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11年11月21 - 22日，在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之际，由中国中共文献研究会毛泽东思想生平研究分会和广州大学共同举办了“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术研讨会”，来自全国高校和研究机构的百余名学者参加了会议。会议代表中既有从事毛泽东思想生平研究的大家，也有不少初出茅庐的青年学子，他们坚持思想开放、学术争鸣的原则，对会议主题进行了多维度、深层次的理论交锋和思想碰撞，较为全面地展示了毛泽东思想和生平研究的现状。期间，会议还组织了部分专家与媒体的见面会，对毛泽东研究的一些困惑和热点问题进行了集中的交流。编者在录音整理及与会者提交论文的基础上选取了部分专家对学界和社会上普遍关心的热点问题的回应，以飨读者。
录音整理
中图分类号：A8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 -7660( 2012) 01 - 0032 - 13
毛泽东思想生平的研究方法
李捷：关于毛泽东思想生平研究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的一面旗帜，是时代的一面旗帜，也是中华民族的一面旗帜。研究和宣传毛泽东思想、生平业绩、品德风范，有针对性地回答和澄清一些令人们困惑的理论问题和事实真相，有力回击境内外对毛泽东同志进行的别有用心的污蔑、贬损和攻击，自觉抵制形形色色的历史虚无主义的影响，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一个时期以来，污蔑、贬损和攻击毛泽东同志的言论林林总总。明明毛泽东同志是名垂千古的伟大的民族英雄，一些人却偏要把他说成是“千古罪人”；明明毛泽东同志是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奠基人和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者，一些人却偏要把这说成是把中国引上了一条错误道路；明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同志的重要讲话和党中央的一系列决议文献中，一贯充分肯定毛泽东同志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作出的伟大贡献，把孙中山先生、毛泽东同志和邓小平同志并称为20世纪站在时代前列、领导三次历史性的巨大变化的三位伟人，把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探索和业绩作为当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道路和思想理论体系的源头和基础，一些人却偏要无中生有地造谣，说党中央曾就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作出过决定，邓小平也表示过类似的意见。这些都是别有用心，颠倒黑白，造谣污蔑。不容否认，毛泽东同志晚年犯过严重错误。对于经济建设急于求成、盲目求纯、造假浮夸的错误，对于阶级斗争严重扩大化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我们不但不能回避，还要继续深入地研究其发生发展的原因．深刻地记取沉痛教训，永不能再犯。但是，我们也决不能容忍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以此借题发挥，给中国共产党抹黑，给毛泽东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抹黑，给社会主义抹黑。对这些言论，我们不能听之任之，而要通过深入的、有针对性的研究，用事实来说话，用科学论证来说话。
与此同时，我们还要大力加强学科建设，进一步深化毛泽东思想生平研究，努力在研究视野、研究选题、研究方法、研究手段等方面开拓进取，不断创新，以更高质量的学术研究成果，不断推动毛泽东思想生平研究的发展和繁荣。
我们常说，具体才能深入，深入才能具体。这是学术研究的辩证法。毛泽东思想生平研究，在中共党史研究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我们要以毛泽东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早期思想和生平研究为切入点，进一步加强和深化对中国共产党创建史和早期活动史的研究；要以毛泽东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思想和实践研究为切入点，进一步加强和深化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建史和中央革命根据地建设史的研究；要以毛泽东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研究为切入点，进一步加强和深化对中国革命和共产国际关系史的研究；要以毛泽东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实现中国革命伟大历史性转折研究为切入点，进一步加强和深化对三大主力红军长征史的研究；要以毛泽东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领导实现从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战争转变研究为切入点，进一步加强和深化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和发展史的研究；要以毛泽东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夺取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的军事方略、政治方略、经济方略为切入点，进一步加强和深化对抗日战争史特别是陕甘宁边区和其他抗日根据地建设史的研究；要以毛泽东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自党的七大以来逐步提出并完善领导中国革命取得彻底胜利的建国方略为切入点，进一步加强和深化对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共谈判史、解放战争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创建史的研究；要以毛泽东思想形成、发展并日臻完善、最终确立为全党指导思想的发展历程研究为切入点，进一步加强和深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产生的时代背景、社会条件、基本动力、基本规律、基本经验的研究。对于毛泽东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思想发展和历史贡献的研究，对于中国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研究，对于中国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和基本制度形成发展的研究，同样也可以按照从具体到一般、从具体到宏观、从具体到抽象的研究路径，逐步深化。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还要深入研究和科学回答毛泽东同志为什么能够成功、毛泽东同志为什么会犯“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全局性错误、怎样正确看待和评价毛泽东同志的是非功过这样一些社会上广泛关注的问题，用我们的学术成果为广大干部、知识分子和当代大学生解惑释疑。
我们要进一步扩大研究视野，从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的大背景，从世界近现代历史发展的大背景，从世界现代化发展的大背景，从中国当代经济社会发展的大背景，深化毛泽东思想生平研究，深化中共党史研究，深化党的历史文献研究。
我们要进一步加强对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综合性研究和比较性研究，进一步加强对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和对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贯通性研究和比较性研究，深化、拓展和延伸毛泽东思想生平研究的研究领域，使我们的研究更加具有针对性、现实性、启示性。在这种综合性研究、比较性研究和贯通性研究中，要防止和克服把不同领导人及其思想实践割裂开来、对立起来的倾向，要防止和克服把不同领导人在不同背景不同场合针对不同情况所讲的话加以泛化和曲解的倾向。
我们要进一步改进研究方法和研究手段，提倡跨学科研究、综合研究、比较研究和互动性研究，使毛泽东思想生平研究的科学化水平上一个新台阶。
徐俊忠*：应加强对毛泽东思想生平的“认知性研究”
对如何进行毛泽东的生平和思想研究，这几年我提出了一个概念，叫做加强“认知性研究”。我们现在对很多东西都存在着认知性研究不足的问题。认知性研究是学术研究的基础，认知性研究不足是学术难以深入的很重要原因，也是为什么在很多似是而非的伪历史泛滥中，我们处于失语状态的重要原因。尤其对于毛泽东这样丰富得很复杂的政治领袖，是不能以大而无当的空疏学风去对待的。
加强认知性研究，首先就是要重视史料的收集，重视对史料的深耕和研究。这种工作做起来很辛苦，也很繁琐，但却是研究所必须做的。做好了，不仅推进学术，而且有助于廓清历史。比如李锐先生多次说他在给毛泽东当“秘书”时，曾于1959年3月给毛泽东写过信，说1959年二千万吨钢的指标是绝对不能完成的，这个指标不降下来，就会乱套。并说：“我的意见毛听进去了”。给人的印象好像是毛听了李锐的建言，才把钢的指标往下调的。但历史的事实却是，早在1958年11月的武昌会议上，毛泽东就强烈地要求有关部门和负责人必须压低1959年的钢指标。他对于有关部门认为即使搞不到北戴河会议定的二千七百万吨至三千万吨刚，也可以搞到一千八百万吨钢不以为然，认为他们所说的根据不能使他信服。毛泽东说，你们要搞那么多，我也不反对，“问题是办到办不到，有没有根据”。他说，1958年为完成一千零七十万吨钢的任务，搞得六千万人上阵，到处都紧张。要搞一千八百万吨钢，“我觉得还是根据不足”，因为制约钢铁生产的好多关，如选矿之关、采矿之关、破碎之关、冶炼之关、运输之关、质量之关等等都不知何时才能过。因此，不能继续冒失。他告诫大家，胡琴的弦拉得太紧了，有断弦的危险，“如果没有把握，还得下压，一千五百万吨也可以”。毛泽东说这个话的时间比李锐写信早了三、四个月。这个事实告诉我们，李锐先生至少过高地估计了他的信的作用。也告诉我们，把当时出现高指标的账都算到毛泽东头上，是不对的，看不到毛泽东当时与这种高指标做斗争也是不对的。如果你不加强认知性研究，人们得不到正确的历史信息，那些误解、歪曲甚至伪造历史的东西就会流行起来。
说到毛泽东与当时的高指标做斗争，我还要提及这次武昌会议上毛泽东讲到关于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一段听起来颇有些心酸的话。当时面对各地热情高涨地抬高水利基建任务，他说：“现在要减轻任务．水利任务，去冬今春全国搞五百亿土石方，而今冬明春全国要搞一千九百亿土石方，多了三倍多。还有各种各样的任务，钢铁、铜、铝、煤炭、运输、加工工业、化学工业，需要人很多。这样一来，我看搞起来，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五千万人广西死了人，陈漫远不是撤了吗！死五千万人你们的职不撤，至少我的职要撤，头也成问题。安徽要搞那么多，你搞多了也可以，但以不死人为原则。一千九百多亿土石方总是多了，你们议一议，你们一定要搞，我也没办法，但死了人不能杀我的头，要比去年再加一点，搞六、七百亿，不要太多。”这里透露出毛泽东对于压低水利基建指标的坚决和无奈：我相信，如果具体地客观地了解这段历史，人们是不会对于问题做出像有些“非毛化”人士那样大失偏颇的认识的。
关于认知性研究的问题，我会在其他文章加以具体讨论。这里只是强调这一研究对毛泽东研究的重要性。我们现在面对的文献和资料多起来了，研究的条件好多了。这些年来，沿着这一思路走下去，对于很多问题是越做心情越沉重的。因为这段历史并不像有人所认为的那样明了和简单。我前段时间专门系统地看了毛泽东1965年多次关于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应该放到农村去的谈话，很受震撼。我的感觉告诉我，毛泽东是中国广大农民的儿子。谈话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如何培养农村“用得起”、“留得下”的医疗卫生人才的问题。他说：“现在那套检查治疗方法根本不符合农村，培养医生的方法，也是为了城市，可是中国有五亿多农民。”它一反向来医学生培养的条条框框，主张从农村的实际出发，“用不着收什么高中生、初中生，高小毕业学三年就够了”。这些学生主要学习“常见病的治疗和一些预防工作”，“根本用不着读那么多书”，“主要在实践中学习和提高”。毛泽东的这种主张，常常被有些人指责为违背医学生教育规律的要求，破坏中国的医学教育。但你如果联系中国农村缺医少药和既有的医学生培养做法这两个实际，你就会看到，这恰恰是他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的。当时整体教育并不发达，高中生规模并不大，农村中的初、高中生更是凤毛麟角。你一定强调招收高中生，只能主要来自于城里的。你一定强调按照那个医学生的培养规范去培养，一是学制很长，二是每年培养的规模太小，三是经过这样培养出来的人，不可能下到基层去为农民服务，基层单位也用不起这样的人才。如果长期不能解决农村缺医少药的问题，新中国对于他们的解放意义又怎能得到体现呢？中国共产党对于用自己的肩膀推出新中国的广大农民的承诺又是如何兑现呢？针对有人反对这类医学生只学三年的意见，毛泽东反问道：“华佗读的是几年制？明朝李时珍读的是几年制？”我们讲要做好“认知性研究”，包括要善于搞清楚被研究对象的思想及其思想提出的特定时空条件，而不能天马行空般的抽象谈论问题。再者就是要注意治国理政的政治家考虑问题的视角与某一专业的专门家考虑问题视角的差异。我们要求政治家倾听专门家的意见，但我们也应该以谨慎的理性的态度，而不是以迷信的态度去看待专门家的意见，尤其不能以基于某一专业领域的意见去简单化地否定从治国理政需要而提出来的政策性要求。
这次会议我提交的论文是讨论毛泽东“虚君共和”构想的两次实践的。做法也是走“认知性研究”的路的。很有意思。从中可以看到毛泽东是为了中国共产党走出苏联经济管理模式而付出的巨大努力与代价。毛泽东竭力主张中央要“虚君共和”，要通过向地方放权而打破高度集中统一的管理体制。但是这一改革大家认识不一致啊，尤其与当时处于一线的中央领导人的意见不一致。他认定中国继续走“一五”期间的那种路，短期内能够发展，但长期下去也不能发展。因此，他只好借助特定的政治环境去推行。包括大规模下放中央管理的企事业单位，大幅度削减中央财政占国家财政收入的比例，大力度压缩中央政府的机构与编制。他的目的就是要建立起一个能够充分调动中央与地方积极性的新的国家管理体制。其中很多思想十分精彩，也留下许多值得人们去深思和琢磨的内容。你不从强化认知性的路子去做这一研究，也无法解开如此复杂的历史谜团的啊。
我是搞哲学出身的，在中国拥有哲学背景的人去从事毛泽东的研究，有一个很大的毛病，就是不太重视对于史料的阅读与深耕，而喜欢在哲学的抽象概念王国中游荡，其结果可能会有一些看似很哲学的成果出来，但是我怀疑这样的成果能否准确地把握真实的毛泽东及其思想，包括哲学思想。因为毛泽东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哲学家，或者说，不是一个学院派的哲学家，而是一个具有比较自觉哲学思维的治国理政的政治家。这一特性决定了我们对于他的思想的把握，只能透过他大量的治国理政的过程才是可能的。这就是我提出做毛泽东研究要重视认知性的重要根据。当然，认知性很重要，但价值立场也是很重要的。两者不能也不可能割离。问题是，如果缺乏认知的基础，就会失去问题讨论的基本根据。许多倒向毛泽东的污水之所以会被人接受，原因复杂无比，其中之一就是仅从价值立场出发而抽去认知性的基础。失去这一基础，就可以虚构、生造、歪曲和胡说。当然，也许会有人从某种哲学立场出发，提出认知性研究何以可能的怀疑，这种态度可以尊重，但它属于哲学立场的范畴。我只能申明我是马克思哲学的信仰者，不会去怀疑认知性的可能性的。我会继续带领我的团队，沿着认知性研究的艰辛路子，去探究和领略毛泽东那厚重的历史遗产。
中央文献档案的公开与使用
李捷：应如何看待中央文献档案的逐渐公开
档案的公开应该说是一个发展的趋势，也表现了我们中国共产党的自信。说到档案的公开，就要说到中国优良的史学传统。我们中华文明和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之所以能够绵延不断，能够出现世界上绝无仅有的《二十四史》这样一个奇观，就是归功于从我们老祖宗奠定下来的这种史学和文化的深厚底蕴。中国共产党继承了这个传统。在当年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中，周总理亲自布置，通过各种各样的途径把当时革命历史的档案比较完整地保存了下来。到了延安时期，毛主席要搞整风，总结党内路线斗争的经验和教训，统一全党高层领导干部的认识，这就必须要完整地把我们党的历史文件编出来。在这个过程中，周总理当年精心保管下来的历史档案就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毛主席在此基础上编了著名的《两条路线》、《六大以来》等文件，这些文件被毛主席称作“党书”，党的文献工作就是从这个地方起源的。毛主席说，“党书”一出，很多错误的认识不攻自破，党内的认识就统一了。
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档案，也非常完整地保存了下来，包括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很多要害部门受到冲击的情况下，毛主席专门下令一定要保证我们的档案特别是国家的核心档案的安全。所以从新中国建立以来，这些档案都被完整地保存下来，并没有在档案的保管过程中为了尊者讳来伪造档案、修改档案。这应该说是我们档案工作者和党史工作者对国家、对民族、对历史的一个重大的贡献，也是我们党在继承中华优秀的史学传统和文化传统上做的一个重要的努力。现在的问题就是在改革开放的今天怎样把这些档案按照档案法的规定、按照法制的轨道来逐步解密、逐步公开，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工作。中央文献研究室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成立以来，在中央档案馆等等这些兄弟部门的配合下、在党中央的领导下有计划地做这项工作。大家都知道我们现在形成了几个重要的系列：一个是党的历史文献系列，打头的就是《毛泽东选集》，从《毛泽东选集》到《周恩来选集》到《刘少奇选集》再到《邓小平文选》，成为一个选集的系列。与此同时，《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十三卷本已经出来了，公布了大量的建国以后的文献档案。《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已经出了七卷，《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出了四卷，这些书都还在继续编。在这次建党九十周年的时候，我们还编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共是26卷本，从1921年党的成立一直编到1949年，可以说把整个党的历史和党的文献择其要者都完整准确地公布了出来。有些档案以前公布过，我们发现用的版本不是太完善，这次我们又根据新的版本进一步加以完善。这一方面的历史文献我们还有很多，我就不一一介绍了。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当代文献，我们编有《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以后每开完一次代表大会，我们就编辑相关文献。比如说，到了十三大，我们就编出来《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到了十四大我们编出了《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现在在编《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这些工作把它联系起来实际上就是我们改革开放以来当代历史的重要的文献。
另外，我们国家现在也在探索公开档案查阅的途径。外交档案馆已经公开了，向社会开放，可以查阅了。还有一些省级的档案馆，包括北京市档案馆也能够对外开放，对外查阅。中央档案馆也在积极地做这一方面的工作，他们在逐步整理自己的档案目录，用一些现代化的手段做档案的数字化工作，为将来能够向社会提供查阅做必要的准备工作。我想这些档案开放是大势所趋，也是我们党和国家自信心的表现，同时也能够以史为鉴、以史来澄清各种各样的误解。而更重要的，还能够推动我们史学研究和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大繁荣大发展。
齐得平：档案是历史的见证
近来网上流传一篇文章，叫《（毛泽东选集）的真相》，说“《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的160多篇文章中，由毛泽东起草的只有12篇，经毛泽东修改的13篇，其余诸篇全是由中共中央其他领导成员，或中共中央办公厅以及毛泽东的秘书等人起草的。”还说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中央党校联合向中央书记处提出了书面报告。这是无中生有、凭空捏造的。不明真相的人却信以为真，至今还有人写文章引证，以讹传讹。我长期从事主席手稿管理工作，对主席手稿情况比较清楚（只能说比较清楚，因为它太多）。作为一个老档案工作者，应当对党负责、对历史负责、对读者负责。所以我想谈一谈我知道的真实情况。
我原来在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工作，分管文件和历史档案。1959年中央档案馆成立，我跟随我保管的中央档案一起进馆。1959年底，为了给《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编辑工作提供文稿，中央档案馆副馆长裴桐让我把1945年8月日本投降到1949年9月前的毛泽东讲话搞一个目录出来，我照办了。新年过后，中共中央档案保管部30多人全体动员，突击搞了一个月，把解放战争时期的中央档案全部查了一遍，把毛泽东起草的几千件文稿查出，编了目录，并推荐了一百多件文稿给编委会，有几十件被收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中。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收入这样一篇稿子，1948年1月7号毛主席起草的《关于建立报告制度》，它要求各中央局和分局向中央做综合报告，明确规定，由书记自己动手，不要秘书代劳。毛主席自己是这么要求各中央局书记的，他自己就是这样做的。毛主席的文稿有几万件，这些文件著作，正是我们研究和探讨毛主席思想和生平的依据。
在所谓《（毛泽东选集）的真相》里，说《反对本本主义》、《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论新阶段》、《论人民民主专政》等多篇文章都不是毛泽东写的，而是别人替他起草的，最后都变成毛泽东写的了。我们看看事实到底是怎样的。
这一篇是《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这是这篇稿子的手稿，大伙可以看一看，一看就清楚，是真是假，是谁的，是不是主席的，这是手迹的全文（展示手迹复印件）。白纸黑字，明明白白就是主席写的。
中央档案馆现在收藏有1939年9月油印的毛泽东在抗大讲唯物辩证法的讲授提纲。《实践论》就是讲授提纲的第二章的第四节，《矛盾论》是讲授提纲第三章中的一节。后来主席把这两节经过整理收入了《毛泽东选集》中。1956年3月19号，毛主席在一次谈话当中说，对已经发表过的东西里，完全满意的很少，比如《实践论》算是比较满意的。
这是《改造我们的学习》手稿（展示手迹复印件）。当时主席讲话只有一个提纲，后来主席根据这个提纲，整理出全文。在《（毛泽东选集）的真相》里，说“文稿是由康生起草的”，实在荒唐。
《论联合政府》是毛泽东写的向七大的书面政治报告（展示手迹复印件）：1944年5月21日，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第一次全体会议，讨论七大的议程及报告负责人，决定会议的政治报告由毛泽东来作，不设准备委员会。《论联合政府》是主席自己写的。1945年3月31日六届七中全会讨论为七大准备的政治报告草案，毛泽东对政治报告草案作说明。他说：现在是有更大希望时期，我们应该在此时机提出适当的纲领，动员全国人民来实现。这个纲领就是动员全党全国人民，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新中国。……长期以来找不出一个适当的口号，现在有了联合政府这个口号，很好。联合政府是具体纲领，是统一战线政权的具体形式。这个口号一提出，重庆的同志如获至宝，人民群众也非常拥护。毛泽东进一步指出，联合政府有三种可能性……所以我只写了不管多少迂回曲折，前途是光明的。如果同志们同意这些基本观点，这个政治报告修改后即印发。参加七大的所有代表，代表大会上仍可摆出各种修改意见。主席还说，这个草案我已改了八次。最后会议一致通过政治报告。
还有一个《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的真相》里边说，是陈伯达等人起草的。我也带了一部分稿子（展示手迹复印件）。大家看一看，究竟是谁写的。毛主席写出后，印过两次清样，毛主席都作了修改和补充，与陈伯达等人毫不相干。
档案是历史的见证。历史不能篡改。我们要通过档案，了解事实真相。
如何看待和回应毛泽东晚年的错误
张全景：对待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不能感情用事
对毛泽东晚年的错误，要实事求是地总结，根据当时的国际环境、国内情况来分析。特别要认清处于大规模经济建设时期，很多事情没有经验这一客观情况。例如多快好省，本身就是辩证法，但是多到什么程度，快到什么程度，多快好省的关系怎么掌握，就没有经验。再如对“大跃进”也要全面认识。1957年讨论农业发展纲要40条时，人民日报社论提出：“要实现这个目标，就需要来一个大的跃进。”毛主席看到后，在“大跃进”三个字下划了二条横线，又写了一个旁批：对提出这个口号的人应当授予他一个大勋章。当时定的粮食指标是在12年内分别达到400斤、500斤、800斤，这些指标的实现就是大跃进。1958年毛主席又说到此事。又比如办人民公社，毛主席也是很慎重的。他在北戴河的会议上讲：不能一哄而起，一个县可先搞一两个试点，当然群众起来了也不要压。当有的县要办一个大社时，毛主席说一县一社容易出秦始皇，也是不赞成的。1958年在天津开会时，他指着报纸上小孩坐在水稻上的照片说：娃娃快下来吧，上的越高、摔的越重。他还派人到范县调查刮“共产风”的情况，听了汇报后说：莫说三年，再加上个零也不行。在徐水视察后，他很不放心，随即让身边18名工作人员下去调查，又让河北省省长刘子厚同志下去调查。他对徐水搞共产主义试点坚决反对，在当时办公室同志报送的有关调查材料上做过明确批示：分配上不能搞平均主义，工作上不能搞强迫命令，家庭阴阳五行还是要有的。1958年11月，毛主席在郑州会议上又严肃批评徐水：搞独立王国，急急忙忙往前闯，并说今后不要宣传徐水。北戴河会议上和此后他多次提出要划清两个界限：一个是集体所有制与全民所有制的界限；二是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界限。并让全党学习《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学习《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学习《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从思想理论上提高认识，划清界限。他在l959年4月写给党内六级干部的通信中，批评那些高指标是“吹牛而已”。他还说：现在有些同志热得发昏，中央有些领导同志也在那里说胡话。还比如钢铁高指标的问题，1958年他虽然提出了大办钢铁，但当知道6000万人上阵时，便对薄一波同志说：搞这么一点铁，一点钢，6000万人上阵，全国有几个6000万人，别的事情还办不办？钢铁指标实在做不到就不做嘛！在郑州会议上，他反对15年内搞4亿吨钢的计划，并且不准向会议印发，也不赞成用中央文件下达。15年赶上英国（主要是钢产量）的口号，尽管有一些曲折，但到1972年确实实现了。
我们研究毛泽东思想，不能离开国际国内形势这个大背景，如果离开这个大背景，不可能得出科学的结论。特别是在一些重大的失误或者错误上，毛主席确实要负责任，他在七千人会议上说过，我要负责任，有一些事情，是我提出的，我要负责。有一些事情是别人提出的，我也要负责，因为我是党的主席。但是我们研究毛泽东思想时，在具体分析评价时，不能把别人的错误也算到毛主席身上。同时也要把这些错误做一个具体分析，特别是划清一般与个别，一时与长远，现象与本质等界限。不承认犯过错误是不对的，但是扩大这些错误，也是不对的，对待毛主席的错误要一分为二，防止片面性，不能感情用事。不能把局部错误当成全局错误，个别错误当成普遍错误，短暂错误当成长期错误。
李慎明：对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的理论亦即毛泽东晚年探索中的失误应作出实事求是、恰如其分的评价
“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的理论亦即毛泽东晚年探索中的失误”这一概念；是根据《决议》和邓小平相关讲话精神进行的提炼，是经过多次推敲而确立的。其中的“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的理论”这一提法源自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的《决议》。《决议》中说：“在我国，在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建立以后，尤其是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以后，虽然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还没有最后完成，但是革命的内容和方法已经同过去根本不同。对于党和国家肌体中确实存在的某些阴暗面，当然需要作出恰当的估计并运用符合宪法、法律和党章的正确措施加以解决，但决不应该采取‘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方法。”其中的“实事求是、恰如其分地评价”这一提法源自1981年6月22日邓小平在十一届六中全会预备会期间的讲话；邓小平说：“要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实事求是、恰如其分地评价‘文化大革命’，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功过是非”。“毛泽东晚年探索中的失误”这一提法的依据来自1980年8月21、23日邓小平在会见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时的谈话。邓小平说：“搞‘文化大革命’，就毛主席本身的愿望来说，是出于避免资本主义复辟的考虑”。“我们不会像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那样对待毛主席”。邓小平这一论述十分重要，这就坚定地划清了与苏共赫鲁晓夫领导集团全盘否定斯大林进而逐渐脱离、背离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根本界限。毛泽东“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但“从本身的愿望来说，是出于避免资本主义复辟的考虑”。这也就是说，这一严重错误是在探索确保党和政权永不变质战略思想中的失误，同时也可以说是在探索“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过程中的失误。从一定意义上讲，我们党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经过多次曲折，最终实现的第一次成功的结合。我们党在新中国建立后所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的第二次相结合；在第二次探索中，毛泽东带领我们党积累了成功的经验，但也出现了“文化大革命”这样的严重失误，但这样失误毕竟是探索中的失误。因此，我们提出“对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的理论亦即毛泽东晚年探索中的失误作出实事求是、恰如其分的评价”这一概念，是符合《决议》和邓小平相关讲话精神的。其中的“实事求是”是指我们党的思想路线，其中的“恰如其分”是指具体运用党的思想路线实事求是评价“文化大革命”的理论亦即毛泽东晚年探索中的失误。这两个词并不是同意语的重复。
对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的理论亦即毛泽东晚年探索中的失误作出实事求是、恰如其分的评价，这里关键要注意几个“区分”：
一是要正确区分毛泽东关于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战略思想与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的理论。毛泽东关于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的战略思想是毛泽东思想十分重要的内容，是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中党、军队、政权建设实践里十分重要的运用，是我们党、军队和政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根本体现。1989年我国“六·四”政治风波的发生特别是1991年前后的苏东剧变充分说明，毛泽东关于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战略思想是完全正确的，在当今时代更加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光辉。毛泽东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战略家，他深遂的目光，往往穿透几十甚至上百年的历史风云。对毛泽东关于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战略思想，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并结合当今国际国内实践，不断坚持和发展这一理论。如果不是如此，我们党和国家就必然会遭遇重大挫折和灾难。我们决不能因为毛泽东晚年犯了错误，就轻率否定毛泽东关于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的战略思想。《决议》指出： “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这些‘左’倾错误论点，明显地脱离了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轨道，必须把它们同毛泽东思想完全区别开来。”按照《决议》这一精神，毛泽东关于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的战略思想，不应包括“文化大革命”理论，必须把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的理论与毛泽东关于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的战略思想区别开来。毛泽东晚年“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及其实践，“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这是由于他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定范围存在的阶级斗争作了不符合实际的过分严重的估计，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迷误深入到党内，以致党内同志间不同意见的正常争论也被当作是所谓修正主义路线或所谓路线斗争的表现，使党内关系日益紧张化，甚至把持有不同意见的各级领导干部视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大量本不属于阶级斗争的问题看成是阶级斗争，严重混淆了敌我两种性质根本不同的矛盾和处理方法，加上无政府主义的泛滥，宗派主义和山头主义的助长，不可避免地给一些投机分子、野心分子、阴谋分子以可乘之机，导致了“文化大革命”这一惨痛悲剧和教训。我们要时刻引以为鉴。右倾错误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倾错误同样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我们都要高度重视防止类似“文化大革命”的悲剧再发生。
二是正确区分毛泽东晚年所作的重要贡献与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及其实践所犯错误。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及其实践，无疑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我们在看到毛泽东所犯严重错误的同时，也要看到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对党和人民的重要贡献。毛泽东晚年与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及其实践是两个既有联系但又不同的概念。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的理论是错误的，但对毛泽东晚年所做的全部工作进行全盘否定是不符合辩证法、不符合客观实际的，也是十分有害的。毛泽东晚年在全局上一直坚持“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但也制止和纠正过一些具体错误，保护过一些党的领导干部和党外著名人士，使一些负责同志重新回到重要的领导岗位。他领导了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对江青、张春桥等人也进行过重要的批评和揭露，不让他们夺取最高领导权的野心得逞。这些都对后来我们党顺利地粉碎“四人帮”起了重要作用。他晚年仍然警觉地注意维护国家安全，顶住了社会帝国主义的压力，把握正确的对外政策，坚决支援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并且提出了“划分三个世界”的正确外交战略和我国永不称霸的重要思想。在“文革”内乱中，我们党没有被摧毁并且还能维持统一，国务院和人民解放军还能进行许多必要的工作，有各族各界代表人物出席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还能召开并且确定了以周恩来、邓小平为领导核心的国务院人选，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根基仍然存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还在进行并取得了一些重大成就，我们的国家仍然保持统一且在国际上发挥重要影响。这些重要事实都与毛泽东的决策贡献和影响作用分不开。
三是正确区分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动机与“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及其实践。毛泽东晚年犯了“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但包括他提出的理论观点、采取的各种办法与措施，应该说都是为推进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这一重大战略进行曲折探索中的失误。从一定意义上讲，这也是为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的探索和实践中付出的代价，是我们党在探索和实践中交纳的“学费”，是我们党拥有的另一种形式的很可宝贵的“财富”。那种认为“文化大革命”是“权力之争”，是毛泽东“人品问题”的观点是完全站不住脚的。毛泽东在早年就说过：“我觉得吾人惟有主义之争，而无私人之争，主义之争，出于不得不争，所争者主义，非私人也。私人之争，世亦多有，则大概是可以相让的。其原多出于‘占据的冲动’与‘意力之受拂’。”笔者认为，毛泽东一生中，有判断和斗争的失误，但都“无私人之争”，而是“主义之争”。毛泽东是人，而不是神，也有感情用事的时候。但作为一个个体来说，毛泽东的伟大让我们世世代代崇敬；毛泽东不是神，但也决不是普通的人，决不是常人甚至是一般伟人所能企及的。我们党和毛泽东个人所犯的错误，有的是在探索和认识真理的过程中很难避免的，有的属于我们党特别是毛泽东个人可以避免的失误。对这些错误，我们一方面应引以为鉴、力戒重犯；另一方面，也不应过分苛求于领袖个人。世界上从来没有不犯错误的人；再说，他人难道没有感情用事或犯错误的时候？关于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动机，本文前面已引用过邓小平和《决议》的不少论断，并在这里又引用了毛泽东早年的心迹作答，不再赘述。但这里需要回答的还有以下四个问题：
其一，“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许多意想不到的事情，是和毛泽东的初衷相矛盾的。比如，毛泽东对党内存在的官僚主义长期不满，但他的本意并不想打倒一大批老干部，只是想借用群众运动帮助这些干部改掉他们身上的官僚作风， “把泥菩萨烧成瓷菩萨就可以过河了。”他对刘少奇、邓小平一开始也不是采取完全打倒的态度，曾明确说：“对少奇同志不能一笔抹杀。”“刘、邓二人是搞公开的，不搞秘密的。”对“刘、邓要准许革命，准许改。”当时相当多的一批高中级干部对搞“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所以，毛泽东采用各种方式办法发动群众，甚至提出“来一个放任自流”。但任何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随着运动的深入发展，各个方面、各个领域、不同宗派等各种新老矛盾都充分表现出来，特别是“一些大大小小的野心分子更会乘此活跃起来，为所欲为，就像一旦打开潘多拉盒子那样失去控制。它所造成的恶果远远超出毛泽东原来的预料”。1967年7月，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曾设想：“文化大革命”“一年开张；二年看眉目，定下基础；明年结束。”但结果，“文化大革命”整整进行了十年，风浪一个接一个涌来，无法了结。从一定意义上讲，毛泽东一方面把全国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估计的过于严重；另一方面，他对无政府主义泛滥带来的恶果又严重估计不足。大乱并未转化为大治局面。最后，甚至出现无法驾驭的局面，这令毛泽东处于无奈境地，以至于他在交待后事时说出“遗产”“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在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之类十分伤感的话语。这样，毛泽东当初的良好动机与实际结果严重相悖。
其二，在评价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时，强调其动机是好的，并不是把主观动机作为对历史人物评价的主要依据。马克思主义是主观动机与客观效果的相统一论者。一般说来，有什么样的主观动机往往会产生相应的客观效果。但是，有时也往往会出现效果与动机完全相悖的情况。我们常说的好心办坏事就是指这种现象。评价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当然应该坚持实践检验标准，同时也应兼顾历史人物的动机。对其动机中存在的积极因素也要以实事求是的态度进行肯定。与此同时，不仅要把历史人物的实践活动放在当时历史环境里进行考察，同时也应放到历史和时间的长河里，放到更为广阔的时空里加以检验。这样评价一个历史人物特别是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才是真正彻底的历史唯物主义态度，才能真正反映历史人物真正的历史地位。
其三，毛泽东在晚年已经部分意识到自己所犯的错误并有所纠正。尽管毛泽东在晚年始终坚持认为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是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所必需的，但他也在一定程度上不断反思与认识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并在不同场合以不同形式进行了自我批评。1968年10月13日的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在开幕式上即说：“究竟这个文化大革命要搞还是不要搞？搞的中间，是成绩太少了、问题太多了，还是成绩是主要的、错误有？我的意见，错误是有，而错误的主要责任在中央，在我，而不在地方，也不在军队。”在党的中央全会上，毛泽东承认“文化大革命”中有错误，并由自己承担主要责任，这是第一次。在1973年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时他对所谓“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事件”作了检讨，他说：“所谓的‘杨、余、傅事件’是林彪搞的，我听了一面之词，所以犯了错误”。1973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接见中央军委会议成员时说：我“听了林彪的话，整了罗瑞卿呢。有几次听一面之辞，就是不好呢，向同志们做点自我批评呢”。1975年10月至1976年2月，毛泽东在谈到“文化大革命”时明确表示：“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看法不见得一致。文化大革命犯了两个错误，1、打倒一切，2、全面内战”，等等。
其四，要正确总结认识毛泽东晚年所犯错误的原因。黄克诚在1980年对这一问题的看法今天仍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他说：“毛主席晚年犯错误，原因很多，有深刻的历史原因与社会原因。在我们这样一个贫穷落后、人口众多的大国搞社会主义，又没经验，实在是一件艰巨的事业。直到今天，在我们面前还有很多未被认识的问题，我们仍在不断探索，也还会犯这样那样的错误。这个问题我不多讲。我只想简单地谈一下毛主席犯错误的个人方面的原因以及我们应该采取的态度。毛主席在晚年不谨慎了，接触实际、接触群众少了，民主作风差了等等，这些都是他犯错误的原因，也是我们全党所必须引以为戒的教训。…‘毛主席晚年的雄心壮志仍然非常之大，想在自己这一生中把本来要几百年才能办到的事情，在几年，几十年之内办到，结果就出了一些乱子。尽管这些乱子给我们党和人民带来了不幸和创伤，但从他的本意来看，他还是想把人民的事情办好，把革命事业推向前进。他为了这个理想操劳了一辈子。毛主席所犯的错误是一个伟大革命家的错误。因此，我们在纠正他所犯的错误，总结经验时，还是应该抱着爱护、尊敬的心情来谅解他老人家。有些同志对毛主席说了许多极端的话，有的人甚至把他说得一无是处。我认为这是不对的，这样做不但根本违反事实，而且对我们的党和人民都非常不利。有些同志，特别是那些受打击、迫害的同志有些愤激情绪是可以理解的。大家知道：在毛主席晚年，我也吃了些苦头。但我觉得。对于这样关系重大的问题，决不能感情用事，意气用事。我们只能从整个党和国家的根本利益、从十亿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从怎样做才有利于我们的子孙后代、有利于社会主义革命事业出发来考虑问题。”
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李捷：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几个问题
这次会议的主题叫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以我想着重谈一下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方面的贡献，有哪些特点，还有毛泽东为什么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中能够取得成功，成功之道究竟在哪个地方，我想着重谈这么三点体会。
第一点体会，关于毛主席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贡献。这个贡献可以说很多，但我主要拣他最主要的几个贡献。第一个贡献，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命题是毛主席提出来的，在1938年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当时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一个准确的诠释——现在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解释得有点五花八门——实际上它最主要的含义就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到了社会主义时期就包括了和中国的建设相结合。准确地讲，就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建设具体实践、具体实际相结合，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的含义。他在提出了这个命题以后，不仅仅这么说，而且是身体力行，直接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所以他第一个最主要的贡献就是成功的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确的道路。第二个重要的贡献就是他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一整套科学的方法，这个科学的方法核心的问题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用不断发展着的真理来指导实践，而不是用这个理论来框死实践、束缚实践。同时，这种科学的理论指导是来自于实践的，还要经过实践不断的检验，在实践的检验过程中不断地丰富、不断地完善，并且把它不符合中国实际的东西加以修正，这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他的第三个最重要的贡献就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进的过程中形成了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这就是“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在中国革命的过程中不断地形成、发展，最后在1945年党的七大上被确立为全党的行动指南和指导思想。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又在继续发展。外面有些人认为毛泽东思想在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老人家晚年犯错误就停滞、不发展了，这完全是一种误解。大量的事实都证明，新中国成立以后，不但毛泽东思想继续发展，而且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这些理论成果为我们后来找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起了奠基性的作用。这里也顺带说一下，最近这一段时间外面有一个误传，说《毛泽东选集》里面的好多文章不是他写的，说是他的秘书代笔，这个完全是一个误传。实际上，收录到《毛泽东选集》里面的这些文章、电报等都是毛泽东亲笔写的，他都是经过深思熟虑和研究而形成的。在这个过程中他对自己的著作非常严谨，一篇著作形成以后他会给党内的一些同志来看、征求意见，随时补充修改完善，包括新中国成立以后他在主持编辑《毛选》四卷过程中也不断听取大家的意见，不断的加以修改和完善。这一方面有大量的历史资料都可以作证明。第四个他最重要的贡献，就是刚才实际上已经提到了，他在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毛泽东思想这样的一个过程中，为当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现在我们的很多问题、实践的指导、很多的理论上新的提法都是和毛泽东思想一脉相承，有些直接就是受到他的启示，比如说我们现在要加强社会建设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正确地妥善地处理各种新形势下的特别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这个“人民内部矛盾”概念就是毛泽东破天荒第一次提出来的；另外，刚过去的中共六中全会提出要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要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要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这里面其中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目标就是我们要建立一个科学的、民族的、大众的文化，这个就是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来的；我们讲到的“二为”方针，就是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群众服务，还有我们提到的“双百方针”，就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些方针都是毛主席那个时候提出来的，所以现在的很多的创新本身就包含着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发展。
第二点体会，毛主席在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过程中有哪些特点呢？根据我的体会，可以把毛主席这一方面的特点概括成五个“观”。
第一个就是实践观。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毛泽东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就是《实践论》，它奠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哲学基础。《实践论》里面提出“一切从实际出发”，在实践的过程中来探索和发现真理，在不断的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来发展真理，而且在反复实践的过程中来检验真理，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辨证论唯物论的认识论的思想，《实践论》其实有一个很醒目的副标题，就叫“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全篇经过严密的分析论证，最后他得到的结论归结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这个知行统一观，说到底就是人在认识客观世界的过程中一定要加强对自己主观世界的改造，一方面要使自己的认识符合于实际，符合于客观，另外一方面在让客观世界变得更美好的同时，使自己更能成为一个更加高尚、更有道德、更加纯粹、更加脱离低级趣味的人。后来我们说的老三篇——《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就是和《实践论》里面讲的知行统一、知行一致完全一脉相承的。
第二个重要的思想、特点就是他的矛盾观。这个矛盾观也是在《实践论》的姊妹篇《矛盾论》中充分的阐述出来的，讲到整个人类社会还有整个的自然界，无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都是充满矛盾的，所以对待眼前的矛盾一定要用科学的分析方法，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分析方法，通过这种科学的分析方法透过现象来看本质，既要找到矛盾的普遍性，又要找到矛盾的特殊性。我们现在说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际上这个就是一种矛盾的特殊性和普遍性的统一，这是在继续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里面一个重要的思想方法和哲学方法，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分析矛盾的整个过程中还要找到主要矛盾，还要找到解决矛盾的方法，不要怕矛盾，更不要回避矛盾，而是要在不断的发现矛盾、解决矛盾的过程中来推进我们的事业，在解决矛盾的过程中要掌握和驾驭矛盾。毛泽东的一生是不惧怕矛盾的，他是一个善于处理矛盾、善于解决矛盾、善于驾驭矛盾、善于促成矛盾向有利于我们的方面、有利于我们事业发展的方面转化的一个大师、辩证法的大师。
第三个特点就是他的群众观。这里面很重要一点就是他反复强调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在生产力发展的过程中、在创造先进的科技和先进的文明的过程中，人民群众始终是主体。在整个的人类发展过程中，一定要相信和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要善于从群众智慧中汲取力量、汲取智慧。他特别强调我们一切事情都是为了人民群众，这样就把我们党的事业的发展、社会事业的发展的出发点和归宿点都归结于人民群众。“为人民服务”这五个字应该说是铸造了中国共产党的灵魂，也是中国共产党能够得民心、得天下、能够长期执政的一个法宝。
第四点就是他的自然观。就是他看所有的事物，无论是自然界的事物还是社会的事物，无论是国内的事物还是世界上的事物，他认为许许多多的东西都是相互作用和相互联系起来的，没有任何一种东西是孤立存在的，它是存在着普遍的联系的，而且它是有它内在的规律的，你要想发现这个规律就必须把整个的事物看成是一个互相联系、不断运动、不断发展、不断变化的一个大的系统，在这个过程中去找它内在的固有的规律。就这一点来说他创造性地提出了一个研究方法，是他在延安时期提出来的，叫做“古今中外法”：就是看待一个事物应把它作为一个大的系统来认识它的客观的存在、客观的规律，必须要联系它的历史，这就是“古”；它的现状，这就是“今”；联系到它和外部世界包括这个世界的发展，这就是“外”；还要立足于自己，看自身的包括本国的东西，这就是“中”，这就是“古今中外法”。这个方法应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法。钱学森就非常推崇毛主席的两论，推崇毛主席的系统观。
第五个特点，就是他的综合统筹观。毛泽东从来不孤立地就经济来论经济，孤立地就政治来论政治，孤立在就文化来论文化，也从来不孤立地就社会来论社会，而是把整个这些都是看成一个综合的关系，所以他特别强调政治、经济、文化、军事，还有社会等等这些之间的相互的作用。比如说在革命战争时代，毛泽东概括出了“枪杆子里出政权”这一颠扑不破的真理，武装斗争，这是我们中国共产党克敌制胜的一大法宝；但是他从来不认为仅仅有枪杆子就够了，所以他始终都讲一个是枪杆子，一个是笔杆子，也就是一文一武这两条战线，我们只有掌握好这两条战线，我们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革命的时候是如此，经济建设的时候更是如此，所以他在整个经济建设中特别强调怎么样调动人的积极性，怎么样提高劳动者的素质，怎么样提高领导者的道德操守，他特别强调这些精神的力量、它的反作用，对物质文化建设、物质建设的反作用。这些思想、特点对我们今天观察这样一个变得越来越复杂的社会、越来越多面性的社会是非常有启示作用的。科学发展观的一个重要的方法就是统筹兼顾，就是从毛泽东的这个特点中吸取来的。
第三点体会，就要说到毛泽东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成功之道。这突出表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个就是他有扎实的理论功底，特别是扎实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功底。有人说毛主席不懂经济、没有读过《资本论》，这完全是一个误解。在中央档案馆里面就收藏着毛主席当年在延安时期读过的《资本论》，《资本论》里面划了很多道道，他是下了功夫的；新中国成立以后他也读过苏联社会主义时期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也提出了很多很有见地的意见，也读过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这些著作，他对经济的问题是下了功夫去研究的，他是有深厚的理论功底的。在这个基础上他又进一步发展，比如说农业里面他提出了“八字宪法”，农业的“八字宪法”直到现在农业现代化过程中、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过程中还是有启示意义的；在工业，在怎么样加强现代工业的管理方面，他自己总结概括出来一个“鞍钢宪法”，在“鞍钢宪法”的基础上又总结出了大庆这样一个现代化企业的标杆。大庆这个企业我去年还看过，他们现在提的日常管理口号依然是“两论”起家，就是用《实践论》、《矛盾论》来指导自己的工业，叫“两论起家”，“三老四严”，这些鞍钢宪法的精神、大庆的先进的管理方法和我们现在要建设的现代化的企业治理是一脉相承的。
第二个重要的成功之道来源于毛泽东深厚的文化历史根底。毛主席不是一个史学家，但是他《二十四史》都通读过，像唐史、明史他都是反复的读，而且他是把新旧唐书等对照着读的。他曾经有一次跟明史专家吴晗同志来探讨历史问题，谈的就是明代的历史问题。毛泽东谈到一本书，吴晗自己都没看过，所以他对毛主席深厚的史学知识是非常的佩服的。毛主席的中国文化功底也是非常深厚的，他特别提出来一方面五四运动彻底摧毁封建教育文化，要创建一个科学的、民族的、大众的新文化，同时他又提出来从孔夫子到孙中山一切中国优秀文化遗产我们中国共产党人都应当承继下来。到了新中国成立以后，1956年他跟音乐工作者谈话里面历数盛唐时期、汉代能够博采整个世界文化的众长来发扬我们的文化，使我们的文化在中西文明的融合过程中出现了新气象，盛唐“盛”就盛在它有这样一个博大的胸怀。所以，毛主席特别谈到我们要创造一种中华民族自己的新文化，必须要面向整个世界，要有这样博大的胸怀，所有的东西都不能全盘西化，全盘东化也不行，应当是博采众长的，在这一方面他提出来“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这些思想在今天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过程中都很重要，这都是毛主席的成功之道。
第三个就是他的宽广深邃的视野和洞察力。他的眼界非常宽广，因为他本身有一个系统观又有一个综合统筹观，所以他看待事物都是把世界的东西和国内的东西紧密的联合联系在一起。他在关注中国问题的时候同时关注世界，他有宽广的视野。另外他有一种深邃的眼光，就是说他看问题不但看到它的历史还看到它的未来，不但看到表面还看到本质。他很多的话都是带有预见性的，看得比我们长远。当然也不是说毛主席说的话句句都是真理，但是他确实在很多地方能够提出卓有见识的一些思想，到现在还值得我们常温常新，对我们现在还是有启迪意义的。盲目地否定，是很浅薄的。
毛泽东的成功之道的第四点，就是他具有一种超凡的动员力量和实践力量。毛泽东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同时他又是一个伟大的实践者、实践家。他在实践中有一种彻底性，他能够动员一切力量，不仅能够把穷苦的老百姓动员起来，还能够把国统区的民主党派动员起来。民主党派本来是不主张在中国搞社会主义的，但是毛主席做了很多工作，使他们最后认识到只有共产党、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够救中国，所以最后跟中国共产党走到了一条战线上，结成了最广泛的民主统一战线。他的这样一种动员力量是空前的。我们今天要想使我们的事业能够进一步的向前发展，面对那么多的挑战，我们也要使自身有一种强大的动员力量，能够凝聚世界、全国内的各种各样的力量，能够跟我们同心同德一起就像毛主席说的一起来愚公移山。他又有一种强大的实践力量，这个实践力量能够产生一种非常大的作用，不但彻底改变了旧中国的面貌，推翻了三座大山，而且在新中国短短的十多年里就有了“两弹一星”，使中国在世界上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使得美国这样一个长期敌视我们的国家也不能不在完全没有外交关系的情况下打破只有美国当权者恪守的所谓的外交惯例，主动到中国来和我们谈判，来谈中美关系正常化的问题。这样一种空前的实践力量，确实也是让我们中国人引以为自豪的。
最后我想强调一点就是他的这四个成功之道实际上是融为一体的，不能割裂开来看。
张国祚：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典范
本次会议把“毛泽东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主题非常好。这个会是在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召开后不久举办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是我们党第一次以文化建设为主题召开的中央全会。这次会议的主要任务是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应是贯彻落实十七届六中全会题中应有之义。
讲到六中全会的召开背景，可从国际和国内的两个背景来看。国际背景是这样讲的：当今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文化在综合国力当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加突显，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任务更加艰巨，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的要求更加紧迫。这里讲的“文化在综合国力当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加突显”，其实毛泽东在他的著作当中很早就谈过这类问题。他说，在工作中没有文化建设，那么你治国、治党、治军都做不好。
讲到毛泽东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我很赞同张全景部长的观点，他说毛泽东是犯过错误，但是我们不能夸大毛泽东的错误，也不能把毛泽东为了承担责任所说的“是我犯的错误”也真算在毛泽东头上。我们认为毛泽东是中国近代史上最伟大的历史文化名人，对毛泽东应该有一个非常客观公正的评价。西方有一句谚语：“鹰有时候飞得比鸡还低，但鸡永远飞不了像鹰那么高。”毛泽东就是一只高高盘旋的雄鹰。我们为什么要维护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功绩，这里面有一个道理：假如我们维护不了毛泽东思想，维护不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那么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执政资格。因为毛泽东不仅仅代表他个人，他与我们的党、我们的军队、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密切相关的。清人龚自珍说过一句话：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说你要消灭一个国家，你只要把这个国家的历史给他毁灭掉，这个国家将不战而败。当年美国中央情报局为了配合杜勒斯的“和平演变”战略，颁布了《十条戒令》，这十条戒令基本上都是通过思想文化渗透来推行“和平演变”的策略。例如，其中有这样的内容：要使中国的人民和中国的青年以他们的历史为耻，以他们的领袖为耻。所以改革开放之后，西方推行分化工作战略一个很重要的手法就是从歪曲、诽谤、丑化毛泽东开始。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人世贸组织，社会的经济成分、生产方式、就业岗位、就业方式、生活方式日趋多样化。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人价值观扭曲了，一些人理想信念淡漠了，一些党员干部腐化堕落了，在这种情况下，面对西方推行的“西方分化”战略，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任务必然更加艰巨。为了维护国家的文化安全，必须加强我们的核心价值观建设，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让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深入人心。因此，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必然成为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首要任务。
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奠基者、伟大开拓者、伟大实践者，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典范。新形势下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仍然需要向毛泽东学习，至少有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毛泽东善于说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话。你打开毛泽东的著作看看，他很少引用马列的语录，但他的文章中充满了马克思主义的深刻道理，它完全是用中国话来讲马克思主义、来用马克思主义。他善于用中国干部、群众、老百姓能听懂的语言和喜欢听的语言来讲马克思主义道理，而为广大干部群众喜闻乐见，大家听得懂、愿意听、能够跟着走。他讲马克思主义传人中国，就一句简单的话：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一句话就点明了，俄国人用武装斗争取得革命胜利，靠什么？靠马克思主义，我们中国也要走这条路。马克思主义博大精深，大本本很多，多数干部群众没有时间、没有能力去细读。毛泽东则用中国人雅俗共赏、一听就懂的话一语说透：“马克思主义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
第二，毛泽东善于抓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键——理论联系实际。自十九世纪中叶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急剧衰败下来，西方列强接踵而来，侵略、瓜分、掠夺、践踏中国，腐败无能的清朝政府被迫割地赔款、丧权辱国。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一些忧国忧民之士在担心一个问题，二十世纪中国会不会亡国灭族？二十世纪过去了，我们不但没有亡国灭族，而且中华民族复兴的曙光已经升起在地平线上，靠什么？这当中原因很多，但是一个最重要、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国共产党找到一个真理，这个真理就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是外来的东西，在中国水土不服怎么办？能不能在中国扎根？中国的老百姓肯接受吗？毛泽东的成功之处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和中国实际水乳交融，恰到好处地结合起来。他说，我们就是要用马克思主义之矢来射中国革命之的，这叫有的放矢，一下子就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真谛解释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而能否射中中国革命之的，关键看是否符合民族风格、科学本质、大众情怀。所以“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这三个定语至今仍然是中国先进文化重要要求。
第三、毛泽东善于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有机结合起来。毛泽东对中国的传统文化研究得非常深透，既主张吸取传统文化的精髓，又强调要剔除其糟粕。他说，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该批判地继承这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中国传统文化中确有非常精华的东西，给人智慧，给人以理想信念，给人以精神激励，给人以伦理修养等。但其中也确有糟粕，包括一些腐朽的、落后的、非科学的内容。正因为毛泽东既能参透马克思主义要义，又善于分清精华和糟粕，所以他能恰到好处地完成马克思主义同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结合。比如毛泽东阐发“实事求是”，他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是”就是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就是说，我们研究客观事物的规律性就是“实事求是”。他把一个非常深奥的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那么信手拈来、举重若轻地和我们传统文化结合起来。又比如，孔夫子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我们谁会想到这句话和马克思主义有相通之处吗？毛泽东就能想到，而且认为这句话在中国的老百姓当中是比较有说服力的，他说，其实这一思想和马克思主义所讲的，没有正确的革命理论就没有正确的革命实践是一个道理，孔夫子所讲的“正名”是正封建秩序的礼，我们所讲的“正名”是正“马克思主义理论”之名，这就在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之间找到了一个桥梁。再比如，对儒家“中庸”思想所强调的“过犹不及”，毛泽东敏锐地指出，“中”实际上就是讲事物的本质，所谓的“过”，就是对事物本质的认识超前了，所谓的“不及”就说对事物的认识落后了。他这么一讲，马克思主义关于事物本质的学说就一点也不玄了，它和中国土生土长的文化是有内在联系的了。
第四、毛泽东善于运用唯物史观推动马克思主义通俗化、大众化。没有马克思主义通俗化，大众化，就没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因为你在中国搞革命，必须动员全国的老百姓。毛泽东对于唯物史观关于群众创造历史的观点理解得非常深，他说，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他又说，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要先做群众的学生，后做群众的先生。他从理论上把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讲的非常深刻，百姓非常愿意听，提高了百姓的自尊心自信心。他讲兵民是胜利之本，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会造成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他把马克思的群众观很巧妙的用到军事战争来，而且说的话很生动形象，都是老百姓愿意听的。所以通俗化和大众化也是紧密相关的，只有做到马克思主义通俗化、大众化，才能真正做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田心铭+：《实践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典范
《实践论》是毛泽东最重要的哲学著作之一。毛泽东对自己著作的评价非常苛刻，许多他都不满意。但是对《实践论》是个例外，他说是比较满意的。毛泽东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开创者，而《实践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典范。如果我们要从单篇著作典范中去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话，应该到《实践论》中去寻求启示。下面谈三点看法。
第一，《实践论》的写作时间是值得我们去深思的。1937年7月，正是抗日烽火在中国大地上熊熊燃起的时刻。为什么毛泽东在这样的时刻还要写哲学著作？我们由此可以得到一个启示：满足中国实践需要，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动力。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国抗战开始，但就是在这个7月和随后的8月，毛泽东写下了他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也最系统的哲学著作——《实践论》和《矛盾论》。毛泽东一边站在最前沿，组织和领导人民进行抗日战争，一边又在进行最深沉的哲学思考。我认为这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一个奇观，它本身就包含了深刻的哲理。毛泽东不是书斋里的学者，如果只是为了哲学思想的发展，或者为了人类文化的积累和传承，他都不会在那样的历史关头去写哲学著作。《实践论》和《矛盾论》的写作，源自一位高瞻远瞩的革命家对中国革命事业的远见卓识，以及他对理论与实践关系的深刻洞见。谋求解放的无产阶级不能没有哲学这个精神武器，这种需求既具有长远的基础的意义，有些时候也会成为实践活动当中的迫切要求。如果说1917年二月革命之后，八九月间，列宁还在写《国家与革命》，那是因为这个理论问题当时具有最迫切的政治实践意义，那么毛泽东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写《实践论》和《矛盾论》，也是为了锻造当时实践中迫切需要的理论武器。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这是为了适应当时的需要而不得不写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要求理论与实践统一的本质特征，在这里得到了明显的体现。
第二，《实践论》回答了什么问题？这也是我们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是什么使得《实践论》成为当时不得不写的著作呢？是因为从理论上回答实践中的提出的认识论问题已经成为当时一种紧迫的需要了。自从人类出现在地球上以后，可以说就在做两件事：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人类是如何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这是一个根本的问题，是一个哲学问题。《实践论》就是回答了这个问题。《实践论》围绕认识和实践的关系这个主题，系统地阐述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与前人相比提出了许多新的思想。它全面阐述了认识对实践的依赖关系，回答了认识的基础是什么的问题；明确提出了人类认识发展过程中的两次飞跃及其反复性、无限性的理论，回答了究竟人的认识怎么样从实践中发生又服务于实践的问题，形成了完整的关于认识发展过程的理论。它把人类认识发展的基本规律概括为一个简单明确的公式：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这样就在比较完整的意义上回答了人类如何认识世界的问题，达到了哲学认识论的新的高峰，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人类对世界的认识做出了重大贡献。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末期、抗日战争初期，担负着繁重领导工作的毛泽东之所以把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研究摆上重要日程，是因为党在领导中国人民革命实践当中，迫切需要从哲学理论思维的高度来回答如何认识中国的问题。因为理论只有彻底才能说服人，导致政治上、组织上、军事上错误的思想根源，只有追溯到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认识论的层面才能够彻底解决。毛泽东在《实践论》中对认识论基本原理的发展，是源自中国革命的实践，又把他发展了的哲学原理运用来分析中国实践中的重大问题。假如没有《实践论》对认识规律的概括，我们今天对认识规律的理解就不可能像今天这样的透彻，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也不可能像今天这样被广泛、深入地研究和运用。《实践论》和《矛盾论》取得的巨大理论成果武装了中国共产党人，对我们党的理论和实践发生了深远影响，甚至影响着中国共产党思想理论的话语体系。《实践论》和《矛盾论》已经成为当代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中深层次的精神财富。
第三，为什么毛泽东能够写出《实践论》，或者说，《实践论》这样的哲学著作为什么是出自毛泽东的笔下？这启示我们去思考一个问题：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理论家？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需要什么样的创造主体？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时候，曾经多次批评这本书的写法。他说，一看就知道是一些只会写文章、没有什么实践经验的书生写的，这本书说的是书生的话，不是革命家的话。他分析说，有两种人都不能把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一些做实际工作的人没有概括能力，不善于运用概念、逻辑这些东西；而做理论工作的人又没有实际经验，不懂得实践。这些论述包含了他自己长期从事革命实践和理论创造的丰富经验和深刻体会，实际上是从理论的创造主体这个层面论及马克思主义发展中的一条重要规律。虽然实际工作者、理论工作者都为马克思主义做出了贡献，但只有那些既具备丰富的实践经验，又具备深厚理论素养的革命家兼理论家才能够写出经典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只有他们才是无产阶级、人民群众创造和发展自己科学世界观的杰出代表。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是这样的领袖，毛泽东也是这样的领袖。如果说中国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产生《实践论》和《矛盾论》这样的著作是由当时社会历史条件决定的，那么这些著作出自毛泽东的笔下，则是因为他兼有革命家和理论家的优秀品质，因为长期的革命实践和理论研究使他具备了实现理论创造的主观条件。历史造就了毛泽东。他既不是那种只会写文章、没有实际经验的书生，又不是那种没有概括能力，不善于运用概念、逻辑的实际工作者。作为革命家、实干家，他高度重视理论思维，以理论思维见长；作为理论家，他又有其他理论家难以具备的极其丰富的实践经验。这是他既超越于其他革命家又超越于其他理论家的突出的优点和特长。在现实社会中，虽然实际工作者、理论工作者都功不可没，但是只有集革命家和理论家于一身的优秀人才，才能成为创造理论、发展理论的杰出代表。毛泽东正是这样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潜心于理论研究，从哲学理论思维的高度，总结他自己亲身参加、由他直接领导的中国革命的丰富经验，这是他实现理论创新的最优越的主观条件。
我认为，理论和实践的统一，既是《实践论》阐明的核心观点，同时又是《实践论》的产生本身所体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规律。我们今天沿着《实践论》的方向去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无论就理论创新的目的、途径、成果或者创造主体而言，都必须始终坚持理论和实践的统一。
（责任编辑欣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