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丽婷
“虚无主义、形而上学与资本逻辑”研讨会于2011年11月23日在中山大学举行。本次会议由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主办，国内学界众多专家和学者出席了本次研讨会。会议发起人刘森林教授（中山大学）首先介绍了本次会议的背景情况，即虚无主义是德国和俄国思想家反对英国现代文明的举动，德、俄思想家认为英国的现代文明摧毁了他们心目中的崇高价值，目前中国的现代化也面临这样的问题。之后各位学者就这一主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
首先，在如何理解虚无主义及其与形而上学的关系问题上，吴晓明教授（复旦大学）借助海德格尔对虚无主义的深刻分析，澄清以下两点：一是，虚无主义是形而上学的问题，它是一般形而上学即柏拉图主义展开了的历史，在海德格尔看来，形而上学的本质即是虚无主义；二是，虚无主义严格地属于西方或欧洲现象，是现代形而上学的机制和后果，换言之，它是启蒙的后果。而刘森林教授总结了自己研究虚无主义的背景及成果，区分了虚无主义的四个层次（即古代诺斯替主义、否定崇高价值的虚无主义、否定现代基本价值的虚无主义以及尼采所指认的一切都是虚无、无意义的虚无主义）和两种含义（即以屠格涅夫、尼采和马克思为代表的阶级论，俄国、德国思想家所指认的作为英国文明后果的文明论）。
其次，如何克服虚无主义是与会学者关注的焦点之一。贺来教授（吉林大学）围绕价值信念的真实承担者租载体这一问题，对价值虚无主义及其克服进行了前提性的探讨。具有独立人格的自由生命个体是价值信念的真实承担者，然而当个人沦为抽象观念的牺牲品时，真正的价值载体和承担者也就不复存在了，个人向抽象物献祭是价值虚无主义的深层根源。邹诗鹏教授（复旦大学）考察了马克思、韦伯、尼采和海德格尔三种从属于时间逻辑的虚无主义历史哲学话语，指出空间转向是虚无主义话语的新呈现方式，但时间空间化不仅不能化解虚无主义，反而加重了其精神病理。而胡大平教授（南京大学）洞察到，包括现象学和结构主义在内的探索都隐含着更深刻的倒退，即在主体和客体两极化操作中，作为抵抗颓废虚无主义根据的客体优先性被能指的和欲望的优先性剥夺了。与之相反，德里达的“解构”恰恰以破坏性的形式再度将虚无主义反思推到前沿。鉴于虚无主义关涉超感性领域与感性领域的关系，田明博士（中山大学）就以下问题请教了吴晓明教授并与之展开讨论：当我们把理性作为敌人时很容易导致对超感性世界的否定以及对感性世界的简单推崇。这将导致经验的碎片化，而在克服虚无主义时，如何整合这种经验碎片化？此外，杨丽婷博士（巾山大学）通过对海德格尔的技术虚无主义的批判提取了超越虚无主义的理论资源。而郝亿春副教授（中山大学）指出，就在亚里士多德理论当中存在着遏制虚无主义的资源。
同时，虚无主义与犬儒主义的关系也是本次会议的重要议题。汪行福教授（复旦大学）考察了犬儒主义的现象、本质和定义，指出犬儒主义是比虚无主义更进一步的、普遍的时代病症，更为矛盾和复杂的文化心态。它把虚无主义的怀疑变成为明哲保身的讽刺与超然。针对犬儒主义这种“启蒙的虚假意识”，传统的批判范式已失效。观照到当代中国，犬儒主义具有体制性特征。而曹东勃博士（华东理工大学）则以经济学为视角，通过人类行为动机的现代嬗变谈论犬儒主义和虚无主义的内在关联。曹东勃博士的研究使本次讨论彰显了学科交流与融合的特点。而两位学者的发言引发了现场热烈的讨论，并开拓出深广的问题域。马天俊教授（中山大学）首先提醒，虚无主义者与虚无主义批判者须区分，在对待犬儒主义问题时亦然。邹诗鹏教授强调了虚无主义与犬儒主义的区别：前者主要是对现代性的反思，而后者带有强烈的反讽和自欺。徐长福教授（中山大学）追问，颓废主义、虚无主义、犬儒主义的关系，其症状与病根是否一致？仰海峰教授（北京大学）的疑问是，犬儒主义批判作为新的批判范式与批判理论的联系、差别在哪？而刘森林教授指出，启蒙辩证法是具有承担启蒙精神诉求的，而犬儒主义却带有明显卸除公共职责的特征，犬儒主义批判在继承启蒙理性批判的传统时如何处理这种相反诉求？而胡大平教授提醒，现代性确实有虚无主义的问题，但很难将之全归结于虚无主义，我们如何来定位和理解与之相反的那些积极的价值？稍后，两位发言人就以上问题作了精辟而生动的回应。
在虚无主义与资本逻辑的关系问题上，仰海峰教授认为，资本的结构化消解了主体，传统价值也随之瓦解，呈现出虚空的世界。如何填补它，成为形而上学的建构问题。资本逻辑与形而上的建构具有同构关系，并由此才可能滋生出虚无主义。然而，传统价值理念已规范不了市场条件下的日常世俗生活。由此问题在于，如何在市场条件下重构崇高价值？资本逻辑的展开过程在何种意义上会归置我们的思维理念？鉴于中国传统与西方资本逻辑的嫁接和复杂语境，问题更为复杂和严峻。如何在市场条件下建构一套有别于西方形而上学的崇高价值理念，避免西方资本逻辑展开后所形成的虚无主义，是当前的重任。张有奎教授（厦门大学）进一步阐释了资本逻辑与虚无主义的链接和作用机制。两者具有内在统一性。前者是当代的统治性逻辑，摧毁全球范围内的传统价值观乃至生存意义，从而最深刻地推动了后者的展开。后者内在地巩固了前者。破除虚无主义的根本出路在于历史地超出资本逻辑。当前任务在于划定资本逻辑的边界和范围。对此，郝亿春副教授认为，如何通过超越资本逻辑克服虚无主义，其具体方案须做进一步的探讨。而刘森林教授追问，资本逻辑与虚无主义关系的具体展示路径为何？两位发言人就此进行了精彩的回应。
此外，马天俊教授通过对《资本论》的研究，考察了马克思的世界观尤其在劳动问题上的二元性。纯然的物的活动与目的性的活动如何统一，辩证法的解决并未有说服力。由此，马天俊教授的研究间接地展示了马克思与虚无主义的问题域。龙霞博士（中山大学）则以吴晓明教授与刘森林教授关于马克思对施蒂纳批判的学术分歧为关切点，论证了马克思哲学的存在论阐释路向是否具有足够正当性的问题。但邹诗鹏教授提醒，马克思的存在论是社会存在论，不能忽视其社会维度而进行一般的存在论阐释。同时，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也不等同于超验理想。汪行福教授认为，龙霞博士的研究将存在论推进到价值论，这又回到价值与存在世界的二元区分，但这恰是马克思力图克服并已解决的。
最后值得注意的是，虚无主义与当代中国的关联引发了本次会议最为激烈的争辩。刘森林教授的观点颇具典型性，他认为虚无主义作为现代性问题与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紧密相关，这种关联的证据有二：一是朱谦之先生的“新虚无主义”，二是中西方都历经了崇高价值的世俗化过程，儒家的圣、凡区分到宋明理学的圣、凡一致即为明证。吴晓明教授阐述了中国现代化背景下谈论虚无主义的意义：一则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带来了严重的精神困境，二则虚无主义虽然是形而上学的后果，是标准的欧洲现象，但世界在“欧洲化”，参与到这一进程的中国无法规避这一问题。但由于缺乏柏拉图意义上的形而上学传统，对虚无主义问题的探讨会受制于“道器不分、体用不二”的大传统。此外，当中国参与到“世界欧洲化”进程中，它能否开拓出一条非形而上学的超越虚无主义的道路仍有待研究。对此，邹诗鹏教授明确质疑，作为西方天命的虚无主义与完全异质的中国传统如何衔接得上？他强调，上帝造人之际同时也创造了虚无，只有基督教信仰的情结方能有虚无的体验，那么中国的虚无主义体认究竟切身到怎样的程度？中国的问题不是虚“无”，而是虚“物”，道家的“无”只是一种艺术体验，不足以构成西方程度的困扰和焦虑。我们还没有达到虚无主义的高度，不必为虚无主义过度焦虑。田明博士质疑，“Nihilism”（虚无主义）中的“nihil”意指“无”，它与“creation”（创造）对应。西方基督教的背景下，只有上帝才有创造，人只能在上帝给予的质料的基础上进行建构。由此，虚无主义究竟能不能嫁接到中国文化上仍有待讨论。而徐长福教授主张区分两个命题：一是虚无主义作为理论学说与中国的关系；二是虚无主义作为现象与中国的关系。虚无主义是纯粹的西方哲学问题，作为学说与中国无关，而作为现象与中国的关联，还需要进一步肃清。张亮教授也强调，虚无主义移人中国的可能性和边界须慎重考虑。
尽管在相关问题上各有洞见，但与会学者仍在一定程度上达成了共识，即作为欧洲现象的虚无主义是否及如何关联到当代中国，中国的问题如何在虚无主义的分析框架中展开，如何探讨一种有效的遏制虚无主义的路径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的理论资源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这都是后续研究亟须重视并有待解决的问题。
综上所述，本次研讨会围绕“虚无主义、形而上学与资本逻辑”展开了深层的对话与激烈的争辩，从不同层次和角度对议题展开了深入的探索，融汇了国内学界对该问题研究的最新成果，在充分的思想碰撞当中既肃清了基础核心问题，又保留了对话性和异质性的空间，并充分开拓出新的问题域。总而言之，这是一场具有高度理论水平和强烈现实关怀的思想盛会。
（责任编辑 林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