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通过对马克思几句著名格言的分析，我们看到，马克思的宗教批判（主要以基督教为原型），既是一个否定、颠覆的革命过程；又是一个无法决绝断裂的文化承继发展过程。马克思思想与基督教是两种具有许多本质差异的世界观、人生观，但这些差异性的存在，并不一定是两者相互诋毁、相互对抗的根本，也可以成为双方相互尊重、相互补充的前提；马克思的宗教批判不能简单地看成是对上帝存在不存在问题的辩驳，因为这其中包含着对于世界、历史、人的价值、生存意义、人格尊严的革命性宣告；马克思的宗教批判，对近现代基督教思想家产生过巨大影响。
【关键词】马克思；基督教；宗教批判
马克思思想作为一种曾为全世界三分之一以上人口信奉的伟大运动的灵魂，其中有许多的格言警句被千百万普普通通的劳动者引用传扬，甚至对人们判断某一事物产生相当重大的影响。这些格言有许多涉及被一些国人忽视了的马克思思想与基督教之间的联系。在这里，我们只是选择几句。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说道：“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①这就是被人们习惯称为的两个“最彻底的决裂”，其中“与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当然是包括了“基督教”）是我们解读的首要问题：
首先，学者们对这句话的理解存在较大争论。吕大吉先生认为这是“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对待宗教和其他一切传统观念的态度”，因为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私有财产制度是一定要消亡的，一切建筑于其上的“传统观念”必然随私有财产制度的消亡而消亡，这是不依赖于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社会规律②；俞吾金先生的看法有所不同，他认为这一段话之中一个很关键的德文词“ueberlieferten”不应译为“传统的”，而应译为“流传的”，也就是说在俞先生看来，这段话应译为“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流传下来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要同流传下来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③似乎是作为吕大吉先生和俞吾金先生的两种不同意见的调和，施德福先生认为，这里所说的“传统的观念”，既“不是泛指传统观念”，也不是“专指那些流传下来的、非难共产主义的各种观念”，而是特指在“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即私有制基础上产生、又为私有制辩护的剥削阶级观念。两个“决裂”的关系是辩证的，但归根到底要以第一个“决裂”为前提④。
其次，从“两个最彻底的决裂”在《共产党宣言》中与上下文的联系中，解读其含义。面对“宗教的、道德的、哲学的、政治的、法的观念等等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固然是不断改变的，而宗教、道德、哲学、政治和法在这种变化中却始终保存着的”诘问；面对着“共产主义要废除永恒真理，它要废除宗教、道德，而不是加以革新，所以共产主义是同至今的全部历史发展相矛盾的”①的责难，马克思、恩格斯是把这一问题（两个“最彻底的决裂”）放在了特定的领域，即“至今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在阶级对立中运动的，而这种对立在不同的时代具有不同的形式。但是，不管阶级对立具有什么样的形式，社会上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剥削却是过去各个世纪所共有的事实。”②正是在这一前提下，当古代世界走向灭亡的时候，古代的各种宗教就被基督教战胜了。当基督教思想在18世纪被启蒙思想击败的时候，封建社会正在同当时革命的资产阶级进行殊死的斗争，“信仰自由和宗教自由的思想，不过表明自由竞争在信仰领域里占统治地位罢了。”③换句话说，在“两个决裂”思想中，“传统的观念”是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相对应的，二者之间有着必然联系。马克思在批驳资产阶级代言人用他们关于自由、教育和法律等观念来为资产阶级所有制辩护时指出，“你们的观念本身是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所有制关系的产物，正像你们的法不过是被奉为法律的你们这个阶级的意志一样，而这种意志的内容是由你们这个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来决定的。”④共产主义革命既然要与“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必然要同与这种所有制关系相适应的传统私有制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所以《宣言》用“毫不奇怪”来说明第二个“决裂”同第一个“决裂”的联系，即它以第一个“决裂”为前提。《宣言》还表明：共产主义革命与传统观念的决裂是一个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是随着传统的所有制的变革而“或慢或快”、“逐步”地发生的，而且是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逐步实现的；同与传统的所有制相适应的传统观念的决裂，并不意味着同一切传统观念彻底决裂。一般的传统观念要比与传统所有制关系相适应的观念广泛得多，因为传统观念并不都是直接从所有制关系产生的。正如阶级的所有制的终止并不是生产本身的终止一样，阶级的观念的终止也不等于一切观念的终止⑤。
再次，任何简单的与过去的一切作“最彻底的决裂”是不可想像、也是不可能的。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中，马克思这样写道：“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已死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⑥这就是说一个人不能与传统截然分开。抛弃一切传统，就等于没有了人类的历史。如果按照吕大吉先生两个“决裂”中对后一个“决裂”的理解（与传统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似乎在告诉我们：马克思认为过去的一切哲学、宗教、道德没有一丝值得肯定的价值。但是，这与实事却存在着明显的矛盾，因为马克思的本人的思想发展并不是与过去“传统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的产物。无论对费尔巴哈，还是黑格尔，马克思都给予了实事求是的评价，没有全盘否定，而且当黑格尔被当作“死狗”的时候，马克思公开承认他是这位伟大思想家的“学生”。对传统的继承性批判还突出地表现在马克思的《资本论》的写作方面：前后40年，参考了1000多部著作。
综上所述，我们倾向于施德福先生对两个“最彻底的决裂”的阐释：马克思要否定的只是以剥削制度为基础的旧的传统观念（并不是所有的观念）。从这一点出发，我们可以作如下延伸，即马克思两个“最彻底的决裂”并不必然包含彻底否定一切宗教的内容（它只是对于宗教中与剥削制度相关的内容的“决裂”），它必然是一以种更加伟大的信仰代替了原来的信仰，正如马克思的“消灭哲学”⑦并不意味着所有哲学都没有存在的必要，而是要强调一种与旧哲学完全不同的新哲学的生成。
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说道：“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⑧这段后来被铭刻在马克思墓碑上的文字能够清楚地向我们表明它在马克思哲学思想中的重要地位，它不仅可以视作《提纲》前十条的总结，而且对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形成更具有纲领意义，这里，我们将沿着马克思这一“改造”世界律令同基督教之间的继承与否定的关系展开。
我们先从讨论马克思的这一思想与基督教的继承关系开始。首先，在希腊人那里，“自然”是活生生的神圣的存在，在基督教思想中自然不但没有神性，而且上帝使人成为万物之中最高的存在。在《圣经》之中，上帝在第6天按着自己的形象创造男人和女人，使人“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创1：26）上帝赋予了人超越万物的特质，从而“自然”在人类的眼中失去了古希腊哲学家的“神圣”地位。这样，基督教已经将希腊哲学的“静观”与自然“神圣”打破了，并从理论上，赋予了人以“改造”世界的使命。其次，我们看到，对于认识与行动的理解，希腊哲学与基督教的立场是不同的。希腊哲学是静观、思辨的哲学，希腊哲学家习惯于用不变的原则统摄运动变化的世界，万事万物都归结为静止的、永恒的存在。而在基督教中，人被赋予了与古希腊哲学完全不同的行为自由，即“自由意志”。这一点对整个西方哲学、科学，乃至于社会发展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基督教比起晚期希腊哲学更进一步确定地使人意识到神性和人性的统一，体现在基督教的上帝观念现实化在个人的意识中，这样“就使这些自身就是精神并且是自由的人通过这个过程而在他们自身上完成了这种调合，亦即使他们把自在的自由精神实现为他们的自由，这个精神本来也就是他们自己的实质。——就是说，他们意识到了地上的天堂，意识到了人之上升到神。心智的世界不是一个彼岸，所谓有限性，乃是其中的一个环节；并没有一个彼岸一个此岸之分。”①换句话说，基督教哲学这种从静止到自由理念的发展，为人们改造世界提供了思想准备。
综上，近代西方哲学对改造世界的动机、人的主体性的强调都与基督教有着密切的关系，潜在着基督教深厚的底蕴。于是，人们自然就会发问道：既然如此，马克思强调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是否没有自己的特质，而只是基督教思想的延伸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下面，我们要讨论马克思这一思想与基督教思想之间的否定关系。首先，马克思与基督教的改造世界思想的区别不在于“改造”本身，而在于改造的“前提”。基督教作为一种宗教信仰，它的对象是独一无二的上帝，基督教徒所坚持的一切（包括改造世界）的根基、前提都是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神。对于基督教，由于人被上帝赋予了管理万物的使命，他拥有选择善恶的“自由意志”的能力，但是“原罪”观念又使得人类的“自由意志”无法摆脱根本的软弱（罗3：10 - 12），必须依靠来自于上帝的“救赎”、需要上帝独生子十字架上的舍身（太16：24 - 25；罗3：23 -25；来9：27 -28）。也就是说，对基督教而言，只有对上帝信仰的合理性，才能有自然、社会和人类精神的合理性，自然、社会和人类精神的合理性根据只能在对上帝的信仰中显现出来。而马克思的宗教批判所指向的就是这一“万能的”三位一体“真神”，所以马克思认为对宗教的批判是其它一切批判的前提②。在马克思看来，解放是人解放自己本身，与神无关，人能够做到对于世界的控制和管理。这样，马克思改造世界的前提就否定了基督教至高的上帝。
其次，马克思与基督教在改造世界的目的上存在差异。基督教徒在现实所作的一切就是遵守上帝的话，做上帝所喜欢的，他（她）的最终目标是彼岸的美好天堂。于是改造世界、管理万物与终极目标上帝之国相比，是现实的、暂时的，具有强烈的依附性、从属性。与此相反，马克思却认为独立的云霄之上的天国是世俗世界的影射。现实的世界就是真实的王国，于是马克思要求“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但我们认为历史不是‘神’的启示，而是人的启示。”③马克思的目的坚定而明确：从社会实践出发，进一步去分析世俗基础本身，“因此，对于这个世俗基础本身应当在自身中、从它的矛盾中去理解，并在实践中使之革命化。因此，例如，自从发现神圣家族的秘密在于世俗家庭之后，世俗家庭本身就应当在理论上和实践中被消灭。”④马克思改造世界的呼唤，不仅指向基督教，而且直指一切追求超验本体的形而上学，即以黑格尔为代表的思辨哲学。这一“改变世界”的内在律令，使马克思不仅相信“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而且在他看来，当费尔巴哈把“宗教世界归结于它的世俗基础”从而完成了宗教批判之后，人们所要做的主要任务就是应该去揭示、改变使宗教世界与世俗世界分裂的真正原因——世俗世界的自我分裂，在实践中使之革命化。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直观的唯物主义”，至多也只能达到对单个人的市民社会的直观，因此，他站在旧唯物主义的落脚点“市民社会”的基础上批判人在宗教上的自我异化之后，最终并没有导致对宗教异化根源——世俗社会的批判。
马克思的“改造世界”思想与以基督教为代表的近代西方文化的关系既有继承，又有否定；既存在断裂，也是有着内在的连续。
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说：“哲学并不隐瞒这一点。普罗米修斯承认道：‘老实说，我痛恨所有的神。’这是哲学的自白，它自己的格言，借以表示它反对一切天上的和地上的神，这些神不承认人的自我意识具有最高的神性。”①
这句话常常被人引用来表达马克思对宗教的决绝否定。对于它的理解，应注意以下二个问题，一是其中几个关键词的解读：如“神”、“普罗米修斯”、“自我意识”等；二是对于马克思在这一时期的思想发展的定位。具体地说：
首先，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把普罗米修斯作为解救人类的大英雄，不仅体现了希腊精神与希伯来精神的某种对立，同时也超出了这一范围。具有世界声誉的捷克神学家洛赫曼(J．M．Lochmann)注意到，无论耶稣基督，还是普罗米修斯都是基督教与马克思思想对话的核心问题之一。与此同时，许多马克思主义者，例如布洛赫在对基督教乃至一般的宗教精神加以肯定的同时，力图把耶稣基督彻底地普罗米修斯化——耶稣不过是历史英雄而已。然而，恰恰是耶稣与普罗米修斯这两个截然不同的形象后面，潜藏着非常紧要的问题，即有神论与无神论问题。这一问题本身是复杂的：普罗米修斯违抗“神”旨，耶稣听从“神”的命令，而且这两个“神”并不是同一个神，耶稣的上帝决非希腊的雷霆之神宙斯。就两者的行为来说，普罗米修斯为人间盗天火，耶稣播撒上帝之爱；宙斯因其为人世盗天火而惩罚普罗米修斯，上帝却通过他的独生子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事件，把自己的救恩播撒给人类。这种差异的存在已经使得把普罗米修斯在近代基督教世界的反抗精神普遍化成了问题。在洛赫曼看来，这两种行为、两个形象所蕴含的价值意义的差异是巨大的，“他进而主张，基督教并不反普罗米修斯，在基督教中，也完全能给普罗米修斯以恰当的位置，即把他看作是世俗革命的先驱。与此同时，对普罗米修斯神话也需要解神话，以使其恢复一种合理的政治作用。但一触及到人的终极的意义存在问题时，普罗米修斯的形象就显得过于苍白和单薄了。”②由于否定了超验的上帝，势必使得革命的价值原则受到损害，“如果从意识形态上否定上帝，人本身就会在其历史、社会和未来中受到威胁，人的价值就会被废除，最终被囚禁在其内在性和人的此世规划之中。这样一来，必然出现人的价值的颠倒。人的整个命运就只是依赖于人的成就，人的幸福和欢乐的可能性就成了全凭其成功之机遇，与此同时，人也生活在他无法摆脱的失败和罪过的处境中，生活在自我毁灭和绝望之中，相反，恩典的超验作为人的存在的终极之维，是人之存在意义的根本保障，这种超验性绝不允许人被其社会和历史耗尽其存在。”③洛赫曼的观点故然可以商榷，但他的问题是明确、尖锐的：马克思所倡导的革命和建设的原则与基础是什么？如果仅仅只是政权和经济的变革，而没有社会的人性化发展，失去了对人的生存意义、价值、命运的关怀，马克思的精神实质已然丧失，但是如果要使社会的人性化有保障，那么它的根基何在呢？是以超验原则为基础，还是以历史本身所谓规律为根据？
其次，关于马克思这一时期思想发展的定位。这一时期的马克思受到青年黑格尔派的深刻影响，因此， “自我意识”有着至高无尚的地位，马克思沿着黑格尔的思路一方面否定了“神”；另一方面，又确立了“自我意识”超越一切的理性神地位。所以不应将这句话作为马克思思想无神论的标志。
根据保尔·拉法格的回忆，他时常听到马克思引用黑格尔的一句话：“即令是一个恶徒的犯罪思想，也要比天堂里的奇迹更伟大更崇高。”①梅林也说： “马克思常常重复黑格尔的话说：‘即使是恶棍的犯罪思想也比天上的一切奇迹更为崇高而辉煌。”’②
如何理解马克思常常引用的这句话？为什么马克思要“时常”引用它？这是孤立的，还是同马克思整体思想有着某种联系？它可否可以作为马克思无神论的标志？下面的论述，就是试图围绕着这些问题展开。
首先，这句话出自于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它不能等同于无神论，原因很简单：如果这句话是无神论的标志，那么必然引出相关的推论，即它的原创者，作为一个虔诚基督教徒的黑格尔当然就是一个无神论者！如此说来岂不荒谬。因此，正确的结论是，这句话并不一定是无神论者的标志，但是，这句话对马克思走向无神论提供了一个可能。那么，为什么说一个恶徒的犯罪思想（他也许没有犯罪，但他有犯罪思想）比天堂的奇迹更伟大、更崇高呢？根本原因还是在于人有自我意志，因为只有具备了自我意志，才使人与其它的万事万物区别开来，有了自我意志他才能具有选择善恶的能力，否则无所谓行善与犯罪，比如一只老虎杀死一只羊，这件事就无所谓善恶，因为老虎的本性就是如此。马克思要求改造世界、实现一个自由的人类社会的前提，在一个侧面是可以用对人的自我意志的高扬来说明的。马克思与对给了“自我意识”以很高地位的德国思想家们不同之处，在这句话中也有反映：就是暗含着对“行动”的重视，对现实生活作为形而上学最终根基的确信。换句话说，这句话潜藏着区别于黑格尔哲学的崭新内容，要把人的具体生存情境与仅仅存在于“云端”的思想的统一起来，赋予了马克思新哲学不同以往旧哲学的萌芽。
其次，它表现出马克思对德国古典哲学家们优秀成果的继承。德国古典哲学家对于上帝、天堂等宗教观念，从来没有象法国18世纪激进的唯物主义一样给予彻底地否定，例如，在黑格尔看来，“堕落”应该以一种与传统截然不同的方式来理解，它是一种从无知向自我意识状态的必然运动。畜生的状态既不是善也不是恶，是一种无知状态、乐园状态。黑格尔认为，“伊甸园”里的生活是一种“梦的天真”，它没有对善的认识，没有自我意识，没有经过选择，必须受到审判与谴责，而认识必然导致分裂、异化，“事实上万恶之源就是认识，因为，使得独立生存的较确定的具体形式或一般的自为之物当中出现分离、否定因素、判断和分裂的行动的，正是认识或者意识。人性不是它应当是的那个样子；正是认识，向人揭示了这一点，正是认识，揭示出人不应当处于其中的那种存在状态（不幸意识）。”③弗·梅林对于这句话的思想倾向有过一个明确的说明：“马克思是一个不知疲倦的思想家，对于他来说，思维就是最高的享受；在这方面，他是康德、费希特，特别是黑格尔真正的继承者。”④因此，马克思这句话的中心在于对“自我意志”的肯定和高扬，在于对“自由意志”在德国古典哲学中地位的强调，在于对传统实证化基督教的批判。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看到，马克思对包括以基督教典型的宗教批判，既是一个否定、颠覆的革命过程；又是一个无法决绝断裂的文化发展过程。
首先，马克思思想与基督教是两种具有许多本质差异的世界观、人生观，他们对神与人在历史中的地位，对历史目标的看法及实现手段等等一些重大问题，有着根本性的不同，这一点勿庸置疑。但这些差异性的存在，并不一定是两者相互诋毁、相互对抗的根本，也可以成为双方相互补充、相互尊重的前提。在过去，马克思主义与宗教（如，基督教）都曾为争取人的自由、幸福、平等、尊严作出了不可否认的卓越贡献，如共同反对法西斯，致力于社会改革和民主化实践；作为当今世界两种伟大的思潮，无论基督教，还是马克思思想在人类社会中都在发挥着越来越巨大的作用，两者都包含着人类最可珍贵的精神财富，都体现了对人类的自由、前途、命运的牵挂。当然，探讨马克思思想与基督教的关系是一个重要、复杂、敏感的问题，然而，在和平发展和对外交流不断扩大的今天，也是一个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我们看到，学者们做过很多有价值的偿试，其中之一这就是企图开辟两种伟大思潮（马克思思想与基督教）对话的理论渠道，例如，基督教有神论和马克思的无神论之间的差别是不是被夸大了？马克思主张政教分离，认为宗教是个人的私事，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并不主张以强制力量消灭宗教，能否成为马克思主义与基督教对话前提之一？在理性问题上，马克思主义与基督教是不是都否认将理性仅仅看作是工具理性和技术理性，是不是都在强调价值理性的作用？等等。卡尔·巴特曾说：“马克思主义的无神论并不损害基督教活生生的上帝，只是损害到‘观念上的偶像’罢了。……所以基督教徒在与马克思主义者交谈的时候，主要的工作是向他们表明这种‘观念上的偶像’不等于基督教的上帝。”①我们看到，无论耶稣还是马克思都有着相似的精神特质，他们都是一个社会的伟大改革者、革命者，他们突破狭隘的民族、国家观念，眷顾于对全体人类的关怀，勇敢地揭露了失去生命与爱的虚假权威体系。同时，作为一个先行者，他们又都有着直面腐朽传统势力前所末有的勇气与决心。
第二，基督教在来世的形式中包含有强烈的人文精神，宗教的问题不能简单地看成上帝存在不存在的问题，它包含着对世界、历史、人的价值、生存意义、人格尊严的理解与设定，对此马克思的宗教批判没有漠视，而是以一种现实的、具体的方式继承下来。马克思的宗教批判不能完全脱离基督教的影响：马克思无所畏惧的批判精神与犹太一基督教的先知传统；马克思此世性历史观的演进，而基督的末世论救赎；离开对基督教彼岸世界的猛烈批判就不会全面反映出马克思哲学发生彻底变革的内在精神。马克思的宗教批判与缺乏超越、神圣层面的中国传统思想有很大的区别，不能将马克思的宗教批判等同于简单的唯物主义的回归。在一些重大的问题上，如对人性问题的理解上，马克思主义思想家需要借鉴其它思想传统的精神财富，这其中基督教的影响不容忽视。我们知道，马克思经典作家关于人性的理解所产生的时代是19世纪晚期，象那个时代其它思潮（如，理性主义、道德主义、意志主义等）一样它具有那个伟大时代的深深烙印，如他们相信人天然就是善的，没有深刻地意识到人内心深处精神领域的斗争、矛盾、痛苦与挣扎，对人类存在的有限性、偶然性重视不足。而对于“人性”中自私、软弱、远离公义等的重视、反省，恰恰是基督教关于“原罪”的预设的一个重要特点。这一观念在保罗、奥古斯丁的基督教传统处于核心地位，又在路德的神学中被重新发现。我们认为，基督教“原罪”的概念，不仅同马克思的“异化”概念一样可以指称人类的“罪行”，而且具有明显的反思现实生存的每一个个体“罪性”的内含。这一点被后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如微依、卢卡奇、布洛赫等在不同层面、不同程度上发展补充。
第三，马克思的宗教批判，对近现代基督教思想家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在历史上，耶稣力图协调犹太教的宗教崇拜与道德实践的关系。他强调对弱者的爱就是对上帝的崇敬与信仰，对弱者的冷漠，就是对上帝的忽视与怠慢②。马克思一进入哲学的舞台，就确立了为“人类的幸福和我们自身的完善”③而奋斗，“为建立一个新世界而积极工作”④的目标。他把对宗教的批判归结为“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样一个学说，从而也归结为这样的绝对命令：必须推翻那些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⑤；他把人工的生活形容为又退回到被文明污染的“穴居”、朝不保夕的“停尸房”⑥的异化状况；他对把人的尊严通通淹没在“利已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⑦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本质特点的指认；他在《资本论》中对于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商品拜物教”冷峻揭示等等。直至150年后的今天仍然强烈地感动、震憾着现代思想家的心扉。对于当代世界产生了强烈影响，基督教思想家也毫不例外感受到了这一点，而且他们认为，这不仅适用于受到费尔巴哈和黑格尔影响的马克思的早期著作。这种人道主义倾向，也同样适用于成熟时期的马克思，他们认为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虽然在避免使用没有效力的抽象人道主义，但是依然保持着这种人道主义精神。他希望创造一种取代非人的资本主义社会，呼唤推翻人民被贬低、被蔑视、遭受贫苦和剥削的革命运动，认为资本主义发挥着宗教代用品的功能——最高的价值是商品的价值，货币是真正的上帝。蒂利希写道：“马克思对现代社会的描写具有极大的重要性。如果我们作为神学家谈到原罪时，例如，我们却不知道社会环境中的异化问题，那么，我们就不能真正向人们讲（清楚——笔者加）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的现实处境。”①英国学者克莱尔( Andrew Collier)说道：“上帝担心的是教堂屋顶摔下来的麻雀，而不是掉下来的瓦片。他希望我们用自己的钱去帮助正在挨饿的人，以减轻饥荒的痛苦，应该把钱投放到支持罢工的工人的基金里，而不是为教堂捐一把新椅子。上帝也许更乐意看见我们去为政治竞选游说奔走，或和我们的孩子在一起玩耍，或和我们的朋友们一起喝啤酒，而不是去唱赞美的圣歌。”②在这些论述中，马克思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现代基督教“不得不同意马克思的一些观点”③。不仅在一些社会原则上，而是在基督教的历史上反省自己，承认马克思对基督教作出的批判：“基督教在十九世纪，甚至二十世纪不是显示出片面的资产阶级特性吗？统治的宗教在很大程度上难道不是显现为统治阶级的宗教吗？它不是以来世的许诺来慰藉人民吗？不是扭曲意识吗？不是以鲜花粉饰锁链而非打破它们吗？十九世纪官方教会不是经常在社会问题面前投降吗？”④蒂利希、汉斯·昆等基督教思想家的这种反省是与基督教的历史相符合的，也是与马克思对基督教的批判相一致的。总之，马克思的宗教批判对基督教产生了巨大影响，不仅没有过时，而且成了现代基督教进行自我反省的一面镜子，在西方的基督教社会，“已经被广泛接受”。⑤当代的基督教思想家“从他（指马克思——笔者注）那里获得了很多见识”。⑥
纵观人类思想的发展历程，许许多多的伟大宗教家和哲学家们的学说虽说可能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总体上都应属于人类思想宝库中最优秀的精神创造，其意义和价值不仅不能为他们生活的时代穷尽，而且在后来的时代还可能以各种方式再现。它们一方面都有其产生的时代性特征，都有着一些由于时间的流逝而过时与陈旧的形式；另一方面，作为一种伟大的思想创造，其影响又不为他们的历史时代所穷尽。正因为如此，19世纪宗教学家勒南才说：“我们尽管与先前基督教传统的几乎所有观点都格格不入，也仍然是基督徒。”⑦正因为如此，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杰出代表卢卡奇才断言：即使“新的研究完全驳倒了马克思的每一个个别论点”，即使我们“放弃马克思的所有全部论点”，我们仍然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⑧。在人类精神的层面上，她们拥有无限的不可穷尽的意义、不可压制的生命，代表了人类某种崇高的永恒力量。从这一点出发，她们都会不断自我更新、自我超越，而且还将继续感动着最高贵的心灵。她们如同中国神话中的美丽凤凰，在时代的烈火之中不断重生，不断获得新的生命力量。他们可以脱离初始的、经验的外观，一次又一次以不同的形式回归。
（责任编辑林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