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羽佳
【摘要】“事件”的概念引导我们对“历史与逻辑的统一”这一命题进行重新的思考与审视 长久以来，目的论的连续性图景构成人们思考这一命题的惯性思维，而对于从必然性中逸出的偶然性，人们并未在理论匕给予充分的解释。本文结合本雅明、巴丢和德勒兹的哲学，借助“突变论”的理论成果，试图刈‘黑格尔意义上的“历史‘j逻辑的统一”进行解构，以期在新的基础上使二者重新结合起来。
【关键词】历史；逻辑；事件；奇点
中图分类号：B017.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 -7660 (2010) 06 -0023 -07
熟知未必真知，未经质疑便被接受的观念往往蕴藏着巨大的危险。长久以来，关于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似乎是一个神话，一个传奇，业已成为许多研究者心中神圣不可动摇的信念。然而，只要对这一看似不证自证的命题略加思索，便会顿时感到疑窦丛生，困惑重重。事实上，这一简短命题中所包含的三个实词——“历史”、“逻辑”、“统一”，每一个都蕴含了无限丰富的寓意，使得“历史与逻辑的统一”这一命题中有太多的理论“飞地”让人们去探索，又有太多的未解之迷供人们去破译。何种历史，谁之逻辑，如何统一，能否断裂，会不会重新链接……太多的理论节点与含混不清期待着人们对唯物史观进行更为深入的反思与澄明。
本雅明与黑格尔为我们提供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关于历史的图景：
在《历史哲学论纲》中，本雅明通过对克利( Klee)的一幅名为《新天使》的画的描述向我们展现了历史天使的形象：他展开翅膀，张着嘴，目光凝重地回头看着过去——在我们看来是一连串事件的地方，他看剑的只是一整场灾难。这场灾难不断把新的废墟堆到旧的废墟上，然后把这一切抛在他的脚下。天使本想留下来，唤醒死者，把碎片弥合起来。但一阵大风从天堂吹来；大风猛烈地吹到他的翅膀上，他再也无法把它们合拢凹来。大风势不可挡，推送他飞向他背朝着的未来，而他所面对着的那堵断壁残垣则被平地拨起。
这是一个萧疏、破落甚至有些荒芜的画面，历史破碎为一个个碎片，被天堂的风吹得四处飘散，根本没有完整的线索可以依循，亦没有明晰的路径供人寻觅。人们徒然地收集着历史的残片，试图拼凑成一个完整的画面，但随之而来的事件很快掩埋了旧有的图景，往昔变得湮没无闻。历史，或者说，那种连续性的历史观被本雅明彻底抛弃——一个连续性的历史再现不再可能，历史或关于过去的真实图影在本雅明的头脑中就像电影中的“回闪镜头”，在灵光一现之间飞掠而过，只能作为在瞬问闪现的形象才能被人们所捕获、所辨认，但却永远不能以一个连续的总体性描述而出现，历史断裂为一系列的图像，而不是一个完整的故事。
黑格尔当然不会同意这种破碎的、断裂的历史观。由于深受启蒙精神的熏陶和影响，黑格尔坚持进步的观念，把人类历史视为一个从自在剑自为、从低级剑高级、从小完善到完善的前进过程。凭借天才般的理论架构能力，黑格尔对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进行了史诗般的描述，完成了人类精神历史上最为气势宏伟的“历史诗学”，就像斯梅塔纳描绘的沃尔塔瓦河，从两条小溪最后汇人浩瀚的海洋。通过一个个民族丰富而具有差异性的生活形态，绝对精神逐渐展现自身，各个帝国的兴衰起落，每个“世界历史性的个人”的荣辱得失都被看成绝对精神达到其现实性的各个环节，在纷繁复杂的表象和事件背后，黑格尔致力于揭示作为整体的历史的目的和意义，试图透过人类的各种现象，深入剑隐藏在各种现象后面的东西，即“当我们说出感性的东西时，我们也是把它当作一个普遍的东西来说的。”因此，本雅明眼中的碎片在黑格尔的理论中被连结成彼此相关、具有内在联系的有机的整体，诚如恩格斯所评论的，黑格尔“是所有时代中最有学问的人物之一一他是第一个想证明历史中有一种发展、有一种内在联系的人，尽管他的历史哲学中的许多东西现在在我们看来十分古怪，如果把他的前辈，甚至把那些在他以后敢于对历史作总的思考的人同他相比，他的基本观点的宏伟，就是在今天也还值得钦佩。”
当然，黑格尔历史哲学中，一个最基本的观念仍然是合理的东西与现实的东西的一致性问题——即合理的东西如何成为现实——而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则蕴含在理性与现实的一致中。凶为，既然“现实的”东西并非“现存的”一切，在逻辑上，必然会对“现存”进行否定，历史便在这一否定的过程中向前发展。因此，绝对精神不足一座“不动的雕像”，而是“浩瀚的江河”，它永远处于不断的“扬弃”过程中，通过同时取消和保存先前的东西，推动历史一步步实现自身的目的——其中，经历了无数的曲折，但“理性的狡计”( the cunning of reason)总能通过个人的意志、热情、兴趣与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历史女神总是驾驶着她的凯旋车在尸骨累累的道路上前行，个人成为理性为实现其目标而选择的工具，但是，人类的整体，它的发展历史却真正体现了“绝对精神”的最终日的性，体现了合理的东西最终变成现实的东西的必然性，体现了人作为一个类属从最不自由的状态走向内涵兀比丰富的自由王同的进程。
显然，本雅明对于历史与逻辑之统一性的全然放弃使得历史充满了不确定性和不安全感，然而，过往的一切并未因此而失去意义，对于本雅明来说，历史不是供人唏嘘、凭吊的废墟，它随时可以披上战袍，加入到当下的战斗中。正如本雅明自己所承认的，“用史学的方法述说过去并不意味着去辨识它‘本来的模样’；而是当记忆中的某种东西在危急时刻闪现的时候去抓住它。”在这里，本雅明的独特之处并不表现为他颇为古怪的马克思主义与弥赛亚情结的纠缠，而是在于他提出了连续性的历史的断裂的观点，正是在这一断裂处，产生了人的救赎与解放：
归根到底，历史主义研究的是一般历史，这是合乎情理的。唯物主义史学与它在方法上有着鲜明的区别，这一区别超过唯物主义史学与任何其他史学门派之间的区别。一般历史没有理论武器，其方法只是添加剂；它收集一堆资料，填注到匀质的、空洞的时间中。而唯物主义史学则建立在一个结构原则的基础上。思维不仅包括意念的流动，而且也包括意念的停止。每当思维在一个充满张力的构型中突然停止，这一构型就会受到冲击，通过这样的冲击，构型就会结晶为一个单子。历史唯物主义只有在一个历史问题以单子的形式出现的时候才去研究它。他从这一结构中看出了弥赛亚式的事件停止的迹象——换句话说，他看出了为压迫的过去而斗争的革命机会：他之所以注意这样的机会，是为了把一个特定的时代从连续统一的历史过程中爆破出来，把一个特定的人的生平事迹从一个时代中爆破出来，把一件特定的事情从他的整个生平事迹中爆破出来。
在这里，本雅明谈到了“结构的单子”，谈到了“爆破”，这是革命的时刻，是历史的“猛醒”，是人投入其中并获得“救赎”与“解放”的时刻。在这段描述中，历史成为一种情态的汇集，时间不再是均质的流动，历史不是一个编年体的记事本，而是建筑在充满着“当下”的时间之上，随时能够从平庸无奇的连续性中“爆破”出来，从而投入到人们的现实斗争中来。这种历史与当代史的结合，意味着过去他从连续统一的历史过程中爆破出来，连续统一的历史随之土崩瓦解，一个充溢着过去的当下成为人们行动的时刻，时代吹响了号角，过去的亡灵纷纷披挂上阵——从这一角度，本雅明确实把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激进性发挥得淋漓尽致，当然，这种激进主义是以一种古怪的弥赛亚主义的语言表达的，即“每一秒的时间都是一道弥赛亚可能从中进来的狭门”。
三
本雅明的思想充满了噪动与不安，他以历史与逻辑决然断裂表达了一种机遇性的、情态化的革命观念，比卢卡奇更激进，比葛兰西更神秘。至关重要的是，本雅明在理论上提出了历史之逻辑的断裂——即“爆破”的问题，这迫使我们去思考那曾经表征着必然性、宣谕着普遍性、讲叙着连续性的逻辑究竟为何物？它与历史究竟是怎样统一在一起？换言之，关于历史与逻辑的统一的命题是如何被构造出来的？
应该说，从浩如烟海的偶然性事件中发现和挑出必然的、有本质意义的事件，并将其本质意义逻辑地、一贯地表达出来，是黑格尔巨大的理论贡献。从某种角度，黑格尔在其历史哲学中所做的工作就是考察普遍的理念如何渗入到特殊性之中，并将特殊性提升到普遍真理的角度进行诠释。当然，我们可以像马克思那样，站在唯物主义的立场对黑格尔历史哲学的唯心主义性质进行批评——“具体的内容即现实的规定成了形式上的东西，而完全抽象的形式规定则成了具体的内容……在这里具有哲学意义的不是事物本身的逻辑，而是逻辑本身的事物”——但本文关心的，是黑格尔历史哲学中逻辑自身的构造问题。
1．历史因果性与逻辑的构造
休谟把原因与结果之间的逻辑联系视作知识的基础，他指出，“所有关于事实的原因都是建立在‘原因与结果’的范畴之上”。对于自然科学来说，因果性的方向与时间矢量的方向相同，即原因在结果之前，石头首先被抛向空中，然后落到地上。然而，历史学的因果性具有不同的时间方向，它往往依据结果对原因进行“回溯式”的探求，马克思称之为“从后思索”或“人体解剖是猴体解剖的钥匙”。
历史哲学中的这种反向的因果性就是黑格尔哲学中最为著名的目的论预设，这种目的论的预设构成了黑格尔哲学的特殊因果关系——原因是观念形式的结果，结果是现实形式的原因。就像一株植物，它由一颗种子逐渐发展而来，但在种子阶段，就业已包含了整个植物的各个枝叶了，只不过它们是以萌芽的状态存在而已。
依据此种因果性，规定着历史之逻辑运行的绝对理念就如同一盏置于高处的明灯，照亮了人类历史从开端到终点的每个阶段。作为一个真理的体系，黑格尔把人类历史描述为一个环环相扣、因果关系明晰的演进过程，展示了一幅全景式的进步画卷。然而，时间之流并未因黑格尔宏伟历史图景刻画的完成而终止，黑格尔所立足的“时间的终点”也被历史的车轮抛在脑后，不断涌现的历史事件溢出了黑格尔的逻辑框架，正是时间性这一黑格尔娴熟操控的概念给了他以嘲讽，诚如阿伦特所言：“只有当历史事实上终结，人类不再有将来，不再有新事物产生的时候，黑格尔的哲学才拥有可观真理”。
2．辩证逻辑与偶然性与异质性
一粒橡树的种子不会孕育出一只强壮的狮子。正如黑格尔在《小逻辑》中指出的那样：“概念在它的发展过程中仍然保持其自身，而且就内容来说，通过这一过程，并未增加任何新的东西，但只是产生了一种形式的改变而已”。这句话准确地挑明了黑格尔哲学体系的闭合性，这种闭合性决定了在绝对理念的运动中，任何异质性的、偶然的东西都将被抛弃掉，剩下的，只是能够被提升到普遍性的特殊性。在历史学领域，这种对偶然性的排除在经验层面看，，是对史料的选择与剪裁，如列维一施特劳斯所说，“历史不可避免地是片面、不完整的、有选择性的‘偏见’；从来就没有（纯粹和简单的）”，但从哲学上看，是逻辑对于他者的压抑，是对多元性的否定。
正如我们在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中所看到的那样，构成任何历史时期本质的内在本原都被看作是简单的，它无非是这一世界的自我意识的最抽象形式，构成某个历史世界具体生活的所有因素（经济制度、社会制度、政治制度、法律制度、习俗、道德、艺术、宗教、哲学乃至战争、战役等）都可以被归结为一个统一的内在本原。以罗码为例，它的宏伟历史、制度、危机和事业都被归为抽象法人的内在本原，但在这一简单的本原中，却出现了它自身的矛盾，即禁欲主义，正是这对矛盾促使罗马四分五裂，从而被中世纪的基督教世界所取代：毫无疑问，这种过程简单的本原矛盾观把无限丰富的历史内容大大删减了，矛盾的任务只是魔术般地推动历史世界的具体内容去达到意识形态的目的。也就是说，在黑格尔那里，所谓的辩证发展是指原始统一体在把自己撕裂成为两个对立面的同时实现了自己的异化，使自己成为既是自己又是他物；而这两个对立面则在两重性中具有统一性，在外在性中具有内在性。所以，它们各自是对方的对立面和抽象，由于每个对立面都是对方的自在形式，它也就不知小觉地成为对方的抽象，直到恢复原有的统一性为止：也就是说，在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中，根本不存在所谓的新鲜或偶然的事物，一切都已经包含在最初的统一体中的，无论其后如何变化，并没有体系外的因素参与其中。
3．隐喻与逻辑的跳跃
根据海德格尔关于逻辑本质的分析，“逻各斯”（λογοs）必须与“说／展示”（λεγειν）联系起来，它表示“说出”或“展示出”，同时还表示“被展示者”，只有在这种意义的基础上，λογοs才能被理解为理性、根据、关系等等。这意味着，说或语言对于逻辑来说，比所谓的客观性与必然性、所谓的规律与关联更为基础，“逻辑”(logic)只不过是“逻各斯”(logos)的一种被大大狭窄化的用法，仅指规律与法则。显然，黑格尔并不同意海德格尔的观点，他在《哲学史讲演录》中把语言中的“诗意的表象”看作是一种不成熟的哲学表达方式，认为哲学的任务就是要排除那美丽动人的外表，找寻事物的本质，这样，词语的丰富性便极大地被压缩，并转而成为支配语言的东西。
然而，在实际的作用中，作为一种话语的言说，逻辑依然无法逃避语言本身的含糊性、多义性、隐喻性与歧义性的命运。海登·怀特无疑对历史学中的比喻的本质进行了最为深刻的分析。在他看来，每一种历史话语都具有意义的比喻层，话语的比喻因素一方面呈现在文本表面被当作“理论”来指导历史学家对事件的观察和表述，同时，在另一方面比喻因素又深入文本内部对读者进行心理暗示，技术性地控制读者对文本预期意义的接受。之所以要运用比喻，是由于在普遍概括与具体描述、一般观点与细节分析之间没有真正具有逻辑一贯性的科学沟通方法，只好求助于转义学（tropoplpgy）隐喻、转喻、借喻、反讽来实现一般与特殊之间的沟通。对历史话语中比喻层面的认识使我们认识到，历史哲学中的逻辑实际上是断裂的，每当不能以推理的方式使叙述顺利进行下去的时候，比喻便扮演了桥梁的角色。
四
尽管构造历史的逻辑本身存在着种种“裂隙”，然而，真正使这种“裂隙”断裂成“深渊”的，却是那些忽然发生的事件——比如，“十月革命”的胜利就超越了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逻辑，由此在第二国际引发了激烈的争论——是的，历史总是让逻辑措手不及。因此，需要慎重对待那些不能被逻辑所容纳的偶然性，它们不是逻辑构造中被挖去的“坏点”，而是一个个有可能对历史产生转折作用的“机缘”与“态势”，因为，一个微小的事件很可能像亚马逊河热带雨林中的蝴蝶，偶尔扇动几下翅膀，便可在美国的德克萨斯引起一场龙卷风。而英国亦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来解释查理三世的失败：丢失了一个钉子，坏了一只蹄铁；坏了一只蹄铁，折了一匹战马；折厂一匹战马，伤了一位骑士；伤了一位骑士，输了一场战斗；输了一场战斗，亡了一个帝国。是的，如果埃及女王克娄巴特勒的鼻子再短一点儿，世界的面貌也许会根本不同。
勒内·托姆的“突变论”( catastrophe)也许会为我们理解历史的偶然性提供自然科学的依据与基础。“突变论”属于数学的分支，它所提供的模型是崭新的具有创见的数学模型。以往的数学模型只能描述那些连续的和光滑的变化的现象。然而，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充满着不连续的和突变的现象，如水的沸腾、岩石的破裂、桥梁的崩塌、经济的突然崩溃，等等。“突变论”告诉我们，在一个系统中，由三个或四个自变量的作用下，系统的状态可能会发生突变，哪一个自变量的作用都不是固定的，事实上，一个光滑且连续的表面完全可以在不确定的自变量的作用下突然发生质变，进而从一种稳定组态跃迁到另一种稳定组态。
托姆把发生突变的点称为奇点，我们可以将之理解为使历史发生转折的事件与时刻。这样，我们根据这样两种对立的历史图景——一方面，是连续性、普遍性，线性的历史，关于进步的乐观主义，平滑的叙事，严密的逻辑，秩序，单一的历史进程；另一方面，是断裂，单一性，点的事件分布，无法确知的未来，孤立的故事，多元的对话，混沌，非决定性与开放的结局——建立这样一种新型的历史观念：历史是多重原因和结构相互作用的结果，构成历史的诸要素根据各自的生存规则自我衍生和自我运动，并存在向未来发展的无限可能性。在某一个特殊的时刻，系统发生突变，历史的逻辑随之崩溃，然而，构成历史的诸要素仍然处于永恒的运动和自我衍化过程中，并形成新的结构与秩序，同时，向历史的下一个节点迈进，历史就这样在多维节点到一维的连续之间振荡。
也许德勒兹关于“褶皱”的比喻——哦，又是比喻——会帮助我们理解这一新型的历史观念：社会结构就像一块平整的布，有许多力作用于这块布上，这些力就像是连着经线和纬线的绳子，它们拉紧了之后就会使这块布起褶皱。当起了褶皱之后再有哪种力作用于它都不会发生太大的作用，不会改变其已有的形状。历史的节点就是人类社会处于平面状态的时候，某一个未必很大的力就可能使它变形。历史的线段恰似社会平面褶皱起来的时候。相对来说，社会处于平面状态的时候非常短暂，往往稍纵即逝，所以，类似于几何学中的一个点，社会处于褶皱状态的时间很长，类似于几何学中的线段，在处于线段的时期，人们完全有理由期待对历史进行规律性的解释。
五
让我们再次回到“历史与逻辑的统一”这一命题：既然历史的逻辑本身充满着“裂隙”与“跳跃”，既然偶然发生的事件总是对逻辑的连续性造成冲击与震荡，既然逻辑本身所标榜的纯粹客观性与绝对必然性只是一种主观的设定，那么，“历史与逻辑的统一”是否是一个需要摒弃的命题？本文认为，答案恰恰是否定的。这一
．方面是因为人是一种非理性但却能进行理性思考的动物，如果不凭借理性与逻辑，人们无法对历史进行思考；另一方面是因为历史是一种集体性事业．惟有逻辑才能为历史的行动提供一种既是内在的又是公共的认知基础。
那么，此种“历史与逻辑的统一”的起点义在何处呢？即历史的理性又是如何来到这个世界上的呢？我宁愿采取一种尼采式的回答：“毫无疑问，只能是非理性地：通过一次偶然的事件。”或如齐泽克所说：“激发我们思想的东西始终是创伤性的，是与某一外部现实的激烈相遇激发出来的，这个外部现实把自身强加于我们，打破了我们既定的思维方式”。在这里，事件既标志着历史逻辑的断裂，又意味着新的历史逻辑的生成。对于历史来说，真正有意义的事件就是“突变论”中所谓的“奇点”，这些“奇点”为人们打开了用完全不同的逻辑视点观看历史的窗户。
接下来的问题便是如何在事件的基础上构建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对此，当代法国哲学家巴丢曾经通过“基督事件”，向人们详尽展示了一种新型的逻辑话语的牛成过程。对于巴丢来说，“基督事件”为人们搭建了一个共同话语的平台，通过耶稣之死这一事件，人们“建构了人在人性内部与神构成平等关系的场所”，从而颠覆以往话语类型（“犹太话语”与“希腊话语”）中的权力关系。因为，无论足犹太话语还是希腊话语，都隐含着一种主体关系上的不平等。正如巴丢所指出的，“如果要求神迹，那么施行无数神迹的人就成了要求神迹的人的主人了。如果提出哲学的问题，那么，能够回答这坚哲学问题的人就成了迷惑的主体的主人了。”但是，在没有预言或神迹作为验证，没有知识或逻辑作为论理的情况下进行讲道的人却都是平等的，愚拙的与有智的，软弱的与强壮的，犹太人与希利尼人，每个人都平等地宣讲着基督事件，没有人会凶此占据主人的位置。
不仅如此，巴丢还通过三个概念范畴——单一性、普世化与差异——论述了基督教逻辑的普世化过程。对于基督教来说，其核心事件只有一个——上帝之子在十字架上的殉身与复活。这是一个极端的一，至于构成此事件的全部具体细节（鞭挞、荆棘、渗血或用海绵吸胆汁等痛苦），乃至耶稣的生平（神奇的治疗、面包的增多、水上行走）都显得不那么重要，只有基督事件本身，才能建立真理的一个新时代，也仅仅是这一单一事件，才能号召主体的忠诚，实现信仰真理的普世化。而普世性意谓着身份的认同，基督徒由于共同的信仰而聚集，并在聚集中相互确认，共同宣誓对真理的忠诚。在真理（逻辑）的普世化过程中，差异性问题突显出来。对于传教者来说，宣讲基督事件并不意味着对差异和不同习惯的拒绝，相反，真正的普世性恰恰在于容纳差异与不同，在特殊事例中贯彻不变的原则，使差异成为普世性的承担者。
六
从偶然性中推导历史的逻辑当然足一种冒险，因为它使世界处于不安与分化的威胁中。就像骰子的投掷一样，事件是偶然的，每一次事件的发生都潜在地冒着突破现实世界、结束日常生活的危险，每一次真理的重构都是对以往话语的挑战冲击。正像巴丢对法国诗人马拉美晚年创作的长诗《骰子一掷，永远取消不了偶然》所评价的那样：“马拉美说：‘一切思想都引发出骰子的一掷。’在我看来，这个迷一样的公式也指称哲学，因为哲学主张思考普遍性——这对一切思想都是事实——然而，它的基础却足一种承诺，其中总有偶然的情况，一种承诺也是一次风险或一次赌注。”
不言而喻，将逻辑的开端置于事件发生之处，无疑使历史的逻辑具有了谱系学的特征。这种建立于独特事件之上的谱系学“不再假装在时间上进行回溯，从而在众多散落的、被遗忘的事件问建立某种一致性。它的任务不是去展示过去如何蕴含在当下之中，以及当下如何去延续过去，并将事先确定好的形式强加于所有变化上”。相反，谱系学“并不奠定基础，而是对先前被视为固定不变的因素的一种扰乱，它将曾经被视为统一的体系分解为碎片，从而揭示了被想象为与自身一致之物的异质性”。事实上，对于福柯而言，历史无非是一个权力争夺的战场，而事件意味着权力关系的颠倒，意味着新的逻辑规则的形成：“人类将每一次暴行都安装在规则系统里，并由一种统治迈向另一种统治”。在这里，历史不必再被迫求助于真理与本体论法则，以及永恒的必然性，而是要追溯新的元素的出身，识别由偶然的、非连续性的、异质的事件构成的新的权力诉求，探寻、质疑和挑战既定的权力系统，为新的政治和伦理的可能性开辟道路。
惟有如此，人们才不会被决定论的宿命所束缚，不会被关于时间的“流俗性理解”（将时间理解为从过去到现在到未来的线性过程）所困惑，不会在历史的节点处犹疑不决、不知所措，只有深刻洞察历史与逻辑之统一的基础与缘由，才能使历史的行动变得更加富有生命力，才能使实践成为理论的开端而不是理论囚徒，才能在历史的节点处把握每一次历史机遇，成为历史的真正主人。事实上，在历史的节点处，真正的勇气无非是一种海德格尔意义上的“决断”，一种“让与……遭遇”、“去……”、“到……”的交付与给予，一种将未来的希冀与历史的记忆同当下的判断融为一体的“决定”。骰子已经高高抛起，我们需要的只是凯撒挥剑渡过卢比孔河时的豪情——我来了，我看见，我征服！
（责任编辑林中）