似乎处于进退失据、束手无策之境。
12月17日，毛泽东在修改中共中央关于延安干部学校决定时，加写道：“关于马列主义的教授与学习，应坚决纠正过去不注重领会其实质而注重了解其形式，不注重应用而注重死读的错误方向。必须用全力使学者由领会马列主义实质到把它具体应用于中国环境。”②这段话既反映了毛泽东的教育观，也暗含了对张闻天领导延安干部教育工作的批评。
今天看来，毛泽东对张闻天的批评有其不当之处。如张闻天所抱怨的，“关于干部教育的几个指示，确经中央通过，而且均用中央书记处名义发出的”③。以此批评张闻天确实有失公允。但毛泽东的批评也不无道理，甚至可以说是指出了张闻天的一个根本性缺点。应当承认，张闻天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同是真诚的，他也试图努力将其贯彻到具体工作中去。但无论是在认识上还是在行动中，张闻天更热心于也更擅长于理论研究。把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则是他的短项，而这恰恰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核心精神。正如师哲所说，张闻天在理论方面有相当的修养，但在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问题上则不能尽善尽美。“在他的思想中，或多或少地存在着某些教条主义色彩，如在延安主管马列学院和中央宣传部的工作时就是如此。”④尽管张闻天也一般地批评教条主义，但他还没有认识到自己过去所犯的教条主义错误，也没有进行深刻反思，这就使得他对教条主义的批判缺乏彻底性，也就使得他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努力大打折扣。张闻天自己也说，“曾经想在马列学院创造一种新的学风、新的党风、新的文风，而结果却发展了教条主义、自由主义与党八股。”⑤
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毛泽东对张闻天的种种批评反映了他对当时党内思想状况的不满。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王明虽然在口头上肯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但实际上仍然坚持过去的错误。集中反映王明“左”倾错误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甚至在延安印行了第三版。这种状况表明教条主义在党内仍然有市场。而1941年毛泽东所作的那篇措辞尖锐、直指教条主义的《改造我们的学习》的重要讲话，却在党的高级干部中没有引起多少反响，宣传部门也没有及时在报上报道。这不能不让毛泽东对负责宣传工作的张闻天产生不满。张闻天的这种迟钝，也反映出他本人对于教条主义的本质和危害的认识尚不深刻。张闻天的思想状况映射出党内高级干部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识水平。这不能不让毛泽东感到担忧。
在毛泽东看来，“犯思想病最顽固的”是高级干部。“整风主要整高级干部”，“将他们的思想打通”。“只要把他们教育好了，下级干部的进步就快了。”⑥而张闻天正是这样的高级干部，他曾经是“左”倾错误集团中的第二号人物，遵义会议后又在党内负总责。毛泽东对张闻天的批评，不仅是纠正其具体工作中的错误，而且也有通过对张的批评来打通党内其他同志思想的意图。
三
对于毛泽东的批评，张闻天虽然觉得不舒服，但还是接受了。他以一个共产党员的坦荡胸怀，正视自己的错误，勇于承认错误，努力在实践中纠正错误，以实际行动支持了毛泽东所倡导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
1941年的九月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尖锐地批评了六届四中全会以来“左”倾路线的错误，并指出“六中全会对主观主义作了斗争，但有一部分同志还存在着主观主义，主要表现在延安的各种工作中。在延安的学校中、文化人中，都有主观主义、教条主义。”①张闻天同意毛泽东的判断并表示，在“左”倾错误中，“我是主要的负责人之一，应当承认错误。特别在宣传错误政策上我应负更多的责任。”“我个人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极严重，理论与实际脱离，过去没有深刻了解到。自己虽是对这个问题说得、写得都很多，但了解并不清楚。”②张闻天的态度，为九月会议的成功奠定了基础。毛泽东后来说，1941年“九月会议”是改造的关键，否则我是不敢到中央党校去作整风报告的。③
尤其值得称道的是，张闻天在职务变动的情况下，仍然坚决地在政治上拥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确方向。1943年4月，张闻天去看望病中的王明。王明称：这次整风，主要是整我们莫斯科回来的同志，尤其是你。张闻天当即表示：“我们过去确有很多错误，应该好好反省。”④这充分反映了一个共产党员坚持真理，勇于承认错误和改正错误的坦荡胸怀。
在1943年12月的“反省笔记”和1945年的中共七大发言中，张闻天反复检讨过去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他说，“我没有把马克思主义当做行动的指南，却反而把它当做了教条”⑤。由于“左”倾错误所造成的损失，“我是主要负责者之一，我是应该完全负责的，特别在发挥教条主义，反机会主义的思想斗争及后期苏维埃工作方面”⑥。尽管在当时的情况下，张闻天的检讨有些言过其实，但其态度是真诚的，这也得到了党内同志的欢迎。
在对历史经验的总结中，张闻天极力推崇毛泽东所代表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方向。1944年5月中旬，在修改党的历史问题决议的草案稿时，张闻天指出，“十年内战更使我党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统一的思想，在内战中有了极大的发展，给中国共产党指出了正确的方向。”⑦在中共七大上，张闻天又指出，“毛泽东同志不但继承了，而且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他在马克思主义的总宝库中放进了特别的与新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一经结合，产生了中国自己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路线与毛泽东思想”⑧。“我们党今天有了我们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即民族化了的马克思主义，即毛泽东路线与毛泽东思想”⑨。作为曾经的“左”倾错误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作为曾经的党的总负责人，张闻天的表态是极其重要的。
调查研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键环节。为了改变党内理论脱离实际的状况，毛泽东特意出版了《农村调查》-书，他指出：“对于担负指导工作的人来说，有计划地抓住几个城市、几个乡村，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即阶级分析的方法，作几次周密的调查，乃是了解情况的最基本的方法。”⑩毛泽东强调，“对于只懂得理论不懂得实际情况的人，这种调查工作尤为必要，否则他们就不能将理论和实际相联系。”⑩
张闻天认同和接受了毛泽东的这一观点。他意识到，“过去没有做实际工作，缺乏实际经验，现在要补课”①。“为了使自己多多少少同实际接触一番”，张闻天“决心出发，考察一时期”。②1942年1月，张闻天率“延安农村工作调查团”赴绥德及晋西北考察。经过近两个月的实地调研，张闻天先后写出《贺家川八个自然村的调查》、《碧村调查》、《兴县十四个自然村的土地问题研究》、《杨家沟地主调查》等报告以及大量的调查材料。深入农村的实际调研，让张闻天的思想发生深刻变化：“冲破了教条的囚笼，到广阔的、生动的、充满了光与热的、自由的天地中去翱翔——这就是我出发归来后所抱着的愉快心情。”③研究者指出，这是张闻天思想发展过程中的又一次飞跃。这次飞跃主要是在哲学世界观方面，因此带有根本性质。从此，他完全地、彻底地摒弃了主观主义的学风，自觉地向着理论与实际联系、领导与群众结合的方向不断前进。④
在晋西北调查的基础上，张闻天写成《发展新式资本主义》一文，深入探讨了如何发展新民主主义农村经济的问题。“新式资本主义是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全部方向和内容，也是将来社会主义的前提”。他认为，“封建剥削制度是落后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现时比较进步的，可使社会进化的。”⑤张闻天指出，“我们所提倡的新式资本主义，与欧美的旧资本主义不同。我们有革命政权和革命政策，调节社会各阶级关系。凡可以操纵国民生计的工商业，均握在国家手中。”“中国社会将来才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今天则要实行新民主主义，就是新式资本主义。因为中国太落后，只有走过新式资本主义的第一步，才能走社会主义的第二步。”⑥。张闻天的这些观点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杰出成果，与毛泽东后来在《论联合政府》等著作中的所论述的思想是一致的。
张闻天把自己的思想和行动融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努力得到了毛泽东的认可和肯定。在看了张闻天写的“反省笔记”后，毛泽东亲自来到张的窑洞，说：我一口气把它读完了，写得很好！⑦中共七大上在选举第七届中央委员时，毛泽东特意说道：过去犯过“左”倾错误的人，“出来反对第三次‘左’倾路线，他们和其他同志一道反对这条‘左’倾路线”，“没有这些同志以及其他很多同志”，“包括第三次‘左’倾路线错误中的很重要的某些同志，没有他们的赞助，遵义会议的成功是不可能的”。对于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指出，“六中全会是一个重要的关键，没有六中全会，今天的局面不会有这样大”，而“没有过去犯过错误的同志对这条路线的赞助和拥护，六中全会就不可能纠正右倾投降倾向”⑧。毛泽东主张，“虽然犯过路线错误，但是他已经承认错误并且决心改正错误，我们还可以选他。”⑨在选举中央候补委员时，毛泽东再次说，“遵义会议是一个关键，对中国革命的影响非常之大”，“如果没有洛甫、王稼祥两位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⑩。张闻天坚持真理勇于承认错误的态度，不仅得到毛泽东的肯定，也得到了广大与会代表的欢迎。张闻天以较多的票数当选为七届中央委员，随后又当选为政治局委员。
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延安时期毛泽东、张闻天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上的呼应、分歧、合作的关系演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逐步摆脱教条主义的束缚，在全党确立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念的艰辛过程。
（责任编辑 欣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