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广东省及中山大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素有传统。建国前就有何思敬、李达先生在中山大学哲学系从事“新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后来又有与艾思奇先生齐名（所谓“北艾南罗”）的罗克汀先生薪火相传，1960年复系之后，以刘嵘、高齐云、叶汝贤等先生为代表的一代学者，逐步铸就了这个学科的辉煌。为了纪念刘嵘、高齐云、叶汝贤三位教授对广东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学科建设的重要贡献，总结经验，推动新的发展，广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广东哲学学会、广东马克思主义学会、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于2010年12月1日联合召开了“刘嵘、高齐云、叶汝贤的学术贡献与广东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研讨会。会议由中山大学党委副书记、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所长李萍教授主持，中山大学党委副书记梁庆寅教授、广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席田丰博士、广东省教育厅李小鲁副厅长、以及刘嵘、高齐云、叶汝贤教授的同辈学者及其他中青年学者约50人出席。这里刊发4篇有代表性的会议论文，以飨读者。
面对先师仅有感恩是不够的
——在刘嵘、高齐云、叶汝贤教授学术贡献研讨会上的发言
徐俊忠
今天，我是怀着敬仰之情和感恩之心来参加这个会的。我们所追思与怀念的三位教授，都是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的开创者、设计师、奠基人和建设者，也是国内学界的翘楚，更是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界的巨擘。
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的重要根基是由三位教授共同创建起来的。讲中山大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必须铭记罗克汀教授的贡献。早在新中国建立前，罗克汀教授就是国内享有盛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专家。遗憾的是，从1957年“反右斗争”以后，罗先生正常的学术轨迹被中断。后来，他的主要学术领域与建树都在现代西方哲学上。自从中山大学哲学系复办，刘嵘教授和高齐云教授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的第一批骨干教师。叶汝贤教授也是在1961年9月从武汉大学毕业后，进入中山大学哲学系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学与研究的。难能可贵的是，三位教授在国家“重提阶级斗争”的动荡岁月里，坚持特色化的学术追求。1973年，高齐云、叶汝贤等教授就开始着手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和教学工作，由此而为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获得了“先行一步”的优势。1978年刘嵘教授在教育部召开的全国文科教材工作会议上，为中山大学接受了我国第一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教材的主编任务。这两个环节，前者是基础性的，后者是地位的凸显，奠定了后来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发展的第一波优势。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借助教材的主编工作，组织起全国一大批这个学科的最好学者，开展了历时4个年头的卓有成效的研究工作，于1981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稿》。历经近30年的时间检验，这部教材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科的奠基地位得到了国内专家的一致认可。代表主编单位进行组织和统稿工作的高齐云教授所撰写的该书“绪论”，也以思路清新，逻辑严密，思想深刻而受到学界的高度评价。其中关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对象、分期与研究方法等的论述，几乎成为后来许多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教材所遵循的定见。结合这部教材的编写，中山大学还受教育部的委托，连续举办了两期各为时半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师资讲习班”。全国包括许多重点高校和科研院所近200名专业研究和教学人员参加学习，这些学员后来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第一批学术骨干。中山大学由此而有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人才摇篮的美称。
教材主编工作完成后，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科的研究工作沿着两个向度发展：一是以叶汝贤教授为代表，拓展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专门史的研究。叶汝贤教授出版全国第一部马克思主义哲学专门史——《唯物史观史》，乐志强教授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研究，何梓昆教授的普列汉诺夫哲学思想研究，陈长畅教授的列宁哲学思想研究等等，都是这一方面研究的重要成果。另一是以高齐云教授为代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问题进行深入思考。1988年7月，高齐云教授发表了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发展的原生形态、次生形态、再生形态的观点。并组织起广东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会的学者进行研究。1989年他主编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原生、次生、再生形态》一书，系统地阐发这一观点。后来他的个人专著《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生形态探微》，对这一观点做了极为精致和极富创造性思想的阐述。今天，每当我们重读这部著作，都会深深地感受到它的逻辑与思想的无尽魅力。
在中山大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如火如茶开展的同时，刘蝾教授带领另一支学术团队，深入研究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毛泽东哲学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取得了一系列具有较大影响的学术成就。刘嵘教授曾经在1965年讲授过关于“毛泽东思想怎样一分为二”的问题，而挨批斗达三年多。在1979年至1981年6月中国进行政治上的拨乱反正时期，面对多种否定毛泽东思想的言论和思潮，他坚持并反复论证“毛泽东思想是一个科学体系”。提出要区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和毛泽东个人思想的界限；毛泽东思想是一种完整的科学体系，不包括为实践所检验了的错误观点；毛泽东晚年的错误违背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轨道。1981年发表的<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肯定了这种观点。1983年他出版《毛泽东哲学思想概述》一书，突破人们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四大板块”的理解，提出了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科学体系内容的独特性理解。受到国内外理论界的关注。1992年澳大利亚里菲斯大学的毛泽东研究专家尼·耐特博士将该书第一章《毛泽东哲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译成英文，作为中国学者1981-1989年的重要成果加以发表。从上个世纪80年代的中后期开始，刘嵘教授的学术生涯进入了一个新的创作高峰，他把毛泽东思想研究与邓小平理论的阐发统一起来，把理论联系实际作为基本的学术路径，发表了一批关于“时代问题”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问题的学术论文，出版了《反思与开拓的十年——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新篇章》，《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新篇——从毛泽东到邓小平》《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哲学基础》以及《两代伟人哲学思想研究》等等。在刘嵘教授的主持下，中山大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还在毛泽东思想研究的高层次人才培养方面，做出了具有一定开创性的工作：1978年率先在全国招收毛泽东思想研究的研究生8人。1987年，他在北京大学哲学系挂名招收全国第一个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的博士生。这些举措，强化了全国同行对于中山大学开展毛泽东思想研究的地位认同。
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发展的第二个兴盛时期开始于上个世纪的90年代。在刘嵘教授的主持下，中山大学原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所”更名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这一更名意味着学术视域的拓展。后来，在创建教育部第一批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的过程中，在叶汝贤教授的主持下，又更名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这次更名，更是明确地宣示了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种学术理解。马克思指出，以往哲学家的主要工作是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造世界。关注现实社会发展与现实人的现实生活因此而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特征。三位教授都高度服膺马克思这一重要的哲学观，并以不同的实践形式忠实地践行这一哲学观。所以更名实际上是对本学科点前辈们所形成的优良学术传统的自觉宣示与弘扬。正是在这种学术思想的引导下，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进入新一轮的兴盛发展。先后推出《与时俱进的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当代文明》等系列丛书。并发表了一大批高质量的学术论文。获得一批全国性的和省政府的科研成果奖励。在国家开展马克恩主义理论工程建设中，基地有六位教师入选工程专家组，其中有三位出任首席专家。更为可喜的是，这里的学术研究薪火相传，由叶汝贤教授指导的刘森林教授获奖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徐长福教授的实践哲学研究以其厚实的学术功力和深邃的学术眼光，显示出年轻学者具有的国际视野与学术冲击力而备受学界关注。基地的骨干队伍大都有国外长时间研究和学习的经历。由刘蝾教授所开辟的毛泽东思想研究也由隶属于基地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解释史研究中心”得以继承和光大。目前，这个中心的学术基础建设和学术成果在国内也备受关注。
今天，缅怀三位教授的学术贡献，更使我们深切体味到“喝水不忘掘井人”的古训。对于我们这些后辈学人来说，三位教授的学术人生留下了非常宝贵的资源与遗产。他们是我们敬仰的大师，是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基业的创造者。他们有着把坚定的信仰、自觉的社会担当与执着的学术追求融为一体的可贵学者品格。而且他们还是可亲可爱的长者。刘嵘教授的大度包容，高齐云教授的清风儒雅，叶汝贤教授的慈爱可亲，都使晚辈们在与他们交往并接受教诲和指点中如沐春风。这都是值得我们永远学习的榜样。今天，我们感恩三位教授为我们所创造的丰厚学术资源和构筑起来的高端学术平台，也为在继续前行的路途上少了他们的指点与支持而寂寞而遗憾！当然，长江后浪推前浪是不可逆转的自然规律。作为后辈学人，我们需要常记的是：面对先师，仅有感恩是不够的！对先师们的最好纪念，就是要在怀具对先师感恩之情的同时，努力把先师们开创的事业不断发扬光大！
求是的传统，创新的精神
——刘嵘、高齐云、叶汝贤三位哲学教授治学之道
余少波
刘嵘(1920-2001)、高齐云(1933-2005)、叶汝贤(1936-2009)是我省三位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授，长期任教于中山大学。刘嵘同志是老一辈著名哲学家，在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方面作出了杰出贡献。高齐云同志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专家，在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和改革开放理论方面成绩斐然。叶汝贤同志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专家，在唯物史观史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方面，都有许多优秀研究成果。他们不但在学术理论研究方面，而且还在学科建设与培养人才方面，作出了重要成绩。总结他们的治学经验，学习他们的研究成果，对我们的理论工作是很有教益的。现在，我国正处在历史发展的新起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使经济政治文化社会更好协调发展，促进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以及每个人自身和谐发展，都必须进一步加强先进文化建设，发挥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的指导作用。认真学习、研究与宣传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即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特别是科学发展观，是我们理论工作者责无旁贷的任务。在三位教授言传身教、亲自培育下，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两个学科，形成了“求是的传统，创新的精神”的治学之道，我祝愿这种学风薪火相传，并在广东乃至全国学界发扬光大！
一、实事求是，务实求真的传统
刘嵘同志是早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就从事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研究和教学。粉碎“四人帮”后，国内外掀起一股否定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思潮，刘老师和全国一些老同志，坚持实事求是精神，坚定地反对这股错误思潮。最可贵的是，他在全国率先提出并深刻论证“毛泽东思想是一个科学体系，是科学世界观”的观点。他提出应该区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和毛泽东思想个人思想的界限；作为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毛泽东思想不包括为实践所检验了是错误的成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恰恰违背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真理。这些见解，同后来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完全一致，体现了一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和卓有远见的政治智慧。
1983年，刘嵘教授撰写的《毛泽东哲学思想概述》，是全国高校第一部系统概述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专著，受到了国内外理论界的关注。他把毛泽东哲学思想定义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言简意赅。这个实事求是的科学概念，得到普遍赞誉。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刘嵘教授不顾年事已高，积极参加广东社科联领导和社科大学创办工作；他还经常深入实际进行调查研究。刘老师带领学界同仁深入研究邓小平理论。他认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同志进一步发展了毛泽东思想，在成功探索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上，形成了邓小平理论。邓小平的哲学思想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新篇”。它们是“上篇”（进行革命）与“下篇”（进行建设）之“一脉相承”的关系。刘嵘同志特别强调，无论是毛泽东思想，还是邓小平理论，都是以中国国情为基本根据，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成功地运用在中国革命与建设实践中，是对马克思主义创造性的发展，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文革”后期，中大已复课，当毛主席重新提出“学习马列”号召之后，高齐云和叶汝贤同志，与北大，武大的老师差不多同时，在已复课的高校中，率先提出了要研究和开设“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史”课程。粉碎“四人帮”后，为了构建这门学科，他们两位与其他老师，到全国各地的大学和科研机构进行调查访问。1978年，我还在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任教时，就曾同他们讨论过哲学系开设的马哲原理及原著，与他们构想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关系问题。这一年，在教育部召开的“武汉会议”（全国高校教材与著作编写规划会议）上，刘嵘同志代表中山大学哲学系，接受了编写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教材任务，并确定为主编单位，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发展史研究所则为副主编单位。全国有几十位专家参加编写工作。在刚刚结束“文革”混乱状态情况下，百废待兴，主编与副主编单位，全力以赴，教材写成出书，又能保证质量，实在不容易。高齐云、叶汝贤同志不仅亲自撰稿，还同黄楠森、庄福龄等著名专家一起，参加统稿定稿工作，功不可没。我拜读过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稿》，很受启迪，它得到学界普遍认可。
该《史稿》的“绪论”由高齐云同志执笔，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这门历史科学的研究对象和任务，对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态度和方法等等的界定与阐释，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是很正确的。例如，高齐云写道：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要论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体系及其基本概念范畴原理怎样产生和发展；论述它们是受到怎样的社会条件（经济、政治、科学文化等）的制约和推动的；论述马克思恩格斯和其他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怎样适应社会历史的需要，总结实践的新经验和批判地吸收前人的思想成果，创立、丰富、发展这个哲学理论的。他强调指出：“总之，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是从运动变化的形态上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发展及其规律性的科学。”时过差不多三十年，这些看来十分直白、几乎已是行内常识的表述，似乎像“一杯白开水”。然而，我作为这门在中国属于“新兴学科”建设过程的见证人，可以说，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在个人迷信仍然盛行、教条主义思想僵化严重的情况下，写出这样的科学论断，多么不易，多么难得！这是理论界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事求是”路线的结果，是继续解放思想、以实践作为检验理论（包括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理论）的真理性的唯一标准的产物。事实证明，在大学哲学系开设“马哲史”这门新课程，影响深远，有助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正本清原”、“拨乱反正”；有助于师生破除迷信、实事求是地理解和评价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以及各国共产党人和理论家的哲学思想；也有助于人们进一步解放思想，理解和支持改革开放的新事业。
在改革开放时期，高齐云和叶汝贤教授是思想活跃、成果很多的专家。除了上述学科建设方面的突出贡献，他们积极参加广东和全国许多学术研讨会，提出许多启迪人们思想的课题。他们还参加广东和全国一些重要学术问题的论争，如社会主义社会矛盾问题、思维和存在关系与“两变”问题、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分期和其形态问题等等。并撰写发表过很多有关研究的论文和著作，推动了广东哲学界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化建设方面学术的繁荣。刘嵘、高齐云、叶汝贤三位教授，长期担任广东和全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团体以及相关研究会的领导工作，发挥广东改革开放先走一步的优势，在岭南这块热土，组织承办过很多全国性学术会议，研讨一些前沿性课题，他们还热心扶植帮助各方面的青年学者，所有这些举措都受到学界同行好评。
一、独立思考，勇于创新的精神
上世纪80年代的中后期，刘嵘同志进入学术创作的高峰。他相继出版了《反思与开拓的十年——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新篇章》，《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新篇——从毛泽东到邓小平》，《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哲学基础》以及《两代伟人哲学思想研究》等专著。刘老师善于独立思考，勇于开拓创新，在我同他接触过程，觉得他言语不多，但从不“人云亦云”。他是一位深思熟虑的长者，不言则已，时常一言中的。他的著作更是发人深思。例如，刘老师创造性地概括说，“毛泽东哲学思想科学体系是以主观和客观的关系作为基本问题，以实事求是作为精髓，形成调查研究，群众路线，矛盾分析法，独立自主一整套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又说，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显著特色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分析、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科学方法，并把它化为中国共产党人从事革命和领导革命一整套科学方法。”“从而使哲学真正成为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锐利武器。”这种富有新意的概括和阐释，为学界很多专家所认同。他对邓小平哲学思想的内容和特色的概括，也很有自己独到见解。刘嵘同志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基本国情、基本任务、独特道路、战略目标、强大动力、基本方针、检验标准等方面，力图建构一个全新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逻辑体系”，这是极具匠心的。刘老师一生培养了大批学生，是一位优秀的教育家。他是全国首批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博士生导师，亲自指导了许多哲学博士，有的己成为全国知名的专家教授。
高齐云教授毕生致力于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研究，其研究成果，表现在上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稿》，以及后来他应邀参加黄楠森、庄福龄及林利主编的我国多卷本《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他是第三卷主要撰稿者和编者之一）中。他最突出的理论创新，是其专著《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生形态探微》（1998年出版）。这部46万字著作，是他几十年研究马克思哲学思想的结晶，受到全国学术界好评，并获得广东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高齐云同志敢于冲破个人迷信、教条主义和左倾思潮的罗网，主张摒弃在研究与宣传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单线嫡传”以及对它的理论教条化神圣化僵化的种种错误态度和做法。就理论内容而言，该书深入地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多样化的形态，即原生形态、次生形态、再次生形态等等。他富有创新性地提出，“以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为中心的唯物主义历史观，是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新哲学的核心和主体，是新哲学与旧哲学根本不同的独特内容。”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生形态这种独特的阐释以及细致入微的论述，使人耳目一新。高齐云教授不是书斋中的学者，他虽然身体不太好，仍满腔热情地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对我国改革开放许多重大课题进行探索，并上升到哲学理论高度加以概括。由他主编的《社会主义社会矛盾概论》、《社会主义辩证法概述》、《社会主义改革十论》等等，都极有新意。他视野宽广，善于独立分析当代世界和我国社会发展各种重大问题，如《21世纪新型中国文明建设和世界文明发展的展望》和《关于多样化社会主义模式的思考》等论文，都提出了很多创新性的理论观点。高老师也指导了一大批研究生，他有一个值得学习的方法：时常根据课题要求，组织许多学生和青年教师，带领他们共同研讨和写作。在他主导下，写出了不少优秀论著，既出科研成果，又培育了人才，惠及四方八面。
叶汝贤教授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科建设，特别是对唯物史观史研究，作出了重大贡献。在刘嵘、高齐云两位教授先后逝世后，他所带领的团队，在全国高校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率先取得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并任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首任所长。叶教授承担多项国家和教育部的重大课题，出版专著和教材共七部，主编丛书三套共40多种，发表论文几十篇。早在1985年，叶汝贤出版了《唯物史观发展史》，这是我国第一部唯物史观专题史，对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科的建设做出了开创性贡献。2000年，他又出版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进一步深入论证唯物史观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地位及其革命意义。叶汝贤强调，“在人类历史上有许许多多的科学发现，但从来没有哪一项发现像唯物史观的发现那样，对人类的思维和实际生活发生如此巨大和深远的影响。”叶汝贤同志能够“与时俱进”，对许多重大理论问题，如关于《德意志意识形态》与《共产党宣言》的基本思想的问题，关于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问题，关于“以人为本”的问题等等，在新世纪初的几篇学术论文中，都发表了很好的见解。例如，他明确地说，《德意志意识形态》“遵循逻辑与历史相一致的逻辑方法，揭示历史即现实的人的产生及其历史发展过程”，“同时，也就意味着唯物史观，是以物质生产为逻辑起点，以现实个人的发展为核心内容，以生产方式的发展变化为动力，以社会共同体为形式的三者的有机统一而建构起来的理论体系。”（2008年）又如，他认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是“《共产党宣言》关于未来社会的核心命题”（2006年）。他还认为，“人本主义”有一定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同意有的学者主张“人道主义在当代还有一定的解释力”（2004年）。这是难能可贵的。叶教授在中山大学马哲史专业博士点与博士后，先后指导了近五十名博士、硕士。其中两位博士的论文获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奖或提名奖。他对学生既严格要求、循循善诱，又鼓励独创、宽容包涵的态度，获得学生们的赞许。
我以为，纪念三位已故教授最好的方法，就是要继承他们的优秀传统和正确的治学之道，在新的条件下，加以发扬光大。
虔诚勤奋读马列 有教无类育新人
——怀念叶汝贤先生
王晓升
自叶汝贤先生离开我们一年多来，他的招牌式的抓脸动作时常在我们的脑海中徘徊，他的经典广东式普通话始终在我们耳边回荡，他来往办公室的身影不断在我们的眼帘中浮现，他的“快乐哲学”的理念一再在我们的内心掀起涟漪，他特别喜欢吃鸡的偏好仿佛把我们带到了和他一起就餐的那些欢乐岁月。这常常让我们这些同事、学生追忆起这位可敬而又可爱老人的点滴小事。 2008年夏天，老先生和我们其他几位朋友一起到英国曼彻斯特参加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学术研讨会。到了那里不久，老先生就显示出来他的职业偏好，讲起恩格斯在曼彻斯特工作的情况。他提出要寻找恩格斯曾经工作过的纺织厂。然而遗憾的是，我们听人说，恩格斯在曼彻斯特的遗迹已经很难找到了。带着这样的遗憾，我们来到了伦敦。在伦敦，老人家心中惦记着的仍然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他不是和我们一起看风景名胜，而是寻找马克思在大英博物馆所坐过的地方，寻找马克思纪念图书馆，拜访马克思主义史研究专家大卫·麦克莱伦，购买英文本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著作。期间他独自和一个学生一起费了很大的周折，寻找马克思的墓。回来之后，他要我们第二天和他一起去公墓祭奠马克思。说实在话，我们大家这个时候不希望老人家再跑那么远的地方，他的腿有点毛病，再加上他连续多日的旅行，我们年轻的同志都很劳累了，更何况70多岁的老人。但是他却非常固执，一定要去。期间，我们还就这个问题发生了争执。在争执中，老先生不经意地说了一句：“你们是把它当作职业，我是把它当作信仰”。老先生的这句话深深地触动了大家，我们都自觉惭愧。于是我们一行人在老人家的带领下，买了一束鲜花去祭奠马克思。在墓园，老人家带领我们在墓碑前三鞠躬，非常严肃而又虔诚地说了一段纪念文字（我感到，这段话似乎是有准备的，说得非常有条理、有感情。遗憾的是，我们当时没有带录音设备）。老先生对马克思主义的敬仰和职业精神在我们的心中留下了永远的记忆，也是对我们年轻一代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教育和鞭策。
老先生不仅从内心里信仰马克思主义，而且是一位严格要求自己的、十分勤奋的学者。他时常提起他在改革开放初期，霸占自己家的客厅写作，当“厅长”，而无法让孩子们看电视的艰苦岁月。他多次遗憾地指出了最初出版《唯物史观史》时由于编辑的疏忽而出现的失误。2007年，他由于椎间盘突出，腰部非常疼痛，走路有困难，而在广东省中医院住院。期间，我去医院看他，发现老先生正躺在床上看书——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在他这个年纪，一些人已经保命吃老本了，而他却仍然在努力工作。在突发脑溢血之前，老先生正在全身心地编辑、校订他的那个三卷本的文集，并时常说自己头疼。那时，我们都粗心地以为这是看书太久之后出现的问题，而忽略了其中的病根。在他脱离危险，可以说话之后，我去医院看他，他还询问文集后期校对事宜，与我讨论了文集的标题，并口授文集的后记。老先生在工作上的努力和执着时常让我们汗颜。
叶先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专家，但是却从不以大学者自居，时常能够听取不同的意见。有一年，他装修房子，临时住在我家附近。我们有机会时常晚上在中大校园里散步，一起讨论一些学术问题，比如，恩格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的贡献，究竟如何评价恩格斯的学术贡献，如何理解《德意志意识形态》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叙述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经典描述，如何理解“以人为本”，如何理解科学发展观在历史唯物主义发展史上的地位。我作为一个晚辈，常常和他就一些学术问题发生争论。在讨论中，只要我说得有道理的地方，他都非常乐于接受我的想法。我们一起发表的文章就是在这些讨论的基础上写成的。
叶先生是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对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非常熟悉，马克思的有些话语能够一字不漏地背诵出来。有一次给学生面试，他就把《共产党宣言》中的关于个人自由的那段话一字不漏地背了出来，并更正了我们的错误，还要求学生说明这句话的意思。一个70多岁老人能有如此好的记忆力实属不易。虽然老先生对马克思主义经典如此熟悉，但是老先生又不是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上的词句，而是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现实问题的研究结合起来。他不仅自己发表了诸多关于现实问题的论文，而且还带领学生研究现实问题，比如研究文化问题、农民问题、教育问题。在他看来，现实问题的研究，是马克思主义的生命。一个无法解答现实问题的社会理论会逐步失去其生命力。而正是这种研究却容易受到质疑，比如，这种研究是不是哲学研究，是不是属于哲学这个学科等。长期以来，老先生一直倡导研究所的专家们研究现实问题，强调研究所的中国现代化研究不能丢。
叶先生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中一直秉持兼容并包的方针，而不拘泥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狭隘理解，鼓励年轻学者从各个角度拓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视域。于是，研究所的各位专家都有各自的特色，有各自的专长。尽管如此，老先生有时候又非常固执，他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的学生研究西方某个古代思想家，反对把马克思与西方某个古代思想家外在地拼凑在一起。我记得有一次，我告诉他我打算研究的一个课题，题目是“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与历史唯物主义”。老先生认为，如果没有后面部分，题目就不好了。仔细想来，老先生的话是非常有道理的。我们不能停留在西方思想家的介绍上，而要把它拿来为我所用。我深深地感到，老先生的宽容和固执是那样恰到好处，这为奠定研究所的学术传统，培养良好的学风做出了重要贡献。
老先生在世时，在培养学生上时常贯彻“快乐哲学”理念。这是针对学生在学习中所面临的种种痛苦而说的。哲学研究是一个枯燥而艰苦的工作。我们所招收的硕士生和博士生中有些学生的本科或者研究生阶段不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有些同学学术研究基础薄弱，甚至不敢面对老师，不敢与老师交流讨论。每到开题或者论文答辩时，学生就非常紧张，有少数学生不能很好地表达自己。叶老师就鼓励我们年轻教师不分彼此，多与学生接触，多和学生交流，多关心学生的生活。这就是要使我们的学生能够从哲学的学习中得到乐趣，而不是恐惧和痛苦。有一年，叶老师还专门组织了一次舞会，试图在一个轻松的环境中促进师生之间的交流。老先生常常教导我们，在指导学生方面，要不分彼此，不管是那位导师的学生，研究所所有的老师都是所有同学的老师，都有责任和义务指导学生。他强调，不能在不同的师门之间森严壁垒。实际上老先生也是这样做的，不管是不是他自己指导的学生，老先生都非常关心，视如己出。我记得有一次，老先生到我家跟我说：“晓升，要多写点文章”。老先生的这句充满教育和关怀的话语，至今让我无法忘怀。虽然我不是老先生直接指导的学生，但是我感到，老先生却没有把我当作外人。老先生要我们搞快乐哲学，当然不是要放弃学术标准，放弃对学生的严格要求，而是要善待学生。学生到学校来是跟我们老师学习的，肯定有许多要改进的地方。问题在于我们如何指导和教育学生，如何在不顾学生脸面的训斥和循循善诱之间做出选择。我时常感到非常内疚，在这些方面，我做得还很不够。
在生活中，叶先生非常“小气”和“吝啬”。我刚到研究所工作时，研究所给我配备的是一台旧电脑，一个旧打印机。最初，我心理很不舒服，尤其是我听说，研究所有时候钱用不完的时候，心理更不舒服。我想，明明所里有钱，为什么不能为我配一台好一点的电脑和打印机呢？但是，当我和老先生长期接触之后，我的这种责备就逐渐消失了。这是因为，老先生不仅对我小气，而且对他自己更小气。他打印文稿时几乎都是用反面来印，办公室里打印纸多的是，他眼睛又不是很好，但是他打印出来的字都那么小，他穿的衣服有时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对此，我一直很难理解，不知道应该表扬他还是责备他。然而有一次，他给我讲了一个他生活中的事情，我就全明白了。他在读初中的时候，家里很穷，有时吃了上顿没下顿。有一次，他母亲甚至自己没有饭吃，给他送来地瓜（见《叶汝贤自选集》，“我的母亲”一文）。我相信，在这样生活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人是绝不会像没落贵族那样大方地花钱的。
叶先生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于职业的执着，对学生的关爱以及他朴实的生活方式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在新的起点上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创新
郭建宁
做为刘嵘老师的首位博士生，我今天专程从北京赶来参加“刘嵘、高齐云、叶汝贤三位教授的学术贡献与广东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座谈会”。走进中大美丽的校园，心中充满了感激、感谢与感恩。尤其是见到师母马老师精神矍铄，身体非常健康，真是特别高兴。我谈三点：
一、与先生的交往和先生的风范
我是1987年成为刘嵘老师的第一位博士生的，但我1987-1990这三年的读博是在北大，录取也是北大，而且1990年获博士学位后也一直在北大任教至今。这个情况要做点说明，那个时候博士点很少，全国就几家。1986年刘嵘教授被国务院批准为博士生导师，但中山大学还不是博士点。于是1987年刘嵘教授就在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博士点招生，这样，我就在1987年考刘老师的博士生，被北大录取。这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导师是刘嵘教授，学习则在北大。即如愿以偿成为刘老师的博士生，又进人心驰神往的北大，对我来说，真是两全其美。
那个时候不象现在，手机、网络，通讯十分快捷方便。我和刘老师的交往主要是通信。记得博士论文完成挂号信寄给刘老师后，心里一直有些不安。直到刘老师来信说“颇有新意”，才感到放心和踏实。论文答辩也相当顺利，受到一致好评。不久我的博士论文被收入“北京大学中青年学者文库”正式出版，刘老师为该书做序。这篇序后来收入刘嵘教授的《两代伟人哲学思想研究》一书，给我很大鼓舞。先生的气象与风度，先生的学识与儒雅，令我终身难忘。
二、广东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总体印象
我们今天座谈会的后半部分内容是讲广东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广东位于改革开放的前沿，得改革开放风气之先，同时也是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重镇。作为今天座谈会唯一的一位非广东的外地学者，我谈一下对广东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印象。我觉得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取得许多进展与成果，其中以下三个方面尤为突出：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起步早，影响大。二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研究居于领先地位。现在关于科学发展观的研究也成绩斐然。三是社会主义辩证法的研究独占鳌头，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紧密结合，是广东哲学界的一大特色和亮点。而三位先生就是其中的领军人物和杰出代表。
三、二十一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走向与前景
这个题目很大，非我能胜任与解决，只是谈点想法和感觉。一方面社会的空前变革与转型，发展中的不确定性，向马克思主义提出了严峻的课题，迫切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更好地发挥解释世界与改造世界的功能，并把两者结合起来。另一方面面对社会的功利和浮躁，要更加强调学术道德、学术规范、学术境界。强调知识分子的学术传统、人文精神和社会担当。要努力出学术精品，反对粗制滥造、学术腐败、学术造假、学术垃圾。学界不是商界，不是名利场，要把做人、做事和做学问统一起来。
在新的起点上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创新，是我们的责任与使命，也是对三位先生最好的怀念。为此，应当要做到以下几点：
一是立足时代前沿。当今时代，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深入发展，国际环境复杂多变，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影响和平与发展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我们仍将长期面对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等方面占优势的压力。必须科学分析我国全面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新机遇新挑战，深刻把握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信息化、国际化深入发展形势下我国各项事业发展面临的新课题新矛盾。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开放的思想体系，始终是和世界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始终与人类文明进步紧密联系在一起。要立足时代前沿，顺应时代潮流，紧扣时代脉搏，把握时代特征，体现时代要求，回答时代课题，应对时代挑战。
二是关照社会现实。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精神是革命的批判的实践的，所以一定要结合实践，关照现实。大家知道，2008年是改革开放三十周年，2009年是新中国六十周年，2011年是建党九十年，这三十年、六十年、九十年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和中国化的三个三十年。改革开放三十年，新中国六十年，建党九十年，有很多重大问题需要我们研究，因此一定要关注当代中国的重大现实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是学术性和现实性的统一，是文本研究和现实关照的统一。
三是强化问题意识。当代中国和世界的变化、变革、变动，世界各种思想文化的交流、交融、交锋，人们价值观的多元、多样、多变，向我们提出了新课题、新挑战。我们一定要拓展研究视野，强化问题意识，充分认识世界大变革大发展大调整产生的重大影响，充分认识国际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的严重影响，充分认识防止全球暖化，节能减排，低碳经济对各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深远影响。从而更好的应对新形势，把握新变化，做出新判断，提出新思想，以便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把握主动权，为进一步推动改革开放，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理论支持。
四是注重理论创新。发展与创新，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要求。马克思主义哲学绝不是僵死的教条，它要在实践中不断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在新的条件下推进马克恩主义哲学发展创新，必须继续解放思想，实是求是，与时俱进，必须具有世界的眼光，开放的意识，宽容的精神，平和的心态，维护学术自由，提倡学术争鸣，在探索与争鸣中，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发展。要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以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回答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为改革开放提供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的理论指导，开辟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新境界。
（责任编辑 林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