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 潇
【摘要】人是社会的、实践的定存。人性的昏沉、压抑与觉醒、解放，从来不是思想或理性上演的独角戏，而具有深刻的现实原因尤其是经济的理由。文艺复兴运动中人性的伟大觉醒和解放，从根本上讲得益于产业革命及其铺天盖地的市场经济造就的资本逻辑运动，它们从人格、主体性意识、思维方式、价值理念等方面，使人从以往的人身依附、神权桎梏状态下解放出来，而转到以对物的依赖为基础的人的独立与自由的新境界。反思这段历史，揭示其思想文化社会机制，有助于深刻理解当今市场经济漩涡中的现实人生，澄明资本逻辑与人生场域、文化逻辑的关系。
【关键词】文艺复兴；资本逻辑；人格；主体性；人学理念
中图分类号：B03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 -7660 (2011) 06 -0017 -08
始自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运动，对于人的解放、人文理性的勃兴和扬播，起着十分伟大的号召和驱动作用。从思想文化的角度来分析问题，文艺复兴运动就是一场复兴人文主义精神的运动，是先进的人们在封建专制和宗教奴役下重新发现人、认识人、解放人的运动。其核心内容是反对神性，高扬人性；推倒神权，确立人权；批判神学，昌明科学；复活个性自由，反对精神禁锢；摒弃天堂幻想，主张现世幸福，等等。它是人类历史上一次最伟大的人性觉醒。究其本质，文艺复兴中人性的苏醒和人文旗帜的高扬，不是思想流转的自然产物，也不是人们在战争过程搜集到的或图书馆库存的古代文化精品之人文价值重估中发生的文化返祖行为。文艺复兴运动的肇始及其历史意义的深入展开，其根本原因与动力，是新型生产力的出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形成与扩展，资本逻辑对社会生活的介入成为人性觉醒的发轫。文艺复兴运动中的思想解放、人学昌明、政治鼎新，既是其后工业革命的文化先导，更是社会、经济变迁及其资本逻辑运行的意识反映和文化叙事。社会经济生活的资本化演进为人文理性提供事实逻辑的基础，人文理性的复兴对社会变革和经济发展在逻辑事实方面给出表达。
一、资本意识的人格化勃兴
在谈到文艺复兴运动的起因时，恩格斯曾指出：“欧洲式文艺复兴的时代是以封建制度普遍解体和城市兴起为基础的。”其实，这里的封建制解体与城市兴起是市场经济发展，资本主义因素问世的必然结果。同样，文艺复兴时期人们对世界和对自身的双重新发现，也是得益于资本主义经济力量的推动。
瑞士学者布克哈特以其对文艺复兴运动的研究而著名于世，他是从人们对封建桎梏从现实到精神的双重解脱中来分析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人的自我觉醒的：“在中世纪，人类意识的两个方面——内心自省和外界观察都一样——一直是在一层共同的纱幕之下，处于睡眠或者半睡半醒状态。这层沙幕是由信仰、幻想和幼稚的偏见织成的，透过它向外看，世界和历史都罩上了一层奇怪的色彩。……在意大利，这层纱幕最先烟消云散；对于国家和这个世界上的一切事物做客观的处理和考虑成为可能的了。同时，主观方面也相应地强调表现了它自己；人成了精神的个体，并且也这样来认识自己。”布克哈特的见解使我们更清晰地认识到，文艺复兴运动中因为世界市场的开拓，资本的对外扩张，促进了地理大发现；同时因为日心说等自然科学揭穿了宗教神学对外部世界的歪曲和遮蔽，让人们有了客观地对待世界的可能，重新确定了人在自然界的位置。这种对外部世界的重新认识的确为人们重新发现自己提供了自然的、环境的、居间的知识条件。但推动人们对自己更为深刻地把握其精神属性、社会个性的因素，最直接的还是经济发展及其资本逻辑在社会交往中形成了新的规范和评价尺度。其中，最鲜明的一个原则，就是对传统社会以出身门第的高低，看人们是贵族还是平民等以身份取人的陈腐观念的摒弃为突破口，树立以财富和文化教养水平取人的新的交往原则。当时，人们按经济地位、文化教养而群分的现象十分普遍。“一个明确的事实是：几乎在意大利各地，甚至那些动辄以家世自豪的人也不能凭借这种理由来抵抗教育和金钱的力量，而他们在政治上和在宫廷上所享受的一类特权是不足以激起任何的封建等级感情的。”以往人们所敬重的贵族抑或骑士身份，现在己被市场经济冰冷的利益兑现原则所消触，大家不在乎生前身后的浪名，而追求现实的生活享受。以致布克哈特做出了这样的叙述：“在一切生活关系中，他之所以必须特别维持一种尊严的有节制的风度，理由并不在于他血管里流着的血液，而在于要求他做到的一种完美的风度。我们在这里己看到一种基于文化和财产的现代尊荣概念；基于财产只是因为它能够使人致力于文化生活和有效地促进它的利益和进步。”这些历史的陈述和分析，让我们清晰地看到了市场经济及其交易原则即资本逻辑，真实地改变了封建的等级关系，而将社会成员的角色、身份及其交往方式重新在商品一货币变换关系中加以新的编码、定位和配置。它们使社会主体有了重新认识社会、认识自己，进入交往实践的原则和方式。
资本主义的经济因素在封建社会内部悄然缓慢地成长起来，经过市场的竞争、分化和重组，社会财富渐渐向实业家、资本家集中，使他们过上了贵族水平的物质生活。享受和贪婪两重地作用于他们的生活，为了享受而愈加贪婪，贪婪实现之后造成更为奢侈的享受。这一方面改变了社会结构的秩序，使原来没有多少社会地位的、隐身于市民阶层的工商业者，医为财富的积累而过上了贵族般的体面生活。这种新兴阶层的出现和行为方式极大地动摇了封建社会的旧结构、旧秩序，因而直接解构了原先宗法的、封建的人身依附关系。人们在自身经济实力的支持下，谋求独立和发展，使生活的社会基点由以往注重人对人的依附关系，向以人对物的依赖为基础的个性解放状况转移。新兴的工商业主们凭借日益增多的经济财富，过着奢侈豪华的物质生活，红灯绿酒，声色犬马，尽兴人生，客观地埋葬了封建宗教所坚持的压抑人性、强调禁欲、贬损自我的思想方式和价值观念，以及与之相应的种种清规戒律。马克思曾经说过，“期票是犹太人的真正的神。犹太人的神只是幻想的期票。”他对嵌在犹太人骨子里的商业精神的揭示，也完全吻合文艺复兴时期新生资产阶级群体的社会本质。这一时期迅速成长起来的商人阶层，已完全不同于中世纪商人，他们有了更加进步的经营方式和经济手段，如复式簿记、汇票、商业信函和保险等新兴的商业方式甚至是资本运作技术都逐步产生并日益普及。沿袭中世纪神学传统的神职人员和贵族歧视商人，认为交易产生欺骗。面对这种社会的和精神的双重禁锢，商人们必须在上帝和财神之间做出选择。经济发展的现实及其强大物质利益的牵引，再加上货币交易逻辑在社会交往中的纵横捭阖与强力规范，使商人阶层、企业主阶层自觉与不自觉地倒向了追求物质利益的一边，奋起与宗教神权、封建贵族作斗争。他们推动着经济变迁，引起了包括新兴资产阶级在内的广大社会成员的人性复苏和物欲横流，虽然病态地助长了挥霍浪费和极端自私的个人主义，但它们的确是一种对人性的重新发现和重新诠释。同时，到处盛行的“那一种享乐主义已经很足以使人们熟悉一个无神的世界”；因为对于享乐主义者来说，他们会自然地趋向反对宗教诸于原罪、救赎、禁欲一类的主张，“他们的一般意向，总起来说就是认为灵魂与肉体同死”；连教会都深知，这种观念如果得势，必然取消宗教关于“它干涉人们死后事情的整个理由”。这也就等于从根本上撕碎了宗教俘获与统治人心的权力和凭据。这同样也透露出了文艺复兴运动之所以把思想矛头直指宗教神权禁锢的重要经济缘由。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还能看到物质生活方式的改变和消费水平的提高，从另一端反哺了文艺复兴中的艺术创作与繁荣，反哺了对人的审美关注和艺术表达。意大利的罗马、佛罗伦萨、威尼斯以及尼德兰等一系列新型城市，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率先发展，造成财富集中，城市经济繁荣。这使那些身处其中又事业成功、财富巨大的富商、作坊主和银行家等主体更加相信个人的价值和力量，具有一种充沛的创新进取、冒险求胜的精神，其生活方式与财富态度的改变为文艺复兴的发生提供了深厚的物质基础和适宜的社会环境。许多拥有大量财富的社会组织、群体、个人，带着一种夸富的或者炫耀自己创业成功的心理，动用巨大经济力量去修造和装饰市政大厦、教堂、敞廊、雕像、高级住宅、别墅等，拓展和美化城市的空间，标榜个体人生的辉煌。那些追求豪华生活，炫耀权力和财富的新贵们，在装饰门面、精饰府第的过程中，需要油画、壁画、雕塑和珍贵的艺术品陈设。由此，便生成了大量的绘画、雕塑和建筑艺术创作的市场需求，为大批优秀艺术家展示才华提供了舞台。而艺术创作的现实审美追求，又把崇尚人性、美化人生、倡导新的道德与文明的旨趣，用艺术作品表现出来，到处铺陈、渲染，以物化的艺术形式张扬了新的人文主义精神，让文艺复兴的思想文化诉求外化在公共场所与私人生活空间中，强化了它们的传播力量和感染力量，使人文精神走进千家万户或广庭大众之中，人脑人心，不可逆转。人们在新型的经营与消费、物质和精神生活的结合上，强烈地体悟了自身的生命张力和价值，多方面地展开和实现着新的人生理想与诉求。这初期上演的一部部资本精神人格化的人性复苏活剧，尽管还很拙嫩，还发育不充分，但它如实地展示了资本来到人间，如何引发了人的社会属性及其生活方式、思维方式深刻而迅猛的历史性变革。
二、经济计量思维对人学理性的高扬
在资本逻辑的实际演绎中，货币交换活动的社会功能，在其经济意义之外还有其思想文化的作用。货币交换及其金融逻辑，要求人们高度地关注经济投入产出的效率、效益核算，精打细算，锱铢必较。马克思曾经说过的在经济利益的追逐中，资本的人格化让人们企图“从一头牛身上剥下九张皮”的那样一种赢利心理，决不只是因为他们对财富的贪婪，而且也表明他们的经济精算。凡涉及投资、置业、办厂、贸易等经济活动无一不要求人们慎之又慎，算了又算。如果说，马克思认为“逻辑学是精神的货币”。这一命题完全可以成立的话，那么，货币则是物质交往的逻辑，也同样能够得到广泛的确认。马克思学说的后续者西美尔对此做出了新的论证：“金钱可以与逻辑的形式相比，它们可以以同样的方式出现在任何内容及其发展和组合面前，并由此的确为事实上最荒唐和最堕落的内容，在表现和形式的正当性方面提供与最有价值的内容一样的机会。同样，金钱也类似于法律图式，法律也常常缺少足够的保护装置，用来防止最严重的实质不公正借用无懈可击的形式公正来装扮自己。这种完全利用金钱力量的绝对可能性，其表现形式不仅是为这种做法提供依据，而且甚至是为这种做法提供了逻辑和概念上的必然性。”如此而来，资本降生的时代就产生了这样一种文化现象，“一种纯粹数量的价值，对纯粹计算多少的兴趣正在压倒品质的价值，尽管最终只有后者才能满足我们的需要。”
对此，西美尔作了进一步的论述：“货币经济使日常交往中持续的数学运算成为必要。许多人的生活充斥了这样的事情：对价值进行确定、衡量、计算，将质的价值化约为量的价值。这当然有助于形成现代社会从理智出发、勤于计算的性质，它同以往时期更容易冲动的、整体取向的和从情感出发的特征相对应。运用货币来估价，教会人们分毫不差地确定和指出每一种价值的价格，从而使一种大得多的精确性和明确的界限确定无疑地进入了生活内容。”正是由于货币经济这种计算理性的孕育作用，我们从文艺复兴运动中明显地发现，伴随货币经济的发展，社会出现了一种崇尚理性，反叛神性、淡漠情感的时代精神。它们和科学技术革命带来的理性意识结合在一起，生成了高扬理性主义的时代精神。
西美尔的货币哲学向人们昭告了文艺复兴运动之后，由货币的计量理性在人文精神世界展示出来的这样一种时代特征：“我们时代的心理特征，与以前时代比较容易冲动、孤注一掷、听凭情感决定的本质针锋相对。之所以如此，在我看来，与货币经济有紧密的因果关系。货币经济从自身出发产生了在日常交往中进行不间断的数学运算的必要性。许多人的生活充斥了这种估量、衡量、计算、将质值缩减为数量值的活动。货币估算的闯入，教导人们对每一种价值锱铢必较，从而迫使一种更高的精确性和界限的明确性进入生活内容。……与货币制度的扩展同步的是生活中经济关系的精确、准确和严格，它们当然会影响到生活的其他内容，……只有货币经济给实践生活带来了可用数字计算的样板（谁知道，是否也给理论生活带来了同样的东西？）。从这样的作用看，货币制度不过表现为一般的经济活动的提升和升华。”
西美尔关于计算思维是资本逻辑制度化运行的产物之论述，在专门研究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的专家名著中完全获得了文献和论述的证明。英国学者彼得·伯克在其《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与社会》一书中，对该地因资本化运动引发的计算思维的文化现象做过深入的分析。他指出：“关于意大利城市居民的计算心态，……在当时，有一种既表现又促进了这种思维模式的制度，即一种复杂的信贷制度（它依赖于抽象思维和精打细算，并包括银行、公债、商业公司甚至海事保险内容）。正如我们己经看到的，在这时期，银行业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意大利人的专长。除银行外还有许多公共当铺，后者在15世纪晚期因为教会的鼓励而迅速发展起来。这些当铺既借钱，也放贷，并支付固定利息。它们是仿照公债建立的。……市民们因此成了国家的投资者。”伯克对计算思维与经济资本化运动之关系的研究和诠释是深刻而确然的。他从历史与逻辑相一致的意义上，确证了由银行、信贷、公债、保险等金融资本逻辑元素及其整体运作生成的社会文化功能，对于日益勃兴的计算思维，是“既表现又促进了这种思维模式的制度”。资本逻辑与其运演的制度化，的确生成计算思维，又诸多地依赖这种思维及其理性意识，更是培养并借重市民社会主体在这方面的文化品质和价值态度。
资本逻辑运演中的精确量化思维，除了在经济体制方面表达了市场经济显著地不同于自然经济的差别之外，它还直接地给经济主体造成了一种新的“经济理性”人格。韦伯对此有过独到的解释：“资本主义经济的根本特征之一就是：这种经济是以严格的核算为基础而理性化的，以富有远见和小心谨慎来追求它所欲达到的经济成功，这与农民追求勉强糊口的生存是截然相反的，与行会师傅以及冒险家式的资本主义的那种享受特权的传统主义也是截然相反的，因为这种传统主义趋向于利用各种政治机会和非理性的投机活动来追求经济成功。”“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完全可以理解为理性主义整体发展的一部分，而且可以从理性主义对于生活基本问题的根本立场中演绎出来。”正是这样一种经济理性，使投入市场经济竞争的主体，有了对经济行为严格而慎重的计量控制，有了对投入产出的精密预估和核算，更有了对自身力量与社会其他因素在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中形成的机会与挑战的利害比较。这进一步延伸到了人性复醒与自我意识的精神空间。当人们对经济活动与社会生活都能进行计量的分析与控制时，那么，他们必定放弃对神权的信仰与依赖，而建立起一种对世俗生活各种因素之确定性、可知性和可控性的信念与追求；他们也必定放弃对封建特权、官僚政治的依附和追随，而以一种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立自由的人生态度和行为方式介入纷繁复杂的经济与社会的生活世界。这种由资本逻辑生发出来的经济理性，必然超出单纯经济生活，而对人的整个思想和行为产生理性化的教育和规范作用，它让资本化的主体高度自为地、理性地对待和处理各种社会关系、各种利益关系，以及各种文化、精神、伦理、心理等方面的问题。
资本逻辑给人们在生活世界造成的量化思维，还给人们的文化性格乃至审美修养造成新的气质。韦伯在谈及资本主义精神的兴起时，曾经指出：“一旦整个民族的想象力都驰骋于纯粹数量上的巨大时，这种关于巨额数量的浪漫观念便对具有诗人气质的商人们产生了不可抗拒的吸引力”。这一关于人格生成的“历史学理想模型”之论述，即从经济生活的历史变迁中去求解人格渊薮的方法，在文艺复兴运动之审美精神中是得到了确证的。被称为文艺复兴运动“三杰”之一的达·芬奇，作为集数学家、生理学家、工程师和绘画大师于一身的天才人物，他在长期的人体解剖和绘画之实践与研究中，从数量的比例关系方面发现并提出了一些重要的人体绘画规律。达·芬奇认为，凡符合下述比例的人体就是美的，他从三个方面提出了绘画的审美规律：其一是人身肢体的结构比例规律：1．头是身高的1/8；2．肩宽是身高的1/4；3．平伸两臂的宽度等于身长；4．两腋的宽度与臀部宽度相等；5．乳房与肩胛下角在同一水平线上；6．大腿正面宽度等于脸的厚度；7．跪下的高度少于身高的1/4，即约等于身高的3/4。其二是人体对称规律：在外部形态上，人体的形体构造和局部是左右对称的，比如人身背部以脊柱为中线，前身以胸骨为中线，乳房、肩及四肢均属左右对称；面部以鼻梁为中线，眉、眼、耳及脸之两侧的嘴角、牙齿都是左右对称的。如果这种对称关系严重失衡，就不能给人以美感。其三是黄金分割定律：所谓黄金分割定律，是指把一定长度线条或物体分为两部分，使其中一部分对于全体之比等于其余一部分与这部分之比。这个比值是0. 618:1。达·芬奇以毕达哥拉斯发现的这个规律之比值去度量人体，揭示了多个局部的黄金分割点：一是喉结，它所分割的喉结至头顶与喉结至肚脐的距离之比也为0. 618:1；二是肘关节，由它到肩关节的长度，与由它到中指的长度之比是0. 618:1；三是手的中指长度与手掌长度之比，手掌的宽度与手掌长度之比都是0. 618:1；四是人体高度以肚脐为横切点，上身与下身长度之比为0. 618:1，等等。达·芬奇认为，凡是大致合符这些比量规律的人体，就是美的，否则就会损失其审美的价值。同时期的大雕塑家米开朗基罗，也多方面地使用过“黄金分割律”于自己的审美创作中。
自然，达·芬奇关于人体审美观照的数学计量，绝非只是用尺子对身体作简单的比量而归纳出来的公式。各种比例关系计算的背后，既有对人体生理结构解剖学的深入研究，更有从社会审美意识、行为方式乃至身体语言等方面对人性、人之生命价值的深度理解。达·芬奇的科学研究和艺术审美实践，完全体现了由其首倡但亦是社会时潮的人学审美观风行于世，它们从审美视域实现着人性的大发现。作为科学家，达·芬奇对人体的各部分组织构成和运行机理，进行了大量的生理解剖与图形绘制，其专业化描述的准确程度超过了当时一般的医学解剖水平。他留下了大量既可作医用生理结构挂图，又可作人体绘画机理表现样本的图绘资料。这一方面为绘画、审美提供了数学的公式和人体解剖学的实物描述典范，极大地推动了绘画、雕塑艺术的发展，以致他自己创作的《蒙娜丽莎》、《最后的晚餐》这样的人物和宗教题材绘画，成为千古名作，具有不朽的艺术魅力和审美价值。它们以极大的示范作用，推动艺术家们扩大了表现世俗生活的题材，提高了对人的生命价值予以审美观照的深度。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创作，热情讴歌和表现人体美，认同人体比例是世界上最和谐的比例，并把它们广泛运用到建筑上；同时一系列的绘画、雕塑表现着普通人的生活场景，将天堂拉到了地上；即使在宗教艺术创作中，也是按照人生的面貌与现实的样态描绘天堂的生活，展示着对人类尘世生活的尊重与人性解放的诉求。这一文化现象，生动地体现了对人的生命状态和人文价值的关注、理解、诠释与表达，在科学理性与人文理性的共同参与、共同观照下，达到了它们单方面介入所达不到的深刻性、全面性及其整体效果。而达·芬奇的思想文化成就以及在对人的认识、理解和表达方面的灿烂艺术创作，在社会背景与理解结构上，则完全得益于、并且反过来也促进了文艺复兴运动中科学理性与人文精神在人生焦点上的共同勃兴。
其时，对审美创作和欣赏所采取理性主义的态度和方法，还大有人在。文艺复兴运动中，在认识论和审美方面流行“新柏拉图主义”。柏拉图有关于“仿本”与“原本”关系的理论，后来的复兴者们则由此出发，把艺术再现当作对大自然的模仿，强调用包括数学、几何学、生物学等知识在内的自然理性指导审美创造。文艺复兴后期出生的意大利艺术家阿尔贝蒂认为，要成为文艺复兴时期合格的建筑师，需要海量的知识储存。其中有两个相关学科，于建筑师的成长最为重要。一个是绘画，另一个是数学。至于数学，并非抽象的数字，而是包涵着美、理性、力学的那种数学。他告诉建筑师对作为造物主的大自然的模仿，就是要把自然当成“一个整体各个构成部分的一种理性的和谐”；因为“惟有比例产生美”。而比例、尺寸这样的量化概念与思维，延伸到社会文化领域所表达的意思就是“秩序”、“规则”。在文艺复兴运动中的大量艺术家看来，建筑比例与人体比例，以及视觉和谐与音乐和谐都是有类比性的。“使用这些术语和类比所暗示的一种基本态度就是认为美遵从规则，这些规则不是武断的而是理性的，而且事实上是合乎数学比例的。”当然，文艺复兴运动中人们对审美的比例、对称、和谐的诉求，并没有走向形式主义的极端，而扼杀了人的个性化表现与自由追求。作为文艺复兴运动旗手之一的米开朗基罗，就鲜明地指出了不要用僵化的规则限制或替代人的个性化风格与见解，只有规则而无灵性是无法进行艺术创作与审美欣赏的：“你不可能制订一定之规，把人做得像柱子一样规整”；“对一个缺乏眼光的人来说，所有几何和数学推理，以及所有透视法证据都毫无用处。”由此可见，无论是对事物之确然性的肯定，对其内在结构之量化分析，从中引出摆脱灵异思维及其非理性的神权意识；抑或是对单一规则思维的超越，对个性自由的承认和尊重，文艺复兴运动由量化思维引出的理性精神及其对它们的辩证理解和运用，最终无一不是指向人的解放及其自由、独立之个性张扬的。它们犹如一体两面，总的旨归在于人性的觉醒和呵护。
在这里，我们若回过头去重新理解韦伯在前面所说的，关于巨额数量的浪漫观念会对具有诗人气质的商人们产生不可抗拒的吸引力之理念，也应作复合性的多重解释。它们除了对自然之真实性、先在性、确定性的承认与尊重之外，还包含了对事物之多样性、变动性、人为性之承认与尊重；同时更有对人们在自由创造中之个性化、独立性、多样性的承认与尊重。它们同样是人性觉醒的形象隐喻及其艺术思维的呐喊和展示。尽管，在艺术家的实践中，量化思维的激发，数量规律的运用，不可简单地与韦伯说的商人的诗人气质、浪漫主义的激发相提并论，但它们的确是深刻地影响了对人体的生理结构的研究、认识及其对其审美创造的追求。
文艺复兴运动深深扎根于货币经济肥沃土壤中所兴起的理性主义，特别是资本运作中的精算思维和习惯，具体地促进了精确计量的科学精神，复又更深刻地论证并助推了人性的觉醒与解放。新兴的工商业活动，既是激发经济活力的酵母，又在社会文化层面塑造了中产阶级的主体精神，并用新的理性精神促进了文学艺术、科学事业的发展。
三、新主体性的货币逻辑塑造
伴随工商实业阶层的兴起，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不断发展，尤其是商品货币交换活动的资本化运作，让货币成为资本的同时全面中介和转换社会交往活动领域的一切关系，货币一资本的逻辑逐渐取代其他社会元素的交往规则与功能，而成为一切社会关系的确定者和转译者。当货币成为最一般的等价物，成为流动的财富和资本，成为衡量和置换一切价值的尺度时，那么，原先由封建等级制所规范的不平等关系，都将被商品货币的平等交易活动所平夷、所解构；原先那些由封建贵族所垄断的资源及其独特价值，也将在货币交换的作用下使其不可替代的独特性、不可转移的独享性、不可再生或复制的价值独一性全都消溶在货币这种价值万能的置换活动中。马克思充分肯定了货币交换这种平夷人差等级的人文功能，认为“如果货币是把我同人的生活、把我同社会、把我同自然界和人们联结起来的纽带，那么货币难道不是一切纽带的纽带吗？它难道不是能够解开和系紧任何纽带吗？”德国著名的货币哲学研究者西美尔进一步发挥了马克思的观点，指出“金钱就其本身而言是事物价值关系的机械反映，均匀出现在所有当事人前面。在货币交易范围内人人在价值上平等，不是因为每个人都有价值，而是因为除了金钱没有人有价值。”在这样的经济力量和社会机制面前，相对于货币资本化的主体而言，他们还有什么封建制的壕沟、藩篱不可逾越和平复呢？但西美尔并不认为货币在交换中因能平夷被交换物价值形态的差异就会完全抹平商品生产者、所有者的人格个性，认为“货币经济同时支撑两个不同的方向，它一方面使一种非常一般性的、到处都同等有效的利益媒介、联系媒介和理解手段成为可能，另一方面又能够为个性留有最大程度的余地，使个体化和自由成为可能。”对于这一现象的理解，我们可以作一种话语思辨，如果说“逻辑学是精神的货币”，那么，货币也可以转换成现实生活的逻辑学。货币一方面以其对生产商品给以抽象劳动的社会性计量，而使商品越过其主体的人格差异和商品使用价值的物理差异而得以交换，造成了商品及其主体在抽象计量意义上的天然平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货币交换是天然的平等派，它对一切货币的持有者一视同仁，只看其支付的力量而不及其他。由此也派生出了资本主义的平等和民主政治理性对封建特权的批判和取代。与此同时，货币对于商品的交换是以商品的生产者、所有者对于其特殊使用价值的生产与实现为目的的，他们出卖商品特殊的使用价值，才能获得一般社会价值的承认与回馈。因而，为了使自己的商品生产获得更高额社会价值的认可与回报，他们必须在商品的生产和经营中更多更好地保留自身的优势与特色，以更好的形象、更有效的功能、更低廉的成本、更优越的服务，去赢得市场、赢得货币，赢得更多的利润。这样，货币交换在平夷使用价值自然形态差异和主体差异的同时，却在生产和经营环节暗暗地助长主体及其商品、服务的优势、特色。商品竞争，终究是其优势与特色的竞争。正是商品货币交换的这种社会机制，它们助长着社会主体的自由与个性化发展。这同样为文艺复兴运动及其后来的产业革命提供了经济逻辑的基础性支持。启蒙运动中，高扬的人文旗帜上大书着自由、平等、博爱等革命性口号，完全可以在经齐生活中找到最内在的现实根缘。是货币的资本化运动重塑了社会主体的生存方式，因而重塑了社会的人格范式，才使人们重新发现了人，重新认识了人的本质意义和时代特征，才有了人的大解放，人文理性的大张扬。从某种意义上讲，是经济生活改变了人的存在样态，才有了人对自身生存方式和生命价值的重新认识和诠释。
与此同时，在货币的资本化运动中，社会主体很自然地生长着一种对财富的无穷追求。这必然助长社会的竞争意识和财富意识、功利精神。而市场上的经济竞争及其赢亏的起伏迭宕，又让人们更多地关注机遇、关注偶然、关注个人优势的发挥和积极性、创造性的充分调动。这必然地引导人们从以往那种自然经济条件下的温良恭俭让中超越出来，积极主动地参与社会竞争；从表面上温情脉脉的家庭关系、家族血亲宗法关系中解脱出来，去独立面对市场经济的风风雨雨，承担竞争的挤压、亏本的痛苦和享受赢利的喜悦，使人在对物的依赖基础上有了获得自由独立的社会空间；同时也必然促使人们从以往认为自己的命运被神所主宰的宿命论中解放出来，进而从宗教的原罪论、救赎论中解脱出来，否定神性，张扬人性，形成争取个性自由的主体意识。
资本逻辑必须以货币逻辑作为它运行的演算程式。马克斯·韦伯在对资本主义经济活动的分析中曾这样写道：“在任何时候都具有重要意义的事实是，要以货币形式进行资本核算”。货币在作为万能的商品与其他一切商品发生广泛的交易关系，实现其对于价值的表征、计算、转换、存储等经济功能的过程中，是万万不可没有锱铢必较的精算思维的。因而，资本逻辑及其运作，对于新型人格的催生、培养和规范，也同样要通过货币逻辑借以实现的计算思维之培养及其意义发散而表现出来。对此问题的说明，笔者不能不再次提及前面已经分析过的计算思维及其价值态度给人的文化品格带来的深刻而多方面的影响，就文艺复兴运动中之人性觉醒做过专门研究的伯克曾经对出现在文艺复兴运动中的人、理性、计量思维、公平正义四者的相关性做过认真的分析和解释。他指出，文艺复兴时期，人被赋予多重理解：“人的另一种形象是一种理性、精明和审慎的动物。‘理性’和‘合理性’两个词频繁出现，并带有肯定意味。”动词“ragione”，其首要意义是“交谈”，显示语言为人类优于动物的理性标志；同时它又有“账目”的意思，进而还有“正义”之意。而在古代诞生和文艺复兴时期广泛运用的“称”——这一实行商品、货币交易衡器的图像，则表明，作为“ragione”一词的“正义”理念还有“计算”或按比例度量的意义。从某种意义上讲，合乎理性就是合乎比例。可见“ragione”的内含意思及其图像符号“称”的喻意表征，是将交流、理性、账目、计算、按比例平衡、正义等意思作为人的多面精神文化之本质规定融于一体的。这个复杂而有趣的现象，不正是表明了资本逻辑所要求或所体现的经济计量思维从理性、公平交往、正义等方面多维度地激活了人性的复苏吗？正如彼得·伯克所说的，“计算的习惯是意大利城市生活的核心要素。……尤其是在佛罗伦萨和威尼斯，人们开始对进出口、人口和价格的统计数字感兴趣。复式计账法广为传播。”随之而来的是理性、计算、节约、谨慎、预测等来自资本经济的理念深入人的意识领域，广泛流行于生活世界。乃至“计算影响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们在社会交往中生出了一种时髦的“帐本观”，它们更强化了人性觉醒中的自我意识。人们常常从看得见的经济利益的交换与核算中，清晰地意识到了己利与个人的此在和真实，他利与他者的彼在和挑战性，在反复权衡、核算和竞争中，甚至形成了合理性就是对自己之有用性的理念。由此可见，文艺复兴运动中神性的破碎与人性的复苏、特权的消解与理性的勃兴，其隐在的思维逻辑根系是深深扎在资本逻辑的现实土壤之中的。
所有这些，诚如西美尔指出的，在货币交换广泛深入的作用下，随之而来的，“货币经济瓦解了自然经济时代所特有的人身与物权关系之间的这种相互联系”。必然是人身的解放，人权的确立，人性的张扬，以及政治法律制度方面资产阶级自由、平等、民主等作为封建制的埋葬力量的横空出世。因为“货币给我们提供了一种至今为止唯一的可能性，在完全不考虑个性和特别之处的前提下结合在一起。”这是人类文化所经历的一种最巨大的变化和进步。
（责任编辑林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