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际意识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

作者:宋玉波 来源:现代哲学 发布时间:2016-03-14 阅读量:0

宋玉波料

【摘要】边际意识是研究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一种恰当且切中肯綮的视角。从哲学上看,它反映出中国古代哲人对于有限与无限关系问题的思考。边际意识的相关理解可从四个层面人手:首先,有边无际突出了儒学本体论思维的特质与困境,即有限不能分有无限;其次,边际游走重在突出道家思想对于人类自由的认识,即有限需依据无限而获取意义。第三,不着边际突出了运气介入的问题,强调有限与无限在某种程度上的悲剧性不相关,从而对前两个层面的完美理想提出了质疑;第四,边际相即提出有限与无限的互具遍应,以佛教的不但中思想对但中式的边际意识做出补充,从而对运气问题给予了积极的回应。借助边际意识的相关思考,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或许能获得某种融贯性的解释。

【关键词】边际意识;本体论;边际效用;道德运气;不但中

中图分类号:B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 -7660 (2011) 01-0104 -06

每一种思想及文化体系都有其特定的时代意义及其价值,但在世事的沧桑流转中,人们对于某些基本且核心问题的探索却不因之而改变。本文企图在下述几个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问题焦点或生存面向间,尝试以边际意识一词对此作出综合的沟通与说明。需要指出的是,标题的顺序并不必然成为一种价值等级的排序,毋宁是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所体现出的人类诸种追求中,针对人们所关注的某些共同话题以及由此引发的分歧,探究那些缓冲或者晦暗的地带,意欲发现那种与边际意识有关的思路及其背后的设想,以期建立起某种对话的可能。

一、有边无际——有限无法分有无限

学术界一般认为,魏晋玄学的主要特色就是哲学本体论,以至近代以来的我国学人甚至称哲学为玄学。汤用彤指出:“夫玄学者,乃本体之学,为本末有无之辨……学如崇有,则沉沦于耳目声色之万象,而所明者常在有物之流动。学如贵无,则流连于玄冥超绝之境,而所见者偏于本真之静一。”其讲课笔记也以“本无(reality)末有(phenomena)”来说明玄学主题在西方哲学术语的对应上应做何种理解与相应的诠释,那就是实在与现象的分野及其不同层次的存在与价值,凭借此二者,我们就能够对万有有全面的把握。有与无、本与末、名教与自然这一系列成对的范畴,在某种程度上奠定了中国传统哲学本体论的基调。在这种思路的主导下,人们意识到某种处于核心地位的事物的合法性存在,它是一个或一类核心与焦点,从此等核心或焦点出发,社会生活中的一切事物都能够得到合乎情理的解说,从而奠定其合理、合法与有意义的存在。

传统的儒家文化及其社会生活方式,或许最能突出这种本体论思路的特征。如《易传》所言:“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刚柔断矣。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世界万物是层级、等级很分明的有序存在。阐发这种天道观的《易传》,就成为这种本体论思路获得鲜明表达的重要文本。虽然与之相关的阴阳观念中,那种互补与互成的辩证色彩也很浓重,但却不能掩盖这一思路中所弥漫的层级区分意味。传统社会男性为主的祖先祭祀行为、宗法.血缘关系,以及那种家长制作风,更是这种天道观的体现与实现。学人们认识到,与天道相顺应是古代中国人的信念,而这种顺应因任的思路正是本体论思路的体现。

在“礼”的施用中,这种天道观就有细致入微的体现。《左传》对于春秋时代诸侯的描述与评价,往往以天道观下所具体化的礼为主要着眼点。《左传·隐公十一年》云:“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假如每个人都按照自己当前的身份、地位、层级去相应地言行,那就是对天道的顺应与服从,从而就能保证天下的和谐稳定,进而促成一公正、和睦的社会。换句话说,儒家学者认为完满社会的实现是不成问题的,问题在于人们不遵循天道,或者说不守本分。总而言之,这种学说承认某种完美世界的存在。

那么,此种本体论(或顺应、依存论)的惯性思维益处何在?它具有其经济性与方便性。人们不用烦心去面对太多的自我选择,当然,也因之而无需担负过多的责任。某种单边主义式根本的圆点性存在,可能就是某种理想秩序的模型,而森然的万物不过是其影子。就如众星围绕北极星而转一样,宇宙、社会甚至人性的真实面貌是充满了等级性色彩的分层存在,有本有末,本末分明。大同社会的理想虽然不时对儒家学者挥手召唤,但现实的一切总是与之相左。同时,那种完美的理想不只是某种理想而已,这一理想反过来又深刻地影响到人们对现实生活的理解。理想与现实在相互的暗示与意象的强化中试图达致和解。

以孟子为代表的儒家后学对于仁的进一步阐发,则是对这种思路的深入论证,也更表明了其政治哲学上对现实认识的简单化。对“不忍人之心”这种道德情感的过分渲染,可能就超越了自由(丰富性之意)的限度,而意图一劳永逸地创设某种单边依赖的世界,甚至使得制度(诸种利益之调和)在设置上无法得到保障。

康德(Immanuel Kant)在本体论问题上的思考告诉我们:“‘本体’概念只能被消极地使用,即标示我们认识的极限;而不能被积极地使用,即标示自在存在的事物。所以,‘对象划分为现象和本体,世界划分为感觉世界和理智世界,是……根本不能在积极意义上接受的’。”本体的主要意义在于其消极的那一方面,要是把本体作为积极的事物去看待,很容易造成以幻相为实在的后果。如果这种认识再与那种极度的道德热情与道德优越感牵连在一起,或许就会带来违背个体之个体性的结果。

汤用彤也提到:“本无末有,非谓此物与彼物,亦非前形与后形。命万有之本体日虚无,则无物而非虚无,亦即物未有时而非虚无也。”本体非存在者意义上的对象物。汤先生认为本体虽非实在论意义上的具体存在,但毕竟从逻辑上讲具有优先地位,它是根据或依据,是一种理由(reason)。从这种理路看,二元对立的情形明显,勉强将二者融为一元,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内在的紧张问题。等级制的思维是与等级制的社会一同进化的,甚至还共相预谋地加以互证。

我们将上述思路称之为有边无际,即有限与无限的对立,有限似乎可以完美地分有无限。但这只能是一种理想,或者说是一种幻相。在这种对立中就衍生出了等级制相关的社会后果。同时,理想甚至空想的积极功能在此也被部分地遮蔽了。何以见得?假如说理想或者空想并非全然虚幻的话,如果只存在一种理想,且只能去形成一种空想,这无疑就是对理想、空想之积极内涵的虚无化。礼制社会中的个体再怎么合乎礼仪地去言行、思维,毕竟还是礼制社会中的个体。

二、边际游走—一有限在无限的背景下呈现

难道不存在有一个完美的世界,或者说一种完美的境界吗?若说它有,它就应该存在于边际点上,就人类来说则存在于选择的均衡与巧妙上。王夫之注老子“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云:“边际也。”以孤立之有或者孤立之无的眼光看事物,都不可取,认清存在的边际真实,才是正见。它以一种无需刻意去选择道路的方式实现自由的选择。选择意味着对个体意志自由的强调,无须刻意的微妙境界似乎又是对那种着力选择式的自由的稀释。真切的选择应该是符合天道之公平的道路,这是一种平衡,是一种适宜。也许一旦把握到或者达成了,它将不是一种像它看上去那样的偏斜与狭窄的道路,而是“自然的”大道了。

我们姑且称其为边际游走的意识。《老子》浅显的比喻中往往孕育着有力的思想。盛水的罐子,只着眼于它的有,则失去了罐子的真正用途;只着眼于它的空无,则又是对万物的鄙弃与不尊重。庄子本人的阐发则更有深意,他强调自己所走的是一条“材与不材之间”的道路,这不是平均数,而是一条“为是不用而寓诸庸”的道路。在这种类似于放任主义的社会态度背后,是哲人对人类的自由及其处境的深沉思考。对那些处于滚滚红尘中的人们来说,也许万物自然、自适性的展示就是最为可行的道路,让万物成其所是,自得其所,何必动不动就要插手呢?另外,这实际是在暗示说,作为人类自由之突出体现的人生道路选择,其实只具有某种有限度的、甚至是狭窄的可能性,生活的意义甚至在于夹缝(假如换个视角,可能就是自由之域的所在)中的生存现实之自觉与坦然接受。《世说新语·文学》云: “庾子嵩作意赋成,从子文康见,问曰:若有意邪?非赋之所尽;若无意邪?复何所赋?答日:正在有意无意之间。”这一颇具玄学意味的话语,正如中国古代山水画中的水墨渲染一样,在似与不似的边际间捕捉到美的神韵。

边际不是勉强在对立之间选择平均的道路,而是认识到:有形事物、有情世界的存在,只是可能世界的一种实现,它并非实在的全貌。假如对世界没能形成这样的认知,则就像庄子所讲的那样,丰富而深沉的存在被抛弃后,世界或实在的呈现将成为“以管窥天,以锥指地”的情形。广阔无边的大地就会被视为乌有,自由的广阔空间被视为无用之物。谢扬举教授指出:庄子是“从认识论的有无之际来谈论变化的自我”,“有限存在的意义只是在无限那里,在通往无限的过程中,才能获得意义”,“分限包括有限和无限的统一”。

我们的存疑是:有限存在的意义是不是唯一地取决于它与无限的关系?有限也许不是真的依赖于无限而存在,反而应是无限面对着有限而呈现出来。这只是正言若反。只有在抽象意义的夹缝中,才能凸显自由的真意。边际意识正表明了意义来源的非唯一性,而以边际的裂缝为比喻,从而启发出某种不太具决定论色彩的东西。就像约翰·克拉克(John Clark)认为的那样:《道德经》是“最伟大的无政府主义经典著作之一”,而“无政府主义可以看作是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两者的汇集或两者间的一个裂缝”。此种裂缝就是对两种对立立场的否定,当然,这一否定也不必然意味着同一层次的第三者的出现。谢扬举教授认为,老子哲学是一种事态的哲学,目的在于常态的追求。依照这种看法,我们猜测,有种完美的状态似乎在等待着人们去实现,或者在于走上那种去实现那种完美状态的道路。边际意识中的确还残留着完美世界的神话。

边际这一术语普遍存在于西方功利主义学说之中,如边际幸福、边际境遇等等;而在经济学中,边际效用这一提法最为有名,代表人物就是阿尔弗雷德·马歇尔( AKred Marshall)。马歇尔时代,经济学还是伦理学下面的一个小学科。马歇尔提到,经济学研究最终的目的是要解决人类的苦难,求得人类的幸福。“有一次我在街头橱窗里看到了一幅小小的油画(画中人面容憔悴,表情若有所思,是一个‘落魄者’的形象),我就花了几个先令把它买了下来,回到学院宿舍把它挂在壁炉架上,从此以后我就把它称为我的保护神,我立志让世间那些像画中人一样的人们都能达到幸福的境界。”其边际效用学说意在于此。弗维雷多·帕累托(Vilfredo Pareto)也谈到:“强有力的人、知道该做什么的人、能够适可而止、恰到好处的人特有的感情,是对无益的痛苦的有意识的厌恶。”人道主义与冷酷无情这两种极端的态度对社会平衡都是可怕的。人们也许只认识到马尔萨斯主义的残酷性,却往往忽视了相反的那一方面,即过分地强调人道也会适得其反。正如《庄子·徐无鬼》、《庚桑楚》所说,以仁爱将人捆绑甚至是胁迫,都是有可能的。所以,这两种态度都不行,要走边际的道路。

老子、庄子思想与帕累托的剩遗物观念一样,都略带某种理想解释的色彩,但此点看法若是还成立的话,就说明他们还未能完全摆脱前种思维(有边无际)的定势去看待问题。就像庄子告诉我们的那样,诸子百家学说如何局限于部分的真理中而又试图将之大而化之,试图达到一以贯之的畅想。边际意识的想法则是对此思路的进一步反思,它没有确定某种一成不变的法则,并以之作为唯一的指引方式去追求、探索。它真正注意到了多方立场的存在,认为那种试图以一种贯穿千古而不变的观点去统一多样化的观念及其生活世界,乃是突兀的举动。庄子所谓的“以无厚入于有间”,就是道家那种具有消极意义的边际社会理想之体现,它可能胜于那种充满积极意味的乌托邦。

三、不着边际——有限与无限悲剧性不相关

冯友兰论郭象哲学时讲到:“有些人见识不广,看见他们的遭遇有所不同,不知道命本来就是这个样子。有些没有被射中的人很高兴,自以为巧,以为自己很了不起。有些被射中的人,就恨自己的错误,伤心短气,这些都是不了解命的实际情况的人。我之所以有这个生命,并不是我自己决定的,并不是出于我的自由的意志。”如何理解这段话呢?

人们在现实的生活中,并不是自己命运的主人,甚至有时会感到遭受着命运的捉弄。这就使得人们对完美世界的存在提出了质疑,即对自我完善性与世界完满性的疑虑。那种边际存在、那种令人心动的事物为何那么难以把捉。以“不着边际”为小题目,并非采纳它那种常识中所带有的讥讽口吻,而是具有某种真切的认识。

道德应该说是一种自我评价(良知)与社会评价相结合的综合机制。人们因为生活中的运气因素,而对自身或他人道德评价的形成产生某些看法。我们知道,运气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不可掌控的,所以它似乎不应成为道德评价的尺度之一。因为忽视或者遗忘而造成的某些道德上令人遗憾或痛心的事情,似乎也不应成为道德评价的依据。但现实的生活中,人们往往不会真正顾及到此,从而在自我的内心深处或者对他人的总体评价上,断定某些不道德的存在。

伯纳德·威廉姆斯(Bernard Williams)对于高更、安娜的分析,使我们认识到,运气对于人类生活的本质来说,是真正无法以上述那些承认完美世界存在的思路来衡量评价的。这样的话,不着边际就是对人类事务的一种理性认知,运气从而脱下了偶然性消极身份的外衣。可以这样说,在个人自由与社会责任之间总是存在着某种晦暗不明的区域,如果一定要使这一在某种程度上充满运气的区域获得明白无疑的理性论证与开示,非人类所能。帕累托深谙人类那种强词夺理的辩护本能,认为这就如同本是自然进化的一部分的人类,试图跳到自然之外去一样荒谬。由此来看,假若所相信的是这样的命运(运气),这就不是流俗意义上的宿命论,而是一种智慧的洞察。这不仅是一种稀释人生负担、获得合理生活心态的做法,而且也是一种变相的自由。

这种自由我们可以称之为意识到这个世界并不完美的自由。尽管可能会形成这种认识,但置身于此种运气之下的人们,可能还是摆脱不了内心自责的那种痛楚。但对陷入运气之下的他者来说,假如人们能够认识到运气的本来面目,或许会带来道德理解上的清醒与道德评价上的宽容。帕累托认为:“最引人注目的社会并非是最有道德的社会,而是第一种剩遗物(组合的本能相应的剩遗物)最为丰富的社会。”最没运气存在的个人或社会,也许是最有道德的个人或社会,但却是最平庸的个人或社会。对于平庸这种恶,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的《耶路撒冷的艾希曼》有深刻的描述,我们不难看清其中的道德意蕴。

人生活于社会之中,免除不了社会的生活。“一切家畜,除了猫之外,当它们获得自由时,都过着团体生活。”自由不能在真空中产生,更不可能在真空里实现。自由,随时面临偶然袭击的自由,或许才是真实切实的现实。思想可以自由地翱翔,但生活要落在大地上。要在社会中生活,要在大地上行走,想要摆脱运气就是不可能的。人的生活是这样,人的出生甚至也是如此。方以智说:“心本无心,无岂有二?人犹有胶扰者。谓之‘所以然’,所以然岂有二哉?老庄之指,以无知知,无为而无不为,归于自然,即因于自然。自然岂非所以然乎?”自然就是所以然。或者探寻最终的依据,或者寻求最佳的边际,在某种程度上是不知命的表现。尽管那些做法在某些境遇下是合适的,但离广阔世界的真相还有些距离。

“我们应该如何安排事物,以便以最合适的可行方式使自己与世界的不完美性相适应呢?”人类千方百计地意欲做出合理性说明,却不知“剩遗物与派生物的分类,是一种在社会生活中真实表现出来的人性的学说”。虽然这种人类难逃宿命的看法,使得悲观的色彩极为浓重,但这毕竟也是对于现实、实际的一种真切的认识,这也是一种契机。

四、边际相即——有限与无限的互具

智顗法师是伟大的中国佛教学者,他提出了止观并重、定慧双修的学说。我们以其止观学说为例,考察佛学思想中所蕴含的超边际(边际相即)思路。止就是有所止,止于边界处,观就是观察思维这种边界及其边际意识并加以超越。通过止观就会发现,事物并不像人们所认定的那样,自我的边界清晰,个性十足,自体完整。在佛学看来,那种认为万事万物都是有自性、有自我实体存在的看法,乃虚幻的见解。佛学则认为,源于自我意识的虚构与膨胀,是人们难以进行明智判断的根本原因。本来的现实世界,都是处在界界直面的相互依赖与规定之中,人们却执持自性的存在为真实,陷入有界有封而又自以为可以超界越封的生活之中。无自性才是事物真实的面目,通过不断的止观实践与定慧互进,就能够跳出生活的这种轮回。

这是一种很深刻的现实主义精神,深刻却不以唯深为乐,是一场超越边际意识而达致边际相即的革命。“一念三千尽管是实相论,是智顗关于世界现象之真实性的最终表述,但是其全部论证过程却根本不是以现象与本体的二元分判为理论环节,而毋宁是以这种二元分判的批判与拒斥为必要前提,以空、假之双遮双遣而突现中道实相,以及对地、摄二师之依持论的批判,正是其拒斥形而上学之本体论精神的体现。”寻常中的边与际不过是某种虚拟的后果,是必要的假设,但如果沉溺在这种假设中而惧怕批判的反思,就是自欺欺人。

人们会担心说,这种拒斥形而上学本体论的精神过于极端。但是在佛学看来,真实相状是无法改变的。传统意义上的本体论往往认为,“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我们可以提问:后代人有无权利?一般来说,权利总是针对某一现前存在的主体而言的,但是,对于还未具体存在的后代子孙来说,言说其权利有意义吗?从直觉上来说,我们认为是有的,但从传统的思维方向上来看,又不能认为这种谈论有意义。可见,对于权利一词的理解因那种有边无际的思路而出了些问题。权利不是一个积极意义上的属性存在,毋宁说它是一种对可能存在的利益的侵犯之制止。就智顗的批判性总结来说,就是这里所说的地论、摄论师的依持论思维有了问题。

与此相关的道德规范与运气问题也是如此。“一个人道德质地的显露是仰命运之鼻息的……没有各异命运轨迹,我们通常的道德态度就无从显现。”极端突出规范性的一面,而无视现实中运气无处不在的局面,就可能走上一条极端片面的认识道路,从而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务必认识到善的脆弱性,或者说易碎性才行。

回过头来看,运气和偶然性的现实存在是与多样性和差异性联系在一起的,也与人们对于善恶的道德认识联系在一起。多样性与差异性是和自由捆绑在一起的。就像阿尔都斯·赫胥黎(Aldous Huxley)的《美丽新世界》阐发的恶托邦思想一样,在那种世界中,人类没有感情可言,因为感情容易导致社会的不稳定。一旦感情出现波动,就有“索玛”( Soma)来治疗,那是一种安慰的、令人陶醉的舒缓性毒品。试问,这是一个美好的世界吗?

人们对恶的认识大多出自直觉的厌恶,因而有时会忘记恶与多样性的内在关联性。中国的佛教尤其是天台宗,在这个问题上具有启发性与洞察性的力量。它不认为应将所谓的恶消灭殆尽(因为恶是不可除尽的),而是通达于恶。换句话说,就是要超越善与恶的边界,甚至超越那种勉强在善与恶的边际上寻求某种功利主义式折衷的看法。在佛教看来,恶也是无自性的。所以这种超越的意思,实际上就表示出对于恶的重视。而秉持某种道德优越感,反而也会进一步促成恶。佛教学说视恶为不尽,不仅仅在辩证的意义上激发出菩萨那种“地狱不空,誓不成佛”的悲情与热情,而且也认识到,通常意义上世界的所谓完美,是一种不真切的看法。若是意识不到自身局限性与完美理想间的内在矛盾的话,首先就会走上自相矛盾的苦恼之路。世界不是归于人们的“但中”追求及其美好实现,而是在于“不但中”。恶与善呈现出一种激发性的存在,现实与虚拟也难以截然分判。社会是矛盾纠结的社会,无明笼罩下的个体也是矛盾纠结的个体,这就是真如实相,就是有限与无限的互具。

我们认为,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中国思想史的研究来说,边际意识的相关认识能够开辟出一条蹊径,使我们能够形成某种更真切的总体把握。中国古代的史学家司马迁说过“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可以说,对于这种边际意识的认识与自觉,其实已成为华夏民族及其文化传统中所绵延的一条慧命。这是一种充满辩证精神的看法,是对现实社会与人生的深刻洞察。本文以边际意识为出发点,目的就在于通过边际意识的探讨,在儒释道为核心的传统文化内部建立起对话的平台,摆脱那种勉强附会或不相为谋的局面,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生命中所具有的那种畅通无碍的衔接,甚至由此而与世界各民族的文化建立起对话与交流的平台。

(本文承蒙方光华、谢扬举、范立舟诸位教授批评斧正,特此致谢。)

(责任编辑 杨海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